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簽署微信禁令引發了華人中支持和反對兩種聲浪。一些華人身在自由世界，頭腦中卻自帶防火牆；他們多年被刪帖封號都不敢吭一聲，卻要組團起訴川普禁令。印證了米蘭•昆德拉的那句名言：“只有在安全的時候才是勇敢的！”


　　老高按：川普8月6日簽署對WeChat（微信國際版）的禁令，在美國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或者說美國微信用戶）中引起了軒然大波。但我注意到，微信用戶們最關心的是選擇什麼替代品：Skype？Whatsapp？Telegram？大家最糾結的，並不是海外的親友和業務夥伴們彼此如何聯繫——既然都在海外，聯繫方式多多，不必擔心失聯——而是與中國大陸的親友和業務夥伴們，如何聯繫？國際通用的上述社交媒體，在中國都是禁用的。
　　糾結歸糾結，我周圍朋友中，沒聽說有誰反對川普的禁令本身。
　　但反對者還是勇敢地挺身而出了。8月21日，一個美國微信使用者組織“美國微信使用者聯盟”向加州北區聯邦法庭遞交訴狀，起訴川普針對微信的行政令侵犯憲法權力。
　　微信被中國網管又封號又刪帖，用戶多年忍氣吞聲，川普放言要禁微信，用戶們就組團要與之打官司！這本身就包含着令人哭笑不得的悖論。而昨天更風傳：為狀告美國當局的禁令而在微信上集結起來的集體訴訟群，竟被微信封號了！這真是加倍令人哭笑不得。
　　這個消息一直沒有得到證實，有可能是“惡搞”。但是從我推特上大量點讚、轉發和跟帖評論可以看出，不支持打官司的華人更占壓倒多數。
　　FT中文網專欄作家劉裘蒂，寫了篇《微信禁令為何撕裂美國華人？》，全面梳理了華人在微信問題上意見分歧的前因後果，值得參考。


　　微信禁令為何撕裂美國華人？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劉裘蒂，FT中文網　2020年8月23日

　　儘管我在去年已經發文警報，但當特朗普8月6日以“國家緊急狀態”為由宣布WeChat（微信國際版）禁令，還是在華人圈引起震驚錯愕的炸鍋式反應。不過，支持禁令和反對禁令的兩種聲浪也撕裂了華人族群。
　　有華人通過微信徵集群友，正式於7月14日向白宮提交請願書，主張不應禁止微信。根據白宮請願規則，任何在30天內達到10萬聯署的主張將得到白宮的審視和回復。截至8月21日，這個請願書有62478個簽名，並未達標。
　　反對微信禁令的華人也組織了“美國微信用戶聯合會”（美微聯會）公開募款，並於8月21日由律師團代表五位個人原告於北加州聯邦地區法院正式起訴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商務部長羅斯，試圖阻止禁止個人、公司和團體使用微信的美國總統令。
　　但是，支持微信禁令的華人質疑這些“選擇性維權”的華人。他們的質疑是，為什麼借言論自由的名義支持一個“打壓不同聲音，限制言論自由的大殺器”？

