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後官方把文革中一切罪惡都加在造反派頭上，楊繼繩力駁其荒謬，並指出，為顯示自己革命性，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都排斥地富反壞右。而長期受打壓的地富反壞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雖然他們沒有造反權利，造反派也不敢吸納他們


　　老高按：沒想到幾天來因為白樺去世而說起他在文革中的勇敢之舉，無心插柳柳成蔭，喚起了部分網友對文革的關注，讓我深感欣慰！昨天博友吳言寫了一則跟帖：
　　博主提到的，確確實實是一個大問題。國人已經被文革後的當權派們主導的說法所左右。楊繼繩的《天地翻覆——文革史》說清楚這個問題了，可惜大部分人不願意花時間讀這樣的大部頭書。
　　感謝吳言，提醒得好！今天我就介紹一下楊繼繩在他86萬字的巨著《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中的有關論述。
　　文革十年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暴風驟雨般的群眾運動，全國十億民眾捲入其中，這場“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下掃政治賤民，上打官僚集團。文革落幕五年後，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革定性為“十年浩劫”，宣布徹底否定。否定是虛，禁談是實，史料也封存——昨天明鏡火拍“人生之中”訪談節目，宋永毅介紹說，在中國大陸，文革史料越來越多，但封存的“保密級別”也越來越高。
　　王蒙在《中國天機》一書中說過：“誰能解釋與進一步從政治上從學理上總結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中國人應該幹這個活。中國共產黨應該幹這個活。中國學者應該幹這個活。這是中國人的歷史與國際責任。中國責無旁貸。正確地毫不含煳地總結文革的方方面面，這也是中國對人類歷史的貢獻。”
　　我素來欽佩的著名學者楊繼繩，有專啃硬骨頭的性格。2008年，海外的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百萬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引起巨大反響，國際上獲獎無數；寫完《墓碑》，他馬不停蹄，從2007年起，窮近十年之功，撰寫了長達86萬字的力作《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2017年同樣由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讀這本書，我感覺楊繼繩是將之作為“文革通史”來寫的，不僅從文革前發生的重大事件追溯起源，更像《清明上河圖》一樣展現了文革全過程。他力圖用客觀、中立、理性角度，來還原歷史本來面目，同時也力圖站在人類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以普世價值的觀點來反思文革。行文也力圖簡練、通俗，讓不同的人群能明白。
　　這部巨著，分為上、下，各有16章。上篇從文革前發生的重大事件，寫到清查“5.16”之謎；下篇從“清理階級隊伍”，寫到文革結束。全書共32章，既有史實的細節考證，又有新穎、獨特的史論，成一家之言。全書起始的長文《導論》，從文革寫到中國社會半個世紀來的巨大變化，也剖析了現狀，很值得掩卷長思！
　　今天我節選的，是《天地翻覆》上冊第九章的部分文字，大、小標題都是原書的。楊繼繩明確地說：在社會上，長期受到打壓的“地、富、反、壞、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但他們沒有造反的權利。造反組織也不敢吸納他們，怕被對立面指責“隊伍不純”。也有一些勇敢的右派分子站出來支持造反派，如當過右派的武漢軍區作家白樺，寫了支持造反派的詩篇，並親自在街頭散發。

