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提起写诗，非但不是一种荣耀，而常常变成了一种羞辱。在一次商务酒会上，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自我介绍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诗人”，随即听到台下一阵嘲讽声。一位曾在大学中异常活跃的诗人，现在每当被人介绍其诗人身份时，他总会激烈地反击：“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
诗歌的衰落，诗歌的被边缘化，是个世界性的现象，並非仅仅中国如此，甚至並非自本世纪始。记得40年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就曾在武汉对几位尊敬的诗人和诗歌编辑，表达过我对诗歌的悲观预期，遭到他们激烈的反驳和雄辩的论证：人有情感，就需要抒发情感的载体——人在，诗歌必然在！诗亡，除非人类亡！
过去了40年。这些可敬的老人都已经过世了。幸亏他们过世了——他们不致于看到现在中国诗人和诗歌难以为继的绝境。在今天，“诗人”绝不再是荣耀的桂冠，而演变成了调侃的标签——不信你当面介绍谁是“诗人”试试，看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说谁是“诗人”，就等于贬斥他是废物、不合时宜者、怪人、自鸣清高的人、疯子、神经病患者……没有谁会想到：“诗人”这顶帽子，更应该戴在人类命运和精神的探求者、终极价值的寻找者、语言文字的建造者的头颅之上。
怪诗人？还是怪读者？
最近十多年来，我已经看过很多篇诗人抨击当今的读者如何浅薄堕落、急功近利的文章；也看过多篇民众讥讽当今诗人如何自命不凡、远离人间烟火和百姓哀乐、败坏了诗歌名声的文章。
他们说得都有道理。但诗歌的衰落，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时代造成的，毋宁说，是制度造成的。且不说这个制度及其在意识形态机构的主管如何打压或者索性禁止他们不喜欢的声音，仅举一条：他们要求不多的诗歌刊物，都必须高奏“主旋律”（所谓“主旋律”，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用高亢激昂的音调歌颂当今的政权、制度和时代），这不仅造成心灵和诗歌的单一、浅薄，而且更造成心灵和诗歌的虚假和萎缩。伪造的诗歌怎么可能赢得人们的喜爱？而人们久而久之接触的都是假冒伪劣诗歌，又怎么能辨认得出、接受和喜爱真正的诗歌呢？
当我说中国诗歌的衰落主要是制度遗祸，肯定会遭到反驳：诗歌衰落的原因很多——诗人不争气，电视以及网络新媒体的冲击，商品制度的冲击云云，哪能简单地归结为“制度造成的”？
为什么我说中国诗歌的衰落主要应由制度来负责？只需要举出一点来证明：西方社会难道电视以及网络新媒体不是冲击得更厉害吗？西方社会难道商品制度不是更源远流长、更无远弗届吗？但是，在西方世界，诗歌固然也是今非昔比，对人们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大为降低，却仍然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诗人仍然得到社会的高度尊重（对这一点，今后适当时候，我将援引有关介绍来说明）。而中国，有太多的诗人自杀，太多的诗人远遁，太多的诗人改行或被迫沉默……
我想起中国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临死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赢得了许多文人墨客的共鸣，被誉为“天鹅最后的绝唱”；也激起了许多官员的愤慨，有位最高权力圈内元老就轻蔑地说“赵丹临死前放了一个屁”！
必须说明，尽管诗坛衰败冷落了，很多优秀的诗人再也没有发出声音，但我近年来也在很多领域，与前诗人的姓名重逢。原来不少人改攻小说、纪实文学、散文、随笔和历史研究，已经卓有成就。他们没有放弃在精神领域的跋涉和探索。就在最近，我还读到云南诗人李霁宇的长篇小说《青瓦》，生动的生活气息和厚重的历史积淀，让我屡屡掩卷深思……
附：诗人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青年报》记者杨芳 2009年1月26日
站在巨大的塔吊下面，唐晓渡微蹙眉头打量着四周。眼前是一片乱糟糟的建筑工地，推土机在隆隆作响。不远处的元大都遗址公园旁，几个老人坐着藤椅在悠闲地聊天。
