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表明，永久關閉國界無法保護我們。即使在中世紀，傳染病也能迅速蔓延，那可比全球化時代早多了。即使你把全球聯繫減少到1348年的英國水平，也不足以阻隔病毒。倒退回中世紀都沒用，得倒退回石器時代。人類，真能做到嗎？


　　老高按：記得元月底流傳一句話：“我們在檢測病毒，病毒也在檢測我們——檢測我們的社會、我們的體制。”當時這句話主要針對的是中國——中國的社會，中國的體制。沒有料到，病毒在擴散，這句話的適用範圍也在擴散。“病毒也在檢驗我們”，這個“我們”擴展到整個地球，病毒在檢驗各國的社會，各國的體制，還有各國的傳統、各國的文化、以及每個人的人性。
　　檢測結果如何？兩個月來我們大家都看到了，我就不細說了，太多令人目眥盡裂的故事，太多令人心寒齒冷的場景，各種荒唐鬧劇、各種出位高論……病毒還沒上身，人類社會已經暴露出五癆七傷的病狀。歐美日韓等自由國家可能不會踏上與中國完全同樣的覆轍，但是也暴露了各自的短板和臭棋，體制的顢頇遲鈍，人性的卑劣醜惡，也暴露得淋漓盡致。
　　昨天我轉發了中國作家董宏猷的文章，看來讀者不太關心，瀏覽量不太多，但點讚的不少。我給董宏猷回信時感慨：
　　你在病毒突然襲來、健康受到嚴重威脅、生活物資都嚴重匱乏、危及基本生存的境況中，精騖八極，思接千載，跳出抗瘟疫、求生存的日常抗爭，提出了看似迂闊、實則迫切的問題，直指人類困境的核心。
　　你也是一個可敬的“吹哨人”！
　　但，是否能警醒“今朝有難今朝慌，明日有酒明日醉”的億萬斯民？用得上毛澤東那句說機會主義頭子的話：改也難！
　　我比較悲觀——不僅是對中國，也對美國和西方，對整個人類。社會運行機制、人們生活方式，沿着最省力、最享樂的慣性滑下去，幾個清醒的“吹哨人”要想力挽狂瀾，不啻螳臂擋車！
　　不過我體認到：“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像你我這樣的人，發出這樣的警號，或許對大局並無所補，但這樣的行動，能夠讓自己確認人之為“人”的意義。
　　昨天說了上述這些廢話，今天讀到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的文章：《阻止全球災難，需要重獲失去的信任》，也是企圖站得更高來總結、來分析病毒檢驗我們人類的結果，在我看來，是說得相當有道理的。
　　我在我的推特上節錄了赫拉利文中幾句話：“如果這場疫情帶來的是人類之間更嚴重的不團結和不信任，那將是病毒的最大勝利。當人類互相指責時，病毒正在翻倍。”馬上推友讀者紛紛議論，主要是反駁：
　　有中共這個攪屎棍，沒法建立信任
　　（赫拉利說的）這些都是很正確的廢話。毫無價值。根本不是解決問題的主要切入點。
　　那些說“武漢病毒”“中國病毒”的美國政客都是利用病毒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是反人類的
　　“人類的團結”似乎是個奇怪的組合詞，這種團結貌似沒有指向性而顯得沒什麼意義。病毒不就是專門干團結的人嗎？越團結的越嚴重。
　　武漢病毒的致死率遠低於艾滋病和埃博拉，卻引起了全球巨大的恐慌，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中國政府封鎖消息，導致的信息不透明。
　　中共怎麼可能會做到信息透明呢？開玩笑吧。
　　我想赫拉利不會不知道他提出的方案，實行起來是多麼艱難——人類已經有了多少原因陷入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甚至彼此敵對，而且這些原因中，有許多確為事實。但是赫拉利仍然要說這些話，他說這些話，“不是因為它有效，而是因為它正確。”


