在極權時代，獨裁者的“愚民政策”製造了大批愚民，而臣民的“愚君對策”又使獨裁者受到蒙蔽成了昏君，上下渾然不覺；在後極權時代，人們多看透了“愚民政策”，表面裝作堅信不移；獨裁者對臣民的“愚君對策”也心中有數，也假裝相信


　　“上下相愚”導致的“上下皆愚”

　　疏影（高盛文化資深策劃），杭州高盛文化微信號


　　有人曾總結出中國歷史上的“十大定律”：象牙筷定律、兔死狗烹定律、包圍定律、敵戒定律、朋黨定律、黃宗羲定律、五世而斬定律、權大欺主定律、皮毛定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定律。這些“定律”總結得都不錯。不過，我覺得仍不全面，起碼應該再加進一條：“上下相愚定律”。
　　所謂“上下相愚定律”，即指在專制社會裡，統治者必然實行愚民政策；“愚民政策”的實施，又必然在朝野產生“愚君對策”。是謂之“上下相愚”。“上下相愚”的結果，是上有昏君、下有愚民，劣勝優汰、道德沉淪，社會黑暗、謊言紛紜，腐朽落後、積弱積貧。

　　一.統治者自作聰明的“愚民政策”

　　歷史上有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某些在野的知識分子，並非專制核心層的一員，卻熱衷於殫精竭慮地為統治者出謀劃策。較早為統治者無私貢獻“愚民政策”這一“高招”的專家，當推老子李聃。他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以聖人之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智，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孔聖人也持這樣的政見，他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後人“為賢者諱”，認為老子和孔子的話可以作另外一種解釋，如將老子所說的“智”解釋為“巧詐”，將“愚”解釋為“質樸”；將孔子的話重新斷句……其實無非是在玩文字遊戲而已。
　　在老子看來，人民難以管理，就在於他們有智慧。高明的政治家，不是使人民凡事都明明白白，而是要讓人民變得愚蠢起來。如果人民都變成了沒有智慧和欲望的傻子，那天下也就穩定了。
　　理論與實踐相比往往是滯後的。其實早在老子還沒出生的時候，西周的國君們就知道搞“愚民政策”了。周厲王“弭謗”的故事人們耳熟能詳——當時，周厲王為了防止臣民議論朝政，大搞特務政治，人民沒有任何言論自由，在路上相見連招呼都不敢打，只能用眼色示意。人們都不敢說話了，周厲王便認為天下穩定，還得意洋洋地向大臣召公炫耀此事。豈料不久便發生了“國人暴動”，周厲王被流放。
　　而在中國歷史上正式推行“愚民政策”的皇帝，還要首推那個“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秦始皇。之後，每一個朝代、每一個皇帝，都將“愚民政策”視為加強統治的法寶。實行“愚民政策”的辦法主要有三個：
　　一是壓制輿論，封鎖信息，濫興文禍，禁毀書籍。秦始皇、李斯們“焚書坑儒”，就是想封鎖信息，鉗制思想，讓人們變成瞎子、聾子；他們還大搞恐怖政治，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讓人們都變成啞巴。人民眼不得見、耳不能聞、口不敢說，成了瞎子、聾子、啞巴，這樣，獨裁者就可以肆無忌憚地作威作福了。中國歷史上愈演愈烈的血腥文字獄，以及清朝的大規模查禁違礙書籍運動，即是“愚民政策”的經典之作。　
　　二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禁錮思想，輿論一律。除了暴力恐嚇，統治者還找出一種對專制統治有益無害的理論作為指導思想，藉以馴化人民。出這一餿主意的是一名大師級專家，叫董仲舒。他主張將儒家學說作為官方思想，以此“教化”人民。他在給漢武帝的上疏中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由此導致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種將思想定於一尊的惡政，使中國人在科學、文化諸方面喪失了獨立思維能力和創造力，此後中國社會再也沒出現過“百家爭鳴”的盛況。
　　三是自我神化，欺世盜名；編造謊言，粉飾太平。獨裁者們為了證明自己“受命於天”、“唯我獨尊”、“天縱英明”、“天賦異秉”，總喜歡編造些神話、鬼話，什麼太后懷孕時“蛟龍附體”、“夢日入懷”；什麼皇帝出生時“赤光照室”、“紫氣充庭”……總之皇帝不同於凡人，是“天之子”，超凡入聖，君權神授，官權君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凡是皇帝說出的話，都是金口玉言，一句頂一萬句；凡是皇帝做的事情，都是偉大英明，永遠不會有錯。同時，統治者們還要不停地製造些假典型、偽經驗供全國臣民學習，用謊言惑眾，以空話治國，粉飾太平，自欺欺人。　　
　　總之，“愚民政策”的精髓，就是通過隱瞞、欺騙和恐嚇，使人民變成蠢材和白痴。這樣，統治者就顯得英明而偉大，其專制統治便會得到不斷強化。

