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所有我干預不了的事情，我只能狠狠心，由它去吧。就當是看歷史，旁觀好了。我早就變化成另一個人了，別動感情，就這麼着吧。我已經學會了不理不睬，覺得這樣才能避免痛苦，何偉卻寫出了我熟視無暏的中國，和冷漠之下的實質
◆高伐林
標題有點繞嘴——我的意思是：柴靜跟着外國人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我呢，是跟着柴靜看。
每次回國，總會看到中央電視台的某個新聞調查節目中有柴靜。“我是柴靜，火柴的柴，安靜的靜。”對這個精幹利索的女記者，我印象不錯，不過，也僅此而已。
最近三年，不斷讀到署名“柴靜”的文字，有的是在媒體上讀到的，有的是朋友們通過電子郵件發給我的，讓我對她刮目相看。
上海著名學者朱學勤教授寫了一篇文章《顧准悲劇的另一面》，劈頭就推薦了柴靜的文章：
12月3日，顧准逝世三十五周年。……夜半回歸，朋友轉來柴靜博客上一篇悼亡文字，長達8500言，情真意切，結語說：“我們都是顧準的後人”。我不敢相信這就是那個經常在央視《新聞調查》欄目里出現的女記者，寫信問同在傳媒工作的兒子，這是CCTV的“柴靜”嗎？那樣一個地方能出這樣一個人？兒子尚未回信，一個學生的短信到了，確證如此……
讓朱學勤“不敢相信”作者是央視那個柴靜的文章，題為《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後來發表於《書城》雜誌。
不止朱學勤“不敢相信”，不少讀者，包括我老婆，讀了此文也問：此柴靜真是彼柴靜？朱學勤沒搞錯？不是同名同姓？言下之意，當然是驚詫於“鶴立雞群”或者“雞窩裡飛出了金鳳凰”，對央視頗有不敬之意——我有幾個同學就在央視工作，得罪了！——不過，其中一位成果纍纍的同學，數年前曾親口對我半開玩笑地說過：如果將央視大樓（那時還沒有搬進“大褲衩”）用高牆一圍，門口掛上牌子：“北京市第三監獄”，一個也不冤枉！
前幾天又有個朋友發來一個鏈接，是柴靜在首都女記協演講比賽上五分鐘演講的視頻，據稱得了特等獎。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GdTwV-r1-jE/
我看了一遍，儘管對內容並不感覺新鮮（因為演講的文字，此前已經讀過），但是她的平和自然，並不刻意做演講腔，讓我暗暗納罕。
2009年曾流傳一篇“央視柴靜涉嫌受賄被捕”的帖子，說重慶黑色廠商受審人曝曾花100萬元“作為聘禮”送給柴靜，找柴靜通過關係在央視做廣告。柴靜在自己的博客中闢謠也不忘幽默一把：“作為‘央視著名支持人（原貼錯誤）’，我辟個謠。”
今天我又讀到她一篇文章《跟着外國人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禁不住要推薦給朋友們啦。
柴靜是介紹一位美國人何偉對中國的觀感。何偉，原叫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何偉是其中文名，曾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國家地理》撰稿人。他成長於美國密蘇里州的哥倫比亞市，在普林斯頓大學主修英文和寫作，並取得牛津大學英語文學碩士學位。他的中國紀實三部曲中，《江城》一經推出，即獲得“奇里雅瑪環太平洋圖書獎”；《甲骨文》則獲《時代周刊》年度最佳亞洲圖書殊榮；第三本《尋路中國：從鄉村到工廠的自駕之旅》，這也是他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本譯成中文的書（李雪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1月）
為什麼要跟着外國人看到真實的中國？外國人還能比中國人（我說的，當然不是我這種長住國外的中國人）更能看到中國的真實嗎？
沒錯。在有些情況下，正是如此。這就像蘇軾的詩句所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外國人正由於對中國陌生，看到的中國才會有新鮮感，也將新鮮感傳達給讀者。