　　楊繼繩這部書，網上可以找到。我這裡所用的版本，是朋友發來的，“由清華校友編輯製作”。不過其中還是有若干匪夷所思的文字錯誤，不得不花一點“校勘”的工夫。

　　第九章 群眾組織的興起、活動和消亡

　　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節選


　　1966年8月，毛澤東恩准老百姓有結社自由的權利。這項權利本來是寫進憲法的，但中國不是憲政國家，憲法只是一紙空文。毛澤東給了這個權利，群眾組織就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這些群眾組織開始只限於本單位，後來發展到跨單位、跨行業的大規模組織。群眾組織打破了單位黨組織的約束，衝垮了官僚機構，衝垮了舊的秩序，實現了毛澤東期待的“天下大亂”。在准許建立跨行業的群眾組織時，毛澤東留了一手：不允許建立跨地區的全國性組織。這條限制是防止群眾組織調動全國性資源與中央政府抗衡。僅管設下了這一限制，但他還是打開了潘多拉之盒，盒子裡壓抑着積累了十七年社會矛盾。積怨太深，衝力特大。毛澤東從魔瓶里放出的魔鬼，他自己也難以降服。這個實現“天下大亂”的工具，在以後實現“天下大治”的過程中，就成了障礙。那時的毛澤東，不得不容忍主持恢復秩序的鐵腕官僚們，鎮壓他曾經支持的群眾組織，群眾組織的頭頭們都成了犧牲品。
　　為了發動文革，毛澤東除了恩准結社以外，還給予老百姓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自由。各個群眾組織都可以辦小報，當時紅衛兵小報有5000多種（也有人估算為8000多種），有的發行量很大，如《清華井岡山報》在全國多個城市有航空版印點，郵局可以訂閱。每個人都可以印傳單，傳播各種信息。1998-2003年的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在文革中曾在國家計委機關刻鋼板、印傳單。學生（實際有一些工人和教師）可以到全國各地串連，人們在短期內似乎真正享受到民主和自由。

　　紅衛兵和造反派

　　沒有經歷文革的人，不知道“紅衛兵”和“造反派”有什麼關係。實際上，紅衛兵是群眾組織，造反派是眾多造反群眾組織匯合起來的一個派別。
　　從總體上看，文革中的群眾組織有兩個大的派別：造反派，保守派。此外還有逍遙派，即哪一派組織也不參加的人（運動初期逍遙派很少，隨着運動的進展，逍遙派隊伍逐漸擴大）。如果這個紅衛兵組織是造反的，就是造反派紅衛兵；如果這個紅衛兵組織是保守的，就是保守派紅衛兵。在一個城市可能有很多紅衛兵組織同屬一個派別。就造反派而言，內部也有不同的派別，但這些派別全都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的，都是在毛澤東的恩准下造毛澤東以下官僚的反，也可以說是“跪着造反”：跪在毛澤東的面前，看着毛澤東的臉色造官僚們的反。
　　就我親身的經歷來看，當時區別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一個重要標誌是：矛頭向上，向黨內走資派“開火”的派別是造反派；矛頭向下，和掌權者一起打擊反黨委、反工作組的群眾的派別，為保皇派（後來周恩來說不要叫“保皇派”，就叫“保守派”）。
　　造反派開始是少數派，隨着運動的深入，造反成了時尚，隊伍不斷擴大。後來，這個群眾組織反對這一位領導幹部，卻保護另一位領導幹部；那個群眾組織保護這個領導幹部，卻反對另一位領導幹部。因此可以說，除了官辦的紅衛兵、赤衛隊（1966年底基本瓦解）以外，所有參加群眾組織的人都是“造反派”。他們的差異僅限於“造反”對象的不同。為了顯示自己的革命性，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對地、富、反、壞、右，都是排斥的，都盡力保持隊伍的“純潔性”。不過，保守派隊伍更為“純潔”。
　　紅衛兵開始出現是造反的。清華附中紅衛兵高喊“造反有理”的口號才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出現後，其它學校仿效，也成立紅衛兵。也有的學校不叫紅衛兵，北大附中就叫“紅旗戰鬥隊”，“紅旗”的頭兒彭小蒙很受毛澤東的賞識。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也提到支持北大附中的“紅旗戰鬥隊”。這些老紅衛兵造誰的反？造學校領導和老師的反，造“四舊”的反。如果按照嚴格意義上來說，造反，就是以下犯上，以弱犯強。老紅衛兵反學校領導是因為他們父輩地位高於學校領導和老師，他們又得知內部消息，所以他們不應當算造反派。破“四舊”更算不上造反了。真正意義上的造反是要冒政治風險的，而老紅衛兵造老師的反是有恃無恐的。後來，文革形勢發生了變化，這些紅衛兵的父親被打成了“走資派”，他們就不加掩飾地保護幹部、打擊造反派，成了是名符其實的保守派。
　　大學的紅衛兵是在中學之後出現的。……
　　北京的大專院校紅衛兵先後成立了三個鬆散的全市性組織。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簡稱“一司”）。27所院校的29個群眾組織參加了一司。北京輕工學院的汪延群（汪東興之女）任指揮，“一司”是保守派紅衛兵的聯合組織，到年底就解體了。
　　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即第二司令部，簡稱“二司”），其中有造反派的“北航紅旗”，也有保守派紅衛兵。臨時總指揮是周太安（海軍副司令周希漢之子），除了“北航紅旗”以外，參加二司的多是保守派組織。這個司令部由於成員混雜，沒有搞什麼大的活動。
　　9月6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成立，稱為三司。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參加了三司。三司的負責人是地質學院的朱成昭。三司是造反組織，成員很多是在資反路線中受到打擊的學生。三司在全國造反派中很有影響。
　　1967年春夏之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組織又重新組合為“天派”和“地派”。……

