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幸“没有一个中国人大胆到杀日本兵”，从而招致安全区遭到敌寇的血洗——美国华裔作家哈金在《南京安魂曲》中的这一类细节和对话，西方读者或许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而一读而过，但是某些习惯了单一视角的中国读者读了会怎么想？
◆高伐林
老高按：因为某种机缘，我是在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出版之前读到中文译稿的。当时得知这部长篇新作的简体中文版，将与英文版同时于2011年10月出版，繁体字版随后在台湾出版。
越读，越为作者捏一把汗。
这部作品，是以1937年12月日寇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为题材。这一历史事件惨绝人寰，给每个中国人心中烙下了永远不会平复的深深伤痕。有了张纯如的书，有了《拉贝日记》，有了若干部电影，哈金今天来写，这部用英文版写作、给西方读者阅读的书，在译成中文之后，对于心中仍然流血的中国人来讲，是否能为他们接受？
当我读到这样的句子：
“我最担心的是，”拉贝（即著名的《拉贝日记》的作者、拯救无数中国人的那位德国人，他甚至是个纳粹党徒——老高注）对我们说，“安全区里假如有一个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妻子或女儿遭到强奸，而杀了一个日本兵，整个中立区就会遭到血洗。那样，我们的救济工作就全部泡汤了。”
以及，作品的叙述者、中国人高安玲的内心独白：
感谢上帝，这里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大胆到杀日本兵。
还有这样的场景：被打散了的中国军队士兵想进入作为妇女儿童难民营的金陵女子学院里藏身，被难民营的负责人拒绝，尽管他们知道，拒绝这些军人，就意味着他们将被日寇杀害——而接纳他们呢，必然给难民营内的妇女儿童带来巨大的祸殃。
这是多么艰难的两难选择！作者得有多强的决心和艺术魄力，才能驾驭这样复杂的境况和人物的内心！——作者在回答《南方周末》提问时，就专门谈到一个人在许多关头的选择之难。而一位作家的水平高低，正在于妥帖地、令人信服地写出艰难选择的内心历程。
作品中还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故事的叙述者高安玲是难民营负责人、美国人明妮·魏特林的助手，夜以继日地为维护上万妇女儿童的安危而忙碌，但她在日本留学的儿子却在战争爆发之后，娶了日本姑娘做妻子，后被日军征兵，派到中国，被抗日锄奸队当成“汉奸”处决；作者还写了那个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得知暴行后哭了，回日本以后在伊豆山建了一座观音像和观音堂，纪念南京这些被杀的人。“他心上认罪，尽管嘴上不认”……
哈金写这本书的用意之一，是用人道情怀、宗教精神提升个人恩怨、种族仇恨。这些思想，这些情节，这些对话，西方读者或许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历史，生活，人性，都是非常复杂的；但他们毕竟是中日拼杀的旁观者，中国读者——不论大陆的还是台湾的读者——读了会怎么想？
或许是我杞人忧天了——中国许多媒体，包括官方中新社，不是都纷纷就此书采访哈金么？
我在前几天的博客文章《著名作家哈金终于在中国得到热烈肯定》中，节录了余华、阎连科和东西等几位中国大陆作家、评论家对哈金《南京安魂曲》的高度赞扬，几位作家甚至认定这是“伟大的作品”。。这里我再节录一些中国媒体对这部书的报导，特别是哈金接受采访的回答，更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位作家的思路。
《南京安魂曲》，(美)哈金著，季思聪译，简体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繁体版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2011年11月出版。
作者：朱又可，《南方周末》
2011年11月2日傍晚，哈金来到波士顿Brookline Booksmith书店，介绍他最新的英文小说《南京安魂曲》。正值50年店庆，书店老板最近两周内邀请了包括哈金在内的21位美国最重要的作家来演讲，哈金英文小说《等待》的封面与其他作家的肖像，组成了书店入口处的一面海报墙。
在书店地下室等待哈金的读者年龄各异。哈金介绍了《南京安魂曲》的写作过程，朗读了小说片段。一个小男孩提问，南京大屠杀后，那里现在还有人住吗？这本书他也想买一本，但妈妈没给买，说怕他看了做噩梦。
《南京安魂曲》讲述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林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金陵女子学院，保护中国一万多妇女儿童的真实历史故事。魏特林因为受战争创伤精神崩溃，回到美国疗养时自杀，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她都是几乎被历史淹没的人物。
