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5日，美國復興中心高級研究員內森·平科斯基（Nathan Pinkoski）在《火焰媒體》雜誌發表評論認為， 與拜登民主黨政府的“北極霜凍行動”相比，“水門事件”簡直是小兒科：

理查德·尼克松的“水管工行動”針對的是少數記者。而“北極霜凍行動”則將國會領導人、媒體機構、智庫、捐助者和活動人士籠罩在一片犯罪陰影之下。

聯邦調查局的“北極霜凍行動”調查證實，左派將保守派視為國家敵人，並決心將他們作為國家敵人對待。

“北極霜凍行動”於2022年4月啟動，得到了喬·拜登的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副司法部長麗莎·莫納科和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的批准。2022年11月，新任命的特別檢察官傑克·史密斯接手了這項調查。史密斯聲稱他關注的是有關不當處理機密文件的指控，但“北極霜凍行動”表明他的野心遠不止於此。他幫助將調查轉變為一場旨在定罪唐納德·川普並削弱共和黨的行動。

該報告指責史密斯在法律戰中失職，而非法律戰本身。

上個月披露的消息顯示，截至2023年年中，聯邦調查局已追蹤了至少十幾位共和黨參議員的電話。更糟糕的是，在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法官貝麗爾·豪厄爾和詹姆斯·博斯伯格的默許下，史密斯簽發了197份傳票，目標包括九名國會議員以及至少430個共和黨實體和個人的通信記錄和財務記錄。

被傳喚的組織幾乎囊括了美國右翼的“名人錄”，包括美國轉折點組織（Turning Point USA）、共和黨總檢察長協會（Republican Attorneys General Association）、保守派夥伴關係研究所（Conservative Partnership Institute）和美國復興中心（Center for Renewing America）。

這些傳票的目標不僅限於活躍的政治人物，還包括顧問、諮詢公司和非營利組織。其中一份傳票甚至針對與媒體公司的通信記錄，包括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福克斯新聞（Fox News）和Newsmax。通常情況下，電信公司應該告知其客戶有關傳票的信息。但霍威爾和博斯伯格還以“標準透明度可能導致證據銷毀或篡改”這一站不住腳的理由下達了保密令——仿佛美國參議員可以抹去自己的通話記錄，或者501(c)(3)非營利組織可以刪除其銀行賬戶信息似的。

“北極霜凍行動”的規模和保密程度令人震驚。這是一次大規模的“釣魚式”調查，旨在從被監控的保守派人士身上搜集任何可能構成刑事指控的不當行為證據。這種策略顯而易見，也是一些熱衷於此的檢察官慣用的伎倆：以刑事指控相威脅，或許能迫使中低層官員轉為政府證人，而不是拒不配合。

但史密斯還有一個更大的計劃。通過收集財務記錄，他試圖建立被傳喚者與川普之間的經濟聯繫。如果史密斯成功定罪川普，他就可以轉而根據《反勒索及腐敗組織法》起訴數百名個人和實體。這將導致資產凍結、財產沒收和進一步調查。

史密斯制定了一項旨在摧毀保守派組織的路線圖，計劃在拜登連任或哈里斯執政期間實施。

幸運的是，選民挫敗了史密斯的陰謀。

錯誤的類比

迄今為止，關於“北極霜凍”醜聞的報道寥寥無幾，卻將其與水門事件的揭露相提並論。但這種比較並不成立。“北極霜凍”涉及的監視範圍和對政治對手的直接打擊力度，遠超1973年和1974年參議院水門事件聽證會所揭露的內容。

撇開競選資金問題和政治惡作劇不談，聽證會揭露的最嚴重罪行是尼克松政府參與的入室盜竊和國內竊聽活動。

1971年夏天，白宮成立了一個專門調查泄密事件的小組。這支被稱為“水管工”的隊伍闖入了劉易斯·菲爾丁醫生的辦公室。菲爾丁醫生是丹尼爾·埃爾斯伯格的精神科醫生，而埃爾斯伯格正是泄露五角大樓文件的人。年底，這支隊伍被調往總統連任委員會，隨後又闖入了位於水門大廈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聽證會揭露了這些竊賊與總統連任委員會以及白宮之間的聯繫。

