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造反派與五十年代“右派”，由於不同歷史表現和歷史遭遇，而有着不同的現實評價和現實命運。澄清造反派與“右派”的真實關係，不僅有助於我們公正評價造反派形象，更有利於我們找出極權制度下各種異常民主舉動的隱蔽聯繫


　　老高按：由白樺文革經歷中的一個壯舉，引出了五十年代右派和六十年代造反派的關係問題，連續發出幾篇博文，包括推薦姜弘教授的文章——他看到魯禮安等人在文革中造反經歷的自述，聯想起當年自己和其他右派，發出“我也有過這樣的青春”的感嘆。我想，右派、造反派們，在看到八十年代請願學生，乃至今天的維權人士，可能也都會發出這種感嘆。當然，這幾類人士的思想動機、精神資源有很大的差異，但在我看來，還是有一脈相承的因素。這幾篇博文，談的就是其精神聯繫，以及社會處境的相通之處。
　　昨天網友“盤桓”認可我所說的：右派同情造反派的“非分之舉，對於多數人（右派分子）來講，是不敢的；但非分之想呢？”，他說：“如果這樣講，就沒什麼爭議了。”
　　很高興“盤桓”能同意我的看法，本來最初的話題就是從我這句話——“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在文革中思想上感情上同情造反派，不是白樺一人”說起的，強調的就是“思想上感情上”啊。
　　“盤桓”還說：“但樓主舉出的事例，似乎並不限於‘非分之想’。”
　　是的，我舉出的事例中，只有姜弘文中所說的那多數右派，多是“非分之想”，其它事例，都是有行動的，屬於“非分之舉”。這一點，要請“盤桓”理解。人們心中想什麼，殊難判斷，這就是我只敢說“不是白樺一人”，而不敢斷言究竟是否“普遍現象”的原因；我能舉的例子，只能是“發於中而形於外”的，過去毛澤東時代有句話說：“忠不忠，見行動！”用在這裡也正合適：像白樺那樣採取冒着風險支持造反派的行動了，當然就能證明“思想上感情上同情造反派”。更多的人，是“敢同情而不敢言”，僅僅是“非分之想”的例子，就很難舉。

　　在幾天的討論中，我比較意外地發現，一些讀者對42年前（從1976年10月起算）的文革歷史，已經相當模糊了。不少人竟然似乎不知道文革這麼一場龐雜的運動，其實分了幾個階段，性質很不相同，甚至是180度轉彎；似乎不知道造反派其實最多只是在十年浩劫中的一年半炙手可熱，多數時間，除個別人青雲直上如王洪文之外，基本上受壓；也似乎不知道文革大範圍大規模的反人類罪行，與造反派並沒有多大關係——當然造反派也並非清白無辜。還有人只是機械搬用書本上現成的某些定義或論斷（例如“五類分子一直受壓”），雖然不能說錯，但忽視了實際生活的複雜性，以共性代替了個性。
　　我們從七十年代後期文革結束後出現的申訴、要求平反昭雪大潮，來對比六十年代中期的右派同情造反派、希望藉助造反大潮改變自己命運，就不難理解他們——這是右派情感上思想上同情造反派的功利性因素之一。文革中他們看到過去整自己的那些當權派被造反派打倒，造反派和群眾清算他們從五十年代以來的“累累罪行”，當然期望藉此機會，將自己頭上的帽子摘去，恢復回到“人民”（那時沒有公民的概念）的權利，而不再是“賤民”。文革之後要求平反昭雪，出於同樣心情：已經在十八層地獄很多年了，看到中央政策似乎有所鬆動、有所轉向，便“人還在，心不死”，再來搏一搏，賭一把。不過六十年代中期的右派們很倒霉，他們哪能知道毛澤東的真實想法？已經一次又一次希望破滅，這時又再次希望破滅，被嚴斥“膽敢翻案”！這一次，是與造反派一起被打下去（其中也包括跳出來的白樺）。那些只是心頭同情造反派未見諸支持的言行的右派，肯定既兔死狐悲，又自我慶幸與厄運插肩而過。到毛澤東死後，他們申訴、翻案才終於得逞。