“哪里还有当年《诗刊》社的半点影子？”这位诗歌评论家努力将回忆与现实对照起来。1982年初这个南方小伙子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时他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作协《诗刊》社工作。当时这里大片大片的果林之间，有一套朴素的庭院，比肩挂着“诗刊社／朝阳区绿化大队”的牌子。
时至今日，唐晓渡依然记得自己那种基于虚荣心的失望。在这个文学青年的心中，《诗刊》不仅是国内最权威的诗歌刊物，更是块灵魂的净土。不过这种失望情绪只“稍稍露了露头”，便被另一种诗意的联想所取代：“绿化——诗歌，诗歌——绿化，多么富有象征意义的契合！我将要投身其中的，不正是一项绿化人类灵魂的事业吗？”
于是，这个年轻人留了下来，直至1998年离开。数十年来，唐晓渡亲历了这份刊物以及中国新诗由兴及衰的全部过程。此刻，已步入中年的唐晓渡，感怀起往日的岁月，叹息道：“一切都面目全非了。”
我可以给你酒喝，但请你不要念诗
唐晓渡前去报到时，正值这份国人仰慕的刊物经历了“文革”刚刚复刊不久。1957年，在臧克家和徐迟的提议下，《诗刊》正式诞生，今年刚好50周年。
一位编辑翻阅着此次周年庆典的资料，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看看，都是什么人为我们写诗！”一张发黄的照片上，显示出1962年4月19日诗歌座谈会的字样。朱德、陈毅、郭沫若等人站在正中央。另一页是历任主编的介绍，臧克家、李季、邹荻帆、高洪波等人。
“哪个不是著名诗人？”她自豪地说，“我们最高时发行量达到54万份呢！”
公司职员韦锦曾经是这54万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他在山东德州师专读书。“那时的《诗刊》真好，连那种用骑钉装帧的素朴都令我着迷。”他沉浸在回忆之中。
北岛的《回答》、江河的《纪念碑》、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弧线》、郭路生的《我的最后的北京》、海子的《五月的麦地》、西川的《挽歌》、翟永明的《女人》……都是他记忆里难以忘怀的诗篇。
像对待情人一样，韦锦把全年的《诗刊》装订成册，摆在书架或案头最为显眼的位置。只是为了“和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刻在一起，时刻看见它完完整整的样子”。
回忆这些往事，这位中年人觉得“又幸福又辛酸”。那笔一年三元两角钱的订阅费，对这个穷小子来说是笔奢侈的费用。当时，他一年的开销也不过15元钱，还是乡下母亲辛苦积攒起来的，满满一手绢的角票和分币。
然而这位忠实的读者却在4年前终止了订阅。因为这份刊物已经无法带给自己当年那种心灵的冲击了。“那种在金钱面前的无助，诗会质量的下降，评论的缺席等等，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他说。
随意翻开一本今年8月号的《诗刊》，内容是庆祝建军80周年的作品专辑。在“在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寻访新四军的足迹”的主题下，大多是《在红土地上写给女儿的信》、《绿洲的男人》、《上饶集中营》等作品。
“诗歌怎么能拿来应景呢？”一位《诗刊》的老编辑说起来也很无奈，“不能过什么节就发表什么作品吧？”
在他所经历的上世纪90年代，编辑们还会尽力避开各类的重大节日。当时《诗刊》的发行量尚稳定在15万份左右。但如今这个话题已成为社内的禁忌。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编辑，压低声音比划出“两万五”的数字。
如果用图表显示，你会发现，从1957年到1966年，《诗刊》发行是一段稳定的上升期，接着在“文革”期间断裂，复刊后又是一段伴随着反复的上升线，上升、上升、上升，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54万份的顶点。
“诗歌繁荣，诗坛兴旺，诗人自信。”一位老编辑这样概括那个已经不再的年代。仅以1986年为例，由《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的“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据悉就有84个民间诗歌群体参与其中。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诗人们蓦然间发现，写诗不仅无法养家糊口，甚至连残存的一点尊严也难以维持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某著名诗人流浪在外，已身无分文。到了一家酒馆，他以曾经屡试灵验的方式央求老板，希望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以换取一杯美酒，但遭到老板的奚落：“我可以给你酒喝，但请你不要念诗。”
