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姆昌加馬（Jacob Mchangama）是“言論自由未來”（Future of Free Speech）組織的執行主任，也是范德比爾特大學的研究教授。他與傑夫·科塞夫（Jeff Kosseff）合著了《言論自由的未來：扭轉民主制度最核心自由在全球範圍內的衰退》（The Future of Free Speech: Reversing the Global Decline of Democracy’s Most Essential Freedom）一書。近日, 姆昌加馬先生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評論－－”開放互聯網的終結: 歐洲如何在網絡言論上迷失方向”:

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強調歐洲擁有“悠久的言論自由傳統”。隨後她劃出了一條紅線。“我們在數字主權問題上非常明確……線下被禁止的事情，線上同樣被禁止，”她補充道。

僅僅十多年前，馮德萊恩的這句格言對於歐洲領導人而言還會顯得十分陌生。受到“阿拉伯之春”中社交媒體所引領運動的啟發，自由民主國家曾將互聯網自由視為一種應當推廣傳播的地緣政治原則，而不是一個需要監管的問題。自那以後，對於開放互聯網接入能夠促進自由化的信念，已經讓位於一種更具技術官僚色彩的關注——數字主權，即國家必須控制自身數據和基礎設施的理念，並成為歐洲數字政策的組織原則。這一轉變是對美國科技平台日益占據主導地位的回應。這些平台以用戶參與度為驅動的商業模式，引發了人們的擔憂，即它們可能被敵對國家和團體武器化，用於傳播宣傳並破壞民主制度。自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於2024年再次當選以來，隨着硅谷領導人與一個公開敵視歐洲政治建制派並支持挑戰該建制派的民粹主義者的政府日益接近，歐洲政策制定者越來越感到有必要對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ánchez）所稱的“數字蠻荒西部”實施控制。

歐洲已經承諾擴大自身技術能力，並通過《歐洲芯片法案》等措施減少對美國技術體系的依賴。該法案旨在提升半導體生產能力；與此同時，還有諸如蓋亞-X之類的項目，這是一個旨在促進安全數據傳輸的雲基礎設施倡議。但歐洲如今所採納的數字主權概念早已超越產業政策和關鍵基礎設施的範疇。數字主權如今已經擴展至言論治理領域，各國政府推動社交媒體平台監管被模糊歸類為虛假信息、外國操縱、仇恨言論或兒童剝削的網絡表達。

以維護民主之名，開放社會正在引進那些它們理所當然地認定為言論自由敵人的威權政權所採用的政策。歐盟及其成員國已經接受了自上而下的內容控制。與此同時，川普政府則擴大了自身的監控、意識形態審查以及對科技平台施加的壓力。重新奪回開放互聯網跨越國界自由獲取信息這一承諾，現在仍為時未晚。但這需要區分讓科技平台承擔責任與實施國家審查之間的差別——堅決拒絕後者，同時鼓勵能夠確保前者的平台設計。

被推遲的數字夢想

2012年7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一致通過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決議，確認了一個簡單命題：“人們在線下享有的同樣權利，也必須在線上受到保護，尤其是言論自由，而這種自由不受國界限制，並適用於個人選擇的任何媒體。”瑞典外交大臣卡爾·比爾特（Carl Bildt）在《紐約時報》撰文稱讚這次表決是一個“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突破”，並堅持認為，“互聯網上的信息自由流動是一項全球性的呼聲，而不是僅僅由少數西方國家推動的事情。”在短暫的一刻，似乎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已經接受這樣一種觀念：開放互聯網將成為現代自由的神經系統。

