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宪皇帝”所受制约程度并不亚于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军政”“训政”。称帝受到抵制以后，袁世凯不但认识了错误，而且也改正了错误，主动取消了帝制。或许可以说，袁世凯最大的问题只是历史没有给他时间弥补错误，年仅56岁就猝然去世。假定他的生命延长10年20年，人们会计较他曾恢复帝制的错误吗？
老高按：最近连续读到几篇重新审视和评价袁世凯的文章，可以看成是去年渐掀热潮的纪念辛亥百年研讨、反思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对他在晚清和辛亥革命中作为的评价，争辩声浪渐小，对于所谓签订“21条”，真相也逐渐清楚；分析焦点集中到对袁世凯“称帝”这一最大的污点上——这件事，从史实上说，倒基本上没有多少史家所不知的内幕，分歧只在如何评价上。
在黑龙江省一个省级机关任职的袁伟东写了一篇2万字的长文《袁世凯与中国宪政》，全面缕述了袁世凯在其人生的各个阶段认识宪政、推动宪政、在其晚年的困惑中仍然坚持宪政的过程。袁伟东明确地提出：
在中国百年的宪政历程中，我们的历史忽略了一个最伟大的人物袁世凯，他是清末最著名的立宪派代表，他的后半生致力于推动宪政的发展和实践，他“是一个坚定不移地去完成他准备做的事情的非常聪明的人”（唐纳德.格林语），他披肝沥胆置生死于不顾，最终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专制，实现了共和宪政，使中国迈入了世界宪政国家的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用“中国宪政之父”这个称谓来评价和定义袁世凯为中国践行宪政所做出的功绩是十分合适的。
袁伟东的文章中，还提到：
袁世凯晚年困惑于国家政体，但他却没有放弃宪政，没有放弃宪政对国家、民族的规范、引导作用，没有忘记他的权力是宪法所赋予，他定年号为“洪宪”，就是要弘扬宪法，洪大宪政……当得知多人反对帝制后，他果断取消预备帝制，取消“洪宪”，重返共和政体。
恢复帝制，实行君主立宪，是袁世凯不得为而为之的举措，用我很早的一句话说是“形式上的倒退，内容上的进步”，因为袁世凯实行的是君主立宪，他没有放弃宪政，并始终秉持宪政，即使他做了“皇帝”，他也应该是“宪政皇帝”、“民选皇帝”。
这篇文章原刊发于中国大陆“共识网”，我已经将之转载到“明镜历史网”（http://www.mingjinglishi.com），供海外更多读者参考。
另一篇蔡永飞的文章比较短，我就转贴于下。
唐代诗人白居易《放言》一诗写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忠臣周公也有被流言怀疑的日子，乱臣贼子王莽也有未暴露真面目的时节。如果这时他们就死了，忠奸又有谁能分得清？
蔡永飞的短文中下面这段话，与白居易上面这几句诗异曲同工：
“洪宪皇帝”所受制约的程度并不亚于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军政”、“训政”，至今看来也是十分难得的。尤其是，称帝受到抵制以后，袁世凯不但认识到了错误，而且也改正了错误，主动取消了帝制。或许可以说，袁世凯最大的问题只是历史没有给他时间纠正错误，年仅56岁就死去了。作为当时唯一有能力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人，假定他的生命延长10年、20年，如果他能够让中国较长时期保持稳定、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进展，人们会计较他犯了曾经恢复帝制的错误吗？
现收藏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的莫理循档案中的袁世凯照片。莫理循，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被聘为“政治顾问”。
袁世凯的贡献何以不被承认？
蔡永飞（民革中央办公厅），《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35期
近日读到了《人民论坛》杂志(六月上)的一篇文章《袁世凯靠什么在晚清政坛崛起》，感触颇多。随着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益升温，关于袁世凯是否对辛亥革命有贡献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的议题。
有人说，明明袁世凯是在推翻满清政权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功臣，为什么反被称为“窃国大盗”？明明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孙中山还在美国，匆匆赶回来之后，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后历史教科书却说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政治人物是不可以犯错误的，一件坏事足以一笔勾销一百件好事，而且基本上不会得到原谅。尽管袁世凯是晚清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他在推动中国政治、军事、司法、经济、社会管理、教育等领域的现代化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仅就辛亥革命而言，如果说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其成功标志的话，那么袁世凯的功劳是谁也比不上的。但是，袁世凯称帝了，表明他的骨子里还存在着传统帝王思想，这是不可原谅的，由此他就被贴上了“坏人”的标签而一无是处。
其实，如果说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的时代潮流的话，那么袁世凯所“逆”的是孙中山革命党人所倡导的民主的形式，而并没有“逆”其民主的实质。袁世凯的皇帝是“立宪皇帝”，这个“皇帝”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皇帝的含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洪宪皇帝”所受制约的程度并不亚于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军政”、“训政”，至今看来也是十分难得的。尤其是，称帝受到抵制以后，袁世凯不但认识到了错误，而且也改正了错误，主动取消了帝制。或许可以说，袁世凯最大的问题只是历史没有给他时间纠正错误，年仅56岁就死去了。作为当时唯一有能力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人，假定他的生命延长10年、20年，如果他能够让中国较长时期保持稳定、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进展，人们会计较他犯了曾经恢复帝制的错误吗？
革命的艰难，也似乎让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好像没有流血牺牲，就谈不上是革命。相比之下，孙中山多次领导武装起义，屡败屡战、愈挫愈奋，那才是革命；而袁世凯掌控着强大的北洋军，一哄一骗一逼，敌人就投降了，怎么看怎么像投机分子，怎么看也是欺负孤儿寡母的阴险小人。辛亥革命之前早有人预言中国一旦发生革命，必然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千百万人头落地，结果没怎么打仗就把满清王朝推翻了，这在具有传统“革命观”的人们看来就太不像革命了。至少袁世凯从清廷背叛出来也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斗，那样人们才可能改变对他的看法。
事实上，正是袁世凯从“敌人”内部响应革命，恰恰差一点让中国“革命”摆脱了改朝换代必血流成河的历史宿命。另一方面，清廷愿意逊位，而不是把“天下”作为家族、家庭的私利，这也是一种善于妥协的高贵品质。接受袁世凯逊位要求的隆裕太后被许多论者说成是“头脑简单”、“无知无能”。以笔者之见，即使她不是有意为之，毕竟是她作出了清帝逊位的决策，承担了丧失家族皇权的历史责任，她就是一个懂得妥协、敢作敢当的政治家，是她和袁世凯共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政治妥协，这应当是辛亥革命中特别值得纪念的重要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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