　　二.使獨裁者變蠢的“愚君對策”

　　俗話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上面搞“愚民政策”，下面自然就有“愚君對策”。
　　魯迅先生曾講了一個“紅嘴綠鸚哥”的故事，總結說：“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們也自有其'愚君政策’。”將百姓愚弄皇帝的辦法說成是“政策”，似不太確切。“紅嘴綠鸚哥”的故事，歷史上不見得真發生過，卻反映了老百姓愚弄、欺騙皇帝的智慧，非常典型。
　　《韓非子》裡也記載了一個愚君故事。齊宣王酷愛射箭，能拉開三石之弓。齊宣王身邊的馬屁精們在試拉這張弓的時候，都裝作使出吃奶的勁也拉不開的樣子，說這弓足有九石。齊宣王於是沾沾自喜，以為自己是大力士，“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
　　這種類型的“愚君”極為普遍。特別是上級在某領域有所愛好、有點特長，其下屬一定會百般阿諛，吹牛拍馬無所不至。於是，獨裁者的自我感覺越來越好，逐漸失去正確的判斷力和思維能力，變得越來越蠢。正如安徒生的童話《皇帝的新衣》中所講的，皇帝明明在街上裸奔，卻在大臣們的奉承下自以為穿着世界上最美的服裝。甚至，獨裁者說句屁話，下面也會煞有介事地當作“金口玉言”、“英明論斷”，組織學習、全面貫徹。舉國之人都在認認真真說空話，扎紮實實走過場。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一直騙到金鑾殿。這類“愚君”，旨在討上級的歡心，貌似無大害，其實如同慢性毒藥，使上級慢慢變蠢，四處裸奔，至死而不悟。　
　　還有一種“愚君”，是蒙蔽、欺騙上級以售其奸。乾隆在歷代皇帝中算是聰明人了，有一次他問大學士汪由敦：“你天不亮就來上朝，在家吃過點心了嗎？”汪由敦回答說：“臣家裡窮，早餐只吃了四個雞蛋。”乾隆大吃一驚，說：“一個雞蛋需十兩銀子，四個就是四十兩。朕尚不敢如此奢侈，你怎麼還說家裡窮呢？”嚇得汪由敦只好含糊其詞，敷衍過去。無獨有偶。光緒皇帝每天吃四個雞蛋，御膳房賬上記的是花費三十四兩銀子，合一個雞蛋值八兩多白銀。一次，他問師傅翁同龢：“此種貴物，師傅可曾吃過？”翁同龢知道是太監們搞鬼，但一想，如果說了實話，就會得罪太監們，便說：“這麼貴的東西，臣也就在祭祀大典的時候偶爾吃一點，平時也吃不起。” 可見，清朝的皇帝們可能都認為雞蛋是貴重食品。
　　而更多的時候，是下級被迫欺騙上級，不敢將真實情況向上級反映。　
　　愛聽好話，是人的天性。特別是獨裁者，天天被馬屁精包圍，往往就自以為聰明睿智，英明神武，明察秋毫，高瞻遠矚。聽奉承話慣了，他們尤其聽不得逆耳之言，誰若說了實話，無異於“逆龍鱗”，多無好下場。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不勝枚舉。所以，大家就都學乖了，上司喜歡聽什麼，大家就說什麼。此乃“被迫愚君”。如秦二世胡亥耽於淫樂，趙高便對他封鎖消息。胡亥隱約聽說義軍蜂起，天下大亂，問趙高是怎麼回事，趙高乃解釋說：“不過是些小盜賊而已，成不了氣候。”讓胡亥安心在宮中玩樂。直到趙高派女婿進宮去殺胡亥，胡亥才明白過來，埋怨身邊的一個太監說：“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真實情況？”太監說：“我不敢說啊。我若說了實話，早就被你殺了，怎麼能夠活到今天？”隋煬帝的例子也很典型。他喜歡聽好話，群臣就報喜不報憂。有個宮女向他反映說，外面有人造反。隋煬帝反而認為她在惑亂人心，當即殺之。於是誰也不敢在他面前說實話。在天下亂成一鍋粥、事實上他已被困在揚州行宮寸步難行之時，仍無人對他說實話。令人稱奇的是，宮外，御林軍將領們公然開大會商量叛亂事宜，根本不怕有人進宮告密；宮內，連宮女們都知道外面的局勢已經不可收拾，但無一人敢跟隋煬帝說出實情。普天之下，只有他一個人還被蒙在鼓裡。