《诗刊》被看作是诗坛由盛及衰的晴雨表。随着发行量的直线下滑，该刊连正常的办公运行和人员开支也变得举步维艰。据悉，目前刊物的稿酬仍维持在10多年前的水平，平均一首诗50元。编辑月薪更少得可怜，“年轻人有2000块就不错了”。
回忆往昔，韦锦感慨不已：“当一份刊物在经济上是负担时，你却有滋有味地担负起它，满心的欢喜和珍爱；而当你在经济上负担数十份刊物也不成问题时，你却把它放下了。这真是一种悲哀啊！”
你不知道，丢死人了
这一现状或许早在唐晓渡的预料之中。1998年，他离开了《诗刊》，调任作家出版社工作。尽管此后曾有人邀请他重回《诗刊》力挽狂澜，但得到的回答是：“我疯了吗？”说起有一次与《诗刊》组织的活动偶遇的经历，唐晓渡至今耿耿于怀：在与到场的“作者”打招呼时，他发现，对方递来的名片上大多竟是银行家、企业家等头衔，普通身份的诗歌爱好者凤毛麟角。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唐晓渡耸了耸肩。
对此，《诗刊》现任总编辑叶延滨在接受某大媒体采访时透露，该社每年支出360万元，相应27万元的财政拨款，以及刊物营销所得，尚有180万元的缺口。在此困境之下，只能依靠拉赞助、办学和组织诗歌活动维持。这位总编辑还抱怨自己的精力太多花在了为赞助方写文章和修改水平不高的作品上，因此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本职工作。
“拉赞助不觉得丢面子吗？”曾有人这样问相关负责人。
“我们都练出来了。”那位负责人干笑着。她随即纠正“拉赞助”应为“友情支持”。
中国诗歌协会秘书长张同吾就经历过类似的“友情支持”。在和一位企业家商谈创办“诗人之家”时，他兴致勃勃的介绍突然被打断，于是展开了如下对话：
“我听不懂，你就直接说，要多少钱吧！”“我就知道你听不懂，但我还是要说。”
“那诗能不能给我带来直接效益？”“对不起，不能！”
于是，这场会面不欢而散，赞助费也从当初商定的20万元削减至16万元。张同吾愤然说：“中国诗人还没沦落到跟人要钱的地步！”陪同他的一位当地官员立刻联系另一家香港老板。谁知这位老板席间突然离去，原来他把“诗歌协会”听成了“私个协会”（私人个体协会）。
“你不知道，丢死人了！”《诗刊》退休编辑王燕生每每说起这些所谓的“友情支持”，就气愤得直摆手。坐在满眼是书的家中，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谈话一直围绕着当年的“青春诗会”。1980年，为了培养和提携年轻诗人，《诗刊》组织了首届“青春诗作者创作学习会”，汇集这些年轻人的作品专辑为“青春诗会”。后来这一名称一直沿袭下来。
作为该活动的数届组织者，王燕生因此被誉为“青春教父”。他摸索着翻出首届诗会的签名录，上面用毛笔书写着江河、舒婷、顾城、梁小斌、叶延滨、徐敬亚、王小妮、张学梦、梅绍静、才树莲等人的名字。这些大名鼎鼎的诗人当年均是无名小辈：舒婷是灯泡厂女工，才树莲是农民，而叶延滨是正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的学生。
王燕生说：“那个时候都是凭本事吃饭。”往往是已经获得认可的年轻诗人，才有资格加入其中。西川、于坚、韩东、车前子、吉狄马加、欧阳江河等著名诗人，均为不同时期的诗会学员。因而“青春诗会”被称为中国诗坛的“黄埔军校”。
其中，张学梦的经历颇为离奇。1979年,王燕生收到一份“很不像样”的手稿。一沓打字员使用的油光纸，用半截铁丝串起，模糊的字迹忽大忽小，标点符号也是高兴时点一下。
但王燕生却从这沓油光纸上看出亮点，并决定见见作者。在唐山大地震的一片废墟中，他在抗震棚里找到了张学梦。屋里没有一件家具，墙壁上钉块木板，上面排列着几十本中外书籍。
这位6旬老人感慨地说：“那种作者与编辑的真诚往来现在真难以想象。”他很不满当下的所谓诗歌辅导班，互相还不认识就匆匆结束了，“纯粹是为了骗钱”。
张学梦的处女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发表之后，荣获第一届新诗奖，顺理成章他也加入了首届“青春诗会”。在为期一个月的学习中，他听到诸多诗歌大家的讲座，如艾青、臧克家等等。此外，《诗刊》社当时的领导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每人都要亲自负责辅导4个诗人。
不少当事人评论：“这种盛况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了。”第七届“青春诗会”学员西川回忆，自己的作品曾“像干尸一样被秃鹫啄食”，“那种言辞犀利的程度，足以把任何人的自尊心击得粉碎”。他的名作《挽歌》也就此诞生。