　　《人類簡史》作者：阻止全球災難，需要重獲失去的信任

　　尤瓦爾·赫拉利，《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12期，作者授權中譯者：陳光宇

　　原編者按：尤瓦爾·赫拉利，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學家、作家，代表作《人類簡史》《未來簡史》和《今日簡史》。他以多學科的思路思考、追問人類未來等大問題，其著述近年在學術及大眾出版領域都成為了超級暢銷現象。
　　面對2月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的快速蔓延，赫拉利撰寫了這篇文章，在《三聯生活周刊》獨家中文刊發，英文版將同時在美國《時代》雜誌刊登。文章中，他表達的觀點梗概如下：
　　1.儘管發生了艾滋病和埃博拉的爆發，21世紀流行病導致的死亡在總人口所占比例，比石器時代以來的任何時候都低。這是因為人類對病原體的最佳防禦不是隔離，而是信息。
　　2.關於流行病，或許人們最該意識到的是，流行病在任何國家的傳播都會危及整個人類，因為病毒會演化。
　　3.在和病毒的鬥爭中，人類需要嚴守邊界，但這不是指國與國之間的邊界，而是人類需要守住自己和病毒區域的邊界。所有國家都應該攜手共同保護這個邊界。
　　4.如果這場疫情帶來的是人類之間更嚴重的不團結和不信任，那將是病毒的最大勝利。當人類互相指責時，病毒正在翻倍。相反，如果疫情帶來的是更緊密的全球合作，這將不只是抗擊冠狀病毒的勝利，還將是抗擊所有未來病原體的勝利。為阻止全球災難，我們需要重獲失去的信任。

　　　　　　《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

　　很多人將冠狀病毒疫情歸咎於全球化，認為阻止更多類似病毒爆發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全球化”。建起圍牆、限制旅行和減少貿易。然而，即使短期隔離對於控制疫情至關重要，長期的孤立主義將導致經濟崩潰，對真正抗擊傳染性疾病的傳播毫無助益。恰恰相反——流行病真正的解藥不是隔離，而是合作。
　　流行病早在全球化時代之前就奪走了幾百萬人的生命。十四世紀的時候，還沒有飛機和郵輪，但黑死病在十幾年間就從東亞傳到了西歐，導致了7500萬至2億人（超過歐亞大陸人口的四分之一）的死亡。在英國，每10個人就有4個死亡。佛羅倫薩的10萬居民，有5萬人不幸殞命。
　　1520年3月，一個天花病毒攜帶者——弗朗西斯科·德艾圭亞到達墨西哥。當時，中美洲沒有火車、公共汽車甚至驢子。然而到了12月，天花疫情摧毀了整個中美洲，約三分之一人口死亡。
　　1918年，一種特別強大的流感在短短幾個月間蔓延到世界最遠的角落，5億人（超過全球人口四分之一）被感染。據估計，印度有5％人口因此喪命；這個數字在大溪地是14％；在薩摩亞是20％。這次流感在不到一年時間內，總計奪走了幾千萬人（也許高達1億人）的生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四年間造成的死亡人數都多。
　　1918年之後的一個世紀，由於人口增加以及交通發展，人類更容易受到傳染病的危害。像東京和墨西哥城這樣的現代大都市，為病原體提供了比中世紀佛羅倫薩更富饒的狩獵場；加上全球交通網絡遠比1918年時迅捷，一個病毒可以在24小時之內從巴黎到達東京和墨西哥城。因此，我們本該預期自己生活在一個傳染性的地獄裡，地獄裡有一個接一個的致命病毒。
　　然而，流行病在發病率和影響方面都大幅降低。儘管發生了艾滋病和埃博拉的爆發，21世紀流行病導致的死亡在總人口所占比例，比石器時代以來的任何時候都低。這是因為人類對病原體的最佳防禦不是隔離，而是信息。人類一直在抗擊流行病方面取得勝利，因為在病原體和醫生的競賽中，病原體依賴的是盲目變異，而醫生依賴的是對信息的科學分析。

