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晚年亲述：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人对他们的战俘许诺：回去是什么待遇，战俘期间薪金照发，回去就可领到手，甚至有些战俘回去照样当将军；相比于美国和台湾方面给出的明确待遇，李慎之曾建议承诺保留志愿军战俘的党籍军籍，却遭到上级严厉否决，只能含糊许诺：“回到祖国怀抱，过和平生活”
老高按：读到一篇袁凌写的文章《志愿军战俘与李慎之》，不仅心有戚戚焉。
关于志愿军战俘回国后的遭遇，自从30年前大鹰那篇振聋发聩的纪实文学《志愿军战俘纪事》以来，我们已经知道了不少；关于中国自由主义学者的领军人物李慎之的经历和思想，我们也了解了若干，包括他曾经到朝鲜做过战俘工作这段插曲。但是没有想到这二者之间还有非常具体的、让人深长思之的联系。正如本文所说：“入朝志愿军人的命运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或历史问题，也是思想史命题。它在思想和人性中的意味，远未得以廓清。”他们的命运及引发的思索，对于李慎之后来的思想发展，垫了底，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功于许多人的思想觉醒。
袁凌的这篇文章，也点出了在朝鲜战争中，对立双方都有战俘在对方手中，也都在动员他们返回本国，而为什么中国方面（包括像李慎之）的劝说解释工作，收效甚微；为什么近四分之三的志愿军战俘在甄别中最终选择不回故土。美蒋势力的欺骗、威胁甚至暴力压迫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中国一方不也动用了同样的手段么，为什么到底输给了对方？
在2012年中国大陆《看历史》杂志举办的年会上，当年的战俘张泽石披露：在战俘营里，也存在着“自己人”对于不愿归国的战俘的肉体消灭：某个晚上，根据地下党组织统一的筹划，在他所在的以要求回国者为主体的战俘营里，十几个不愿回国的战俘被半夜扼死，就地埋在战俘营下的浅坑里，天亮后管理战俘营的美军无从发觉。这些人就此失踪。类似的情形，在当年济州岛和巨济岛的战俘营里屡次发生。
在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翻天覆地之际，类似的被历史的巨轮碾压成齑粉的不幸生命，自然是成千上万。生不逢时赶上了，怎么办呢！但是仍然让我情思萦绕，为这些所谓被处决的“叛徒”的命运一恸！他们自然是得不到“最可爱的人”的名分（今天看来，这个名分本来就毫无意义），但这些人被列为战争中失踪者，将来他们的遗骸能够得见天日、运回故国吗？回国后会得到国家和他们的亲人什么样的待遇呢？
志愿军战俘与李慎之
袁凌，网易·真话 2014年4月4日
最近，我国派出专机，迎接437具入朝作战志愿军遗骸归国。对于60年前结束的朝鲜战争，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尾声——这场战争的尾声从未完全过去。
笔者由此想到在板门店谈判期间同样由韩国归还的志愿军遗体和遗骸，当时并未得到归国的待遇，而是埋葬在朝鲜。他们都是我们教科书中耳熟能详的“最可爱的人”，但他们或许并未得到足够的祖国的爱。如今的这400多具归国遗骸，算是对入朝阵亡的志愿军群体的某种迟到的安慰吧。
在这些“最可爱的人”的遗骸背后，还有另一群所谓“叛徒”的遗骸，永远不会有得见天日的可能，也更不可能得到“最可爱的人”的名分。它们是埋在济州岛和巨济岛战俘营地下的“叛徒”遗骨，是死于集中营内讧、甚至是自己的战友手下，原因是他们在甄别中选择去台湾或第三国。
在烈士或叛徒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归国志愿军战俘群体。他们的命运，其实并不比埋骨异国的阵亡战友们幸运。在板门店的前线奔向“中国”出口后，他们无一例外头顶着“叛徒”的阴影，绝大部分失去了党籍、军籍，在一次次运动的批斗和长年歧视中度过后半生。相比于当初选择去台湾的人，他们“回到祖国怀抱”的代价更为沉重。这些“战俘”甚至叛徒的命运一直是盲区。直到近年随当事人回忆录出版，以及相关的历史研讨，始有零星披露。
笔者曾接触到一些志愿军战俘的当事人和资料。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披露历史内情的当事人，既有普通的战士，更有李慎之这样的学者和思想先驱。这也说明，入朝志愿军人的命运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或历史问题，也是思想史命题。它在思想和人性中的意味，远未得以廓清。
李慎之的凄恻
2011年，笔者结识了李慎之的长女李尔柔女士。访谈中她提到，李慎之晚年对志愿军战俘归国的遭遇念念不忘，未能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成为他的身后遗憾。
