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川普以其标志性的风采走下川普大厦的扶梯，宣布竞选美国总统，至今已有十余年。

克莱蒙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尔·J·马奥尼  (Daniel J. Mahoney) 周二在《美国思想》发表评论称：十年后评价唐纳德·川普，他引领美国迈向国家复兴。

今天，我们可以用敏锐的政治分析家亨利·奥尔森的话来说：“川普主义将继续存在”，而且“保守派不会回归川普之前的共识”。提倡这种回归的人声称，他们代表了共和党的正直和对宪法规范的忠诚，而这些规范如今正受到一种所谓的鲁莽和煽动性的民粹主义的威胁。

然而，事实上，无论旧共识有何优点，其拥护者在重要方面都远非完美或不可效仿。他们迟迟未能抵制“批判文化”（罗杰·斯克鲁顿那句引人注目的话），这种文化已经席卷了教育界、娱乐界以及公民社会的制高点，包括大量商界。近几十年来，这些阶层对美国人进行恐吓，教唆他们憎恨自己。我们的许多精英阶层痴迷于种族和性别问题，其方式损害了人们的自尊，并鼓吹基于出生意外而形成的群体，使他们沉溺于愤怒和绝望之中。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及对全球化和远非自由或公平的贸易安排的片面肯定，取代了对机会社会审慎而有原则的捍卫。20世纪60年代后的几十年里，人类因制造业岗位流失和社会道德规范空心化而苦苦挣扎，而他们的需求常常被随意忽视。盲目且自取其辱的经济主义导致保守派精英淡化同性婚姻的革命意义，同性婚姻将人类性行为与根植于事物本质的权威规范割裂开来，并过度推崇自主权，使得个人和集体自治几乎不可能实现。

“永无休止的战争”损害了美国外交政策精英的信誉，削弱了美国人民支持乌托邦式、定义不明确的海外冒险的意愿。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广“民主”，却越来越忽视其在国内的意义。

然而，我们不想以偏概全。共和党仍然是政治良知的唯一可行载体。与此同时，民主党，除了极少数例外，蔑视我们的建国原则，敌视传统宗教和道德，强制推行政治正确，推行新种族主义、对跨性别主义的崇拜，并滥用政府权力通过颠覆民主来“拯救民主”。法律战、政府主导的社交媒体审查、刻意将民主保守主义与反民主“极端主义”划上等号、将堕胎合法化、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的仇恨，以及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崇拜的推崇（殖民主义也谴责美国是非法殖民实体），这些都成为了美国左翼的典型特征，并在民主党内占据着越来越受人尊敬的地位。

这种新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体制既没有“自由主义”也没有“民主主义”，它把温和与理性远远抛在身后——它迫切需要保守派进行勇敢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往往是缺乏的。

也许我的朋友兼同事格伦·埃尔默斯是对的，这种明目张胆、加速发展的进步主义对民主的颠覆，只有一位斗士才能抵御，一位即使“理解”国家所面临问题的本质，也不愿奉行绅士礼仪的“老好人”。诚然，站在另一边的绅士寥寥无几，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将世界划分为“进步”阵营和倒退的反动、种族主义、特权、性别歧视和跨性别恐惧症阵营。

此外，川普不仅仅是一位街头斗士。他的言辞挑衅几乎总是以幽默和谦逊的夸张手法来缓和，这让他赢得了至少半数美国人的喜爱。最后，他的好斗是为了拯救国家及其共和体制，而不是颠覆或取代它们。安妮·阿普尔鲍姆和《经济学人》编辑等伪世故者喜欢将川普与普京和习近平归为同一独裁阵营，但这并没有说明川普有什么问题，反而说明了他们缺乏区分能力。

正如令人钦佩的反觉醒民主党评论员朱利安·爱泼斯坦最近在《纽约邮报》专栏中指出的那样，川普在重要方面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和中间派，他在一些既具有象征意义又具有实质意义的重大问题上得到了70%美国民众的支持：关闭边境以阻止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他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攻击并放松政治正确性在教育和文化机构中的束缚；以精准的武力和以实力求和平取代“永远的战争”；停止利用美国软实力在国外宣扬道德疯狂和变态堕落；巧妙地结合放松管制和更公平的贸易政策，使美国梦成为那些开始失去希望的人们的现实诉求。

无论保守阵营中的纯粹主义者怎么说，国内外都没有人将川普与社会主义者或国家指导主义混为一谈。尽管他笨手笨脚，但他已经将政治重新纳入政治经济学，这并非坏事。真正的保守主义若被那些与人类经验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抽象概念所统治，就会变得僵化，在政治上变得无关紧要。在川普崛起之前，保守主义就面临着这样的危险。

关于大局，马克·克雷默是对的：川普在2016年、2020年和2024年的竞选是“对专制主义的宣战，这种专制主义对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限制比任何罗马皇帝或欧洲君主都更有效。”正如克莱默所指出的，川普虽然“命名”了这种专制主义，但远未得到充分的“解释”：“政治正确”、“全球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深层政府”、“一党专政”、“沼泽”、“建制派”和“团块”等称谓，都是不精确的民粹主义努力，旨在揭露精英阶层对民主修辞和范畴的系统性挪用，他们已经将民主与政治自由、常识以及对美国传统的健康尊重割裂开来。尽管如此，“通过挑战民主，川普迫使它摘下面具，展现真面目。” 为此，他值得高度赞扬。但这只是恢复我们道德和政治遗产的长期努力的开始。