　　造反派的隊伍狀況和政治訴求

　　文革之後，“造反派”成了“罪惡”的代名詞，人們把文革中所發生的一切罪惡都加在造反派頭上。實際上，1966年5月到8月，將大批學生、老師、工人、普通幹部打成“右派”、“黑鬼”、“小三家村”的不是造反派。1966年8月到9月，抄家、打死人，將成千上萬的市民趕出城市，將大批文化名人迫害致死的不是造反派。製造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對“五類分子”的大屠殺和清查“內人黨”等駭人聽聞的重大慘案與造反派無關。在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5•16分子”的對大批無權者殘酷迫害的不是造反派。殺害遇羅克、張志新、史雲峰、王申酉等思想先驅，也不是造反派。上述大規模的迫害都是當權者決策和組織實施的。
　　造反派在文革中也不是完全無辜。他們是毛澤東製造“天下大亂”的主力，對中國文化、中國優秀傳統的破壞有重大責任。他們在衝擊官僚體系的時候，也使一大批好幹部受到殘酷迫害。造反派群眾組織相互爭鬥，甚至製造大規模武鬥，殃及無辜。他們是實現毛澤東烏托邦的推手，是堅持毛的極左路線的先鋒。如果他們的主張（即毛的主張）得逞，中國要倒退很多年，會更加遠離現代化。
　　對於文革中的派別，周恩來有一個說法。他說：“堅持維護主席路線的當然是左派，搖擺不定的當然是中間派，右派就是比較保守派，我建議叫保守派不要叫保皇派。”按周恩來的意思，造反派就是左派。
　　造反派是毛澤東、中共中央和一些中央領導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動起來的。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和 “十六條”都是鼓勵造反的。
　　“十六條”一方面制止各級黨委打擊造反群眾的行為，另一方面也給造反派吃了“定心丸”，讓大家放心大膽地造反。當時，“矛頭向上”（批評“當權派”）才是鬥爭的大方向。被批評的“當權派”的級別越高，批評者誰就越革命。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陶鑄說：“整個中南海，包括我在內，都可以反對，只有除了黨中央毛主席不能反對，還有我們的林彪同志。”
　　北京的造反派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起來的。離政治中心遠的地方，造反派起來晚一些，大城市一般在1966年8月到10月。從重慶“8•15”、成都“8•26”、遼寧“8•31”等大學生造反組織的名稱可以看出他們起來的時間。中小城市的造反要延至1966年11月到12月。工廠的造反組織是在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出現、上海“安亭事件”以後發展起來的。可以說，造反派大多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起的；也可以說，造反派是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逼出來的。

　　為什麼學生會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標準，使得班上同學逐漸地分成了界線不很分明的兩個群體：一部分人家庭出身好、政治上追求進步、靠攏黨組織，因而得到了黨組織信任；另一部分人家庭出身不好，和黨組織保持距離，政治運動不積極，通稱為政治上落後的學生。前者是優勢群體，後者是劣勢群體。前者在入黨、提干、畢業分配等方面都占有優勢地位。當然，優勢和劣勢隨着政治運動是有變化的。有的優質學生，父親在“四清”中出了問題，他又沒有和父親“劃清界限”的突出行動，就會成為劣勢分子。
　　筆者1966年10月以後到十幾個城市串連所看到的，優勢群體參加保守派、劣勢群體參加造反派的現象，在社會上也比較普遍。
　　處於優勢群體的人包括：黨員、團員、靠近領導的人、勞動模範，出身於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家庭的人。這些人在不僅在入黨、當官、分配工作、調整工資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權，而且有整別人、自己不會挨整的特權。他們是黨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對象，是黨組織多年培養、訓練的積極分子。他們的優勢地位是文革前17年制度給予的，當然是文革前制度的維護者。他們肯定文革前17年的制度，肯定文革前的官僚集團。
　　處於劣勢群體的人包括：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分配工作、調整工資、分配住房等方面因掌權者的壓制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在某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打擊的人。這些人一直感到官員們對他的壓制，他們看到官員被打倒，有一種痛快的感覺。

