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美國對伊朗的政策一直建立在一個危險的幻想之上：即認為可以通過遏制、談判或隨着時間的推移讓該政權逐漸溫和化解。事實證明這行不通，未來也絕無可能。每一次拖延、每一次讓步、每一次治標不治本的舉措，都只會增強德黑蘭的實力，使其距離擁有核能力更近一步，並使其對區域代理人網絡的控制更加深入。” 常駐華盛頓的高級情報分析師海爾什·阿卜杜勒拉赫曼Heyrsh Abdulrahman昨日在《華盛頓觀察家報》指出:

華盛頓並未有效管控這一威脅，而是在眼睜睜看着它不斷壯大。如今的伊朗已成為整個中東地區動盪的核心。它武裝並指揮着從伊拉克到黎巴嫩各地的民兵組織，威脅着全球航運通道，並持續擴張其核計劃。全球約五分之一的石油供應途經霍爾木茲海峽——這一戰略咽喉要道，德黑蘭已屢次表明其有能力且有意願加以阻斷。然而，儘管威脅已如此嚴峻，美國的戰略卻依然深陷於“臨時修補”與“戰略遲疑”的惡性循環之中。這種應對方式已然走到了盡頭。

如果華盛頓真心致力於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就必須摒棄“遏制思維”，轉而樹立“結果導向思維”。擺在面前的道路共有三條，但唯有一條能夠帶來持久的安全。

首先，也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徹底消除伊朗的“核門檻能力”。任何協議或軍事行動，若仍允許德黑蘭保有高濃縮鈾，或保留其迅速重啟核計劃的能力，那絕非真正的解決方案，而僅僅是權宜之計的拖延。一個具備核能力的伊朗將構成不可接受的風險；若對此視而不見、自欺欺人，只會確保未來在更為惡劣的條件下爆發一場危機。

其次，必須達成一份全面且具有強制執行力的協議。2015年伊核協議之所以以失敗告終，其癥結並不在於外交手段本身，而在於其協議設計的缺陷。協議中包含的“日落條款”（即限制措施的自動失效機制）、薄弱的執行機制以及狹窄的適用範圍，使得伊朗得以在限制期內按兵不動、坐等解禁，同時卻能繼續大肆擴張其地區影響力。未來的任何協議都必須具備永久性、可核查性及廣泛性：即嚴禁進行鈾濃縮活動，嚴禁進行不受約束的導彈研發，且嚴禁對國際航運通道構成威脅。任何未能達到上述標準的協議，都無異於重蹈覆轍。然而，即便做到了這一點，或許依然不足以徹底解決問題。

因為問題的核心癥結，絕不僅僅在於伊朗所擁有的各種能力，而在於其政權本身的性質。在過去四十多年間，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展現出了一種始終如一的行為模式：利用對方的讓步謀取私利，一旦時機有利便公然撕毀協議，並動用一切可支配的資源來擴張其勢力範圍。將這種行為模式視為可以通過談判加以改變或約束的對象，恰恰是華盛頓在戰略層面所犯下的、代價最為慘重的一次誤判。這就引出了第三個選項，也是唯一一個具有決定性的選項：政權更迭。

在華盛頓，這一構想往往被斥為不切實際或風險過高。但若要論及風險，究竟是與何者相比？是與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伊朗相比嗎？是與一場席捲整個中東、永無休止的代理人戰爭相比嗎？還是與一個能夠隨心所欲地擾亂全球近20%石油供應的政權相比？

真正巨大的風險，恰恰在於任由當前的局勢沿着既有軌道繼續滑向深淵。如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正面臨日益高漲的國內壓力、嚴峻的經濟困境，以及在國內民眾眼中日漸流失的執政合法性。儘管這些因素並不能保證變革必然發生，但確實為變革創造了一線契機。若能確立清晰的戰略目標，並輔以持續的經濟與政治施壓，或許便能扭轉局勢，達成多年外交努力所未能企及的成效。

美國所需要的，絕非又一份權宜之計式的臨時協議；也絕非僅僅是讓緊張局勢暫時“按下暫停鍵”。美國真正需要的，是一套旨在實現明確終極目標的戰略。如今，已不再存在任何穩妥的“中間地帶”可供立足。

擺在面前的選擇，已不再是“外交”與“衝突”之間的兩難抉擇；而是究竟要被動接受這一充滿兇險的現狀，抑或是主動推行一套能夠徹底終結這一現狀的戰略。如果華盛頓真心希望維護自身利益並重塑國際信譽，就必須摒棄那種僅僅試圖“管控”伊朗的消極思維，轉而確立明確的戰略目標，對伊朗政權展開正面博弈。那種採取“半吊子措施”的時代，已徹底宣告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