　　前幾篇博文中，我提到或者引用了周倫佐的文章《“文革”中造反派與右派的真實關係》。今天我就索性推薦他這篇發表於2007年的文章。因為文章太長，個別段落與我們討論的問題沒有直接關係的枝節，我就刪除了，不會影響理解他的主旨。提請留意他文中最後的一句話：當時“右派”與造反派的真實關係，不是大部分親身參加造反，而是大部分內心同情造反。
　　

　　“文革”中造反派與右派的真實關係

　　周倫佐，愛思想網

　　兩個尖銳的年頭接踵而至：2006年——文革爆發四十周年，2007年——“反右”發生五十周年。兩個運動相隔九年時間，都是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發動和領導，暴露出的反人性、反現代性的險惡性質，如出一轍。然而，對於文革四十周年，人們只能用沉默來祭奠；對於“反右”五十周年，人們卻以抗議無端迫害和要求徹底平反的方式進行了有聲的紀念。其中差異，似乎來自文革的複雜性。例如人們常說：1966年10月－1968年8月的民眾造反運動，不只衝擊了中共的各級當權者，而且也迫害了包括“右派”在內的廣大知識分子。
　　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文革中，造反派與“右派”的真實關係究竟怎樣？
　　當我們要求中共為“右派”徹底平反之時，似有必要澄清這個歷史遺留問題。
　　說實話，想到這個問題就令人心寒。不是沒有真相可言，而是因為幾十年來，人們基於附勢心理的誤記、誤言和誤斷對事實真相的太多歪曲。
　　事實明擺着：1966年10月以前，造反派的前身——下層黑色和麻色青年人群，就因為與當年“右派”們同樣的出身和言論而被打“小右派”，同“老右派”一起遭受各級當權派、工作組和官辦紅衛兵的迫害。這之後，他們起來造反的主要對象，又正是當年將55萬知識分子直接打成“右派”並對其使盡專政手段的各級當權派。三年造反期間，由於大方向是斗“走資派”，加上同病相憐，他們對“右派”實為避而遠之，從未像官辦紅衛兵那樣殘酷地進行迫害。
　　凡是自我稍為真實和良知尚未喪失的人，都應該從歷史真實和心理真實的雙重角度，承認或至少默認這一事實。
　　然而，在“右派”們的回憶文字中，至今為止，我只看見被視為政治異化的丁玲、劉紹棠和被譽為剛直不阿的劉賓雁、邵燕祥，摸着良心說了真話。此外，無論普通人還是文化名流，大多是所謂“遭受造反派迫害”的昧心之言。
　　我記得丁玲和劉紹棠二人從未自撰受造反派迫害的光榮事跡，反而在有關文字中坦言造反青年曾經關照過自己或保護過自己的文稿。
　　劉賓雁沒有說自己與造反派的關係，而是談自己對造反派的認知，在上個世紀80年代那篇引起巨大爭議的報告文學作品《未完成的埋葬》裡。他寫的是上海海運學院的事。通過調查分析，他發現至少在該學院：文革中的造反派大多是文革初期及此前政治運動的挨整者，1966年秋至1968年夏造反並得勢，1968年工宣隊進校後重新失勢並再度成為挨整對象，文革結束後繼續挨整。與此相反，文革中的保守派，大多是文革初期及此前政治運動的整人者，1966年秋至1968年夏失勢並受壓，1968年工宣隊進校後重新得勢並再度整造反派，文革結束後繼續整人。〔1〕
　　這篇報告文學後來受到批判和追究，因為它觸及到了歷史的真實。
　　邵燕祥1959年9月由中央廣播事業局摘掉“右派”帽子。文革初期的1966年6－12月，被中央廣播電視劇團官方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重新戴上“右派”帽子，並開除公職監督勞動。1967年2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中央廣播事業局造反派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下屬組織——廣播電視劇團戰鬥隊，宣布官方文革小組對他的“戴帽”處理無效。劇團群眾組織分為兩派，保守派反對為他“平反”，造反派堅持為他“平反”。邵燕祥坦言“我在感情上是傾向後者的”。1967年2月起，為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利和政治權利，他也起來造反了——寫大字報批判迫害自己的劇團當權派。〔2〕
　　憑我所了解“右派”們的敏感、善良和正直，我不相信他們寧肯與歷來整人的當權者盡棄前嫌，也不願對後來挨整的造反者表示同情。須知，這些當權者也曾整過他們，這些造反者也曾同他們一起挨整。文革前期的造反者曾因政治機遇而風光一時，但他們造反的對象主要是過去同樣整過“右派”的人。我不相信“右派”們不曾暗自高興，我不相信“右派”們不曾產生內心的共鳴，我不相信“右派”們不曾為他們的最終結局隱隱擔心。因為這有違心理的真實，我不相信。除非這些知識分子作為人應有的七情六慾已經被政治說教式的虛假觀念徹底代替。
　　我相信獄中的胡風拒絕過對周揚這位曾經置自己於死地的文化官僚落井下石。但是，除了有污人品的卑劣之舉，我不相信他從未有過一絲暗自的快慰，除非他已處於精神分裂的邊緣。
　　我更相信胡風的弟子——在“整風”、“反胡風”和“反右”三個運動中連續挨整的軍旅詩人胡征，在文革中對整人者採取造反之舉的合情合理。因為這更符合人性的真實和心理的邏輯。
　　……