政府還授權進行未經授權的竊聽。從1969年5月到1971年2月，為了應對秘密轟炸柬埔寨的消息泄露，聯邦調查局（FBI）開展了一項為期21個月的竊聽計劃，以抓捕泄密者。這項調查最終涉及13名政府官員和4名記者。FBI局長J·埃德加·胡佛提交了竊聽授權書，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簽署了這些授權書。

從輿論角度來看，正是對媒體成員的監視引發了這場醜聞。由於媒體成員對尼克松政府持批評態度，這看起來像是政府在打擊其政治對手。從刑事角度來看，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竊聽行為本身，因為至少從國家安全角度來看，這些行為是合法的。問題的關鍵在於掩蓋真相。當這些竊聽事件在聽證會上被提及時，米切爾等人欺騙了調查人員，使他們面臨妨礙司法公正的指控。

一個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

水門事件聽證會揭露的一個方面與“北極霜凍”事件有相似之處。聽證會曝光了尼克松政府之前大規模的國內間諜活動。冰山一角是1970年6月提出的“休斯頓計劃”，該計劃成為對尼克松政府最具轟動性的證據之一。該計劃以其起草者——白宮助理休斯頓的名字命名，提議將情報協調正式化，並授權進行無需搜查令的監視和闖入。

尼克松實施了該計劃，但在胡佛和米切爾的建議下，僅五天后就撤銷了該計劃。

哪些美國人的公民自由可能受到影響？是當時正在煽動城市騷亂、煽動暴力和炸毀政府大樓的激進左翼分子。該計劃試圖將現有的做法正式化，並非一項全新的提案。尼克松辭職後，參議院於1976年得出結論：“我們現在知道，休斯頓計劃只不過是情報機構為獲得更高層級的授權，以擴大國內外監控範圍而持續努力的一個插曲。”

多年來，中央情報局無視禁止國內間諜活動的法律，監視了三十多名激進分子。軍方和特勤局也對更多人建立了檔案。聯邦調查局在米切爾不知情的情況下，開展了反情報計劃（COINTELPRO），監視並滲透激進左翼。正如參議院所發現的，“儘管總統撤銷了對休斯頓計劃的批准，但情報機構對此置若罔聞。” 這一切，至少可以說，是過度的。

水門事件揭露了一項規模更大、持續時間更長的針對左翼國內恐怖分子的監視行動。將其與“北極霜凍”事件相提並論，似乎風水輪流轉：國家將右翼團體視為與國內恐怖分子同等的存在。曾經，國家安全機構被濫用以打擊左翼；如今，它又被濫用以打擊右翼。這絕非一個令人鼓舞的對比。

法律戰只針對你，不針對我

將水門事件與“北極霜凍”事件相提並論還有第三個原因。在20世紀70年代，濫用權力引發了反彈。例如，休斯頓計劃就被司法部長否決。備受爭議的監視計劃最終也隨之停止。不法行為被曝光，公眾感到震驚，加劇了民眾對政府日益增長的不信任。立法者通過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以約束情報機構並捍衛美國公民的公民自由。

縱觀當今形勢，似乎不會出現任何類似的反彈。如果你是保守派的工作人員、活動人士、合同工、附屬機構成員、捐款人、政客或立法者，你肯定已經了解到，在沒有任何犯罪行為的情況下，聯邦司法系統是如何肆無忌憚地被用來對付你的。更令人不安的是，這項調查持續了32個月，比米切爾的竊聽行動還要長。