　　戰勝病原體

　　當黑死病在14世紀肆虐時，人們對病因和對策都毫無頭緒。直至現代，人們通常把疾病歸咎於憤怒的神明、惡毒的魔鬼和惡劣的空氣，甚至不曾懷疑細菌和病毒的存在。人們相信有天使和精靈，卻無法想象一滴水裡就能包含致命掠食者的艦隊。因此當黑死病或天花來臨時，當局可以想到的最佳對策就是組織對各路神明的大規模祈禱。但這沒用。其實，當人們聚在一起大規模祈禱時，更容易引起大規模傳染。
　　上世紀，全世界的科學家、醫生和護士匯總信息，共同設法了解流行病背後的機制和應對流行病的手段。演化論（又譯“進化論”）解釋了新疾病為何爆發並如何爆發，也解釋了舊疾病如何變得更加兇險。藉助遺傳學，科學家可以窺探病原體自身的使用說明書。儘管中世紀的人從沒發現黑死病的病因，但現在的科學家只用兩周就識別出冠狀病毒，對病毒基因組進行測序，並開發出針對感染者的可靠檢測方法。
　　一旦科學家了解了流行病的病因，戰勝它就容易多了。疫苗、抗生素、更好的衛生條件以及更先進的醫療基礎設施，讓人類在無形的掠食者中占據上風。1967年，天花感染了1500萬人，並造成200萬人死亡。但在此後十年，全球接種天花疫苗的運動就非常成功。世界衛生組織在1979年宣布人類獲勝，天花已被徹底根除。2019年已經沒有人感染或死於天花。

　　嚴守邊界

　　關於冠狀病毒疫情，歷史帶給我們什麼啟示？
　　首先，歷史表明，永久關閉國界無法保護我們。請記住，即使在中世紀傳染病也能迅速蔓延，那可比全球化時代早多了。因此，即使你把全球聯繫減少到1348年的英國水平，也不足以阻隔病毒。如果真想通過隔離來保護自己，倒退回中世紀都沒用，你得倒退回石器時代。你真能做到嗎？
　　其次，歷史表明，真正的保護來自於可靠的科學信息共享和全球團結一致。當一個國家被流行病襲擊，它應該自願對疫情信息進行誠實共享，而不是擔心經濟受挫。同時，其他國家應該信任這些信息並自願伸出援手，而不是排斥受害國家和受害者。如今，中國可以向世界上很多國家傳授關於冠狀病毒的經驗教訓，但這要求很高水平的國際信任和合作。
　　國際合作對有效的隔離措施也是必需，隔離和封鎖對阻止流行病傳播至關重要。但當國家之間彼此不信任，當每個國家都覺得自己孤軍奮戰時，各國政府就會對採取嚴厲措施猶豫不決。如果你的國家確診了100個冠狀病毒病例，你會立刻封鎖各個城市和區域嗎？很大程度上來說，這取決於你對其他國家的預期。封鎖你們自己的城市可能導致經濟崩潰。如果你認為其他國家會施以援手，你將更有可能採取嚴厲措施。但如果你認為其他國家會棄你而去，可能會因此猶豫不決，直到為時已晚。
　　關於流行病，或許人們最該意識到的是，流行病在任何國家的傳播都會危及整個人類，因為病毒會演化。比如冠狀病毒可能起源於動物（如蝙蝠）。當它轉移到人類身上，起初並不太適應人類宿主。病毒在人體內繁殖的過程中，偶爾會發生變異。大多數變異是無害的。但不時的變異使該病毒更具感染性，或更能抵抗人體免疫系統——這個病毒的變異株會在人群中迅速蔓延。因為一個人就可能攜帶數萬億個不停繁殖的病毒顆粒，所以每個感染者都可能給病毒提供新機會，使它們更適應人類。每個病毒攜帶者就像一台賭博機，給病毒發了萬億張彩票。病毒若想蔓延開來，只需要一張彩票中獎就夠了。
　　這不只是猜測。理查德·普雷斯頓在《紅色區域危機》（此書無中文譯名，Crisis in the Red Zone）中描寫了2014年埃博拉爆發的一連串事件。爆發始於病毒從蝙蝠轉移到人類身上。病毒使人非常難受，但當時這種病毒還是更適應在蝙蝠體內存活，而不是人體內。將埃博拉從相對罕見疾病變成兇險流行病的是在西非的瑪可拉地區，感染了“一個”人的埃博拉病毒上的“一個”基因的“一個”變異。這個基因變異將埃博拉病毒瑪可拉毒株和人體細胞中負責運輸膽固醇的受體相連。正常情況下，這些受體將膽固醇吸收進細胞。現在，它們吸收的不是膽固醇，而是埃博拉病毒。這個新瑪可拉毒株的傳染力比之前高四倍。蝙蝠病毒一夜之間變異成可怕的人類流行病。
　　當你讀到這裡時，也許德黑蘭、米蘭或武漢的某位冠狀病毒感染者的體內基因正在發生類似變異。若真如此，那它直接威脅的不僅是伊朗人、意大利人或者中國人的生命，也包括你的生命。全世界的人都生死與共，不要給冠狀病毒可乘之機。這意味着我們要保護所有國家的所有人。
　　上世紀70年代，人類戰勝天花病毒是因為所有國家的所有人都接種了天花疫苗。哪怕一個國家沒給國民接種，都有可能危及全人類。因為只要天花病毒還存在或演化，它都可能再次到處蔓延。
　　在和病毒的鬥爭中，人類需要嚴守邊界，但這不是指國與國之間的邊界，而是人類需要守住自己和病毒區域的邊界。地球上有數不清的病毒，新病毒因為基因變異而不斷演化。病毒區域和人類世界的邊界在人類的身體內。如果一種危險的病毒成功穿過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的邊界，就會將全人類置於危險中。所有國家都應該攜手共同保護這個邊界。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人類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固了這個邊界。現代醫療體系在邊界上起到圍牆的作用；護士、醫生和科學家是巡邏並擊退入侵者的衛士。但是，很大一部分邊界不幸暴露在外。世界上有數以億計的人缺乏基本的醫療服務。這危及我們所有人。我們總是從國家角度考慮醫療衛生問題，但是為意大利人、伊朗人、韓國人和中國人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也可以幫很多以色列人和美國人免受流行病侵襲。這個淺顯的真理對大家應該顯而易見，但可惜，甚至世界上很多重要的大人物都忽略了這點。