但总统已经做了一些表面上不可能的事情。这些举措包括重建我们国家边界的完整，有效地对抗我们觉醒的精英和我们最腐败、最有影响力的大学，以及挑战一个直到最近才似乎势不可挡的跨性别邪教。川普也展现了一些重要的独立性。他冒着被那些高调且喧嚣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影响者谴责的风险，摧毁了伊朗神权政治的核武器计划。伊朗神权政治支持不间断的恐怖主义，并威胁着以色列国和我们在中东的温和阿拉伯盟友。

川普迅速而精准的行动表明，人们可以捍卫美国的核心利益，反对显而易见的政治邪恶，而无需屈服于意识形态的十字军东征或发动“永远的战争”。我认为这是审慎政治运作的令人钦佩的例子。

但也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这并非出于敌意，而是为了鼓励人们真正有效地利用这一黄金政治机遇。川普总统需要向美国人民阐明恢复共和宪政的道理，而不仅仅是通过煽动性的形象和好斗的号召来迎合政治情绪。

副总统万斯在7月5日克莱蒙特研究所的演讲中非常有效地做到了前者。他在演讲中清晰而雄辩地指出，“我们”代表着肯定，而破坏性的左派则代表着仇恨、否定和批判。万斯巧妙地探讨了超越“纯粹物质问题”的目的和意义问题，并提醒自由的人们，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而不仅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

副总统阐述了我们必须珍惜我们“主权”国家，并培养维护和维系这一国家的公民意识的原因。他指出，左翼人士追求的是一种贬低公民意识的做法，而不是试图使其过时。公民意识不仅仅是行使权利：它要求积极热爱国家，而不是对一个政府卑躬屈膝，因为政府设计而非统治着一个给予它同意的自由人民。在那次演讲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公共哲学的元素，这种哲学建立在川普的成就之上，同时又超越了那些煽动性的陈词滥调和口号，无论它们在当下是多么必要和有效。

川普需要记住，一位总统必须尊重其职权形式，这其中或许尤其包括总统演讲或与美国人民的沟通。这意味着减少对“真相社会”的依赖，更多地在国家事务上进行深思熟虑的论述。否则，即使是最富有同情心的美国人，他也有可能精疲力竭。同样，他应该避免小题大做（比如重新命名墨西哥湾），不要损害其他国家那些希望成为美国盟友而不是其下属的爱国者的利益。令人遗憾的是，他在加拿大最近大选前完全没有必要地损害了该国保守党的利益。加拿大有自己的政治传统，与美国截然不同。加拿大的全球主义者之所以能够上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川普执意要侮辱我们北方的邻国，即使在令人厌恶的贾斯汀·特鲁多已经不在人世之后也是如此。这不仅是言论上的失误，更是判断上的失误。

川普可以更多地了解乌克兰悲剧的根源，这在他心目中至关重要。不断呼吁北约扩张、乌克兰系统性地漠视其俄语公民，以及俄罗斯的顽固不化和坚持乌克兰“非军事化”等至少可以说是不可信的目标，这些都加剧了这场悲剧。威胁各方并非有效治国方略的标志，也不是实现可行和平的良方。

正如前文所述，我是川普政府的朋友，但并非奉承者，必要时，我会批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狂热分子的过度行为和缺陷。如今，他们往往在过度赞扬和过度批评之间摇摆不定，例如，针对人为制造的杰弗里·爱泼斯坦事件，以及（更重要的是）对我们以色列盟友日益增长的敌意。这种过度反应对一位举足轻重的总统和爱国者毫无益处。

最近在法国逗留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欧洲精英将继续对川普及其所有行为抱有不可调和的敌意。仅仅关注法国媒体，即使是保守派报纸《费加罗报》，也无法理解过去20年的美国生活。法国对美国政治的报道几乎完全是从与觉醒主义立场相近、反对川普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复制而来。至少可以说，包括保守派在内的欧洲人并未充分认识到美国左翼抛弃自由主义的程度。

直到几个月前，许多法国中间派和建制派保守派还认为拜登是一流的政治家。欧洲对以色列的敌意日益病态。川普被视为一个糟糕的笑话，而不是被斥为对民主的严重威胁。法国政界与更广泛的欧洲政界一样，对“极右翼”痴迷不已。这包括任何挑战布鲁塞尔寡头政治或“欧洲价值观”（人道主义、超世俗、后民族）霸权的人。在当代欧洲，唯一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界是乌克兰边界。

跨大西洋的误解将继续存在，而大西洋主义，唉，很大程度上属于1989年消亡的世界，无论领导人如何伪装。美国保守派仍然渴望国家伟大，无论这种渴望多么微弱；而欧洲人则大多仍然梦想着一个后政治、后民族的乌托邦，尽管他们承诺增加国防开支。这一事实比唐纳德·J·川普本人及其总统任期更为根本，即使他卸任，也仍需继续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