　　我願以幾件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來具體說明當年“右派”與造反派的真實關係。
　　我所在城市近郊有一個地區農科所，集中着來自全國各地的數百名“右派分子”。1966年11月造反派興起之後，他們中的摘帽者紛紛起來造反並成立了跨單位跨行業的造反組織“一二七滄桑戰鬥團”，未摘帽者雖然無權參加組織，但大多傾向於他們的觀點，並暗地出謀畫策。造反之初，他們思想和行為的激進在這座城市非常著名，以至1967年“二月鎮反”時被定為本地第二號“反革命組織”，遭到最殘酷的鎮壓。儘管後來為了政治合法性，他們吸收了不少原保守派中的工農分子加入組織，並主動退居次要位置，但他們激進的造反傾向，一直保持到1969年單位革委會成立。
　　大學同學鄒某，其父系某省戲劇學院流放到本城農科所勞動改造的“右派”。1983年，鄒某向我講起文革中“造反派對其家庭的歧視和迫害”。我就自己所知的事實告訴他：其母參加了單位造反派，其父實為農科所造反組織的幕後參謀，他們從未遭受過造反派的歧視或迫害。相反，有兩位喜歡文學的造反青年一度成為他家的常客，一直以“老師”和“師母”尊稱其父母。要說受迫害，那是因為這兩個造反青年1971年在“一批雙清”運動中被審查而使其父母受到牽連，但整其父母的不是造反派而是掌權軍人。鄒某少年時的記憶甦醒，連稱屬實。
　　街道造反青年Y，1969年偶獲1957年出版的《星星》詩刊一本，讀後深為被打成“大右派”的流沙河抱不平。隨之竟以一套《魯迅全集》從朋友手中換得停刊前的《星星》詩刊全套--不惜以“合法”換“非法”，而且一直珍藏。1981年，已是詩人的他借調到《星星》編輯部工作，有幸與流沙河面識，漸成知交。談起這段換書往事，以及為躲避全城大搜查而多次轉移藏書地點的經歷，流沙河深為感動，並為有人敢於在文革中珍藏下《星星》全套而大為稱奇。他隨後將這套《星星》送給了流沙河。

　　工廠造反青年Z，1973年經朋友介紹認識了在地區醫院內科主任職位被打成“大右派”的醫生張敦仁，二人遂成忘年交。政治和經濟，歷史和現實，國家和個人，無所不談，情誼之深，幾達數日不見即感寂寞之狀。敦老之兄張默生，系原西南文聯副主席及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1957年因替流沙河《草木篇》鳴冤，被毛澤東點名批判打成“大右派”。默老1974年來乃弟家中作客，敦老即將忘年交引介給兄長。Z假託《悼魯迅》之名作抒懷言志七言排律一首請教，詩中隱含了不滿黑暗現實、堅持思想探索、追求人生價值的意旨。默老讀後連聲稱讚，並手書一份帶回。詩如下：
　　風滿三更橫緇衣，
　　月照九州展素尺。
　　寂寞暗地埋舊事，
　　彷徨深處發新枝。
　　霜凝紙上雲雨醒，
　　雷鳴筆下春秋馳。
　　一枕何付瀟湘夢，
　　千古不朽國魂詩。
　　同年，Z的胞弟與另一朋友前往省城拜望默老。臨別，默老筆書對句轉贈於Z：“到人之所未到，言人之所未言。”殷切之望躍然紙上。文革結束後，默、敦二老相繼平反。Z不願以現在身份牽連於人，遂於1977年與他們中斷交往。默老後來逝世。敦老仍健在並任地區政協常委，多次捎口信讓Z去看他，但Z心有苦衷一直迴避。