柴靜文章第一段就引用了《東方時空》製片人的叮囑，現場採訪“要像外國人一樣去看”，不要熟視無睹。
這讓我想起已故老詩人綠原寫過一首詩，詩題我忘記了，網上也查不到，好像叫《謝幕》，以一位歌唱家的口氣自敘，當然也是詩人的自我剖白：“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唱／此前我不曾唱過；／這是我平生最後一次唱／今後我永不再唱”（大意）。
這四句詩對我震動甚大，道出了創作成功的秘訣：將每一次唱，都當成“第一次唱”，才不致於因駕輕就熟而唱得機械、世故、油滑；將每一次唱，都當成“最後一次唱”，才會竭盡全力地去追求完美。
綠原這個“第一次唱”與上面所說的“要像外國人一樣去看”，有異曲同工之妙。
生活中，不論美國和中國，有多少乍看平淡無奇，細想卻令人心弦震顫的場景啊。
下面我附上柴靜這篇文章。或許朋友們也樂意一讀——那就是“跟着老高跟着柴靜跟着外國人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了！
央視記者柴靜
跟着外國人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
柴靜，《錦繡》雜誌2011年7月號
1
我剛做記者的時候，《東方時空》的製片人時間說過一句話，去現場採訪的時候“要像外國人一樣去看”。
他的意思是不要熟視無睹。
我以為自己聽進去了，看一個美國人寫的中國，才知道我對現實已經失去多少感覺。
他寫，“任靜要出去打工，媽媽有點驚慌失措地追着女兒到了工廠門口，求她留下來，說她太小了，姑娘什麼也不說，也不看她母親，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來，女孩兒依舊不為所動。最後，母親讓步了，大聲叫着‘去吧，你願意去就去吧’。”
她轉過身，慢慢穿過馬路，大聲哭喊着。
她一走開，女孩兒也不自禁大哭起來……把頭埋在雙膝間，抽泣起來。接下來一個小時，母親和女兒站在街道的各一邊，哭泣着，她們都很生氣，不跟對方說話，不看對方一眼，可母親還是不願意離開。
姐姐來了，隔着路給妹妹傳口信：“她叫你當心。”
十六歲的女孩回了一句：“告訴她，我不會有事的。”
五分鐘後，姐姐說，“她哭了，她是真想讓你留下來。”
女孩口氣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邊，我就給她電話。”
工人們裝好了車。她終於爬了上去。最後，母親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無濟於事，就送過來兩百塊錢。站在那兒看着車消失，淚水從臉上落下來。
另一對姐妹也在這個車上，來送的是父親，沒有擁抱，沒有傷感，他關心的是更重要的問題，“衣服要暖和，天氣涼了，不注意要生病，生病了又得花錢買藥，要穿暖和，好吧？”說完這些，轉身大步走了。
中國古老的鄉村就在這個細節里掙扎着，又絕不回頭地消失了。
2
何偉在1990年代來到中國，生活在小城市，一個美國人想在中國默默觀看什麼事而不成為被注意的焦點，會有多難。但看看他寫的清明這天的中國：
早上杏花落了一地，像春天的暴雪……幾個男人在土墳前轉，“這兒埋的是我爺爺”。
“才不是呢。”
“我覺得是。”
“瞎說，那是你爸的大哥。”
何偉寫：“他們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關係，也沒有相關的細節，沒有具體的記憶。”
其中一個墳墓是新的，是一個前兩年剛搬到城裡的老頭兒，墳上新鮮的泥土堆得很高，何偉拿起一把鏟子，給土堆上填了一點土。“有人拿起一沓冥幣，點了起來。另一個人拿了一支香煙，插在墳頭上，香煙筆直地豎立着，幾個人退後一步，看着這土墳，議論兩句。
“他實際根本沒抽過紅梅。”
“對，貴得很，他原來都抽黑菊花。”
“現在買不着了，80年代的時候流行。”
這是人們提到的惟一與死者有關的細節。站了一會兒，魏說，“好，走吧。”
其中一個轉頭看了看，“煙沒事吧。”
“沒事兒。”
他們幾個人順着那條之字小路，下到了溝谷里，地上是杏花花瓣，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墳燒紙的通知。一行人回到地里干起活兒來。
