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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文革通史”如何论述造反派 2019-01-24 10:28:02

  文革后官方把文革中一切罪恶都加在造反派头上,杨继绳力驳其荒谬,并指出,为显示自己革命性,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排斥地富反坏右。而长期受打压的地富反坏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虽然他们没有造反权利,造反派也不敢吸纳他们


  老高按:没想到几天来因为白桦去世而说起他在文革中的勇敢之举,无心插柳柳成荫,唤起了部分网友对文革的关注,让我深感欣慰!昨天博友吴言写了一则跟帖:
  博主提到的,确确实实是一个大问题。国人已经被文革后的当权派们主导的说法所左右。杨继绳的《天地翻覆——文革史》说清楚这个问题了,可惜大部分人不愿意花时间读这样的大部头书。
  感谢吴言,提醒得好!今天我就介绍一下杨继绳在他86万字的巨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中的有关论述。
  文革十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全国十亿民众卷入其中,这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下扫政治贱民,上打官僚集团。文革落幕五年后,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十年浩劫”,宣布彻底否定。否定是虚,禁谈是实,史料也封存——昨天明镜火拍“人生之中”访谈节目,宋永毅介绍说,在中国大陆,文革史料越来越多,但封存的“保密级别”也越来越高。
  王蒙在《中国天机》一书中说过:“谁能解释与进一步从政治上从学理上总结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人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应该干这个活。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中国责无旁贷。正确地毫不含煳地总结文革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我素来钦佩的著名学者杨继绳,有专啃硬骨头的性格。2008年,海外的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百万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引起巨大反响,国际上获奖无数;写完《墓碑》,他马不停蹄,从2007年起,穷近十年之功,撰写了长达86万字的力作《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2017年同样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读这本书,我感觉杨继绳是将之作为“文革通史”来写的,不仅从文革前发生的重大事件追溯起源,更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展现了文革全过程。他力图用客观、中立、理性角度,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同时也力图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以普世价值的观点来反思文革。行文也力图简练、通俗,让不同的人群能明白。
  这部巨著,分为上、下,各有16章。上篇从文革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写到清查“5.16”之谜;下篇从“清理阶级队伍”,写到文革结束。全书共32章,既有史实的细节考证,又有新颖、独特的史论,成一家之言。全书起始的长文《导论》,从文革写到中国社会半个世纪来的巨大变化,也剖析了现状,很值得掩卷长思!
  今天我节选的,是《天地翻覆》上册第九章的部分文字,大、小标题都是原书的。杨继绳明确地说:在社会上,长期受到打压的“地、富、反、坏、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但他们没有造反的权利。造反组织也不敢吸纳他们,怕被对立面指责“队伍不纯”。也有一些勇敢的右派分子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如当过右派的武汉军区作家白桦,写了支持造反派的诗篇,并亲自在街头散发。

  杨继绳这部书,网上可以找到。我这里所用的版本,是朋友发来的,“由清华校友编辑制作”。不过其中还是有若干匪夷所思的文字错误,不得不花一点“校勘”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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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群众组织的兴起、活动和消亡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节选


  1966年8月,毛泽东恩准老百姓有结社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本来是写进宪法的,但中国不是宪政国家,宪法只是一纸空文。毛泽东给了这个权利,群众组织就如雨后春筍般发展起来。这些群众组织开始只限于本单位,后来发展到跨单位、跨行业的大规模组织。群众组织打破了单位党组织的约束,冲垮了官僚机构,冲垮了旧的秩序,实现了毛泽东期待的“天下大乱”。在准许建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时,毛泽东留了一手:不允许建立跨地区的全国性组织。这条限制是防止群众组织调动全国性资源与中央政府抗衡。仅管设下了这一限制,但他还是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盒子里压抑着积累了十七年社会矛盾。积怨太深,冲力特大。毛泽东从魔瓶里放出的魔鬼,他自己也难以降服。这个实现“天下大乱”的工具,在以后实现“天下大治”的过程中,就成了障碍。那时的毛泽东,不得不容忍主持恢复秩序的铁腕官僚们,镇压他曾经支持的群众组织,群众组织的头头们都成了牺牲品。
  为了发动文革,毛泽东除了恩准结社以外,还给予老百姓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各个群众组织都可以办小报,当时红卫兵小报有5000多种(也有人估算为8000多种),有的发行量很大,如《清华井冈山报》在全国多个城市有航空版印点,邮局可以订阅。每个人都可以印传单,传播各种信息。1998-2003年的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文革中曾在国家计委机关刻钢板、印传单。学生(实际有一些工人和教师)可以到全国各地串连,人们在短期内似乎真正享受到民主和自由。