　　1971年“一批雙清”運動中，我在監獄裡認識了兩位“右派”難友。他倆一名鍾子魴，一名肖慶偉，在此前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捕，罪名皆為“用資產階級反動思想腐蝕青年”。他們早我半年入獄，現與我同室而囚。二人得知我的名字，皆言一直很關注我的動向，曾托人介紹相識，但始終未成，不想今日相會獄中。我同樣久聞其名，有心請教，想不到心願竟在此時此地達成。鍾原系某軍區《戰友》報主編，大尉軍銜，1950年代受到毛澤東稱讚的“逢山開路，遇水造橋“口號就是由他提出。肖原系省城某高校哲學系講師。他們皆因1957年打成“右派“而流放本市農科所勞動改造。二人對社會與人生頗有見解，特別是肖與下層黑色子女多有交往並頗多指點與啟迪。正處青春迷茫期的我，久旱逢雨一般從他們身上汲取真知的點點滴滴。追溯足跡，我思想的旅程就是從那裡邁出最初的一步。
　　說到下層民眾造反之事，二人從不隱瞞支持心態，但更充滿擔憂。一日相互和詩，肖和我七律一首：
　　方剛血氣南冠詩，
　　遺恨白帝灘上石。
　　英雄亦作黃梁夢，
　　美女不少薄命事。
　　戰罷夷狄藏書劍，
　　了卻君王斂行志。
　　大馬金刀名將在，
　　況爾龍泉只三尺。
　　1、2句，先贊我反對官方“批清”運動的大字報，後惜我入獄之事。3、4句，感嘆共同的造反空想。5、6句，自喻“大鳴大放”後即與毛體制決裂而甘為隱士。7、8句，再嘆官僚勢力太強大，造反派難以成事。
　　半年後，二人分別被判刑離我而去，終未再見。
　　據傳，1970年代末二人的“反革命”罪名和“右派”身份皆獲平反。鍾大喜過望，狂飲之時突然辭世；肖欣喜若狂，投河自沉而亡。倘若傳聞屬實，就將這段文字作為我對他們的小小懷念。我希望傳聞是假，他們平反後依然健康、愉快、熱情地生活着。在這座城市黑霧瀰漫的年代，他們是最早在下層青年心中點播民主與自由小小火種的人。
　　無論從心理或社會理論角度透視，還是從歷史和現實利害關聯分析，造反派與“右派”的關係都應該明明白白，勿須多疑。

　　然而，就是有人要用官方話語來取代歷史和歪曲事實，好像不這樣做，自己以《反右派始末》為書名的記實作品就會失去份量。我指的自然是記實文學作家葉永烈。
　　在這本書中，作者用了整整七頁的篇幅專門論述自己關於“文革成了第二次反右運動”的立論。他的依據是什麼呢？不是事實，而是官方話語，也就是毛澤東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和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的《十六條》。因為這兩個文本中，既有“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用語，又有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等同於“黨內右派”的提法，作者就斷定文革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繼續，性質完全與“反右”運動一樣，文革是第二次“反右”運動，55萬“右派”分子的遭遇比1957年更加悲慘。〔3〕
　　這完全是政治話語對事實真相的攪和，作者面對歷史現象時應有的正常判斷，完全給攪混了。比如作者明明看到了文革與“反右”的不同之處：“反右”主要整黨外民主人士，文革主要整黨內當權派，仍堅持認為，前者屬“黨外右派”，後者屬“黨內右派”，二者都是“右派”，所以文革與“反右”都是“反右運動”。
　　當下中國，這類似是而非甚至胡攪蠻纏式的言說，實在太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攪昏了不說，還要把受眾也搞糊塗。歷史真相豈能敞亮？
　　作者的糊塗可能來自，沒有看到文革的運動模式分為截然相反的兩種類型並分別推行於三大歷史段落：
　　1966年5月－1966年10月，先是劉少奇按照傳統思維和傳統方法主持整個運動，後是掌握着運動領導權的各級當權者及其所支持的官辦紅衛兵繼續推行“階級鬥爭”模式，運動的確與“反右”一個套路：依靠對象是紅色子弟，打擊對象是包括“右派”在內的文化界知識分子和各界黑色人群及其子女。
　　1966年秋季－1968年夏季，從毛澤東及其極端派發起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開始，運動發生了由“階級鬥爭”模式到“路線鬥爭”模式的方向性轉變，依靠對象是前一時期與“右派”同時挨整的雜色人群，打擊對象則是各級當權派。
　　1968年夏季－1976年秋季，這一方向性轉變實際上發生了逆轉——運動模式重新由“路線鬥爭”變為“階級鬥爭”，依靠對象又恢復成紅色人群，打擊對象又恢復為包括“右派”在內的黑色人群和包括造反派在內的雜色人員。