這個拎着沾着土的鐵鍬的美國人，看到了我熟視無睹的中國。
3
何偉在美國的時候叫彼得·海斯勒，他在小學校里講中國，讓小孩子提問，孩子問，“中國父母殺掉女嬰嗎？”，“中國人吃狗嗎？”，他感覺很糟糕，“怎麼兩個問題都是這樣子的？”
他在中國面臨同樣的問題，在涪陵教書的時候，課本上對於美國宗教的介紹是有什麼樣的邪教，對於學校的介紹是發生了什麼樣的兇殺案。他對學生解釋，“這些事是真的發生的事，但它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國社會。”
他希望人們描述一個國家要講清楚那些背景，用時間去長期採訪，“而不是簡單告訴他們什麼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
4
他筆下的中國具體而細微。
他寫姓魏的農民一家。這個荒僻的小村子2003年開始多了遊客的生意，老魏從務農轉成經商後，收入超過了三萬元，比前一年多了50％，但這個家庭的人都開始焦慮不安。
男人原來只是偶爾抽支紅梅煙，但現在一支接一支，晚上喝酒，問他哪裡不對勁。他說“隨時隨地感到很緊張”。
他不斷地擔心錢的問題，他買了一雙30多塊錢的“意大利”牌皮鞋，鞋盒子擺在很顯眼的位置上，還有一件人造皮的夾克，離開村里去縣城的時候就穿上。“中華煙”很管用，能幫他拉到生意。
男人入了黨之後應酬變得多起來了，晚飯後，女人打電話給男人，接電話是別的人，她聽了一會兒，突然變得不耐煩起來，“他喝醉了，是不是？那他晚上還回不回來？叫他給我電話。”
她坐在飯桌旁沉思了一個小時，孩子好像沒看見。
後來電話響了，她挪到另一個屋子裡接，“你晚上必須回來！”她聲音很嚴厲，“聽見沒有？今天晚上一定要回來！”
何偉出門的時候，發現男人已經回來了，喝醉了，倒在牆邊上。
女人也想跟男人一樣試試自我發展，她把自己做的玉米粉條送到城裡賣，挨家挨戶推銷，但她不會抽煙，也不會喝酒，沒有“關係”，只好退回到這個孤獨的村莊裡。
後來她的口頭禪成了“我管不了”，她對自己無能為力的事情不看不聽，用這種淡漠的態度來作消極的反抗。但人的心裡是受不了什麼都沒有的，所以她信了佛教，因為她聽城裡來旅遊的人總談起這個。“我覺得這個東西好，對一個人該怎麼生活，他們有主張”。她在靠牆的地方放了兩張桌子，上面鋪了黃色綢布，擺了兩尊佛像，還有三個桔子，五個蘋果，三杯白酒。她覺得自己平靜一點了。
隔着幾米遠，就是她丈夫泡着剛殺的野豬幼仔的白酒罈。
男人看不上他老婆的求神拜佛，他是村里惟一看過三十幾本法律書的人，一心想競選村黨支部書記，暗地張羅。書記是個女同志，請他吃飯，不明說，但意思誰都明白了——“你要是不爭，等我卸任了就是你的”。但他不打算退，覺得書記在徵地上的事讓村民不滿，他的勝算還挺大，競選前鎮裡的領導來開了一個會，什麼都沒說，只是表揚了一下在任書記，然後讓黨員表態，輪到他，他心裡已經挺清楚了，說了句“幹得不錯”，就坐下了。
他從政的經歷就此失敗，在此前一個算命先生對他說過“你絕對不要介入政治”，這事之後，他找了開天眼的人，把天井重新翻修了一下，這是他學到的又一樣東西，“他再也不會把算命先生的警告當作耳旁風了”。
何偉寫下這些，他說，“西方的報紙上總是着眼於中國的巨大變化和政治的東西，但是根據我的所見所聞，這個國家最大的焦慮卻是極度個體化、極度內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們把過去的經驗應用到現代的挑戰上，遇到了麻煩，父母和孩子處在不同的世界裡，婚姻更加複雜----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樂的夫妻。要人們在如此變化的世界站穩根基，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5
何偉不是記者，一開始也不是作家，他只是一個普通的美國人，1996年，從牛津大學畢業，坐着火車到處旅行，經過北京，原來打算待一周，決定留下來，是因為這裡的人“比較活潑”。
27歲時他作為志願者來到四川的小城市，“生活在這樣一個小地方你幾乎看不到什麼外國人，我喜歡這種挑戰。我也喜歡長江和那裡的風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歡在那裡跑步或者遠足。”