　　保守還是造反，除了社會地位的影響以外，還有一些淺層次的原因。
　　處於保守地位還有以下情況：吸取了1957年的反右鬥爭和其它政治運動的教訓，心存恐懼，不敢反對黨委和工作組；由於多年宣傳，對革命領導幹部心懷崇敬、一直把領導幹部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人；謹小慎微、膽小怕事的人，是不會輕易造反的。所以，一開始造反派是少數，隨着運動深入，這些人膽大了，看到揭露出來官僚的問題，造反派的隊伍不斷擴大。保守派並不反對文革，只是反對顛覆現存秩序，反對褻瀆多年崇敬的權威。
　　參加造反派的是以下幾種人：頭腦簡單的年輕人，他們真相信毛主席，相信黨中央，響應號召造反；平時 “思想活躍”、不尊重領導的人。如果某人在上一次政治運動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結下了“疙瘩”，就可能成為造反派。
　　造反派的頭面人物，大多是處於優勢地位的人，他們愛說話、愛表態，好打抱不平，在運動初期被打成“小鄧拓”、“新右派”、“反革命”，是當權派把他們“逼上梁山”的。他們“根紅苗正”，不怕對立面“抓辮子”。在講出身，“查三代”，“揭老底”的政治氣氛下，作為造反派頭頭，沒有這樣的政治條件是站不住的。造反派中相當多的是獨立思考、敢作敢為的人，他們反秩序、反權威的特點，是毛製造“天下大亂”時最需要的；在“天下大治”時，他們必然是恢復秩序的官僚們打擊的對象。毛澤東設想“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如果還是在極權的官僚體制下的“大治”，就包含着將造反派當犧牲品的殘酷結局。

　　一些單位群眾造反的一個原因，是當權者在群眾中搞宗派：拉攏一部分人，歧視一部分人。在武漢水電學院，工作組進校前，黨委將師生分為左、中、右三類，左是依靠對象，中是爭取對象，右是打擊對象。1966年6月中旬，對此知情並且不滿的學生貼出了題為《一個大陰謀》的大學報，揭露了將學生分類的內幕，引起了轟動，師生自發聚會抗議。黨委對抗議學生施以鎮壓，製造了“6•18事件”。被鎮壓的師生就成了造反派。
　　1966年11月，重慶江陵機器廠技術員高德安到技術科找支部書記張角光談事情，偶然看到張書記的辦公桌上的一份技術科人員“排隊”名單。黨組織把群眾分成四類，一類是依靠對象，二類是團結對象，三類是批評教育對象，四類是打擊處理對象。高德安眼疾手快，從書記辦公桌上抓起來就看。張書記急了，兩人就在辦公室里拉拉扯扯，追來跑去，高德安一邊躲閃一邊看，看清了才還給了張書記。高德安離開支部辦公室，立即找了李木森和其他三人，把他看到的“排隊”名單情況告訴了其他人，在他們這五個人里，沒有一個人排在一類，排在三類的有兩人，高德安被排在四類！高德安為什麼被排成四類呢？後來才知道，他在北京工業學院讀書的時候，因為“言論”問題被學校記入了檔案，運動一來，首先被劃入打擊對象。五個人忿忿不平，就向技術科職工講了，絕大部分職工聽到後都表示不滿，並希望他們去找書記把問題了解清楚。第二天下午，一上班，他們五人要求張書記把“排隊”名單一事說清楚，張書記堅守秘密。怎麼辦？高德安提議：現在社會上已經開始成立各種戰鬥隊了，我們也成立一個“尖刀戰鬥隊”，自己解放自己。在“尖刀戰鬥隊”的逼迫下，張書記說出了“排隊”是廠黨委讓搞的。此事傳開以後，各車間、各科室紛紛向黨支部交出“排隊”名單並當眾銷毀。高德安是尖刀戰鬥隊的隊長，後來是紅軍戰鬥團的團長，再後來成了軍工井岡山江陵兵團的“一號勤務員”。
　　在社會上，長期受到打壓的“地、富、反、壞、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但他們沒有造反的權利。造反組織也不敢吸納他們，怕被對立面指責“隊伍不純”。也有一些勇敢的右派分子站出來支持造反派，如當過右派的武漢軍區作家白樺，寫了支持造反派的詩篇，並親自在街頭散發。
　　到底參加哪一派，要觀察形勢，判斷大局，從而作出趨利避害的選擇。如果說，文革初期是反黨委還是保黨委將人們分為兩派的話，以後發生的層出不窮的事件，迫使人們不得不作出選擇。每發生一起重大事件，人們都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支持誰？反對誰？當時的說法是“站隊”。多年殘酷的政治運動，使得多數人選擇政治風險小的這一派。“站錯了隊”是很危險的。在政治瞬息多變的情況下，普通百姓在惶恐中不斷地“站隊”，不斷地辨別政治方向，不斷地表忠心。當時流傳一句話：“站不完的隊，請不完的罪，寫不完的檢查，流不完的淚。”站錯了隊就要挨整，寫檢查，請罪。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是他們作選擇的主要依據。然而，對中央文件和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不同的理解，就參加不同的派別。前面說的每個人所處的社會地位，是他們的底色，在選擇時起着潛在的作用，但到底參加哪一派還是依勢而定。