然而，即使在這一技術樂觀主義達到頂峰的時刻，這一理念也已經面臨挑戰。2011年俄羅斯的立法選舉以及2012年的總統選舉期間，親民主活動人士利用社交媒體協調針對舞弊選舉的大規模抗議活動，隨後克里姆林宮便將網絡異議視為國家安全威脅。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指責俄羅斯博客作者和美國社交網絡傳播西方關於“推翻既定政治制度”的號召。就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決議獲批的同一個月，俄羅斯國家杜馬通過了一項名義上旨在保護兒童的法律，但實際上建立了一份範圍廣泛的全國性黑名單，授權媒體監管機構俄羅斯聯邦通信、信息技術和大眾傳媒監督局無需法院命令即可封鎖任何被認定宣傳吸毒、自殺以及最終被歸類為“極端主義”的網站。這項法律為俄羅斯的“紅色網絡”奠定了基礎——這是一個由國家主導的審查和監控體系，通過該體系，克里姆林宮逐步將俄羅斯人與獨立信息隔離開來，壓制網絡上的政治反對派，並鞏固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對權力的掌控。

中國控制數字空間的努力則更具雄心。2012年習近平登上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一年後，中共中央下發了一份後來被稱為“9號文件”的文件。該文件警告說，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以及新聞自由可能通過互聯網“滲透”中國。對此的應對措施有兩個方面：通過“統一思想”進行意識形態管控，以及文件所稱的對網絡輿論進行“淨化”。在實踐中，這意味着大幅擴展中國的“防火長城”——系統性封鎖臉書、谷歌、推特以及大多數西方新聞媒體，同時增加實名登記要求，在微信和微博等國內平台實施基於算法的關鍵詞過濾，並大幅增加因網絡言論而逮捕博客作者和活動人士的數量。此後，中國共產黨又將這一治理結構擴展至中國的人工智能企業，對其施加嚴格要求，審查所有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衝突的輸出內容。

自2012年決議通過以來，歐洲和美國自身也發生了轉變。在歐洲，人們擔心俄羅斯虛假信息影響了2016年美國大選，新冠疫情期間虛假和誤導性公共衛生信息引發的“信息疫情”，以及川普兩屆政府對歐洲民粹主義者的支持和對歐盟互聯網監管的敵意，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政策制定者對數字主權理念的擁抱。而在美國，第二屆川普政府擴大了行政權力，並對批評者採取懲罰性行動，同時譴責其所認為的歐洲審查主義。

對虛假信息的恐慌

2012年的聯合國決議強調，在線上保護與線下同樣適用的人權的重要性，尤其是言論自由。然而如今，歐洲領導人正在競相為網絡言論增加限制。今年2月，德國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主張終結網絡匿名制度。“我希望在互聯網上看到真實姓名。我希望知道是誰在發言，”他在2月的一場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活動上表示。默茨的提議與斯賓諾莎、伏爾泰和洛克所體現的啟蒙傳統背道而馳，而這些思想家都曾依靠匿名出版來對抗審查。該提議將使德國實施比現有制度更嚴格的言論限制。德國因侮辱政治人物而遭到調查的人數，從2023年的2,598人上升至2025年的4,792人，增幅約為85%。今年6月初，一名德國臉書用戶因稱默茨為“撒謊的弗里茨”而被罰款，另一些德國人則因對高級內閣部長作出類似批評而被定罪。

在歐洲其他地區，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將“內容通過算法分發應被視為言論自由”的觀點斥為“純粹的胡說八道”，並強調有必要制定新法律，以保護民主免受外國宣傳的影響。馬克龍還呼籲採取緊急措施，封鎖社交媒體上的“虛假信息”或“有損個人尊嚴的信息”。這將大幅擴展法國2018年的一項法律，該法律授權法官在選舉期間下令刪除網絡上的虛假信息。

奧地利、丹麥和西班牙等其他歐洲國家也擴大了本國的仇恨言論法律，而歐盟則提議將仇恨言論定為所有成員國範圍內的犯罪行為。在國家和歐洲層面法律中，對非法內容廣泛且模糊類別的擴張具有重大影響，因為歐盟於2022年通過的《數字服務法》要求社交媒體平台刪除此類內容。換句話說，成員國和歐盟禁止的言論越多，科技公司監管互聯網的義務就越重——而這些公司為了避免受到歐盟機構的懲罰性罰款和長期調查，也就越有可能限制用戶的聲音，而不是增強這些聲音。