  红卫兵和造反派

  没有经历文革的人,不知道“红卫兵”和“造反派”有什么关系。实际上,红卫兵是群众组织,造反派是众多造反群众组织汇合起来的一个派别。
  从总体上看,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有两个大的派别:造反派,保守派。此外还有逍遥派,即哪一派组织也不参加的人(运动初期逍遥派很少,随着运动的进展,逍遥派队伍逐渐扩大)。如果这个红卫兵组织是造反的,就是造反派红卫兵;如果这个红卫兵组织是保守的,就是保守派红卫兵。在一个城市可能有很多红卫兵组织同属一个派别。就造反派而言,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但这些派别全都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的,都是在毛泽东的恩准下造毛泽东以下官僚的反,也可以说是“跪着造反”:跪在毛泽东的面前,看着毛泽东的脸色造官僚们的反。
  就我亲身的经历来看,当时区别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矛头向上,向党内走资派“开火”的派别是造反派;矛头向下,和掌权者一起打击反党委、反工作组的群众的派别,为保皇派(后来周恩来说不要叫“保皇派”,就叫“保守派”)。
  造反派开始是少数派,随着运动的深入,造反成了时尚,队伍不断扩大。后来,这个群众组织反对这一位领导干部,却保护另一位领导干部;那个群众组织保护这个领导干部,却反对另一位领导干部。因此可以说,除了官办的红卫兵、赤卫队(1966年底基本瓦解)以外,所有参加群众组织的人都是“造反派”。他们的差异仅限于“造反”对象的不同。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对地、富、反、坏、右,都是排斥的,都尽力保持队伍的“纯洁性”。不过,保守派队伍更为“纯洁”。
  红卫兵开始出现是造反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才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出现后,其它学校仿效,也成立红卫兵。也有的学校不叫红卫兵,北大附中就叫“红旗战斗队”,“红旗”的头儿彭小蒙很受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也提到支持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队”。这些老红卫兵造谁的反?造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反,造“四旧”的反。如果按照严格意义上来说,造反,就是以下犯上,以弱犯强。老红卫兵反学校领导是因为他们父辈地位高于学校领导和老师,他们又得知内部消息,所以他们不应当算造反派。破“四旧”更算不上造反了。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是要冒政治风险的,而老红卫兵造老师的反是有恃无恐的。后来,文革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些红卫兵的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他们就不加掩饰地保护干部、打击造反派,成了是名符其实的保守派。
  大学的红卫兵是在中学之后出现的。……
  北京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先后成立了三个松散的全市性组织。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27所院校的29个群众组织参加了一司。北京轻工学院的汪延群(汪东兴之女)任指挥,“一司”是保守派红卫兵的联合组织,到年底就解体了。
  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其中有造反派的“北航红旗”,也有保守派红卫兵。临时总指挥是周太安(海军副司令周希汉之子),除了“北航红旗”以外,参加二司的多是保守派组织。这个司令部由于成员混杂,没有搞什么大的活动。
  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称为三司。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参加了三司。三司的负责人是地质学院的朱成昭。三司是造反组织,成员很多是在资反路线中受到打击的学生。三司在全国造反派中很有影响。
  1967年春夏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组织又重新组合为“天派”和“地派”。……

