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备受瞩目的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会晤前夕，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主席迈克尔·弗罗曼对此次峰会将涉及的议题进行了分析:

下周，美国总统唐纳德·J·川普（Donald J. Trump）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Xi Jinping）将在北京举行一次备受期待的峰会。这将是未来一年中可能举行的四次会晤中的第一次。目前尚不清楚讨论范围将包括什么，以及此次会晤将产生什么结果。但这本身也没有问题。当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保持对话时，世界会更加安全。正如川普在“真实社交”（Truth Social）上写道：“习近平主席会在几周后我抵达时给我一个大大的、热情的拥抱。我们正在聪明地合作，而且合作得非常好！这难道不比打仗好吗？？？”

“不打仗”似乎已经成为美国新对华政策的新北极星。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由低预期以及川普政府《国家防务战略》所称的“体面的和平”追求所定义。

任何试图解决这一全球最重要双边关系核心结构性问题的姿态都已经消失不见：中国的重商主义经济模式、其吞并台湾的意图，以及其对伊朗和俄罗斯等美国对手的积极支持，更不用说关于南海航行自由的任何讨论。因此，此次峰会不太可能长期改变美中关系的性质与走向。它关乎的是管理稳定，而不是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种务实、战术性与交易性的做法，其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数十年来，美国一直怀抱雄心勃勃、但多少带有一厢情愿色彩的想法，试图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其经济或国家安全核心优先事项上的立场，但几乎毫无成果。以清醒的视角与务实的预期来看待问题，并不一定是软弱的表现。但审慎的犬儒主义与自满之间存在区别。在某个时刻，美中关系核心的根本问题终究需要被解决，否则它们最终将爆发。

2013年6月，在“阳光之乡”（Sunnylands），当时的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与习近平卷起袖子展开会谈时，我是现场少数几位美国人之一。那是一次罕见的机会，可以就双方关系中一些最重大问题进行真实、实质性且相当非脚本化的对话。但那同样也是战略僵局早期阶段的一部分。

那么，川普究竟会从此次峰会中带回什么？首先，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前兆，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一系列商业交易。预计中方将宣布或重申对美国商品的采购承诺，尤其是大豆及其他农产品，此外还有传闻中的大规模采购波音客机。事实上，其中许多交易在“解放日”之后围绕贸易与出口管制的争执中被推迟，但新的采购协议也可能即将出台。

这些交易暗示了此次峰会可能产生的最具实质性的政策成果：迈向一个“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在今年3月于巴黎与中方官员会谈后提出。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由常设机构运行的“管理型贸易”战略，该机构将决定中国应从美国购买什么、美国应从中国购买什么，包括通过采购承诺与对非战略性领域降低关税来实施，并建立一个在争端升级之前解决问题的平台。

这一构想旨在确定大约3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由中国进口，同时美国也进口等值的中国商品。最接近的历史类比可能是第一次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时期日美框架谈判中设定的目标，但这些目标后来被放弃，因为其无效且难以管理。尽管如此，这种做法将要求双方讨论什么属于战略性贸易、什么属于非战略性贸易，后者或许会适用较低关税，而前者则适用高关税或出口管制。这个委员会将代表一种努力，即从贸易紧张与关税问题周期性升级与缓和的状态，转向一个制度化的双边贸易管理渠道。

一个“贸易委员会”或许能够一笔一笔地管理双边贸易关系，从大豆到飞机皆如此。但它几乎无法解决中国失衡的经济模式——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称之为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如今，这种模式正通过大量受到补贴的电动车、钢铁、铝、太阳能板与电池涌入第三国市场，从巴西利亚到柏林，掏空各国的战略制造业基础。中国在2025年的货物贸易顺差接近1.2万亿美元，并且今年也有望再次突破这一水平。

除了中国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关键议题需要讨论，包括台湾问题。习近平曾告诉其干部，这一问题必须“实现最终解决，而且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

除此之外，还有核问题。中国正加速建设一支到2035年约拥有1500枚核弹头的先进核武库——这是自冷战初期以来最快速的扩张。与此同时，美国与俄罗斯之间最后一项限制核武器的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已于2月失效。换句话说，过去那个存在军控与限制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而目前并没有任何后续框架来取代它。

类似的竞赛也正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在这一领域，我们既没有军控机制，也没有危机沟通渠道，也没有办法应对中国实验室对美国前沿模型进行日常蒸馏的问题。最近几天，川普政府对于是否会寻求重启前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在2023年11月于加利福尼亚州伍德赛德（Woodside）与习近平会晤后启动的人工智能磋商，释放出了相互矛盾的信号。

最后，还有习近平继续支持或在不同程度上容忍的一批恶意行为者集团的活动，尽管这些行为对美国与世界构成风险。

在朝鲜方面，金正恩（Kim Jong Un）政权如今几乎是在相对不受惩罚的状态下运作，并且以令人震惊的频率测试新一代具备核能力的武器。

在乌克兰问题上，北京仍然是俄罗斯战争经济最重要的外部支柱——提供军民两用零部件、机床与微电子产品——同时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产品，为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复仇主义提供资金。

至于伊朗问题，北京完全有理由对德黑兰施压，因为中国依赖大量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产品。但习近平几乎没有表现出愿意对伊朗政权施加高强度压力的意愿，而更倾向于让美国再次深陷中东冲突，同时中国企业则出售用于锁定该地区美军目标的卫星图像。

犬儒主义者或许会认为，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因此重点应放在关系中那些规模较小、较容易处理的摩擦点上。的确，降低双边关系紧张程度并维持稳定，可能带来战术上的好处。正如我们去年所看到的，美国加征关税导致中国加大利用其“卡脖子”能力的力度，以威胁依赖中国制造磁体及其他含关键矿物产品的全球供应链。

如今，借用一句中国谚语，美国正在“韬光养晦”，利用这一相对缓和时期投资国内加工能力，通过其“资源地缘战略接触论坛”（Forum on Resource Geostrategic Engagement，简称FORGE）倡议组织志同道合国家的联盟，以减少我们对中国的集体依赖，并为未来能够对中国施压、同时承受其可能报复的那一天做准备。

与此同时，继续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将带来这样一种风险：其中一个或多个问题未来可能引发无法被简单掩盖过去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