作为班主任，王燕生当时连家都不回，就住在资料室里。白天他照顾诗人们吃饭，晚上还帮忙驱赶蚊子。几年前得知张学梦退休后，他半夜睡不着觉，就打电话给一位“青春诗会”的学员：“你知道吗？他妈的，连"青春"都退休了。”
没有《艾青诗选》，只有《爱情诗选》
几年前，王燕生应《星星》诗刊之邀，开办“走来走去的青春”专栏，但只写了张学梦、才树莲等6人就停笔了。 这些记忆中的青春面孔，如今大多数已经远离了诗歌。
老王一一历数历届青春诗会学员的现状：舒婷在鼓浪屿成了半个隐士，徐敬亚迁居深圳从商，徐国静转行搞起教育，顾城在新西兰杀人自杀……“太多了，”王燕生喃喃自语，“有些我都不明白为什么！”
事实是，连一度风靡校园的偶像诗人汪国真也不写诗了。据说闲暇时他除了题字作画外，其工作室主要为企业、风景区和城市创作宣传歌曲。
与远离相比，更令人感到无言的是被时代遗忘。王燕生曾在书店里听到过这样一番对话：“请问有艾青诗选吗？”“艾青？”售货员费了半天力气才听明白是这两个字，“没有《艾青诗选》，只有《爱情诗选》！”
唐晓渡有一次到北京大学参加新诗研讨会。中途休息时听到一个细细的女声：“他们老是说‘今天’、‘今天’的，这‘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扭头一看，原来是当年入学的当代文学研究生。
然而这种对话如果发生在20年前，无疑比黑色还幽默。1978年底，北岛和芒克主持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北京创刊，标志着“新诗潮”登上历史舞台。一年后，《诗刊》先后转载了《今天》的作品，分别是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从而引发了有关“朦胧诗”的大讨论。
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查建英，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参加《今天》聚会时的情景。曲曲弯弯的胡同深处，一户人家里坐满了人，都穿着灰不溜秋的蓝衣服，表情都特别严肃，如同“革命电影里地下党的接头”。在这种郑重虔诚的氛围下，大家把文学当作天大的事情慷慨陈词，“讨论起来简直就像讨论上帝的真理”。
在玉渊潭举办诗歌朗诵会则是另一番情景：里里外外站满了人，还有些外国记者，最外圈是警察。不少年轻人上前念诗，其中有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的陈凯歌。一位外地青年用散文诗的笔调写下自己的心情：
“沐着五月的阳光，迎着燥热的风，我踏上了北京的街道。今天我来，只是为了《今天》。活动一下搭车时坐麻的双腿，沿着长安街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不是去会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采购新鲜的商品，可是心却为等待将临的那一刻而紧张地跳动。”
那么，如今的诗歌朗诵会又是怎样呢？记者询问了几个诗人，回答是：“现在？现在诗歌朗诵会能有40人就相当不错了。”一位当红诗人讽刺道，“别再指望回到过去了。”
“简直是骡马市！”西川这样比喻中国的诗歌朗诵会，“有时候台下人激动了，还冲上去念几首，毫无秩序和规矩。这与国外形成截然的反差。”曾有一个瑞典诗人打算在中国开办诗歌朗诵会，征询西川：“一人收两百块钱的门票费，怎样？”西川兜头一瓢凉水：“两百？你免费还没人来听呢！”
现在写诗，人家说你有病
1983年夏天，《诗刊》社从城郊小关搬到城里，与文联等单位挤在“宣武区虎坊路甲15号”的一排平房里。如今，在四周林立的高楼大厦包围下，那排平房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低矮的红楼。看门人酸溜溜地说：“我们这儿以前特有名，邵燕祥啊、王蒙啊，都住过这里！”
那些行色匆匆的人们，不会想到这里曾经是全国诗歌爱好者朝拜的圣地。唐晓渡曾经接待过一位来自哈尔滨的诗人。只见他头发又长又乱，衣服又脏又旧，身上散发出难闻的酸味儿。原来这个中年男人是沿着铁轨步行来京的，因为害怕自己的诗歌在邮寄中丢失。在近乎一个月的旅途中，他几乎以乞讨为生。鞋磨破了，衣服穿烂了，唯一在意的是像珍宝一样守护的纸箱子，那里塞满了他多年来的诗稿。
那种充满渴求的目光，至今让唐晓渡难忘。只要话题回到上世纪80年代，这位诗歌评论者的语气就变得激动起来：“许多人就是这样被诗歌牢牢抓住，甚至把生命抵押给了诗歌。”
而如今提起写诗，非但不是一种荣耀，常常甚至会变成一种羞辱。在一次商务酒会上，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自我介绍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诗人”，随即听到台下一阵嘲讽声。