  造反派的队伍状况和政治诉求

  文革之后,“造反派”成了“罪恶”的代名词,人们把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罪恶都加在造反派头上。实际上,1966年5月到8月,将大批学生、老师、工人、普通干部打成“右派”、“黑鬼”、“小三家村”的不是造反派。1966年8月到9月,抄家、打死人,将成千上万的市民赶出城市,将大批文化名人迫害致死的不是造反派。制造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对“五类分子”的大屠杀和清查“内人党”等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与造反派无关。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分子”的对大批无权者残酷迫害的不是造反派。杀害遇罗克、张志新、史云峰、王申酉等思想先驱,也不是造反派。上述大规模的迫害都是当权者决策和组织实施的。
  造反派在文革中也不是完全无辜。他们是毛泽东制造“天下大乱”的主力,对中国文化、中国优秀传统的破坏有重大责任。他们在冲击官僚体系的时候,也使一大批好干部受到残酷迫害。造反派群众组织相互争斗,甚至制造大规模武斗,殃及无辜。他们是实现毛泽东乌托邦的推手,是坚持毛的极左路线的先锋。如果他们的主张(即毛的主张)得逞,中国要倒退很多年,会更加远离现代化。
  对于文革中的派别,周恩来有一个说法。他说:“坚持维护主席路线的当然是左派,摇摆不定的当然是中间派,右派就是比较保守派,我建议叫保守派不要叫保皇派。”按周恩来的意思,造反派就是左派。
  造反派是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一些中央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动起来的。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 “十六条”都是鼓励造反的。
  “十六条”一方面制止各级党委打击造反群众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给造反派吃了“定心丸”,让大家放心大胆地造反。当时,“矛头向上”(批评“当权派”)才是斗争的大方向。被批评的“当权派”的级别越高,批评者谁就越革命。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说:“整个中南海,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反对,只有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不能反对,还有我们的林彪同志。”
  北京的造反派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起来的。离政治中心远的地方,造反派起来晚一些,大城市一般在1966年8月到10月。从重庆“8•15”、成都“8•26”、辽宁“8•31”等大学生造反组织的名称可以看出他们起来的时间。中小城市的造反要延至1966年11月到12月。工厂的造反组织是在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出现、上海“安亭事件”以后发展起来的。可以说,造反派大多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起的;也可以说,造反派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逼出来的。

  为什么学生会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标准,使得班上同学逐渐地分成了界线不很分明的两个群体:一部分人家庭出身好、政治上追求进步、靠拢党组织,因而得到了党组织信任;另一部分人家庭出身不好,和党组织保持距离,政治运动不积极,通称为政治上落后的学生。前者是优势群体,后者是劣势群体。前者在入党、提干、毕业分配等方面都占有优势地位。当然,优势和劣势随着政治运动是有变化的。有的优质学生,父亲在“四清”中出了问题,他又没有和父亲“划清界限”的突出行动,就会成为劣势分子。
  笔者1966年10月以后到十几个城市串连所看到的,优势群体参加保守派、劣势群体参加造反派的现象,在社会上也比较普遍。
  处于优势群体的人包括:党员、团员、靠近领导的人、劳动模范,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这些人在不仅在入党、当官、分配工作、调整工资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而且有整别人、自己不会挨整的特权。他们是党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对象,是党组织多年培养、训练的积极分子。他们的优势地位是文革前17年制度给予的,当然是文革前制度的维护者。他们肯定文革前17年的制度,肯定文革前的官僚集团。
  处于劣势群体的人包括: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分配工作、调整工资、分配住房等方面因掌权者的压制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的人。这些人一直感到官员们对他的压制,他们看到官员被打倒,有一种痛快的感觉。

