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納德·川普以其標誌性的風采走下川普大廈的扶梯，宣布競選美國總統，至今已有十餘年。

克萊蒙特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丹尼爾·J·馬奧尼  (Daniel J. Mahoney) 周二在《美國思想》發表評論稱：十年後評價唐納德·川普，他引領美國邁向國家復興。

今天，我們可以用敏銳的政治分析家亨利·奧爾森的話來說：“川普主義將繼續存在”，而且“保守派不會回歸川普之前的共識”。提倡這種回歸的人聲稱，他們代表了共和黨的正直和對憲法規範的忠誠，而這些規範如今正受到一種所謂的魯莽和煽動性的民粹主義的威脅。

然而，事實上，無論舊共識有何優點，其擁護者在重要方面都遠非完美或不可效仿。他們遲遲未能抵制“批判文化”（羅傑·斯克魯頓那句引人注目的話），這種文化已經席捲了教育界、娛樂界以及公民社會的制高點，包括大量商界。近幾十年來，這些階層對美國人進行恐嚇，教唆他們憎恨自己。我們的許多精英階層痴迷於種族和性別問題，其方式損害了人們的自尊，並鼓吹基於出生意外而形成的群體，使他們沉溺於憤怒和絕望之中。市場原教旨主義以及對全球化和遠非自由或公平的貿易安排的片面肯定，取代了對機會社會審慎而有原則的捍衛。20世紀60年代後的幾十年裡，人類因製造業崗位流失和社會道德規範空心化而苦苦掙扎，而他們的需求常常被隨意忽視。盲目且自取其辱的經濟主義導致保守派精英淡化同性婚姻的革命意義，同性婚姻將人類性行為與根植於事物本質的權威規範割裂開來，並過度推崇自主權，使得個人和集體自治幾乎不可能實現。

“永無休止的戰爭”損害了美國外交政策精英的信譽，削弱了美國人民支持烏托邦式、定義不明確的海外冒險的意願。美國在世界各地推廣“民主”，卻越來越忽視其在國內的意義。

然而，我們不想以偏概全。共和黨仍然是政治良知的唯一可行載體。與此同時，民主黨，除了極少數例外，蔑視我們的建國原則，敵視傳統宗教和道德，強制推行政治正確，推行新種族主義、對跨性別主義的崇拜，並濫用政府權力通過顛覆民主來“拯救民主”。法律戰、政府主導的社交媒體審查、刻意將民主保守主義與反民主“極端主義”劃上等號、將墮胎合法化、對“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國的仇恨，以及對殖民主義意識形態崇拜的推崇（殖民主義也譴責美國是非法殖民實體），這些都成為了美國左翼的典型特徵，並在民主黨內占據着越來越受人尊敬的地位。

這種新興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體制既沒有“自由主義”也沒有“民主主義”，它把溫和與理性遠遠拋在身後——它迫切需要保守派進行勇敢的抵抗，而這種抵抗往往是缺乏的。

也許我的朋友兼同事格倫·埃爾默斯是對的，這種明目張胆、加速發展的進步主義對民主的顛覆，只有一位鬥士才能抵禦，一位即使“理解”國家所面臨問題的本質，也不願奉行紳士禮儀的“老好人”。誠然，站在另一邊的紳士寥寥無幾，因為這種意識形態的世界觀將世界劃分為“進步”陣營和倒退的反動、種族主義、特權、性別歧視和跨性別恐懼症陣營。

此外，川普不僅僅是一位街頭鬥士。他的言辭挑釁幾乎總是以幽默和謙遜的誇張手法來緩和，這讓他贏得了至少半數美國人的喜愛。最後，他的好鬥是為了拯救國家及其共和體制，而不是顛覆或取代它們。安妮·阿普爾鮑姆和《經濟學人》編輯等偽世故者喜歡將川普與普京和習近平歸為同一獨裁陣營，但這並沒有說明川普有什麼問題，反而說明了他們缺乏區分能力。

正如令人欽佩的反覺醒民主黨評論員朱利安·愛潑斯坦最近在《紐約郵報》專欄中指出的那樣，川普在重要方面是一位實用主義者和中間派，他在一些既具有象徵意義又具有實質意義的重大問題上得到了70%美國民眾的支持：關閉邊境以阻止大量非法移民湧入（他已經實現了這一目標）；攻擊並放鬆政治正確性在教育和文化機構中的束縛；以精準的武力和以實力求和平取代“永遠的戰爭”；停止利用美國軟實力在國外宣揚道德瘋狂和變態墮落；巧妙地結合放鬆管制和更公平的貿易政策，使美國夢成為那些開始失去希望的人們的現實訴求。

無論保守陣營中的純粹主義者怎麼說，國內外都沒有人將川普與社會主義者或國家指導主義混為一談。儘管他笨手笨腳，但他已經將政治重新納入政治經濟學，這並非壞事。真正的保守主義若被那些與人類經驗格格不入的意識形態抽象概念所統治，就會變得僵化，在政治上變得無關緊要。在川普崛起之前，保守主義就面臨着這樣的危險。

關於大局，馬克·克雷默是對的：川普在2016年、2020年和2024年的競選是“對專制主義的宣戰，這種專制主義對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限制比任何羅馬皇帝或歐洲君主都更有效。”正如克萊默所指出的，川普雖然“命名”了這種專制主義，但遠未得到充分的“解釋”：“政治正確”、“全球主義”、“文化馬克思主義”、“深層政府”、“一黨專政”、“沼澤”、“建制派”和“團塊”等稱謂，都是不精確的民粹主義努力，旨在揭露精英階層對民主修辭和範疇的系統性挪用，他們已經將民主與政治自由、常識以及對美國傳統的健康尊重割裂開來。儘管如此，“通過挑戰民主，川普迫使它摘下面具，展現真面目。” 為此，他值得高度讚揚。但這只是恢復我們道德和政治遺產的長期努力的開始。