一位曾经在大学异常活跃的诗人，现在每当被人介绍诗人身份时，总会遭到他的激烈反击：“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
“现在谁还写诗啊？更别提女诗人了！”罗露西是个华裔诗人。两周前，她回国座谈“女性诗歌和情感世界”的话题，希望相约几位女诗人。孰料找了一圈儿也没有结果，最终只好拉几名男性诗歌学者代替。
在美国生活了数十年，她对国内诗坛的现状一无所知。“难道现在的诗歌如此没有市场吗？”她问朋友。20多年前她还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时，报摊上到处都可见到《诗刊》，可如今，不仅报摊上找不到，即使到邮局也难觅踪影。
在谷歌以“诗人”和“尴尬”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出179000项结果，甚至高于搜索“艾青”的查询结果。其中之一竟是《诗人与小姐在夜总会的精彩对白和尴尬场面》的黄段子。一篇题为《中国，我的诗歌丢了》的文章写道：“既然诗歌不能带来GDP、不能评职称、不能带去面试、不能带来高稿酬和增加收入、不能娱乐朋友、不再能讨恋人喜欢、不再能成为畅销书、不再能证明才华……简直一无是处，那么还要诗做什么呢？”
对此，西川的总结非常直白：“在上世纪80年代你要不写诗，那你简直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因为全国青年都在写诗。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你要再写诗，人家就会觉得你简直有病。”
诗人生在中国，真是太不幸了
游历过多个国家，唐晓渡发现在网络及电视等新媒体的冲击下，全世界的诗歌都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比如，诗歌刊物大都亏本经营，诗歌朗诵会主要听众是中年人等等。但他话锋一转：“可人家对诗人都非常尊敬，决不像中国这样兴高采烈地诋毁。”
在他组织的中日诗歌双向交流会上，中国记者请日本诗人谈一下对“梨花体”的看法。由于这些来自日本的顶级诗人完全不知道何为“梨花体”，所以都没回答上来。结果次日国内的许多报纸都以《中日诗坛拒谈梨花体》为醒目标题。
“诗人生在中国，简直太不幸了！”西川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参加过荷兰国际诗歌节，发现荷兰船王自掏腰包来听诗。他的朋友王家新一次在欧洲某银行办事，工作人员一听说这是位诗人，立即请出经理接待。
对比国内，大多数诗人甚至连生计都难以为继。一位诗人在聚会中始终默不做声，原来他发现在“中华”等名牌香烟的映衬下，自己的烟根本拿不出手。
不少人因此放弃了诗歌。一位山西省某地的组织部长，曾经是名狂热的诗歌爱好者。他坦言并不后悔自己的新选择，因为现在可以“更好地为诗歌服务”。每次在当地举办诗歌活动，他总会慷慨相助。
黄怒波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在某部委工作，后来进入商界。去年，这位身价过亿的巨贾捐赠3000万元给中国诗歌界，希望改变中国新诗的创作现状，并推动诗歌的理论研究。他倒是坚信，自己的商人身份与诗人身份并不冲突，甚至两者还可以互补。
与多数诗人相反，他对中国新诗似乎挺乐观。因为在诸多国际诗歌交流活动中，他发现汉语诗歌的地位很高。这位商人把诗歌衰落现状的主因归咎于钱。他说：“没有钱，就诗人自己在屋里写几句，连诗集都没法出。”
不过，黄怒波偶尔也会为钱发愁。和记者见面时，他正在审批几个诗歌活动经费。“哎呀，你看看这怎么办，一个活动就要200多万？我本来指望这3000万元能花上10年呢。”
诗人跨不过金钱铸造的门槛，但这并不妨碍诗歌的另一派“繁荣”。罗露西曾在国内参加过一次诗歌研讨会，她发现讲台上坐满了各级领导。一位发言人对一组纪念某某将军诞辰百年的作品赞叹道：“某某部长诗是中国作家协会2007年度重点扶持的作品之一……预示着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薪火相传、万古流芳。”
“如果诗都变成了命题作文，怎么能写好呢？”这位女诗人十分困惑。在美国，大多数诗人，都是自发聚集在一起，或者在咖啡厅、或者在自家后院，认真地讨论着彼此的作品。
事实上，不仅是诗歌，查建英发现，眼下人们已不再像过去一样谈论萨特、罗曼罗兰等“高大虚”的话题。她所参加的同学聚会，谈得最起劲儿的是装修和房子。“作家耻于谈文学，学者耻于谈学术”，仿佛成了当下的一种时髦。
对此，她分析这是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失重感作祟。因为他们曾经在政治化的环境里获得了夸张的重要性，但在技术官僚、消费文化和经济专家的时代里，突然被甩出了舞台中心。