　　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還有人際關係因素。上海柴油機廠的政工系統的幹部，從廠黨委到車間黨支部，基本是轉業軍人幹部，生產和行政系統的幹部大多是上海地方幹部。這兩個系統的幹部平時就談不到一起，在工作中也有矛盾，到文革時終於顯現兩派。以政工幹部系統為核心組成了“東方紅總部”，其成員中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車間級黨支部幹部居多。這種社會地位的人群應當參加保守組織，但因為反對生產系統的廠長朱文斌，說朱是叛徒，上海市委認為朱的問題在“四清”中已作“不是叛徒”的結論，保護了他。所以“東方紅”就反對上海市委，因而參加了造反派組織“工總司”，參加過“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是“工總司”初期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支持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委會。除了這種群體性的人際關係以外，一般成員對派別的選擇，個人關係也是一個因素。與自己關係好的人在這一派里，就跟着參加了；這一派有兩個自己不喜歡的人，就不參加這一派。
　　從表面看，造反派反對的只是偏離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當權派。從深層看，造反派中的激進的一翼是否定17年的。但是，否定17年，並不是說17年因政治上專制而剝奪了人權、因經濟上統制而極度貧困，而是說17年是“資產階級的黑線主導”。在信息單一灌輸的年代，在當時的話語條件下，對老百姓來說，“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就是“壞”，就是“惡”，他們借反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反對官僚制度的“惡”。造反派中除了極少數人外，沒有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訴求，這在當時是滔天大罪，是要殺頭的。
　　當時造反派的訴求主要是：揭批當權派和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解放被當權派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受害群眾，清查和燒毀所有整人的“黑材料”；深入全國各地煽風點火，鼓動受害群眾起來造反；壓制、瓦解、摧毀保守派組織。這些都是中央（1966年）十月工作會議所提倡的。有些造反派的訴求超越了十月會議的目標：河南的造反派紅衛兵從一開始就追究省委書記吳芝圃在“大饑荒”的責任；貴州的造反派組織調查大饑荒的情況。有少數造反者提出“改善無產階級專政”，有的要推翻“十七年來在中國形成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後崛起的造反派，不像中學生紅衛兵那樣搞“血統論”，“破四舊”，他們的鬥爭矛頭很明確：當權派。至於這位當權派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先打倒再說！在批鬥當權派和反對保守派時，他們也沿用老紅衛兵的一些作法——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示眾，以及各種形式的身體摧殘。他們也在批鬥當權派時有時將“反動學術權威”甚至“地、富、反、壞、右”抓出來陪斗。他們也採取過幾次影響巨大的“破四舊”行動。如譚厚蘭為首的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公社”破壞了山東曲阜孔府。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造反派，都是積極地表現自己的革命性，你革命，我比你更革命，你斗走資派，我斗的走資派比你斗的走資派職務更高。一些省市，職務最高的當權派是各派群眾組織爭奪批鬥的對象。“革命競賽”是文革中極端手段出現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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