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说《记忆》在刘秀莹老师病逝一个月后刊发有关文章，借已经病逝的刘老师之口，说王晶尧调查笔记是伪造的。“这类小伎俩”“手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记忆》主编启之反驳说，《记忆》所刊登的材料，是刘老师在活着时亲自写、亲口说的。这篇文章还披露了更多令人深思的情况
老高按：关于北师大附中“八五”事件和北京“红八月”暴行的讨论和争辩，又有了新的回合。前几天我貼出了王友琴的《回应宋彬彬等》，今天我读到网刊《记忆》主编启之对王友琴该文的回应。现贴在下面。
从这篇文章，我才得知：“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当局一度是打算清查文革暴力事件的，尤其是“文革”之初红卫兵私设公堂，打人抄家，以及在学校内外打死人的情况。北京市委成立了“清理三种人”小组，组员分赴北京各区县调查……不料，“正在大伙干得带劲儿的时候，中央下了文件，红卫兵的事不准再查下去，并且要求大家上交调查笔记，由上面统一销毁。”
先后在北京两所著名的重点中学八中和四中担任校长的刘秀莹说：“后来得知，这是因为当年的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给胡耀邦写了信，为红卫兵辩护，说他们当年保护了老干部，是与中央文革对着干的，并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迫害，因此不能算做‘三种人’。中央因此下了文件，来了一风吹，使所有的调查工作戛然而止，给历史留下了一笔糊涂账。这对于“文革”研究是一大损失。”
刘秀莹校长当时限于条件，了解的情况不是很准确，今天我们知道了，是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在“清查三种人”高潮时，与中学同学董志雄联名给陈云写了一封信提出来的。孔丹是原中央调查部长孔原和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恩来的秘书许明（“文革”初期自杀）的儿子，“文革”爆发前夕，他是北京四中高三（5）班团支部书记、中共预备党员，牵头给毛泽东写了信，豪气干云地要求废除“封建高考制度桎梏”。后来他与陈小鲁等人发起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并任总指挥。近年在香港出版了米鹤都编撰的《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一书，他对“文革”，站在他的角度进行了反思。去年闹得纷纷扬扬的紅二代政见不合吵起来之事，也发生在他与秦晓之间。
孔丹在口述书中详细回忆了他给中央写信的內容：
……这封信是写给陈云同志的。老红卫兵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这是在当时“破四旧”的号召下发生的，时间很短暂（个把月左右），我们认为大多属于一般性错误。……
“老红卫兵”的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
陈云随即在1984年2月27日批示：“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二梯队的选拔对象。”陈云将此信批转给政治局常委，并建议将此信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邓、胡、赵、都画圈或批示同意，随后作为中央政治局会议[1984]2号文件下发全党全国，才有了刘秀莹校长所说的：“中央下了文件，红卫兵的事不准再查下去，并且要求大家上交调查笔记，由上面统一销毁。”“给历史留下了一笔糊涂账。这对于‘文革’研究是一大损失”。
今天看来，何止是“留下了一笔糊涂账”？！
《记忆》主编回应王友琴
启之，共识网
王友琴在《回应宋彬彬等》（共识网 2014年3月26日）一文中提到《记忆》和我，涉及到《记忆》的编辑戴为伟。
王友琴这样写道：“2013年11月27日，刘秀莹老师病逝。一个月之后，也是在宋彬彬‘道歉’的前五天，12月31日发表的网刊《记忆》（该报道提到其主编吴迪）上有文章说，刘秀莹老师生前告诉他们，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出示的一份1967年他调查时写下的笔记，是王晶尧先生伪造的。应该指出，这种说王晶尧先生制作伪证的手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王晶尧先生拒绝宋彬彬的‘道歉’，他们的这类小伎俩是原因之一。”
王友琴的这一说法有误。关于王晶尧调查笔记被刘秀莹否认一事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记忆》第82期（2012年3月31日）刊发了由王晶尧提供、徐小棣等人整理校对的六份史料。其中有一份是《宋淮云、刘秀莹谈话记录——1966年8月6日的广播稿》。此期发出后，两位当事人宋淮云和刘秀莹给《记忆》编辑部来信，说王晶尧提供的这一史料有误。《记忆》第84期（2012年5月31日），在“来信选登”一栏上，刊发了宋淮云、刘秀莹的来信。这两封来信全文如下：
