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专制是最坏的政体,它固然能一呼百应地干大事,但它更能集中力量干坏事,可以让千万个人头落地,可以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武汉冠状病毒之所以能“集中力量”大爆发,祸及全国、殃及全球,其中有没有这种干大事制度的原因?
老高按:今天的中文网络被“李文亮病逝”刷屏。 这位“吹哨者”,他差一点拯救中国,可最后,他却没能拯救自己。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巨大的悲哀堆积在心头,还有愤怒。千万人的泪水和怒火在瞬间传遍中文网络、社交媒体。 诡异的是,过程中不断传出互相矛盾的信息: 一会儿说他怀孕的妻子也正在抢救,生死难卜; 马上又有人说:并不属实,他的妻子早就被送回娘家了; 许多自媒体、公众号甚至正规媒体,纷纷报道了他于2月6日晚8点30分去世,但武汉中心医院2月7日00:38发布微博:“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我院眼科医生李文亮不幸感染,目前病危,正在全力抢救中。” 但很快,又一个帖子出来澄清:人早过世了,说还在抢救,这是控制舆论的老手段——延宕情绪,直接公布死亡的话公众愤怒太大,要把愤怒转化成对奇迹的失望…… 真是“没有最卑鄙,只有更卑鄙”! 正如一个帖子所写: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我们伤恸于你的死亡竟不是谣言。 我在微信、推特上响应一些人的提议:将警方给李文亮的训诫书,刻在他的墓碑上。我还建议:瘟疫过后,要为这位“吹哨人”专开一个缅怀反思会,会上要宣读警方的训诫书,那是他得到的最崇高的荣誉!缅怀反思会上,还应该播放央视新闻报道《八名散播谣言者被查处》。 前几天我看到有人在称赞几天建起武汉火神山医院,“中国速度”多么了不起。我马上回了一句话:更了不起的“中国速度”,是将新冠病毒几天就传遍世界。 又看到有人在颂扬中国的体制面对新冠病毒危机如何能集中力量干大事,正想着要写点文字来批驳这类胡言乱语,看到旅美学者谭松先生已经写了一篇《专制政体,集中力量干大(坏)事?》,转载于下。这个道理,其实不知多少人,包括我讲了多少次了!
专制政体,集中力量干大(坏)事?
谭松,民主中国 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武汉建了一座专门医院——火神山医院。这座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医院在短短9天就建成交付使用,这引来一片惊赞声:我们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 官媒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歌颂制度的好题材,民众们也更加相信我们的制度优势,更有不少专家学者,从理论上论证共产党领导下的美妙体制。比如,一位经济学教授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一文中写道:“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突出特征,是我们战胜各种重大风险和挑战的不二法宝,是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飞跃的强大动力,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位博士生导师还举了不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实例,如:港珠澳大桥、三峡水利枢纽、高速公路网、南水北调等等(至于这些“大事”中有多少是祸国殃民姑且不论)。最后,这位教授兼副院长的专家强调说:“党的领导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根本政治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得人民的拥护,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根本来源,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根本政治保证。” 这些年,看多了官媒和专家们这类对“制度优势”的吹捧,听多了民众对这种吹捧的认同,我已经麻木不仁,从没想到要为此写点文字。 可是,新型冠状病毒牵动了我的心,对火神山医院这一“集中力量办大事”典范的赞美让我实在难以麻木。而且,到美国后,也听到不少在民主制度下生活多年的华人(其中不乏知识文化人),与国内的官媒、民众、学者遥相呼应,声声赞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裁优势。他们还举出不少实例,如某某州一条公路十多年了都没修好;某某市一座建筑拖拖拉拉了建十年。如果是在中国——那位教授说,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个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忍不住想说:如果这个制度发挥他的“优势”,集中力量办了坏事呢?不知他是否研究或者关注过:历史一再证明,这个制度集中力量办了不少坏事。 1950年底,中共一声令下,千千万万个工作组奔赴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农村,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两千年的土地制度被彻底改变,几百万地主乡绅人头落地……这个“集中力量”办的是什么事? 1957年,“定于一尊”的毛泽东一声令下,几百万知识分子一夜间成为“坏人”,走上了22年劳改之路甚至不归之路。这种“大事”在什么制度下才能办成? 1958年是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精彩典范。 这一年的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称“北戴河会议”)。在短短的十四天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口气推出了对国家和民众影响巨大、后果惨烈的37个决议! 其中有:在社会主义中国,不存在人口问题,“人多是好事”的鼓励多生的决议; 中有:不必按宪法办事,而按中共中央文件办事的指示(中国因此成了长期没有刑法和诉讼法的东方大国); 其中有: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其中有: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其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 …… 会议提出: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炼铁; 会议认为: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棉花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产一倍以上; 会议估计:两年能超过英国——原先的口号是“15年赶上”; 会议《决议》还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 十多天内集中力量推出的37个决议,以雷霆万钧之力在全国大地上立即推行,迅猛展开。以钢产量为例,中共决定:1958年钢的产量要在1957年的535万吨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即达到1070万吨。 这时,已经是1958年的下半年,距年底只有四个月了。这个时候来定出当年的指标本身就很荒唐,况且,如何能在短短几个月内让产量增加一倍? 但是,我们有“制度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于是,一声令下,全民炼钢,亿万农民不得不放弃秋收(大量粮食因此烂在田地里),上山砍树,按中共指示架土高炉炼钢。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后果大家都知道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几千万冤死饿殍,层层叠叠祭献在“制度优势”的共产主义试验台上。 1966年,“定于一尊”又一声令下,全国所有的学校停课(长达两年),参加他亲自发动的一场“大革命”。在短短几个月内,这场“革命”就把中华几千年的文物和古迹彻底毁灭。请问,古今中外,有那一个制度具有这种“优势”,可以瞬间集中力量办成这种“大事”? 2017年,北京政府一声令下,驱赶“低端人口”。我们的制度又一次发挥它“巨大的优势”,集中力量,在短短十多天里,成功地把几十万百姓驱赶到冰天雪地里。试问,世界上还有哪一种制度具有这般“优势”? …… 专制政体和“定于一尊”的确有一个民主政体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他不需要拖拖拉拉的民主商议和反反复复的科学论证,尤其不必瞻前顾后考虑选民的意愿。他想干任何事,一声令下,山呼海啸,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力量集中,效果惊人,极短时间内就可以办成“惊天动地的大(坏)事”。 至于人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建设速度(如那位教授赞赏的高速公路网、三峡水利枢纽等),我想说的是,人们想过这种速度、这种力量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吗?民主制度敢强拆民房吗?敢强迫移民百万吗?敢不顾工人死活强令他们日夜劳作赶进度吗? 在世界上现行的几种政体中,独裁专制是最坏的政体,它固然能一呼百应地干大事,但它更能集中力量干坏事。这种坏事,可以让千万个人头落地(如土改和文革),可以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如大跃进和文革)。 最后,我想向那些借火神山医院大赞“制度优势”的媒体、专家、民众们问一声:武汉冠状病毒之所以能“集中力量”大爆发,祸及全国殃及全球,其中有没有制度的原因?如果有,是什么制度使然?优势制度还是王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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