但總統已經做了一些表面上不可能的事情。這些舉措包括重建我們國家邊界的完整，有效地對抗我們覺醒的精英和我們最腐敗、最有影響力的大學，以及挑戰一個直到最近才似乎勢不可擋的跨性別邪教。川普也展現了一些重要的獨立性。他冒着被那些高調且喧囂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影響者譴責的風險，摧毀了伊朗神權政治的核武器計劃。伊朗神權政治支持不間斷的恐怖主義，並威脅着以色列國和我們在中東的溫和阿拉伯盟友。

川普迅速而精準的行動表明，人們可以捍衛美國的核心利益，反對顯而易見的政治邪惡，而無需屈服於意識形態的十字軍東征或發動“永遠的戰爭”。我認為這是審慎政治運作的令人欽佩的例子。

但也有很多值得批評的地方，這並非出於敵意，而是為了鼓勵人們真正有效地利用這一黃金政治機遇。川普總統需要向美國人民闡明恢復共和憲政的道理，而不僅僅是通過煽動性的形象和好鬥的號召來迎合政治情緒。

副總統萬斯在7月5日克萊蒙特研究所的演講中非常有效地做到了前者。他在演講中清晰而雄辯地指出，“我們”代表着肯定，而破壞性的左派則代表着仇恨、否定和批判。萬斯巧妙地探討了超越“純粹物質問題”的目的和意義問題，並提醒自由的人們，我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而不僅僅是“生產者和消費者”。

副總統闡述了我們必須珍惜我們“主權”國家，並培養維護和維繫這一國家的公民意識的原因。他指出，左翼人士追求的是一種貶低公民意識的做法，而不是試圖使其過時。公民意識不僅僅是行使權利：它要求積極熱愛國家，而不是對一個政府卑躬屈膝，因為政府設計而非統治着一個給予它同意的自由人民。在那次演講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公共哲學的元素，這種哲學建立在川普的成就之上，同時又超越了那些煽動性的陳詞濫調和口號，無論它們在當下是多麼必要和有效。

川普需要記住，一位總統必須尊重其職權形式，這其中或許尤其包括總統演講或與美國人民的溝通。這意味着減少對“真相社會”的依賴，更多地在國家事務上進行深思熟慮的論述。否則，即使是最富有同情心的美國人，他也有可能精疲力竭。同樣，他應該避免小題大做（比如重新命名墨西哥灣），不要損害其他國家那些希望成為美國盟友而不是其下屬的愛國者的利益。令人遺憾的是，他在加拿大最近大選前完全沒有必要地損害了該國保守黨的利益。加拿大有自己的政治傳統，與美國截然不同。加拿大的全球主義者之所以能夠上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川普執意要侮辱我們北方的鄰國，即使在令人厭惡的賈斯汀·特魯多已經不在人世之後也是如此。這不僅是言論上的失誤，更是判斷上的失誤。

川普可以更多地了解烏克蘭悲劇的根源，這在他心目中至關重要。不斷呼籲北約擴張、烏克蘭系統性地漠視其俄語公民，以及俄羅斯的頑固不化和堅持烏克蘭“非軍事化”等至少可以說是不可信的目標，這些都加劇了這場悲劇。威脅各方並非有效治國方略的標誌，也不是實現可行和平的良方。

正如前文所述，我是川普政府的朋友，但並非奉承者，必要時，我會批評“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狂熱分子的過度行為和缺陷。如今，他們往往在過度讚揚和過度批評之間搖擺不定，例如，針對人為製造的傑弗里·愛潑斯坦事件，以及（更重要的是）對我們以色列盟友日益增長的敵意。這種過度反應對一位舉足輕重的總統和愛國者毫無益處。

最近在法國逗留後，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確信，歐洲精英將繼續對川普及其所有行為抱有不可調和的敵意。僅僅關注法國媒體，即使是保守派報紙《費加羅報》，也無法理解過去20年的美國生活。法國對美國政治的報道幾乎完全是從與覺醒主義立場相近、反對川普的《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中複製而來。至少可以說，包括保守派在內的歐洲人並未充分認識到美國左翼拋棄自由主義的程度。

直到幾個月前，許多法國中間派和建制派保守派還認為拜登是一流的政治家。歐洲對以色列的敵意日益病態。川普被視為一個糟糕的笑話，而不是被斥為對民主的嚴重威脅。法國政界與更廣泛的歐洲政界一樣，對“極右翼”痴迷不已。這包括任何挑戰布魯塞爾寡頭政治或“歐洲價值觀”（人道主義、超世俗、後民族）霸權的人。在當代歐洲，唯一神聖不可侵犯的邊界是烏克蘭邊界。

跨大西洋的誤解將繼續存在，而大西洋主義，唉，很大程度上屬於1989年消亡的世界，無論領導人如何偽裝。美國保守派仍然渴望國家偉大，無論這種渴望多麼微弱；而歐洲人則大多仍然夢想着一個後政治、後民族的烏托邦，儘管他們承諾增加國防開支。這一事實比唐納德·J·川普本人及其總統任期更為根本，即使他卸任，也仍需繼續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