　　反對制裁微信的聲音

　　反對制裁的白宮請願書中指出：微信的主要目的是促進溝通。儘管美國華人可以放棄現有的眾多休閒應用程序，但他們不能放棄與中國家人聯繫的唯一應用程序。在這一次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微信在幫助家庭保持聯繫方面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國際教育學院的數據顯示，目前有36萬多名中國學生在美國留學。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美國大約有450萬華裔美國人。因此，如果禁止微信，將有近500萬人受到嚴重影響。對於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來說，這是他們與家人保持聯繫的唯一有效方法。因此微信不應該被禁。
　　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只提到禁止美國人在45天后與微信及其母公司騰訊進行交易，禁令的確實範圍還有待商務部決定。但美微聯會發起的訴訟，挑戰總統令的覆蓋範圍過廣，違反了美國憲法中保障言論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平權條款、程序正義條款和宗教自由恢復法等基本權利。並且由於微信主要使用群體為在美華人，封殺微信將造成“對在美華人的歧視性影響”。
　　美微聯會認為：“美國是法治國家，更是憲法至上的社會。我們是一群關心華人利益的律師，我們相信公正的法院是解決這一問題最有效的手段。我們這一組織完全是基於美國法律的訴求，因此我們不願意對中美之間的政治糾紛發表評論。我們不代表任何政黨、政府或騰訊控股公司的利益，我們僅代表在美國境內的普通微信用戶。”
　　特朗普在行政令中引用了《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和《國家緊急法》作為他的權力依據。1977年頒布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給予總統權力宣布“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經濟構成的特殊威脅”，並授權相關政府部門（如商務部或財政部）禁止使用特定產品或服務。特朗普的行政令稱，微信的數據收集構成了國家安全威脅。
　　但科技媒體TechMedia認為，將這些應用程序指定為造成國家緊急狀態的先例很少，行政令可能受到法律上的挑戰。儘管在最壞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可能會強制微信封鎖在美國的服務器，使服務無法正常工作，但科技媒體The Verge認為，美國司法實踐中沒有以這種方式阻止任何軟件的先例，而白宮似乎不太可能執行這種嚴酷的在線審查。
　　另外有美國法律專家主張，《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不能禁止不涉及金融交易的個人通訊，因此我認為，在法庭上，關於“個人通訊”的定義，以及鑑於微信的支付功能，微信是否完全是“不涉及金融交易”的個人通訊軟件的問題，都將成為辯論的主題。但訴訟程序應該會等到美國商務部的具體規定下來後才會有實質性進展。

　　支持制裁微信的聲音

　　去年3月24日有一封白宮的請願書公開徵求聯署，控訴微信對信息的審查制度：“騰訊在美國開展業務，一直有系統地審查公眾意見，壓制持不同政見者，侵犯美國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阻礙美國民主……在美國經營的外國公司必須遵守美國的法律法規。國會和總統必須站在美國和美國價值觀的立場上，告訴騰訊要麼遵守我們的法律，要麼徹底離開美國。”
　　雖然微信在美國是很有名氣的超級應用，大多數用戶限於華人和與中國人有聯繫的美國人，用戶基於方便的原因，對于禁止使用微信沒有強烈支持的意願，到去年底只有2284人聯署這個要微信離開美國的請願。但這並不阻撓美國媒體和國會高度關注微信的言論審查機制。
　　但在特朗普禁令之後，有華人在8月9日發起了主張禁止WeChat和TikTok的白宮請願書，目前有34939個聯署簽名。不論這個請願是否能在30天內達到10萬個簽名目標，關於WeChat的訴訟，勢必使美國媒體、大眾、政府與國會更加關注海外華人的用戶體驗，也會加強審視軟件對於美國用戶（包括華人）數據的審查和搜集。
　　儘管騰訊一直堅持WeChat的服務器位在海外，海外用戶不受到國內的監管機制，但多倫多大學安全研究小組“公民實驗室”在今年5月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WeChat借着AI及人工機制密切監視國際用戶的活動，並使用監控所得的數據訓練其審查系統，用來加強控制中國境內用戶的審查機制。
　　美國記者大衛•吉爾伯特在年初通過網絡徵集微信用戶，希望能了解他們對於微信刪帖封號的體驗。2月12日他在《Vice傳媒》發布文章，顯示微信如何打壓關於中國新冠疫情的討論，受訪者分布在北卡羅來納州、費城、舊金山、特拉華州、新澤西州、馬里蘭州、休斯敦、賓夕法尼亞州、亞特蘭大、印第安納州、加拿大多倫多和渥太華等各地。吉爾伯特得到的結論是：隨着中國科技公司走向全球，中國也有能力審查大陸以外的通信。
　　特朗普的WeChat禁令引述了一個2019年3月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研究者發現一個包含數十億條微信信息的中文數據庫，其中的信息不僅來自中國用戶，還來自美國、台灣、韓國和澳大利亞。行政令因此表示：“微信也對中國共產黨認為對政治敏感的內容進行審查，也可能被用於造福中國共產黨的虛假宣傳活動。”
　　塔夫茨大學網絡安全政策助理教授約瑟芬•沃爾夫認為，多年來美國政府一直倡導開放全球互聯網的構想，使世界各地的用戶能夠訪問相同的內容和服務。如果美國政府現在認為安全數據和網絡只能來自其境內，這意味着美國已經從根本上不相信無國界的互聯網。
　　這個論點已經遇到反駁。倡導自由開放互聯網的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吳修銘（Tim Wu）在《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中指出，儘管特朗普不適合作為這場關於“爭取互聯網靈魂的鬥爭”的主導者，但美國不應該再容忍長期以來中美之間互聯網開放性“不公平的不對稱”，因為開放性互聯網的特權僅僅應該提供給“來自尊重互聯網開放性國家的公司”。
　　以研究言論自由和信息戰聞名的吳修銘有一半華人血統，他在2002年因提出“網絡中立”一詞並倡導平等使用互聯網而名噪一時，代表著作有《主交換機：信息帝國的興衰》（2010年）以及與傑克•戈德史密斯合著的《誰來控制互聯網？無邊界世界的幻象》（2006年）。
　　吳修銘在《紐約時報》的文章中指出，中國是“網絡民族主義”的先驅，視互聯網為國家權力的工具。從這個角度來看，經濟增長、監視和思想控制是互聯網最重要的功能。
　　吳修銘認為，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盛行的全球互聯網願景正在受到挑戰，當時的理想主義者認為建立一種普遍通行的網絡，一種數字的世界主義，將帶來世界的和平與和諧，但現在沒有人願意為那種幻想買單了。因此吳修銘認為，如果要實現互相尊重的開放性互聯網，擁有這種價值觀的國家就必須開始對破壞開放性互聯網的勢力進行反制。
　　《世界日報》在8月15日發表了一篇題名為“微信被禁華人提告，好意思嗎？”的華人文章，質疑華人組團聘請律師，要對美國政府發起訴訟推翻禁令。該文作者認為，儘管華人有權利提訟，但如果這部分華人一意孤行，會對整個華人群體形象造成極大負面影響，美國主流社會對華人的觀感更雪上加霜。
　　為什麼呢？該文作者認為，微信及其母公司騰訊不但對政治敏感內容進行審查，也被用於“大外宣”，“凡是有一點良知要為公共事務發聲的人士，都有自己微信號被禁言，甚至徹底被封的經歷。微信不但是打壓不同聲音、限制言論自由的大殺器，也會自動捕獲其用戶大量信息。”
　　因此這篇文章認為，大批華人雖然身在自由世界，卻“讓自己的腦子自帶防火牆”，在美國維權，卻不敢說美國禁令只是“抄中國作業”，因此要起訴美國的微信用戶，也會讓其他族裔對華裔的偏見進一步加深，因為他們印證了米蘭•昆德拉的名言：“只有在安全的時候才是勇敢的，在免費的時候才是慷慨的，在淺薄的時候才是動情的，在愚蠢的時候才是真誠的！”