　　例如：在1966年6月11日的文化革命匯報會上，劉少奇明確提出：“這是新的反右鬥爭”，“學生、教師中的右派分子有多少就定多少”。劉在6月13日批轉中南局和西北局的兩個報告中同樣批示：“對大學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對高中應屆畢業生中的一些人，經市委批准，可以批鬥和戴帽。”〔4〕相信1957年當過“右派”的人，定會覺得這種聲調特別耳熟。是的，在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劉少奇就是這樣來看待和領導文革的。他的確認為文革就是“反右”的延續，他確實是要再一次從教師和學生中大抓“右派”。文革如果按劉少奇沿用的中共傳統模式繼續搞下去，或者按照各級當權派和保守紅衛兵的作法--繼續將上層知識分子和下層黑色人群當作主要鬥爭對象，確實會變成一場貨真價實的“反右運動”！
　　但毛澤東的看法和作法完全與此相反：毛此時所說的“右派”，人人都知道是指劉少奇為首的當權派和頑固守舊的保守派。
　　如果葉永烈只以劉少奇主持的1966年5－7月，或者各級當權派掌控運動和保守紅衛兵獨霸天下的1966年8－9月來證明自己的立論，尚能成立；可是他偏偏要隱去這個階段，而將知識人群遭迫害的黨委領導時期和官僚人群受衝擊的造反派得勢時期統稱為“反右”運動的繼續，就難以自圓其說了。怎麼能將這之後挨整但在這之前一直整人的當權派，與“右派”拉扯在一起呢？怎能將兩者挨整的性質混為一談呢？台上歷來的整人者即使此時挨了整，與台下歷來挨整者的根本利益也不可能一致，怎麼能將二者等量齊觀？要知道權力與知識、官僚與文人歷來就勢不兩立，更何況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

　　在書中，作者還玩了兩個概念彎彎繞式的誤指遊戲：
　　首先不提民眾心目中的文革要義是1966年10月－1968年8月的整黨內當權派，從而讓人覺得，從“右派”附帶挨整的運動初期開始，整個文革的要義都是整“右派”——從黨外整到黨內，1957年的“右派”與現在的當權派命運相連，休戚相關，原是同根生。
　　其次，不提1966年5－10月整“右派”的責任人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各級當權派和官辦紅衛兵，也不指明1966年10月－1968年8月整當權派的責任人是毛澤東、中央文革和下層造反民眾，更不說明1968年8月－1976年10月整“右派”的責任人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和各級革委會的掌權軍人與掌權幹部，而巧妙地用了“文革”和“紅衛兵”兩個抽象概念來泛指，讓人覺得整“右派”和整當權派的是同一伙人。是什麼人呢？只能是被宣判了政治死刑的造反派。
　　兩層誤指遊戲完成，作者的真實用意躍然紙上：“右派”與當權派，都在同一運動中為同一伙人所害，所以二者屬於同一戰壕的戰友。
　　是的，通過論證二者在文革中的生死聯繫，來加強他們在現實中的親和性，正是作者的良苦用心。
　　由此看來，以為作者犯糊塗，純屬誤會。作者所求的其實是鄭板橋式的假糊塗！