  保守还是造反,除了社会地位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些浅层次的原因。
  处于保守地位还有以下情况:吸取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其它政治运动的教训,心存恐惧,不敢反对党委和工作组;由于多年宣传,对革命领导干部心怀崇敬、一直把领导干部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人;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人,是不会轻易造反的。所以,一开始造反派是少数,随着运动深入,这些人胆大了,看到揭露出来官僚的问题,造反派的队伍不断扩大。保守派并不反对文革,只是反对颠覆现存秩序,反对褻渎多年崇敬的权威。
  参加造反派的是以下几种人:头脑简单的年轻人,他们真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响应号召造反;平时 “思想活跃”、不尊重领导的人。如果某人在上一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结下了“疙瘩”,就可能成为造反派。
  造反派的头面人物,大多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他们爱说话、爱表态,好打抱不平,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小邓拓”、“新右派”、“反革命”,是当权派把他们“逼上梁山”的。他们“根红苗正”,不怕对立面“抓辫子”。在讲出身,“查三代”,“揭老底”的政治气氛下,作为造反派头头,没有这样的政治条件是站不住的。造反派中相当多的是独立思考、敢作敢为的人,他们反秩序、反权威的特点,是毛制造“天下大乱”时最需要的;在“天下大治”时,他们必然是恢复秩序的官僚们打击的对象。毛泽东设想“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如果还是在极权的官僚体制下的“大治”,就包含着将造反派当牺牲品的残酷结局。