在此期間，沒有一位高級官員壓制調查，也沒有任何舉報人挺身而出捍衛保守派。不像當年聯邦調查局副局長馬克·費爾特那樣，沒有“深喉”泄露不當行為。司法部或其他部門裡，沒有哪個恪守職業道德的官僚或政治任命官員會像2004年春季喬治·W·布什時期那樣，為了應對一項法律上站不住腳的項目而威脅集體辭職。

也沒有哪家電信公司像2016年初那樣，對傳票提出異議。當時，蘋果公司否認必須幫助政府解鎖參與2015年12月聖貝納迪諾槍擊案的恐怖分子之一的iPhone手機。無論是官僚還是企業，都不會出手捍衛保守派的公民自由。

公眾輿論也無濟於事。密蘇里州共和黨參議員埃里克·施密特呼籲舉行“水門事件式的聽證會”，但這行不通。水門事件對總統來說是一場公關災難，因為它觸及了美國公眾對政府公正行事的道德標準。電視將觀眾團結起來，同時也激起了他們對政府未能達到這一標準的義憤。

這些聽證會之所以有效，僅僅是因為它們觸及了對侵犯公民自由高度敏感、反對國家機器被用於打擊國內目標的公眾。但2025年並非1975年。即便能夠讓美國公眾團結起來觀看同一場媒體活動，關於“北極霜凍”的電視聽證會也不會帶來公眾輿論的重大轉變。事實上，許多選民可能還會支持“北極霜凍”的行動。

對於美國的部分地區而言，法律戰是存在的，而且是件好事。傑克·史密斯的法律戰並沒有讓左派感到尷尬或羞愧。恰恰相反，他因未能充分利用法律而受到批評。

迄今為止，《華盛頓郵報》發表的一篇對其如何影響傳統媒體的報道最為詳盡，該報道批評史密斯在佛羅里達州（據稱犯罪發生地）而非哥倫比亞特區起訴川普涉嫌不當處理機密文件的行為。這是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調查報告，匯集了助手和專家，旨在揭露史密斯的錯誤。然而，報告並未回答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如果犯罪行為發生在佛羅里達州，為什麼不在華盛頓特區提起訴訟是個錯誤？因為只有華盛頓特區才能確保史密斯獲得有利的法官和陪審團。

在保守派看來，大多數美國人仍然認為，保護公民自由比打擊敵人更重要。

這份報告指責史密斯在法律戰中失敗，而非法律戰本身。在如今的法律戰已被視為擊敗敵人的最佳策略的環境下，曝光“北極霜凍”行動的細節，就好比公開1915年施利芬計劃的失敗，並指望德國人因此感到羞愧而撤軍一樣。他們早已知道這個計划行不通。

曝光這個計劃並不會改變任何事情。傑伊·“兩顆子彈”·瓊斯當選弗吉尼亞州總檢察長，不僅表明弗吉尼亞執法部門的領導層中有一位狂熱分子，也反映了相當一部分民主黨選民對該州最重要的檢察官的期望：他的任務是打擊敵人。

上世紀70年代，國家安全機構濫用權力引發了強烈的公眾反應。但那只是曇花一現。我們看到的不是鐘擺式的擺動，而是棘輪效應。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國家安全機構獲得了更多武器，而對其的抵抗卻日漸減弱。這對保守派的打擊尤為沉重，因為許多人仍然認為我們的憲政文化基本完好無損。

在保守派看來，大多數美國人仍然相信，保護公民自由比打擊敵人更重要。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政客受到選舉和自我約束的雙重壓力，迫使他們認真對待對手的正當程序權利，否則將面臨蒙羞和敗選的風險。但這些限制如今已失效，幾乎不值一提。

與20世紀70年代不同，法律戰問題無法通過文化途徑解決。這個問題只能通過政治手段解決：運用權力懲罰違法者，遏制未來濫用權力的行為，並解構被武器化的國家安全機構。

當你被認定為國家敵人時，唯一重要的問題是誰會為你而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