鲜有人知，从燕大毕业投奔延安，从事新闻工作的李慎之，在建国初曾经有一个今天听来颇为费解的身份：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劝说志愿军战俘归国解释团员。除了起草用于对战俘宣传的口号文件，他还是唯一需要拿着喇叭，越过战线去济州岛战俘营宣传的人，可谓重任在肩。
李慎之的解释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在手持小喇叭喊话的时候，他曾遭到志愿军战俘投掷小石子。这些志愿军大多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的“解放战士”，很勉强地在一通阶级教育后调转枪口对准自己昨天的“弟兄”和上司，解放后又被送来艰苦无比的朝鲜战场。加上联合国军对于苏联二战战俘归国后遭遇的宣传，使得不少人对回大陆心存疑忌，宁愿选择去台湾。李慎之回国向总政副主任萧华汇报时表示担心，志愿军战俘不容易回来，因为共产党认为战俘是丢人的，是犯错误的。萧华则呵呵大笑称，“哪个中国人不想家？”
李慎之的预感变为了现实，近四分之三的志愿军战俘在甄别中最终选择去了台湾。这想必大大出乎萧华等领导层所料。李慎之当年的工作困难可想而知。
尴尬的是，相比于美国和台湾方面给出的明确待遇，中方解释团这边拿不出实质性的承诺。李尔柔回忆，李慎之曾经在草拟的文告中提出承诺保留志愿军战俘的党籍军籍，却遭到上级严厉批评而被否决。事后李慎之拿出来的是一份符合中央精神的《金日成彭德怀告被俘人员书》。这份声明对于战俘最切身的党籍和军籍待遇问题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含糊的许诺：“回到祖国怀抱，过和平生活”。
这份缺乏实质内容的声明，给归国后战俘受到一系列不公平待遇埋下了伏笔。在说服战俘选择回国的过程中，中方人员往往只能以“你的父母在等你回家”来说服，给不出任何保证。
根据邢小群记载，李慎之晚年亲述过他的感受：美国人是拿来录音机对他们的战俘讲话的。俘虏回去是什么样的待遇，按国家法律，说得很清楚；如果不回去要判一年徒刑。战俘期间的薪金照发，回去就可领到手。结果美国战俘只有一个人留在中国。甚至有些战俘回去照样当将军。
这对于李慎之刺激很大，“我觉得一个法制的国家，是讲道理的，最后能取信于他的战俘。中国的战俘一回来就完了。我们对战俘太严厉了。”
解释团的工作很不成功，被迫提前停止。对于李慎之本人，这段经历除了心理上的阴影和刺激，也成了他以后的某种政治阴影。
近年来在香港出版的《李慎之检讨书》显示，在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李慎之一次次地叙述自己的履历，其中必然要涉及到这一段。“反右”风波中，李慎之在起草归国战俘文件中表现出来的“温情主义”，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判。
新华社老领导吴冷西批评李慎之“在板门店、日内瓦、万隆，你当时不会觉得有什么立场问题，现在却确实是一个立场问题”。李慎之不得不自我批判为有严重立场问题。如果说吴冷西的批判还是泛泛，那新华社国际部全体大会上同事李翼振的发言，则是直接针对李慎之在对归国战俘解释中的表现了。李翼振称他听李克农讲过，李慎之的广播未起什么作用，他质疑“李慎之在主观上是否争取积极去办交涉呢？是否对敌人的嚣张表示了右倾。”
如果不是李慎之有更为明显的“右派言论”即“大民主，小民主”，那他在战俘问题上的“阴暗”和“右倾”可能受到更严厉的清算。
晚年李慎之致力于思想启蒙，战俘问题却成了他心灵上越来越沉重的歉疚。他曾对茅于轼、崔卫平、邢小利等人多次谈到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缺憾，想要写文章。尤其是2000年秋季的一天晚上，郝建、崔卫平、徐友渔、雷颐等人在工体一家酒吧聚会，崔卫平回忆，李慎之几乎整天晚上都在谈入朝的中国战俘问题。送李慎之回家之后，崔卫平感到了“一个老人的凄凉”。
李慎之晚年的这番内心凄恻，和一个叫张泽石的志愿军战俘有关。
张泽石的回忆
张泽石是一个志愿军老兵，近年来他出版了一本亲历回忆录《我的朝鲜战争》，记录了本人的战俘经历和志愿军战俘归国后的境遇。
这是国内第一次比较详尽地披露战俘营内情的书籍，有大量战俘营中“斗争”的细节。除了和管理方的冲突，更有战俘内部“去台湾”和“回大陆”两派之间的殊死内讧，甚至远远超过了与管理方冲突的严酷程度。
受制于内外部因素，本书大体上延续官方视角，仍旧把更多的人选择去台湾解释为“裹挟”，以及美国的胁迫。但在2012年的《看历史》杂志举办的年会上，张泽石却披露了另一内情：在战俘营里，也存在着“自己人”对于不愿归国的战俘的肉体消灭。