　　“騎牆派”也不好受

　　在這兩種觀點之間，即使有些華人想要保持“中立”立場，也免不了惹人嫌。
　　《紐約時報》中文網8月19日發表題名為“中美對峙中，我們這種討人嫌的騎牆派”的觀點評論，作者黃喬治很生動地描述了夾在兩種觀點之間的尷尬：國內體制內工作的家人朋友批評他“鬥爭意識不強”，而在美國政府、媒體和智庫工作的朋友們要他表態支持美國對華強硬的舉措。
　　黃喬治寫道：“從貿易戰到媒體戰到所謂‘新冷戰’，從針對華為到針對TikTok和微信，從綠卡的暫緩發放到留學生網課簽證新規，從制裁軍方背景高校到制裁中共政治局委員和孔子學院，中美關係急轉直下的2020年對於許多在美國的中國人來說，無論是情感上還是實際生活中，都是緊張、焦慮和難上加難的一年 ……對於我來說，近來一種‘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的感覺愈發強烈，主要是因為在中美兩邊的朋友討論政治話題時，都能明顯感知到對方對‘騎牆派’的敵意。”
　　近年來美國對華鷹派組織如“迫切危險委員會”直接點名華人組織如“百人會”，攻擊這些組織選擇在自由的美國維權，卻選擇服從中國的“禁口令”。如果中美關係持續惡化，華人也將面臨同樣的指責，逼迫他們“選邊站”。
　　目前雖然微信在美國的命運未卜，但可以確定的是，特定華人組織對美國政府的訴訟，將觸發許多“騎牆派”華人不滿微信動輒刪帖封號的審核和數據收集制度，但又無法從微信生態圈“斷奶”的“愛恨交織”，也將引發新一輪的質疑：為什麼那些挑戰美國行政令違反言論自由的美國華人，對微信的違反言論自由卻選擇性地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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