意見多樣性以及對政治決策的批評，是言論自由的核心。

這些舉措表面上的目標似乎是科技億萬富翁，他們的平台可能助長社會兩極分化，放大任何負責任編輯都不會發表的內容，並讓兒童不斷沉迷於屏幕。私人平台的力量確實是歐洲合理擔憂的問題。少數幾家外國擁有的公司確實幫助決定哪些言論被放大、哪些言論被壓制。但各國政府當前的應對方式所造成的威脅，比任何單一科技公司所有者都更加持久。一旦建立起審查基礎設施，便很難將其拆除。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它將被未來的每一屆政府繼承——包括那些目前正在歐洲各國民調中迅速崛起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所控制的政府。

而最終遭受損害的，不會是硅谷的億萬富翁，而是歐洲民主國家中數以百萬計的平台普通用戶。他們獲取、分享並討論那些讓自己民選代表感到不舒服的話題相關的信息和思想。

對於通過社交網絡進行外國干預的恐懼，也導致政策制定者低估了歐洲民主制度的韌性以及公眾進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歐洲各國政府往往誇大網絡虛假信息對選舉的影響範圍及其長期改變人們根深蒂固觀點的能力。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發現，接觸網絡虛假信息的人主要集中於一小部分已經堅定持有特定立場的黨派支持者，而其對投票行為的直接說服效果相當有限。因此，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支持率上升，可能與其說是受到“讓美國再次偉大”信息傳播或俄羅斯在X平台上的虛假信息影響，不如說是源於公眾對移民和經濟問題的真實擔憂。這些擔憂多年來一直推動反精英主義選民反對建制派執政者，遠在川普成為總統、推特變成X之前便已如此。

無論是源於國內還是國外的意見多樣性以及對政治決策的批評，都處於言論自由的核心位置。將此類批評貼上“攻擊民主”的標籤，意味着民選領導人的政策和優先事項應當免受審視。儘管默茨等人將他們的努力描述為針對“開放自由社會的敵人”，但他們提出的禁令與那些利用互聯網控制來維持權力並壓制異議的非自由主義政權的政策驚人地相似。實名身份識別規則在中國、伊朗、俄羅斯和越南得到實施，這絕非偶然。

跨大西洋的漂移

美國並沒有為歐洲令人擔憂的漂移提供可靠的制衡力量。川普政府高聲批評歐盟的數字言論治理，但美國在川普領導下對互聯網自由的承諾充其量也只是前後不一。美國政府機構曾向科技和社交媒體平台施壓，要求其揭露匿名發言者身份，並刪除用戶關於移民執法人員活動情況的報道內容。與此同時，它們還將對訪客和學生的審查範圍遠遠擴大到標準安全篩查之外，將社交媒體賬戶的意識形態內容納入審查範圍。當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拒絕允許五角大樓利用其產品對美國公民進行大規模監控或製造自主武器時，政府將該公司指定為“供應鏈風險”，並命令所有聯邦機構與其斷絕關係。相關訴訟仍在進行之中，但今年3月，一名聯邦法官發布了一項有利於 Anthropic 的初步禁令，稱這一指定是針對受保護言論的“典型第一修正案報復行為”。

在外交政策領域，美國對歐洲的批評與其自身行為之間的矛盾更加明顯。今年2月，路透社報道稱，美國國務院正在建設一個網站，向歐洲人提供依據歐盟和各國法律被屏蔽的內容。然而，對於生活在中國、伊朗或俄羅斯、面臨遠比歐洲嚴厲得多的審查制度且無法獲得歐洲人所擁有的民主救濟渠道的公民，美國卻沒有提供任何類似的努力。事實上，華盛頓已經悄悄縮減了互聯網自由倡議，包括開放技術基金。該基金最初的設計目的，是幫助威權國家的民眾繞過網絡審查。