　　國內學者林賢治同樣說過文革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放大。但他的立論依據，卻是文革和“反右”中官方行為本質上的相同之處：前期鼓勵造反，後期收拾造反者〔5〕。在他看來，文革中與“右派”命運相同的人，不是“當權者”而是“造反者”。其立場與葉永烈完全相反，結論也比較接近真實。
　　已故海外學者楊小凱因為文革時湖南省原《湖南日報》總編劉鳳祥為首的一些“右派”曾參與民眾造反，就斷言全國“大部分右派文革時都是造反派”〔6〕，顯然有些武斷。事實上，湖南的這種現象只是全國的特例而非通例。文革中的受歧視受迫害人群造反有一個嚴格的限定：必須限於所謂“人民”範疇之內。當時起來造反的雜色人群，無論顯在和隱在黑色家庭出身的青年，還是自身有“歷史問題”的成年人，或者其他受壓抑的人員，他們最低限度也必須屬於“人民”陣營——即使處在這個陣營的邊沿。“右派”造反，最大可能也只有那些摘去帽子名義上已經屬於“人民”的人員才敢。

　　1966年底，全國出現了第一次包括“右派”在內“十七年”受迫害人群要求平反翻案的高潮。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急忙於1967年1月13日制定了那個著名的《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嚴格規定了包括“右派”在內的“黑五類分子”不許參加造反的四個“不准”。1967年“二月鎮反”被否定後，全國又出現第二次包括“右派”在內“十七年”受迫害人群要求平反翻案的高潮。青海省革委會辦事組特地向中共中央反映，聲稱“要求平反的都是1952至1965年的問題”，他們無法解決。1967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轉發這份反映時又專門下發了《關於不准地、富、反、壞、右乘機翻案問題的決定》，除了有一句“個別錯案，確實需要甄別的，也要放在運動後期處理”之外，實際給包括“右派”在內被視為“階級敵人”的黑色人群關上了最後一道鐵柵欄。
　　1966年10月－1968年8月，時常可見一種名為“走訪記要”的大字報和傳單張貼於街頭，內容大多是受迫害人員就所關心的政策問題走訪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或省革委、省革籌相關部門的談話記錄。我手裡有一份當年這類“走訪記要”的抄件，是我所在城市農科所已摘去“右派”帽子的Y於1967年9月22日走訪四川省革籌政法組余同志的談話記錄，也是問答式。走訪動因自然是摘帽“右派”參加群眾組織後，不僅“二月鎮反”遭到殘酷鎮壓，而且至今仍然受到非議之事。現將要點摘錄如下：

　　問：摘掉“右派”帽子的革命群眾是否以表現好壞來確定能否參加文化大革命？什麼人不能參加文化大革命？
　　答：“右派”是敵我矛盾。摘掉帽子就不是“右派”，是革命群眾，就有四大權利。《公安六條》規定的人之外都能參加文化大革命。

　　問：我們已經摘掉“右派”帽子，這次起來造劉鄧路線的反，揭發“反右”工作中那些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對不對？
　　答：應該這樣做。

　　問：我們自己成立了革命群眾組織。是否屬於“右派組織”、“反動組織”、“反革命組織”？我們可不可以這樣成立組織？
　　答：怎麼能這樣說呢？已經摘掉帽子就有四大權利。成不成立組織你們自己決定。我沒有看見過不准成立組織的文件。

　　這份走訪記錄，還包括另外三項相關內容：“二月鎮反”中保守組織對摘掉“右派”帽子的造反者進行迫害屬於什麼性質？這些受害者是否有權參加處理“黑材料”？他們是否有權批鬥迫害自己的“走資派”？所有這些，都是圍繞“右派”摘帽者參加造反的政治合法性問題。摘帽者尚且如此忐忑不安，更何況戴帽者！
　　當時“右派”與造反派的真實關係，不是大部分親身參加造反，而是大部分內心同情造反。
　　1966年的造反派與1957年的“右派”，由於不同的歷史表現和歷史遭遇，而有着不同的現實評價和現實命運。文革四十周年和“反右”五十周年的今天，澄清1966年10月－1968年8月期間造反派與“右派”的真實關係，不僅有助於我們公正評價造反派的形象，而且有利於我們找出極權制度下各種變態民主舉動的隱蔽聯繫。

　　2007年4月15日於古邛都森林居

　　1．劉小雁編：《關於不會說假話的中國人的故事》，西安·華岳文藝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49－313頁。
　　2．邵燕祥著：《人生敗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7、127、128頁。
　　3．葉永烈：《反右派始末》，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577－583頁。
　　4．參見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48－149頁。
　　5．林賢治：《自製的海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6月，第85頁。
　　6．楊小凱：《六四省悟：為文革造反派翻案》，紐約·《中國之春》，1990年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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