要把她的故事讲述完整，又不能任意创造，哈金虚构了一个讲述者——魏特林的中国助手高安玲。战争爆发时她的儿子在日本读医学院，被日本当局征召到中国战地医院服务，他总是尽量帮助中国人，但被中国的锄奸队暗杀了，高安玲也不敢与日本的儿媳相认。
小说中文版能顺利出版，且比英文版早两周上市，这出乎哈金的意料，尽管略有改动。《纽约时报》和不少美国重要报纸杂志给了好评，也有几篇评论把这本书说得一无是处，哈金怀疑恶评可能与日本右翼势力有关。
11月4日，正好访问波士顿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一位日本人的安排下，与哈金餐叙。大江告诉哈金，有次一位中国女性因为写了南京大屠杀的文章，被日本右翼分子告上法庭。他亲自出庭替她辩护，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被告一方就他俩，但还是赢了官司。
纪念会看得心里难受
南方周末：写这本书，有人说你是看了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是不是呢？
哈金：有一部分。但是美国华人每年都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会，我挺吃惊，他们都有多年积攒的材料、照片什么的，看了心里很难受。张纯如的书算一个起因，但在她之前华人一直在纪念，从来没有停过，现在也是，在每年12月份和每年日本投降日。严歌苓也说非常吃惊。我出来以后接触到一些当地华人，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他们还一直在做。
每年都去看纪念会，慢慢地就成一块心病了，老想这些事。但是看张纯如的书以后知道有一批美国传教士也介入这个事情，又读了台湾人胡华玲女士写的一本魏特林传记。真正开始想小说怎么写，大概在2007年底，以后就真正地做研究。关于她（魏特林）的书、她的日记得读一些，动笔是2008年夏天。
南方周末：小说里有处细节，写池塘里很多尸体，有鱼在游，水是红的。
哈金：鱼都变肥了。那是我加的。事实上校园附近并没有池塘，但是小说中需要有这么一个地方。有很多（历史）照片就是池塘里全是人的尸体……
怎么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细节，怎么把小的细节串起来成为故事的有机部分，这也是很难的。小细节很多，我看了很多照片、书，但是串不起来。一开始写的局部都挺有意思，但不是整体的东西。就像咱们北方说的“肉冻”，你做了半天冻不起来。但是找到叙述者（高安玲）以后就成了。
我写日本兵吃的大米饭都是红的，别人说太悬乎了。这其实来自日本兵的日记，他们找不到干净水喝，吃饭都是血糊糊的，你说杀人杀到什么程度？有些真实的东西比想象还可怕。
南方周末：你很强调真实，这是你写小说一贯的做法？
哈金：关键是有些事情只要是发生了，下笔的时候就信心大一些。以色列作家Aharon Applefeld是我的老师，他说你不需要创造什么细节，但是要把细节的次序安排好，这就表现出一个作家的创造。
像南京大屠杀，他们说你写得那么血腥，日本兵往中国小孩嘴里尿尿。但那是日本兵自己记载的，不在南京，是在南京外围。我写金陵学院里一个姓张的图书馆员把棉袄脱了来让日本人朝他刺，被刺死了，也是来自日本兵的记载：一个农村的老汉，一刀没刺死，老汉把棉袄撕开了，日本兵接着又刺一刀——都不是我编的，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身上，我为了整体感就把它融合起来了。
对个人来说死了就是死了
南方周末：关于遇难者数字，不同方面各执一词。
哈金：我们说30万，没准，东京审判时确定最少是20万。其实死多少人不是最重要的，你杀100人就不是杀人了？我老想，国军为了阻止日本进攻，把花园口都决堤了，死了至少80万，淹死的人和日本杀的人是一样的受罪。对个人来说死了就是死了。数字不重要，关键是一个人、几个人怎么感受。你看中国当时是很窝囊的，其实中国论装备不比日本差很多。
南方周末：你写到南京防守战是为了面子，觉得中国人很可怜？
哈金：窝囊，很窝囊。其实南京他们就不应该防。除了面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因素。那个地方没法防。不防的话，财力、物力和人力可以用于保护平民。开战早期政府官员都跑了，市长也跑了，拉贝就被称为“市长”。
当然日军本身侵略就是罪恶，但是在紫金山打的时候日本伤亡不少；他们本来以为上海一打就破的，结果打了三个月死伤不少。他们就来报复。中国没有必要在南京那么去拼，完全可以想别的办法，当时李宗仁就对蒋介石说，你要打咱们拉出来，在野外打，不要在市里打。
南方周末：你写到高安玲的儿子在日本学医，被胁迫加入日本的前线医院。现实中有类似的例子吗？