他沒學過中文，不是任何媒體的記者，“因為以前沒有研究過中國，我對這裡的人和物反而沒有什麼強烈的態度或意見。有時候你缺乏相關知識不是壞事，中國變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學了什麼有關中國的東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過時——中國已經變成另一個國家了。”
2001年他申請了駕照在中國漫遊，租了一輛北京產的切諾基沿長城行駛。外國人租車是不能離開北京的，不過他已經學會了小小的違規，如果車撞壞了，租車的人會拿出一張“美中拖拉機協會”的空白介紹信算作他的單位。
他不能在車上帶GPS，害怕在西部被當成干測繪勾當的外國人。他在小旅館住宿有時會被上報給警察局。晚上他住在土路上，午夜帳篷突然被照得通明，他猛地坐起，以為是駛近的車燈，拉開門帘，才意識到是圓月升上地平線，他在月光里“靜靜地坐着，等待恐懼平復下來”。
他後來在長城腳下一個偏遠的小村子裡生活下來，租住在魏家，牆上是《還珠格格》的海報，和一對雙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畫像，“生雙胞胎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惟一可以合法擁有兩個孩子的方式，其實就連這張像上的雙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只是一張複印了一份，反着放在一起。”茅房裡兩塊石板中間留着小縫算是蹲坑，晚上睡覺他聽到老鼠在牆上跑動，“每當月圓的時候，這些傢伙尤其活躍，在那樣的夜晚，我能夠聽見它們把核桃滾到屋頂的秘密倉庫里藏起來”。
自從他租住在三岔村後，村子裡叫“攪屎棍”的人向警察告發他。他知道“警察只是不想有麻煩”，他找出法律條文，主動去拜訪了警察，中秋送了月餅，春節送了水果，終於有一天警察對“攪屎棍”說，“別作無用功了”。
6
寫這個村子不是他的本意，只是生活從人身上流過，一開始只是細流，後來漫溢成河，迴轉盤旋，他不由得要對它觀察。
老魏的孩子是一個精瘦的農村男孩，精力無窮，喜歡跟他打鬧，叫他“魔鬼叔叔”。孩子上學之後，學校里沒有零食，也吃不太飽，但一回到家，都是來旅遊的城市人帶來的方便麵和薯片，每天寫完作業吃着垃圾食品看電視，但母親並不覺得怎樣，對農村的人來說，“孩子能吃永遠是好事，電視不看就浪費了”。
孩子肚子已經有點滾圓，腿上長出贅肉，稍跑幾步就氣喘吁吁，何偉希望他能多吃點水果，但媽媽說冬天不要吃水果，“不順氣”。她打量着兒子，挺滿意，“他現在有點像城裡孩子了”。
何偉寫：“他們同時過着現代生活和傳統生活，但他們同時抓住了這兩種生活里最糟糕的部分。我並不反對進步，我明白他們為什麼那麼急切地擺脫貧困，也對這種適應變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這個過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價的。”
這本書的主題鮮明如刀，就是中國農村向工業化社會的轉變，但何偉並不是從寫“史詩”的雄心出發的，這只是生活的潮水落下去之後，自己裸露出來的主題。
取了中文名字何偉的美國小伙子。（網絡圖片）
7
他的書被稱作“非虛構”寫作的典範，但他不太喜歡被歸類，“‘非虛構’我也覺得是個很奇怪的詞，它不是說這東西‘是什麼’，而是說它‘不是什麼’。我覺得分類並不重要，哪怕我的書被分為旅遊書它也是有特點的”。
他默默無聞寫了很久之後才成為《紐約客》的作者，他沒有學過新聞學，也沒有捆在身上的荊棘，“我寫作的領域由我個人的興趣而不是出版商或者編輯決定，我願意對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真正的決定權，這對我非常重要。”這種獨立性讓他更像一個作家而不是記者。編輯有時會要求他去採訪某一個熱點事件，他說了句讓中國新聞人會莞爾一笑的話——“我能頂住”。