誠然，華盛頓和布魯塞爾在網絡言論問題上的做法並不完全對稱。川普政府的行動儘管可能具有臨時性、行政主導性和報復性，但仍然受到歐洲人基本不具備的《第一修正案》保護的約束；而歐洲的言論法律雖然在適用範圍上往往模糊不清，在執行過程中也缺乏透明度，但畢竟是經由民選機構審議後形成的結果。儘管如此，雙方都共同偏離了2010年代所作出的宏大承諾，也都拒絕提供一種真正區別於威權主義數字主權模式的民主替代方案。

把權力交還人民

回顧過去，很難避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西方主導的開放互聯網議程與中俄互聯網主權模式的較量中，後者正在獲勝。西方民主國家的數字空間當然遠比中國“防火長城”或俄羅斯“紅色網絡”允許的空間開放得多。但在今天的美國和歐洲，2012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確認網絡權利的決議讀起來已經像是一個逝去時代的遺物。該決議的許多原則已經被徹底顛倒，而比爾特關於全球開放互聯網的技術樂觀主義藍圖，也已經被悄然束之高閣。

開放互聯網真正的承諾，從來不是平台會成為公正無私的守門人，也不是讓所有人都能大規模、免費且即時地發聲會毫無摩擦。它真正的承諾在於，普通公民將能夠在公共事務中擁有更直接的發言權，並擁有更好的機會讓政府承擔責任。現實情況是，這一理想註定會是混亂的，而非救世式的。

儘管許多人擔心在支持川普的科技巨頭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擁有之下，X平台具有反民主潛力，但該平台卻在實踐中為這一承諾提供了一個有力例證。在美國移民執法人員於明尼阿波利斯殺害亞歷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的旁觀者視頻在X平台上傳播後，用戶利用該平台的“社區注釋”功能，迅速為包括白宮副幕僚長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時任國土安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Kristi Noem）、聯邦調查局局長卡什·帕特爾（Kash Patel）以及美國國土安全部官方賬戶在內的高級政府官員所發布的虛假和誤導性言論添加更正說明。結果，川普政府別無選擇，只能撤回其最初試圖以海量信息淹沒輿論場的做法。

在歐洲，匈牙利反對派近期戰勝總理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的勝利，也應當促使布魯塞爾重新思考數字主權問題。在歐爾班對傳統媒體實施集中控制十多年之後，匈牙利僅存的獨立記者和處境艱難的反對派嚴重依賴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來追究這個腐敗且不自由政府的責任，並最終動員選票結束了歐爾班長達16年的統治。

正是這種自發的、自下而上的反應，使威權政權害怕互聯互通。當伊朗在1月份鎮壓抗議活動時，政權實施了數字黑暗政策，關閉全國互聯網，以防止外界見證所發生的一切。伊朗駐聯合國大使將抗議活動歸咎於外部策劃的恐怖主義，並宣稱該政權擁有阻止“未經授權傳播活動”的“主權權利”。這些斷網措施是政府控制信息流動的終極展示，而這應當成為對西方政策制定者的警告：數字主權理念在邏輯上最終會導向何處。

對於歐洲民主國家而言，除了自上而下的數字主權之外，還存在另一種選擇。一個更加分散化、更具互操作性、更加有利於社會的網絡生態系統，可以被設計成彌合政治和地理分歧，而不是放大這些分歧；它不必在民主問責與網絡安全之間二選一。關注這兩者的政府可以保護用戶隱私，並鼓勵眾包事實核查以及透明的平台設計，從而賦予用戶權力，而不是賦予平台本身權力。它們可以執行現有關於欺詐、煽動和兒童剝削的法律，而無需建立新的審查基礎設施。簡而言之，它們可以按照2012年決議的本意行事——在網絡空間保護人權，而不是將政府控制進一步擴展到數字公共廣場之中。Bottom of 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