张泽石说，在一个晚上，根据地下党组织统一的筹划，在他所在的以要求回国者为主体的战俘营里，十几个不愿回国的战俘被半夜扼死，就地埋在战俘营下的浅坑里，天亮后管理战俘营的美军无从发觉。这些人就此失踪。类似的情形，在当年济州岛和巨济岛的战俘营里屡次发生。也不排除“去台湾派”对“回大陆派”的类似虐杀。
战俘营撤销后，这些人的骨殖仍旧埋在济州岛的海岸近旁，今天去旅游的人难以想见，风景秀丽的海滩之下，埋藏着这些永不能归乡的尸骨。张泽石说，这些人和杀死他们的昨天“同志”之间，也并无深仇大恨，只不过那些人出于害怕或别的原因，不愿回国。
几十年之后，两岸开放往来，张泽石见到了一个当年选择去台湾的年纪小的战俘，两人一笑泯恩仇，当初战俘营中的生死敌对，似乎并未发生过。
战俘营中坚决要求回国的战俘，归国后随即面临祖国的“变脸”。不仅保不住党籍军籍，普通的劳动者权利也成奢望，几乎每个人为了求得生存都颠沛历尽，还屡次受到政治运动捎带，几乎等同于“叛徒”。当初听到“告被俘人员书”，“热泪盈眶”的战俘们，不会料到在“切望你们归国”的热情后面隐藏的更多是政治得失和国家颜面，而并非对个人忠诚的认同，以及对战俘命运的关心。
即使是当初在战俘营中组织地下党、策划升国旗、扣押战俘营长官杜德，以表决心的部队领导，也并未能建立起回国后的政治资本，一概资历清零，受到歧视。在这些违反战俘营规定导致的暴力镇压中，大量战俘死亡，事后却似乎毫无意义。
曾经担任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的张泽石本人，回国后被开除党籍，剥夺志愿军军籍，发配到门头沟山区劳动，历尽艰辛。幸亏清华出身英语好，煎熬至文革结束后转运，从事翻译和写作，为志愿军战俘群体留下了这份见证。多数沦落到底层的战俘们，没有这个条件，很多人早早过世。1979年张泽石在给全国人大的申诉上写到，“没想到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六千多人的悲惨现实”。
令人恻然的是，一位志愿军战俘李正文1982年听到政府来人找他复查，让他“写份自传，到武装部谈一谈”，这个曾经被打成“叛国投敌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叛徒”、“特务”的老兵竟以为是又一轮批斗，服毒自尽。这和近年来一位国民党入缅远征军老兵得知将要得到国家补助，喜极而亡的事件，堪为重奏。
1980年之后，战俘的党籍军籍虽被恢复，得到某种安置，但战俘营中“对敌斗争”死去的人并未获得烈士称号，战俘营中的地下党组织也不被承认为中共党组织。这是张泽石等人一直在呼吁未果的。
在2001年的一次作品座谈会上，应邀出席的李慎之见到了张泽石。据张泽石记载，李慎之在会下对他致歉说：“多年来我一直感到愧疚，我当年起草《告被俘人员书》向你们保证归国后会受到善待，可你们回来却受到那么重的处分，就像是我把你们骗回来的！”张泽石当即表示回国后的遭遇和李慎之没有关系。由此也可见，当年对战俘进行解释和起草声明，在李慎之心中留下了怎样的绳结，使这位思想界旗帜人物暮年难以释怀。
战俘的待遇如此，那么当年光荣归来的“最可爱的人”呢？固然，抗美援朝和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样，是一项被政府特别认可的资历，拥有某种政治待遇。但他们很多人不久面临转业，退下了“最可爱的人”的光环，和普通人一样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政治运动的风波。
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记载了被押入夹边沟劳教营的一位“最可爱的人”。这个叫郭永怀的军人因为干活不偷懒，特别卖力气，反而招致别的犯人的仇恨，一心整治他，会上批判他“假积极”。这人跟高尔泰谈到他的经验，就是战场上不能怕死，越怕越会死，因而干活也不能怕累，越怕越会觉得累。
但战场上的道理在夹边沟却未必适用，他在一次抬筐时突然扑地死去。这个当年“最可爱的人”，思想品德看似毫无瑕疵，不知如何成为右派，又死在这罪刑之地。
另一位“最可爱的人”的经历想必更有说服力：他转业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文革初起时一路造反，直至爬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被树为“接班人”。以后却一头跌倒，沦为受审判的对象，在秦城监狱中抑郁身亡。这就是“四人帮”的一员——王洪文。
战争是严酷的，不论是当初“最可爱的人”或是战俘、叛徒，都不会在一成不变的概念下永远停留。他们将被漫长的时光还原，寻求自己真实的面目。这也是今天志愿军遗骸归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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