哈金：那时候很多翻译官都在辽宁金州长大的，你说翻译官都愿意为日本人做事吗？有的是没有办法。我觉得需要那样的情节。魏特林真的生活就这么多事，没有大事，不能乱编，叙述到一定时候就没有冲力了，必须得有新的故事和新的戏剧维持冲力。这就把高安玲的故事加进来了，整个故事的推进就好像车又有了油似的，继续往下走，主要是技巧上需要。
以前有一个英国作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他把魏特林说成是跟一个已婚的中国男人有了恋情，那个男人有家有事业不能理她，最后她要死要活的，精神崩溃了。他靠艳情来创造这种冲力。实际上没有这种事情，她是很清白的基督徒，那样写有点不负责任。……
南方周末：你要处理这样的题材，是否和其他写作者面对的材料都差不多？你能找到别人也能找到，除非他偷懒。
哈金：是的，材料都一样。不是一个人有才华什么的，而是下的功夫到了。这个故事最难的是在大屠杀之后和魏特林自杀之前这段时间，没发生大的事情，怎么把故事讲好，让人继续读下去。那个英国作家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但是做法不对，那本书几乎没有人知道，叫《南京》，是很小的出版社在很多年前出的。生活没有发生的事情你给加上，整个人物就不一样了。
日本人发给魏特林的通行证。
背叛民族，还是背叛家人？
南方周末：《南京安魂曲》和你前面几个长篇不太一样，有一个骨架，应该是宗教精神。
哈金：因为人物都是宗教背景，没有办法的。魏特林是现实的人物，也是传教士、基督徒，这个没有办法超越。我想跟历史贴得近一些，不能随便乱发挥。虚构的就是叙述人高安玲，我虚构了整个她的家、她的儿子。
南方周末：你选择金陵女子学院这个场所，是因为魏特林的史实局限？
哈金：既然选择魏特林，就得接受这些局限。我觉得魏特林是英雄，她很冤枉，因为建国以后就不宣传了，都不知道美国传教士帮助中国难民的事，张纯如的书出来大家才知道。基督徒自杀是不受鼓励的，所以教会也不能把她当英雄宣传。
南方周末：魏特林的日记中自责自己允许日本军人从金陵学院带走“妓女”？
哈金：在日记中她没有自责，但是提到了这个事。后来在报告中就不提了。但事后她病了一场，她一定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折磨。
南方周末：高安玲的儿子高浩文，从他家人到魏特林，都包容他理解他，但是放在爱国主义的集体语境里会怎么样？
哈金：那就是叛徒。你给日本人做事情，你说不清楚的，小人物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但反过来像郭沫若那样，老婆孩子都不要了，回来打日本，对家人是背叛，对民族来说是一个英雄。普通的人，高浩文觉得应该忠于自己的老婆孩子，忠于自己的感情。他没有做什么坏事，但在大伙儿的眼光中就是一个汉奸，没说的。
南方周末：包括高安玲在东京审判时，也不敢跟她儿媳妇相认。
哈金：对，那是大的问题。她代表所有受害的南京妇女，责任太大了。当然也有怕将来说不清的可能。
也没有宽恕，也不是仇恨
南方周末：你写到东京审判宣布几名日本战犯死刑的时候，南京大屠杀的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哭了。
哈金：历史记载是一年以后，因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定案，小说为了把故事讲完整，就把宣判提前了。宣判时他确实精神垮了。松井石根是替皇家受罪的。天皇的叔叔才是真正的罪犯，但美国为了保持日本的反共情绪就说皇家赦免，只能判最高指挥官。张纯如也说到松井，他曾指责底下的军官没遵守纪律，没管好自己的部队，战争开始以后就没有章法了，什么坏事都做了。他也是牺牲品，知道那些残酷的事情后，他也哭了。他回日本以后，在伊豆山建了一座观音像和观音堂，纪念南京这些被杀的人。他心上认罪，尽管嘴上不认。
南方周末：有个在美国待了20年的中国神父，说他以前了解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都是仇恨，甚至他跟日本神父在一起共祭弥撒，都克制不住内心有时会浮现反感、别扭的情绪。
哈金：我也有这个感觉。我以前有个日本朋友，我太太就不高兴，我也确实觉得感情融合不到一块。人都很好，不过总是有些隔膜，很难。但不能让仇恨把你生活笼罩了。怨恨是很正常的。
南方周末：那你怎么表达宽恕？
哈金：也没有宽恕，也不是仇恨，就是把事情讲清楚。你不可能让大伙随随便便就忘了。张纯如的书出来以后很多人攻击她。我这个书肯定也要被攻击，只是不一定那么厉害。今天（美国）西海岸有一个评论，一点好的东西都没有，说我只能写一些像寓言的短篇小说，明显就是日本人在攻击。日本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书评界他们势力很大的。
南方周末：书名“安魂曲”怎么理解？
哈金：故事写出来，是对主人公和受难者灵魂上的安慰，这是直接的作用。魏特林也很冤屈，实际上美国传教士一直留到很晚，有的等新中国建立以后才走，这些人回去以后还得受审查，因为他们跟红色中国有接触。
我到美国后读了很多遍《圣经》，对有宗教信仰的人非常尊敬。人要有敬畏，要是什么都不怕就坏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这种心态毁坏性太厉害了。