1、宋淮云致函《记忆》：
《记忆》主编，您好：
我是原北京四中校长杨滨的女儿宋淮云，看了《记忆》第82期，第101--102页的报道，想说明一下，王晶尧先生和刘秀莹女士不仅没有在67年4月23日去过我家，而且我们三人从未一起见过面。刘秀莹女士在文革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去过我家，三人在我家会面，与基本事实不符。其中的谈话内容也就无从谈起。特此澄清。请代向王先生致以热诚的问候，卞校长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祝好！
宋淮云
2012-4-27
2、刘秀莹的三点声明：
《记忆》编辑部：
我阅读了《记忆》第82期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宋淮云、刘秀莹谈华记录--1966年8月6日的广播稿》，署名王晶尧。
对这篇文章，我做三点声明：
一、我于1965年调出师大女附中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4月5日正式调离师大女附中，到中共西城区委办公室工作。1967年调西城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工作。当时组织上规定，不许参加原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二、从1966年8月到1967年，一直到2008年以前，我没有听说过刘进广播了什么事情。
三、在1967年直到现在，我从未去过宋淮云家，到今日也不知宋淮云住在什么地方，更没有和王晶尧先生、宋淮云一起谈过什么话。
请将来信照登。
刘秀莹
2012年5月7日
为了郑重起见，我和《记忆》的编辑戴为伟于2012年夏天三次去刘秀莹家了解情况。刘老师除了再次说明王晶尧提供的这一材料是误记外，她还给我们讲了女附中的历史、她的家庭经历，以及她对王友琴的文革写作的看法。征得刘老师的同意，我们做了录音。当时，刘秀莹老师已患肾病多年，她说自己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有些精神。但是，在跟我们谈话过程中，她的思路清晰，记忆惊人。此时，距离她病逝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因此，王友琴说的，《记忆》在刘秀莹老师病逝一个月后，刊发有关文章，借已经病逝的刘老师之口，说王晶尧的调查笔记是伪造的。“这类小伎俩”“手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云云，不符合事实。不是《记忆》借已逝的刘老师之口，说王晶尧的材料是误记，而是刘老师在活着的时候亲自写的，亲口说的。
关于王友琴提到的“非常刻毒，也很拙劣”的那篇文章，发表在《记忆》第105期，文章全文如下——
一生育桃李 终身求真知
纪念《记忆》的良师益友刘秀莹老师
潘祛病
刘秀莹老师是终生从事中学教育的老教员。五十年代初，她从师大女附中高三毕业考进清华数学系，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母校又缺教师，她没等大学毕业就退学回校当了老师。
此后，刘老师一直在师大女附中工作，从教数学，到教政治；从做班主任，到做教务处主任。文革前夕，她被调到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局。
1968年，刘老师在家里与弟弟和几位朋友议论时局：“一句就顶一句，怎么顶得了一万句？说毛是顶峰恐怕不太合适，以前说是朱德的扁担，[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一部分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的队伍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国民党对井冈山地区实行经济封锁。中共地方党组织动员群众为山上送粮。朱德经常带领战士下山挑粮。中共建政后，朱德挑粮的故事被收入小学课本，他用过的扁担成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实物。]现在怎么又改成林彪的了……”。结果被朋友揭发。刘老师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扣上恶毒攻击毛、林；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四顶帽子；抄家、批斗、劳改……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过重重磨难的刘老师回到教育口，先后在北京两所著名的重点中学——八中和四中担任校长，直至退休。