　　三.上下相愚導致上下皆愚

　　不論是“愚民政策”還是“愚君對策”，在歷史上都取得了相當程度上的“成功”。而這種“成功”，實是國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魯迅先生曾說：“愚民的發生，是愚民政策的結果。”“愚民政策”培育了大量愚民，他們在真相被蒙蔽、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天天被灌輸着謊言，謊言重複一千遍也就被認作真理。愚民的大量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固然使統治者的極權政治更加穩固，但同時又使整個社會充斥着虛偽、野蠻、愚昧、暴力，極易造成全國性的災難和浩劫。清末，受清政府盲目排外政策的影響，愚民們成立了義和團，迷信中國功夫，號稱刀槍不入，揚言扶清滅洋，抵制外來文明。這與當年伊拉克百姓誓言保衛薩達姆、與英美侵略者血戰到底的場景可謂相映成趣。慈禧太后也被愚民們所愚弄，信以為真，悍然向世界上最強的十一個國家宣戰，指望義和團滅掉洋人，除去她的心頭大患。結果，這十一國中的八個國家組織了一支僅兩萬人的隊伍，從天津登陸，所向披靡，不久便順利攻進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倉惶西逃。這就是給中國帶來奇恥大辱的“庚子國難”。清軍和數十萬慷慨激昂的義和團如此不堪一擊，與伊拉克戰爭時英美軍隊長驅直入巴格達的場景可謂如出一轍。
　　然而獨裁者在大權在握之時，只會對自己成功地實行“愚民政策”而心中竊喜，不會認識到自己也在被人民愚弄，已經變成了一個傻瓜。上面喜歡粉飾太平，喜歡用假大空來“鼓勁”、“凝聚人心”，下面便投其所好，偽造祥瑞，虛報政績，無所不用其極。上級每想出一個拙劣主意，下級便齊呼聖明，無不贊同。公元610年正月，好大喜功的隋煬帝為了顯示國力強大，突發奇想，在洛陽舉辦了一次超大型國際盛會——大演百戲，“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西域各國的商人們奇怪地發現，他們在洛陽吃飯不用花錢，住宿免費。酒店的老闆們都自豪地對外國客人說：“中國豐饒，酒席例不取值。”外國客人還發現，洛陽街上的大樹都纏上了絲綢，而路邊卻是饑寒交迫的貧民，便問洛陽市民：“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慚不能答。”隋煬帝本想搞個“萬國來朝”的盛世形象工程，不料卻被傳為國際笑柄，而且貽笑後世。
　　其實何止是在後極權時代，只要實行專制制度，就一定是個上下相愚的社會，謊言成了維持專制社會運轉的潤滑劑。專制統治者離開了謊言，便無法維持統治；人民離開了謊言，便不能生存。上下相愚，使中國深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魯迅語）而無法自拔。
　　極權時代與後極權時代的區別是，在極權時代，獨裁者的“愚民政策”製造了大批愚民，而臣民們的“愚君對策”又使獨裁者受到了蒙蔽，成了昏君。上下相愚，渾然不覺。而在後極權時代，人們大多看透了“愚民政策”的拙劣伎倆，但表面上都裝作堅信不移，裝聾作啞，樂見其敗；獨裁者對臣民們的“愚君對策”也心中有數，但假裝相信。上下相愚，各取所需，習以為常。
　　需要說明的是，上下相愚，並非僅僅皇帝愚弄臣民、臣民愚弄皇帝，而是一級愚弄一級，形成的無數根相互愚弄的鏈條。每個人都是這根鏈條上的一個環節，既是騙人者，也是被騙者。　
　　無論如何，一個上下相愚的社會絕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更不是一個和諧的社會。只要專制體制存在，上下相愚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建立起有效的權力制約機制，人民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才能從根本上打破“上下相愚”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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