《南京安魂曲》中宗教精神超过了个人恩怨，日本平民也受苦，他们的儿子孙子没了父亲爷爷，战争给人造成的无奈和损害太大了。我们到最后还是应该超越种族的经验。
“忠诚是双向街，必须有来有往”
南方周末：你把自己划归移民作家，而不是流亡作家？
哈金：是。流亡者生活在过去，故园是他意识的主要部分，移民必须依赖现在。我不是因为出书什么的政府就把我流亡了。但我不是普通移民，在餐馆里市场里打工的那是标准的移民，到这来是白手起家。我毕竟是在写作。
南方周末：语言、身份、“背叛”，这些问题困扰你吗？
哈金：语言当然是一个大困扰。背叛倒是相对的，忠诚是双向街，必须有来有往；任何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应该忠于的对象。至于身份，我从不忧虑，还是让作品给自己一个最终的身份吧。
英语是很了不起的语言，有伟大的传统。有些人加入英语文学而且成为大小说家，如康拉德和纳博科夫，所以我知道哪里有途径。选择英文写作不是新鲜的事，一切依靠运气和能力。最终我决定我能接受失败，因为无论在哪里，人最终都是失败。阿瑟·米勒最后的剧作没人愿意上演，厄普代克临死前得了个“最糟糕的性描写”奖，还有的知名作家晚年根本无法出版作品，所以不能奢望成功。
汉语有特别的节奏和丰富的表达方式，有时我能利用这个资源让我的英文稍微怪一点，新鲜一点。这是优势的一面，但我还是必须放弃母语让第二门语言更流利。
我在美国当英诗写作课教师的时候，才比较认真地写作。在中国时，离文化界很远，后来上大学英文系，语言仅仅是个工具。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写小说，只是对诗歌感兴趣。我如果留在大陆，不太可能写小说，可能写一些非虚构作品。
纳博科夫临终时被问到，作为非常成功的作家，他的秘密弱点是什么？他答：缺乏自然词汇。我也有这种感受。非母语的作者抓不住那种自然性，因此他的任务是把这个状态变成自己的优势。
你的过去在你脸上
南方周末：第一本奠定了你在美国主流文学界地位的小说是《等待》。
哈金：但《等待》一开始出来在美国恶评也很多。《英国病人》是昂达琪写的，一开始没有得布克奖，也有很多不好的评论。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由主流的出版商出的书，以前是小的出版社，而这是一个商业出版社出的。
那本书运气非常好。得了美国图书奖和福克纳奖，基本就站住了。这本书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印度人读。有读者说他们的感情压抑容易体会到，说他认识的人就有像孔林那样的亲身体会。我有一个同事，他母亲读过很多书，她说《等待》是她读过的最悲哀的一本书——在等待中，很多生命就白白地流失掉了。
南方周末：你在《自由生活》里写的那个流亡知识分子，是不是确有所指？
哈金：也不敢说是哪个人，但是老一代人很多是这种心态，一见面就问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好像是老干部似的。我见过其中一个著名的老人，他死前一个多月我跟他吃饭，他说他革命这么多年了，最起码医疗费得给他吧？他患了癌症，觉得中国应给他付在美国的医疗费。革命这么多年了，还跟国家有扯不断的心态，可爱也很可悲。现在那一代人几乎没有了。 
南方周末：你从《自由生活》开始写美国的事了。
哈金：对。有人说去美国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连英语都不学，一种是纯粹变成美国人，跟过去没有关系。有人宣称他是世界公民，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去。这两种我都觉得很危险，特别是华人，你的过去在你脸上。所以我不太相信写作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每一本书都是新的问题。
南方周末：如果继续写中国，你觉得有问题吗？
哈金：看什么样的题材了。确实有些重要题材，必须在中国生活，当下一些特别小的东西，要亲身了解。中国有很多大的题材，但是你只能用中文来写，用外语写没有意义。
要用中文写作，我只能放弃这里的一切，在中国住两三年以后找到一个感觉。但是这都是不现实的事情。不是说你心里有一本书就可以写的，不是那种情况。
南方周末：单写美国人肯定也不行。
哈金：有什么意义？也不是我的优势，也不是我关心的东西。你的题材总是跟你自己的存在有亲密的关系，而且往往是在一种危机感之下。写南京的书，虽然没有回中国，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核心事件，还是一种心理上的联系。反正写完《南京安魂曲》我也算了结了一块心病。以前连知道都不知道这些事。