2012年4月的一个午后，作为《记忆》的编辑，我去拜访刘老师，事情的起因是《记忆》刊载过一个小资料，其中提到刘秀莹老师在1967年向卞仲耘的家属提供了卞校长受害的情况。刘老师阅后，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一资料有误。此行就是向刘老师了解个中情况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刘老师。她因严重的肾病，蜗居在家多年。老人的眼圈是病痛折磨下的青黑色，在说话的时候，不断地挠着手背，皮肤都被抓破了。她告诉我：“咱们这么坐着，我看不清你，眼睛也几乎坏掉了，肌酐值接近透析的指标，皮肤瘙痒得厉害。夏天还好些，你来了，我还有气力和你说话；到了冬天，我就更不好了，几乎起不了床……”
关于那则资料，刘老师说得很清楚：“1967年，云谲波诡，我自身难保，根本不可能与受害人的家属联系，更不可能向他们透露什么有用的信息。况且当时我已经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了，社会上那么乱，学校里的事，我是几年后才听到的。”刘老师希望《记忆》能发一个更正：“我从来没有去过宋淮云家，更不可能在1967年的时候，在她家开什么会。文革都过去46年了，小资料有记错了（的情况）也都是有可能的事”。 （详见《记忆》第84期“来信选登”栏目《刘秀莹的三点声明》）
我抚着老人的手背，想告辞。可刘老师挽留我：“你们办《记忆》是有功德的事，我愿意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你们，通过《记忆》留给历史，留给下一代。”接着，老人回顾了文革中北京中学发生的暴力，介绍了“文革”结束后，北京市教育局清查三种人的经过：当时市委成立了“清理三种人”小组，组员分赴北京各区县调查文革时期发生的暴力事件，尤其是“文革”之初红卫兵私设公堂，打人抄家，以及在学校内外打死人的情况。正在大伙干得带劲儿的时候，中央下了文件，红卫兵的事不准再查下去，并且要求大家上交调查笔记，由上面统一销毁。我们后来得知，这是因为当年的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给胡耀邦写了信，为红卫兵辩护，说他们当年保护了老干部，是与中央文革对着干的，并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迫害，因此不能算做“三种人”。中央因此下了文件，来了一风吹，使所有的调查工作戛然而止，给历史留下了一笔糊涂账。这对于“文革”研究是一大损失。
刘老师还告诉我，“尽管那些调查记录全销毁了，不过，北京市教委还是将建国后的教育情况编了26册《北京市普教资料选编1949-1985》，（北京市教育局内部参考资料，不是正式出版物。）我们都叫它大白本，其中有一本是谈中小学文革时期情况的。尽管已经比调查时的材料删减了很多，但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现在这些资料不知道北京市教育局还有没有了……”
虽然衰老久病，但是刘老师记忆力惊人，说起女附中的学生在校的成绩和表现，如数家珍。更令人惊异的是，她的思维敏锐，条理清晰，谈起文革，谈起文革前的教育，往往一针见血：“为什么文革期间会出现那么多打老师、打死老师的事情？这是偶然的？为什么这些悲剧都从高干子弟聚集的中学开始，为什么挑头的都是干部子弟？十七年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做老师的都给学生教了些什么？”
临告别时，老人缓缓地挪回卧室，取来一本她参与主编的《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书中夹着一张事先写好的很多老教师联系方式的字条，希望我能看看这本书，再找字条上的老人们做更详细的访谈：“我都跟他们联系过了，到现在为止，北京中学文革中的这些事情并没有完全说清楚。你们要抓紧时间，这些老教师都八九十岁，说走就走了。他们都亲历过各自学校文革最残酷的时期，我希望他们能把这些事讲出来，越多越好，越详细越好。”春去秋来，笔者按照刘老师的嘱托，寻访当年的老教师。历史虽已远去，但许多的记忆还浸没在莫名的恐惧中，待再和刘秀莹老师交流沟通，却传来老人病危入院的消息。
《记忆》主编启之先生去医院看望刘老师时，她还念念不忘，希望《记忆》能将关于北京中学文革和十七年教育的历史整理刊载出来，希望更多的当事人说出历史真相。
2013年11月27日，刘老师带着她对教育的思考，对文革的反思和对《记忆》的期待驾鹤西去。刘老师的社会责任感，催我上进；她对晚学的推心置腹，令我铭感。刘秀莹老师，安息吧！您的未竟之志，总会有人完成！（《记忆》第105期，文章完）
此文是为了纪念刘秀莹老师写的，作者是《记忆》的编辑戴为伟，文章发表时，她用的是“潘祛病”的笔名。
显而易见，王友琴是有意隐瞒2012年《记忆》84期发表的刘秀莹、宋淮云来信一事，将给王晶尧纠错，直接嫁接到戴为伟2013年写的文章上，企图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记忆》是在用死无对证的方法来制造虚假信息。
这算是什么伎俩，是否“刻毒”，算不算“拙劣”，相信看了这篇小文的读者会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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