他也不迴避自己在生活里的參與。在三岔村，小孩子得了血液病要輸血。何偉認為血源不安全，但他最後也沒爭過那裡的醫生。爭執之後，他寫，“我坐了輛出租車回到家，洗了個澡，一個人吃了晚飯。夜裡，我感到一陣麻木。一剎那間，我在空蕩蕩的公寓裡坐了起來，感到十分的無助，竟至無法呼吸。”
用連清川的話說，“如果你要了解當下中國的真實生態，你就必須有這種窒息的體驗。”
他在書裡也誠實地寫下不愉快的事情，一個擦皮鞋的男人欺負他是外國人，他們大吵，幾乎動起手來。
給他校對的美國朋友說，“我不喜歡你這個樣子。”
當地一個女孩卻寫信給他說，這個細節讓她接受和同情他，“因為我理解一個人被自己曾經厭煩的東西捕獲時的悲哀”。
何偉並不是用外國人的眼睛來看中國人，他是以人的眼睛來看人，也看自己。
8
何偉經常被問，“中國的政治下一步會怎麼改變？”他說這種問題特別難回答，“實際上對於我來說不是太重要，我在中國的工作不是改變中國，或者改變中國人的想法。我關心的只是今天他們怎麼想。”只不過，他說，在不到十年的時候里，“所有人都改變了對自己的看法，也都改變了自己與周圍世界的關係”，每個人都在劇烈地變化，反覆搖擺，有時自行其是，有時候被裹脅而去。
他很少對這些人評判，但有一個細節除外。
六歲的魏嘉經常感冒，他父親的反應是把名字改掉。嘉這個字有14劃，不吉利。計算機分析說五行中缺水-----何偉說，“我在中國認識的人基本上都缺水”。計算機給的方案是“淞”。
改完名字之後，孩子總是一言不發，大人問好幾遍，他回答“不好”。有什麼不好，他不給理由，也沒提出另做選擇。跟往常不一樣的地方是，他沒生氣也沒衝着他媽吼叫，他的反應只是一句“不好”，這兩個字還是自言自語說出來的，時間慢慢過去，這種克制態度產生了一種奇怪的結合體，當中有無能為力，也透露些許力量。他爸爸無法明白哪兒“不好”，很快就懊惱不已。
對這孩子來說，電腦已經給他承諾了鴻運當頭、大富大貴等等，但到頭來，這一切統統“不好”，反正就是拒絕使用。
幾個星期後，他的父親放棄了，再沒提起這個名字。
寫完這個故事後，何偉寫了一句有點抒發感情的話，“從此以後，他永遠叫魏嘉”。
對這個並不與什麼對抗、只是要成為自己的孩子，他好像有某種敬重和感情。
9
前陣子，我爸打電話給我，說家族決定把老房子拆了賣掉。這是一個三百多年的清代宅院，我在那兒出生，長到八歲，一個人關於熟悉和穩定的感覺都從那兒來。我爸問我，“你看你什麼意見？”
這個房子的產權屬於十幾戶家庭，我也沒有那個財力去買那個房子，我只能說“由它去吧”
放下電話，我想，由它去吧，對所有我干預不了的事情，我只能狠狠心，由它去吧。就當是看歷史，旁觀好了。我早就變化成另一個人了，我不需要這些。別動感情，就這麼着吧。
在何偉寫到的這個家庭里，魏嘉的大伯是一個智障聾啞人，村里人叫他傻子，沒有人理他，何偉每次試圖跟他說話，都被村民攔住，“他聽不懂”。只有不滿6歲的孩子跟他玩，玩的時候他很歡樂。有一天，魏嘉的爸爸讓何偉開車送一家人去鎮政府，到了門口，開開門，他把傻子拉下了車，“政府應該每個月給我們錢養他的，他們不給，我只能把他留在這兒，直到他們願意出錢為止”。傻子沒有任何表情。
魏帶着他哥哥穿過院子，走過一個金光閃閃的大鋼球雕塑，進了大門。
下午稍晚的時候，領導們用車把人送回了大山里，在離村子裡還有幾公里遠的地方停下了，傻子從來沒有一個人離家那麼遠過，但他靠本能找到了回家的路。
何偉再回到三岔村的時候，傻子遠遠地看見他，咧着嘴大笑，指着轎車，比手勢，是在講述坐過他車下山的事。
“我懂，”何偉說，“我記得。”他想道個歉，說自己當時明白這事兒的時候，已經太晚了，抱歉把傻子丟在政府了。但是怎麼也找不到一個辦法表達歉意，傻子還在那兒激動地大大比劃着手勢。
後來補助就有了，再後來還給殘疾人發了彩電，魏嘉的爸爸把彩電送給了一個“關係”……“反正傻子也看不懂”。傻子晚上一個人坐在黑屋子裡。
等孩子6歲之後，長出了父親一樣的桶狀胸脯，也學會了像其他人一樣對傻子不理不睬。
我已經學會了不理不睬，覺得這樣才能避免痛苦，何偉卻寫出了我熟視無暏的中國，和冷漠之下的實質……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靈沒有歸屬，不管你知不知覺，承不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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