　　一個領導者缺席的世界

　　當今人類面臨的嚴重危機不只因為冠狀病毒本身，還因為人類之間缺乏信任。要戰勝流行病，人們需要信任專家，公民需要信任公共當局，國家之間需要互相信任。過去幾年，某些不負責任的政治家故意破壞了對科學、公共當局和國際合作的信任。結果，現在面對危機，我們失去了那些本該鼓舞、組織和資助全球協同響應機制的領導者。
　　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發時，美國擔起領導者的職責；2008年經濟危機期間，美國也扮演了類似的角色，當時它與足夠多的國家團結起來，以防止全球經濟崩盤。但近些年來，美國已經辭去全球領導者的角色。現任美國政府取消了對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的支持，並向世界清晰表明美國沒有真正的朋友，只有利益。當冠狀病毒疫情爆發時，美國隔岸觀火，迄今未發揮任何領導作用。即使它最終試圖充當領導者，鑑於公眾對美國政府的信任已削弱到這般境地，估計沒有幾個國家會追隨它的領導。難道你會追隨一個“美國先行”的全球領導者嗎？
　　美國留下的空白尚未被任何人填補。恰好相反，仇外心理、孤立主義和不信任是現在大多數國際體系的特徵。沒有信任和全球團結，我們將無法阻止冠狀病毒疫情，將來還可能會目睹更多類似流行病。但是危機也是機遇，但願當前疫情會幫助人類意識到全球不團結將帶來嚴重危險。
　　舉個顯著的例子，流行病可以是歐盟重新贏得近幾年所失民心的黃金機遇。如果那些比較幸運的歐盟成員國可以慷慨解囊，為身處困境的盟國提供金錢、設備和醫療人員的援助，這將比任何演講都更能證明歐洲理念的價值。另一方面，如果每個國家都決定自謀生路，那這場流行病可能會給整個歐盟敲響喪鐘。
　　人類困在與冠狀病毒的抗爭中，但真正決定性的鬥爭發生在人類自己身上。如果這場疫情帶來的是人類之間更嚴重的不團結和不信任，那將是病毒的最大勝利。當人類互相指責時，病毒正在翻倍。相反，如果疫情帶來的是更緊密的全球合作，這將不只是抗擊冠狀病毒的勝利，還將是抗擊所有未來病原體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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