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專制是最壞的政體，它固然能一呼百應地幹大事，但它更能集中力量幹壞事，可以讓千萬個人頭落地，可以讓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武漢冠狀病毒之所以能“集中力量”大爆發，禍及全國、殃及全球，其中有沒有這種幹大事制度的原因？


　　老高按：今天的中文網絡被“李文亮病逝”刷屏。
　　這位“吹哨者”，他差一點拯救中國，可最後，他卻沒能拯救自己。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巨大的悲哀堆積在心頭，還有憤怒。千萬人的淚水和怒火在瞬間傳遍中文網絡、社交媒體。
　　詭異的是，過程中不斷傳出互相矛盾的信息：
　　一會兒說他懷孕的妻子也正在搶救，生死難卜；
　　馬上又有人說：並不屬實，他的妻子早就被送回娘家了；
　　許多自媒體、公眾號甚至正規媒體，紛紛報道了他於2月6日晚8點30分去世，但武漢中心醫院2月7日00:38發布微博：“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我院眼科醫生李文亮不幸感染，目前病危，正在全力搶救中。”
　　但很快，又一個帖子出來澄清：人早過世了，說還在搶救，這是控制輿論的老手段——延宕情緒，直接公布死亡的話公眾憤怒太大，要把憤怒轉化成對奇蹟的失望……
　　真是“沒有最卑鄙，只有更卑鄙”！
　　正如一個帖子所寫：我們憤怒於你的預警被當成謠言，我們傷慟於你的死亡竟不是謠言。
　　我在微信、推特上響應一些人的提議：將警方給李文亮的訓誡書，刻在他的墓碑上。我還建議：瘟疫過後，要為這位“吹哨人”專開一個緬懷反思會，會上要宣讀警方的訓誡書，那是他得到的最崇高的榮譽！緬懷反思會上，還應該播放央視新聞報道《八名散播謠言者被查處》。
　　前幾天我看到有人在稱讚幾天建起武漢火神山醫院，“中國速度”多麼了不起。我馬上回了一句話：更了不起的“中國速度”，是將新冠病毒幾天就傳遍世界。
　　又看到有人在頌揚中國的體制面對新冠病毒危機如何能集中力量幹大事，正想着要寫點文字來批駁這類胡言亂語，看到旅美學者譚松先生已經寫了一篇《專制政體，集中力量干大（壞）事？》，轉載於下。這個道理，其實不知多少人，包括我講了多少次了！


