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憲皇帝”所受制約程度並不亞於孫中山和蔣介石的“軍政”“訓政”。稱帝受到抵制以後，袁世凱不但認識了錯誤，而且也改正了錯誤，主動取消了帝制。或許可以說，袁世凱最大的問題只是歷史沒有給他時間彌補錯誤，年僅56歲就猝然去世。假定他的生命延長10年20年，人們會計較他曾恢復帝制的錯誤嗎？
老高按：最近連續讀到幾篇重新審視和評價袁世凱的文章，可以看成是去年漸掀熱潮的紀念辛亥百年研討、反思的延續。值得注意的是，對他在晚清和辛亥革命中作為的評價，爭辯聲浪漸小，對於所謂簽訂“21條”，真相也逐漸清楚；分析焦點集中到對袁世凱“稱帝”這一最大的污點上——這件事，從史實上說，倒基本上沒有多少史家所不知的內幕，分歧只在如何評價上。
在黑龍江省一個省級機關任職的袁偉東寫了一篇2萬字的長文《袁世凱與中國憲政》，全面縷述了袁世凱在其人生的各個階段認識憲政、推動憲政、在其晚年的困惑中仍然堅持憲政的過程。袁偉東明確地提出：
在中國百年的憲政歷程中，我們的歷史忽略了一個最偉大的人物袁世凱，他是清末最著名的立憲派代表，他的後半生致力於推動憲政的發展和實踐，他“是一個堅定不移地去完成他準備做的事情的非常聰明的人”（唐納德.格林語），他披肝瀝膽置生死於不顧，最終以和平的方式結束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專制，實現了共和憲政，使中國邁入了世界憲政國家的行列，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用“中國憲政之父”這個稱謂來評價和定義袁世凱為中國踐行憲政所做出的功績是十分合適的。
袁偉東的文章中，還提到：
袁世凱晚年困惑於國家政體，但他卻沒有放棄憲政，沒有放棄憲政對國家、民族的規範、引導作用，沒有忘記他的權力是憲法所賦予，他定年號為“洪憲”，就是要弘揚憲法，洪大憲政……當得知多人反對帝制後，他果斷取消預備帝制，取消“洪憲”，重返共和政體。
恢復帝制，實行君主立憲，是袁世凱不得為而為之的舉措，用我很早的一句話說是“形式上的倒退，內容上的進步”，因為袁世凱實行的是君主立憲，他沒有放棄憲政，並始終秉持憲政，即使他做了“皇帝”，他也應該是“憲政皇帝”、“民選皇帝”。
這篇文章原刊發於中國大陸“共識網”，我已經將之轉載到“明鏡歷史網”（http://www.mingjinglishi.com），供海外更多讀者參考。
另一篇蔡永飛的文章比較短，我就轉貼於下。
唐代詩人白居易《放言》一詩寫道：“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忠臣周公也有被流言懷疑的日子，亂臣賊子王莽也有未暴露真面目的時節。如果這時他們就死了，忠奸又有誰能分得清？
蔡永飛的短文中下面這段話，與白居易上面這幾句詩異曲同工：
“洪憲皇帝”所受制約的程度並不亞於孫中山和蔣介石的“軍政”、“訓政”，至今看來也是十分難得的。尤其是，稱帝受到抵制以後，袁世凱不但認識到了錯誤，而且也改正了錯誤，主動取消了帝制。或許可以說，袁世凱最大的問題只是歷史沒有給他時間糾正錯誤，年僅56歲就死去了。作為當時唯一有能力維持社會政治穩定的人，假定他的生命延長10年、20年，如果他能夠讓中國較長時期保持穩定、推動中國現代化建設取得進展，人們會計較他犯了曾經恢復帝制的錯誤嗎？
現收藏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立圖書館的莫理循檔案中的袁世凱照片。莫理循，英國《泰晤士報》駐中國記者，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被聘為“政治顧問”。
袁世凱的貢獻何以不被承認？
蔡永飛（民革中央辦公廳），《人民論壇政論》雙周刊總第335期
近日讀到了《人民論壇》雜誌(六月上)的一篇文章《袁世凱靠什麼在晚清政壇崛起》，感觸頗多。隨着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日益升溫，關於袁世凱是否對辛亥革命有貢獻的問題再次成為人們的議題。
有人說，明明袁世凱是在推翻滿清政權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的功臣，為什麼反被稱為“竊國大盜”？明明武昌起義爆發的時候孫中山還在美國，匆匆趕回來之後，就被推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此後歷史教科書卻說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專制制度，這是為什麼呢？
一般來說，政治人物是不可以犯錯誤的，一件壞事足以一筆勾銷一百件好事，而且基本上不會得到原諒。儘管袁世凱是晚清維新派的重要代表，他在推動中國政治、軍事、司法、經濟、社會管理、教育等領域的現代化方面作出了許多貢獻；僅就辛亥革命而言，如果說推翻君主專制制度是其成功標誌的話，那麼袁世凱的功勞是誰也比不上的。但是，袁世凱稱帝了，表明他的骨子裡還存在着傳統帝王思想，這是不可原諒的，由此他就被貼上了“壞人”的標籤而一無是處。
其實，如果說辛亥革命帶來了民主的時代潮流的話，那麼袁世凱所“逆”的是孫中山革命黨人所倡導的民主的形式，而並沒有“逆”其民主的實質。袁世凱的皇帝是“立憲皇帝”，這個“皇帝”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皇帝的含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洪憲皇帝”所受制約的程度並不亞於孫中山和蔣介石的“軍政”、“訓政”，至今看來也是十分難得的。尤其是，稱帝受到抵制以後，袁世凱不但認識到了錯誤，而且也改正了錯誤，主動取消了帝制。或許可以說，袁世凱最大的問題只是歷史沒有給他時間糾正錯誤，年僅56歲就死去了。作為當時唯一有能力維持社會政治穩定的人，假定他的生命延長10年、20年，如果他能夠讓中國較長時期保持穩定、推動中國現代化建設取得進展，人們會計較他犯了曾經恢復帝制的錯誤嗎？
革命的艱難，也似乎讓人們形成了這樣的觀念，好像沒有流血犧牲，就談不上是革命。相比之下，孫中山多次領導武裝起義，屢敗屢戰、愈挫愈奮，那才是革命；而袁世凱掌控着強大的北洋軍，一哄一騙一逼，敵人就投降了，怎麼看怎麼像投機分子，怎麼看也是欺負孤兒寡母的陰險小人。辛亥革命之前早有人預言中國一旦發生革命，必然像法國大革命那樣千百萬人頭落地，結果沒怎麼打仗就把滿清王朝推翻了，這在具有傳統“革命觀”的人們看來就太不像革命了。至少袁世凱從清廷背叛出來也要經歷一段時間的艱苦奮鬥，那樣人們才可能改變對他的看法。
事實上，正是袁世凱從“敵人”內部響應革命，恰恰差一點讓中國“革命”擺脫了改朝換代必血流成河的歷史宿命。另一方面，清廷願意遜位，而不是把“天下”作為家族、家庭的私利，這也是一種善於妥協的高貴品質。接受袁世凱遜位要求的隆裕太后被許多論者說成是“頭腦簡單”、“無知無能”。以筆者之見，即使她不是有意為之，畢竟是她作出了清帝遜位的決策，承擔了喪失家族皇權的歷史責任，她就是一個懂得妥協、敢作敢當的政治家，是她和袁世凱共同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一次意義重大的政治妥協，這應當是辛亥革命中特別值得紀念的重要歷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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