诗人戴错了面具
提起那段风起云涌的往事，唐晓渡再度陷入沉思之中。 此时已是黄昏，原本宁静的小区，不时传来汽车的鸣笛声和孩童的嬉闹声，但这毫不影响他的谈兴。
他记得，有一天在《诗刊》编辑室，一对男女突然出现。他们取出一面旗帜，“呼”一下展开，上面书写着“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的字样。那名男子开口道：“我们是贵州的黑豹子，来北京咬人了！”
当时全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团体和流派，如杨炼和芒克组成的“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周佑伦、蓝马发起了“非非主义”实验性诗歌活动等等。
“原来这个黑豹子也是个诗歌团体。”唐晓渡恍然大悟，却看到对方一脸严肃。交谈中，他获知其中的男诗人身患重病，是瞒着医生爬上了火车。“我太爱诗了，”那个病人攥着拳头说，“只要是为诗做事，豁出命来我也干。”
这些火热的故事，虽然令唐晓渡感动，但更令他警觉。对此，西川一言以蔽之：“上世纪80年代人们并不是对诗歌有热情，而是对政治有热情。”
1984年，北岛参加《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的诗歌节。开幕那天，尽管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但无票者照样破窗而入。听众冲上讲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得北岛生疼。一个小伙子甚至掏出匕首，猛地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的爱，对诗歌的爱！”
一年后，北岛首次出国参加国际诗歌节，发现绝无在成都所见的狂热。听众手脚干净，没人自带刀枪。他们花钱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必要时鼓掌，从未喊出“万岁”之类的口号。
多年后北岛终于明白：“那时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王燕生则把当年的诗歌比作政治天气预报。《对一座大山的询问》朗诵会预告在《人民日报》登出后，外国使馆频频向《诗刊》询问这是不是为刘少奇平反的信号。
“这种反映人民心声的职责本来属于你们媒体，”唐晓渡说，“但由于没有其他渠道，人们只好借助诗歌。”
因此才出现了那个年代那些难忘的场面：一位听众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朗诵的《呼声》，激动地捏碎了收音机；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一项诗歌评选能收到数十万选票；《诗刊》在工体举办朗诵会，其场面比今天周杰伦的演唱会还喧闹。
许多当事人并不认为这种错位对于诗歌的发展有利。在他们看来，这是一贯的中国文化弊病——“ 全民文化势利眼”。“哪儿热闹往哪儿跑，谁家打架了，谁家丢东西了，人们就一窝蜂地跑去看。”西川说，“正因为如此，过去诗歌火了，很多人追捧。同样的，如今诗歌衰了，大家都唾弃。”
只是诗人们自己也始料不及，当诗歌回归本位后，却遭遇了如此的困境。“一个审丑成为时尚的时代，一个污秽成为时尚的时代，一个美丽和智慧成为垃圾的时代。”唐晓渡一连用了三个排比句。
诗人们悲哀地意识到，自己以及诗歌正在被淡忘，“不是人们不愿意读诗，而是没有时间、没有心情，或者根本来不及读。”
几天前，国内发生了一场伤亡众多的矿难，几乎所有媒体都悄无声息。这令唐晓渡的法国朋友很是吃惊：“中国人怎么会这么麻木？”
“你看对于灾难都这么麻木，更何况诗歌呢？”唐晓渡无奈地说。
“是啊，在这样一个金钱裹胁着欲望的粗俗的年代里，仍然谈论诗歌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啊！”一位媒体资深人士感叹。
至今，在唐晓渡写字桌的抽屉深处，仍珍藏着当年他在《诗刊》社工作时的许多旧照。他翻出其中一张，瞪大了眼睛惊叹道：“天啊，这是我吗？”一个身穿呢子大衣的年轻人，站在天安门城楼前，微笑着面对镜头。他记得，那是自己到《诗刊》社报到时的那身装束。
偶尔，他还会跟人讲起那段“诗歌－绿化”的日子。他毫不掩饰年轻时代的浪漫，间或会惊悚那种绿色情怀在岁月风尘中的消失。尽管今天重回小关，他已经无从辨认记忆中的那个绿化大队，连那块令他曾经心潮澎湃的招牌，也早已不见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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