  一些单位群众造反的一个原因,是当权者在群众中搞宗派:拉拢一部分人,歧视一部分人。在武汉水电学院,工作组进校前,党委将师生分为左、中、右三类,左是依靠对象,中是争取对象,右是打击对象。1966年6月中旬,对此知情并且不满的学生贴出了题为《一个大阴谋》的大学报,揭露了将学生分类的内幕,引起了轰动,师生自发聚会抗议。党委对抗议学生施以镇压,制造了“6•18事件”。被镇压的师生就成了造反派。
  1966年11月,重庆江陵机器厂技术员高德安到技术科找支部书记张角光谈事情,偶然看到张书记的办公桌上的一份技术科人员“排队”名单。党组织把群众分成四类,一类是依靠对象,二类是团结对象,三类是批评教育对象,四类是打击处理对象。高德安眼疾手快,从书记办公桌上抓起来就看。张书记急了,两人就在办公室里拉拉扯扯,追来跑去,高德安一边躲闪一边看,看清了才还给了张书记。高德安离开支部办公室,立即找了李木森和其他三人,把他看到的“排队”名单情况告诉了其他人,在他们这五个人里,没有一个人排在一类,排在三类的有两人,高德安被排在四类!高德安为什么被排成四类呢?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工业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言论”问题被学校记入了档案,运动一来,首先被划入打击对象。五个人忿忿不平,就向技术科职工讲了,绝大部分职工听到后都表示不满,并希望他们去找书记把问题了解清楚。第二天下午,一上班,他们五人要求张书记把“排队”名单一事说清楚,张书记坚守秘密。怎么办?高德安提议:现在社会上已经开始成立各种战斗队了,我们也成立一个“尖刀战斗队”,自己解放自己。在“尖刀战斗队”的逼迫下,张书记说出了“排队”是厂党委让搞的。此事传开以后,各车间、各科室纷纷向党支部交出“排队”名单并当众销毁。高德安是尖刀战斗队的队长,后来是红军战斗团的团长,再后来成了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的“一号勤务员”。
  在社会上,长期受到打压的“地、富、反、坏、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但他们没有造反的权利。造反组织也不敢吸纳他们,怕被对立面指责“队伍不纯”。也有一些勇敢的右派分子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如当过右派的武汉军区作家白桦,写了支持造反派的诗篇,并亲自在街头散发。
  到底参加哪一派,要观察形势,判断大局,从而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说,文革初期是反党委还是保党委将人们分为两派的话,以后发生的层出不穷的事件,迫使人们不得不作出选择。每发生一起重大事件,人们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支持谁?反对谁?当时的说法是“站队”。多年残酷的政治运动,使得多数人选择政治风险小的这一派。“站错了队”是很危险的。在政治瞬息多变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在惶恐中不断地“站队”,不断地辨别政治方向,不断地表忠心。当时流传一句话:“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站错了队就要挨整,写检查,请罪。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是他们作选择的主要依据。然而,对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不同的理解,就参加不同的派别。前面说的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他们的底色,在选择时起着潜在的作用,但到底参加哪一派还是依势而定。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还有人际关系因素。上海柴油机厂的政工系统的干部,从厂党委到车间党支部,基本是转业军人干部,生产和行政系统的干部大多是上海地方干部。这两个系统的干部平时就谈不到一起,在工作中也有矛盾,到文革时终于显现两派。以政工干部系统为核心组成了“东方红总部”,其成员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车间级党支部干部居多。这种社会地位的人群应当参加保守组织,但因为反对生产系统的厂长朱文斌,说朱是叛徒,上海市委认为朱的问题在“四清”中已作“不是叛徒”的结论,保护了他。所以“东方红”就反对上海市委,因而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参加过“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是“工总司”初期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支持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委会。除了这种群体性的人际关系以外,一般成员对派别的选择,个人关系也是一个因素。与自己关系好的人在这一派里,就跟着参加了;这一派有两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不参加这一派。
  从表面看,造反派反对的只是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当权派。从深层看,造反派中的激进的一翼是否定17年的。但是,否定17年,并不是说17年因政治上专制而剥夺了人权、因经济上统制而极度贫困,而是说17年是“资产阶级的黑线主导”。在信息单一灌输的年代,在当时的话语条件下,对老百姓来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就是“坏”,就是“恶”,他们借反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反对官僚制度的“恶”。造反派中除了极少数人外,没有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诉求,这在当时是滔天大罪,是要杀头的。
  当时造反派的诉求主要是:揭批当权派和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被当权派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受害群众,清查和烧毁所有整人的“黑材料”;深入全国各地煽风点火,鼓动受害群众起来造反;压制、瓦解、摧毁保守派组织。这些都是中央(1966年)十月工作会议所提倡的。有些造反派的诉求超越了十月会议的目标:河南的造反派红卫兵从一开始就追究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大饥荒”的责任;贵州的造反派组织调查大饥荒的情况。有少数造反者提出“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有的要推翻“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崛起的造反派,不像中学生红卫兵那样搞“血统论”,“破四旧”,他们的斗争矛头很明确:当权派。至于这位当权派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先打倒再说!在批斗当权派和反对保守派时,他们也沿用老红卫兵的一些作法——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以及各种形式的身体摧残。他们也在批斗当权派时有时将“反动学术权威”甚至“地、富、反、坏、右”抓出来陪斗。他们也采取过几次影响巨大的“破四旧”行动。如谭厚兰为首的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破坏了山东曲阜孔府。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是积极地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你革命,我比你更革命,你斗走资派,我斗的走资派比你斗的走资派职务更高。一些省市,职务最高的当权派是各派群众组织争夺批斗的对象。“革命竞赛”是文革中极端手段出现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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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yuan222 留言时间:2019-01-25 22:36:14

在加州San Jose的图书馆里有这本书:杨继绳的《天地翻覆文革史》。没有注意是那个出版社出版的。已经读了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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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独行者 留言时间:2019-01-25 05:19:39

亲历文革的人对这场浩劫怎麽也忘不了抹不掉,问题是当局一直以来淡化或抹杀文革的历史,文革後出生的一代基本对这段历史是空白。现实上,文革的余毒并没有完全肃清,现在的“五毛”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文革後出生的,他们的思想方式很多都保留着文革的色彩,这才是真正令人耽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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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言 留言时间:2019-01-24 12:57:13

老高撰文的速度也太快了,简直是倚马可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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