　　專制政體，集中力量干大（壞）事？

　　譚松，民主中國
 
　　為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武漢建了一座專門醫院——火神山醫院。這座建築面積3萬多平方米的醫院在短短9天就建成交付使用，這引來一片驚讚聲：我們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
　　官媒們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歌頌制度的好題材，民眾們也更加相信我們的制度優勢，更有不少專家學者，從理論上論證共產黨領導下的美妙體制。比如，一位經濟學教授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一文中寫道：“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突出特徵，是我們戰勝各種重大風險和挑戰的不二法寶，是中華民族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歷史性飛躍的強大動力，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這位博士生導師還舉了不少“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實例，如：港珠澳大橋、三峽水利樞紐、高速公路網、南水北調等等（至於這些“大事”中有多少是禍國殃民姑且不論）。最後，這位教授兼副院長的專家強調說：“黨的領導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根本政治保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始終把人民的利益作為自己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深得人民的擁護，為集中力量辦大事奠定了深厚的群眾基礎。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制度優勢的根本來源，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根本政治保證。”
　　這些年，看多了官媒和專家們這類對“制度優勢”的吹捧，聽多了民眾對這種吹捧的認同，我已經麻木不仁，從沒想到要為此寫點文字。
　　可是，新型冠狀病毒牽動了我的心，對火神山醫院這一“集中力量辦大事”典範的讚美讓我實在難以麻木。而且，到美國後，也聽到不少在民主制度下生活多年的華人（其中不乏知識文化人），與國內的官媒、民眾、學者遙相呼應，聲聲讚揚“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獨裁優勢。他們還舉出不少實例，如某某州一條公路十多年了都沒修好；某某市一座建築拖拖拉拉了建十年。如果是在中國——那位教授說，歷史一再證明了這個制度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我忍不住想說：如果這個制度發揮他的“優勢”，集中力量辦了壞事呢？不知他是否研究或者關注過：歷史一再證明，這個制度集中力量辦了不少壞事。
　　1950年底，中共一聲令下，千千萬萬個工作組奔赴幾百萬平方公里的農村，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兩千年的土地制度被徹底改變，幾百萬地主鄉紳人頭落地……這個“集中力量”辦的是什麼事？
　　1957年，“定於一尊”的毛澤東一聲令下，幾百萬知識分子一夜間成為“壞人”，走上了22年勞改之路甚至不歸之路。這種“大事”在什麼制度下才能辦成？
　　1958年是一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精彩典範。
　　這一年的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開會（稱“北戴河會議”）。在短短的十四天裡，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集中力量辦大事”，一口氣推出了對國家和民眾影響巨大、後果慘烈的37個決議！
　　其中有：在社會主義中國，不存在人口問題，“人多是好事”的鼓勵多生的決議；
　　中有：不必按憲法辦事，而按中共中央文件辦事的指示（中國因此成了長期沒有刑法和訴訟法的東方大國）；
　　其中有：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
　　其中有：中共中央關於今冬明春在農村中普遍展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
　　其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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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提出：大搞小高爐和土高爐煉鐵；
　　會議認為：1958年農業生產的大躍進，將使糧食作物總產量達到6000億斤至7000億斤，比1957年增產60－90％，；棉花將達到7000萬擔左右，比1957年增產一倍以上；
　　會議估計：兩年能超過英國——原先的口號是“15年趕上”；
　　會議《決議》還說：“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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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天內集中力量推出的37個決議，以雷霆萬鈞之力在全國大地上立即推行，迅猛展開。以鋼產量為例，中共決定：1958年鋼的產量要在1957年的535萬噸的基礎上增加一倍，即達到1070萬噸。
　　這時，已經是1958年的下半年，距年底只有四個月了。這個時候來定出當年的指標本身就很荒唐，況且，如何能在短短幾個月內讓產量增加一倍？
　　但是，我們有“制度優勢”，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於是，一聲令下，全民煉鋼，億萬農民不得不放棄秋收（大量糧食因此爛在田地里），上山砍樹，按中共指示架土高爐煉鋼。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後果大家都知道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幾千萬冤死餓殍，層層疊疊祭獻在“制度優勢”的共產主義試驗台上。
　　1966年，“定於一尊”又一聲令下，全國所有的學校停課（長達兩年），參加他親自發動的一場“大革命”。在短短幾個月內，這場“革命”就把中華幾千年的文物和古蹟徹底毀滅。請問，古今中外，有那一個制度具有這種“優勢”，可以瞬間集中力量辦成這種“大事”？
　　2017年，北京政府一聲令下，驅趕“低端人口”。我們的制度又一次發揮它“巨大的優勢”，集中力量，在短短十多天裡，成功地把幾十萬百姓驅趕到冰天雪地里。試問，世界上還有哪一種制度具有這般“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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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制政體和“定於一尊”的確有一個民主政體所沒有的“優勢”，那就是：他不需要拖拖拉拉的民主商議和反反覆覆的科學論證，尤其不必瞻前顧後考慮選民的意願。他想干任何事，一聲令下，山呼海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力量集中，效果驚人，極短時間內就可以辦成“驚天動地的大（壞）事”。
　　至於人們最引以為自豪的建設速度（如那位教授讚賞的高速公路網、三峽水利樞紐等），我想說的是，人們想過這種速度、這種力量是建立在什麼之上的嗎？民主制度敢強拆民房嗎？敢強迫移民百萬嗎？敢不顧工人死活強令他們日夜勞作趕進度嗎？
　　在世界上現行的幾種政體中，獨裁專制是最壞的政體，它固然能一呼百應地幹大事，但它更能集中力量幹壞事。這種壞事，可以讓千萬個人頭落地（如土改和文革），可以讓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如大躍進和文革）。
　　最後，我想向那些借火神山醫院大讚“制度優勢”的媒體、專家、民眾們問一聲：武漢冠狀病毒之所以能“集中力量”大爆發，禍及全國殃及全球，其中有沒有制度的原因？如果有，是什麼制度使然？優勢制度還是王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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