你不可能跟过去完全切割。一个欧洲移民有可能，他的脸别人认不出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但中国人不一样。这个话有点傻，但有很多人说自己跟过去没有关系，可周围人都不这么看。你年轻时或许可以完全“活在当下”，但老了以后，身体和心理都不那么强的时候，过去就回来了，压也压不住。这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很危险的。年轻时说自己是“世界公民”，到老了不行了，现实中有一些这类人后来自杀了。
哈金小说《南京安魂曲》：用西方视角叙述“大屠杀” （节录）
中新社记者 孙宇挺，中新社纽约11月6日电
美联社评价哈金这部小说时说：“每一位不清楚南京曾发生过什么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纽约时报》书评也称《南京安魂曲》为那段20世纪最残暴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微妙且有力的视野。
用英文写作的哈金，这个被称作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华裔作家，6日在纽约出席亚洲协会举办的中印文化对话时，接受了中新社记者的专访。
写作过程整整修改了40多遍
在专访中，哈金告诉记者，《南京安魂曲》是他的第10本小说，来了美国以后，此间的华人作家每年都要举行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缘起于此，哈金开始深入关注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让他很吃惊。
哈金在2007年开始考虑着手写作这本书，那时候市面上还很少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他以为这还是一块空白，但接下来几年，相关题材的作品开始慢慢出来了，但“手头上的工作已经开始，就不能停下来了。”
哈金对中新社记者说，其实这本书他是在改了32遍之后才找到正确的方向，找到了正确的叙述角度，“之后又改了八九遍，应该说整部作品整整改了40余遍。”
《南京安魂曲》基于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林真实的故事进行创作，开始的时候哈金以魏特林的角度，以第三人称叙述展开，但发现后来写不下去了，最后才引入一个虚构的人物，故事中魏特林的女助手，以一个中国妇女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既讲了南京大屠杀发生以后中国人的故事，也讲了美国人的故事。
真实主人公历史地位超辛德勒
历史上，身为金陵女子学院教导主任的魏特林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将金陵女子学院改造成国际安全区，收容了上万名中国妇孺难民，她也目睹了日军种种暴行，返回美国以后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最终自杀。作为基督徒，她的这一行为是不为西方教会接受的。所以在西方，关于她的出版物也是少之又少。
但南京人曾一度将魏特林视作英雄，在南京师范大学甚至有专门研究魏特林的研究所。哈金说，她的历史地位甚至要超过因电影《辛德勒名单》而广为人知的辛德勒，“她救助的中国人数远远超过辛德勒救助的犹太人数。”
哈金说，《南京安魂曲》中关于战争场面，叙述的很少，主要叙述的是人们心中的苦难，包括中国人和美国人的。
他说，在写作过程中，令他非常沮丧，常常控制不住感情。想着那些血淋淋的画面，就觉得难受。他惟有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去，书出来的时候才好了一些。而另外一位写作南京大屠杀书籍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就是在作品问世后患上抑郁症而自杀的。
哈金说，“小说家都知道，这本书写得很艰难，主要的细节都是从史料中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哈金举了一个例子，由于杀人太多，当时南京没有干净的水，做出来的米饭都是红色的，这是在日本人自己的日记里都有记载的。“这都是真的，不是我想出来的。”哈金说。
哈金表示，《南京安魂曲》的西方视角也让这个故事显得更加客观，也更容易为西方所接受。虽然被称作美国最杰出的华裔作家，哈金自己却很谦虚，他说他只是在认真做一些事情。谈及为什么自己能够被西方接受，哈金说，“关键是我的故事感动了他们。”
2010年元月台北国际书展期间，适逢哈金创作并自己翻译成中文的短篇小说集《落地》在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出版社在一家靠近台大的诚品书店，为他举行签名售书，哈金简短发言。旁边女士为时报出版公司副总编辑叶美瑶。（高伐林摄） 相关文章： 著名作家哈金终于在中国大陆得到热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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