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姆昌加马（Jacob Mchangama）是“言论自由未来”（Future of Free Speech）组织的执行主任，也是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研究教授。他与杰夫·科塞夫（Jeff Kosseff）合著了《言论自由的未来：扭转民主制度最核心自由在全球范围内的衰退》（The Future of Free Speech: Reversing the Global Decline of Democracy’s Most Essential Freedom）一书。近日, 姆昌加马先生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开放互联网的终结: 欧洲如何在网络言论上迷失方向”:

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强调欧洲拥有“悠久的言论自由传统”。随后她划出了一条红线。“我们在数字主权问题上非常明确……线下被禁止的事情，线上同样被禁止，”她补充道。

仅仅十多年前，冯德莱恩的这句格言对于欧洲领导人而言还会显得十分陌生。受到“阿拉伯之春”中社交媒体所引领运动的启发，自由民主国家曾将互联网自由视为一种应当推广传播的地缘政治原则，而不是一个需要监管的问题。自那以后，对于开放互联网接入能够促进自由化的信念，已经让位于一种更具技术官僚色彩的关注——数字主权，即国家必须控制自身数据和基础设施的理念，并成为欧洲数字政策的组织原则。这一转变是对美国科技平台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回应。这些平台以用户参与度为驱动的商业模式，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它们可能被敌对国家和团体武器化，用于传播宣传并破坏民主制度。自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于2024年再次当选以来，随着硅谷领导人与一个公开敌视欧洲政治建制派并支持挑战该建制派的民粹主义者的政府日益接近，欧洲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对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所称的“数字蛮荒西部”实施控制。

欧洲已经承诺扩大自身技术能力，并通过《欧洲芯片法案》等措施减少对美国技术体系的依赖。该法案旨在提升半导体生产能力；与此同时，还有诸如盖亚-X之类的项目，这是一个旨在促进安全数据传输的云基础设施倡议。但欧洲如今所采纳的数字主权概念早已超越产业政策和关键基础设施的范畴。数字主权如今已经扩展至言论治理领域，各国政府推动社交媒体平台监管被模糊归类为虚假信息、外国操纵、仇恨言论或儿童剥削的网络表达。

以维护民主之名，开放社会正在引进那些它们理所当然地认定为言论自由敌人的威权政权所采用的政策。欧盟及其成员国已经接受了自上而下的内容控制。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则扩大了自身的监控、意识形态审查以及对科技平台施加的压力。重新夺回开放互联网跨越国界自由获取信息这一承诺，现在仍为时未晚。但这需要区分让科技平台承担责任与实施国家审查之间的差别——坚决拒绝后者，同时鼓励能够确保前者的平台设计。

被推迟的数字梦想

2012年7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确认了一个简单命题：“人们在线下享有的同样权利，也必须在线上受到保护，尤其是言论自由，而这种自由不受国界限制，并适用于个人选择的任何媒体。”瑞典外交大臣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在《纽约时报》撰文称赞这次表决是一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突破”，并坚持认为，“互联网上的信息自由流动是一项全球性的呼声，而不是仅仅由少数西方国家推动的事情。”在短暂的一刻，似乎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已经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开放互联网将成为现代自由的神经系统。

然而，即使在这一技术乐观主义达到顶峰的时刻，这一理念也已经面临挑战。2011年俄罗斯的立法选举以及2012年的总统选举期间，亲民主活动人士利用社交媒体协调针对舞弊选举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随后克里姆林宫便将网络异议视为国家安全威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指责俄罗斯博客作者和美国社交网络传播西方关于“推翻既定政治制度”的号召。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获批的同一个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项名义上旨在保护儿童的法律，但实际上建立了一份范围广泛的全国性黑名单，授权媒体监管机构俄罗斯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无需法院命令即可封锁任何被认定宣传吸毒、自杀以及最终被归类为“极端主义”的网站。这项法律为俄罗斯的“红色网络”奠定了基础——这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审查和监控体系，通过该体系，克里姆林宫逐步将俄罗斯人与独立信息隔离开来，压制网络上的政治反对派，并巩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对权力的掌控。

中国控制数字空间的努力则更具雄心。2012年习近平登上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一年后，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份后来被称为“9号文件”的文件。该文件警告说，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以及新闻自由可能通过互联网“渗透”中国。对此的应对措施有两个方面：通过“统一思想”进行意识形态管控，以及文件所称的对网络舆论进行“净化”。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大幅扩展中国的“防火长城”——系统性封锁脸书、谷歌、推特以及大多数西方新闻媒体，同时增加实名登记要求，在微信和微博等国内平台实施基于算法的关键词过滤，并大幅增加因网络言论而逮捕博客作者和活动人士的数量。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将这一治理结构扩展至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对其施加严格要求，审查所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输出内容。

自2012年决议通过以来，欧洲和美国自身也发生了转变。在欧洲，人们担心俄罗斯虚假信息影响了2016年美国大选，新冠疫情期间虚假和误导性公共卫生信息引发的“信息疫情”，以及川普两届政府对欧洲民粹主义者的支持和对欧盟互联网监管的敌意，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政策制定者对数字主权理念的拥抱。而在美国，第二届川普政府扩大了行政权力，并对批评者采取惩罚性行动，同时谴责其所认为的欧洲审查主义。

对虚假信息的恐慌

2012年的联合国决议强调，在线上保护与线下同样适用的人权的重要性，尤其是言论自由。然而如今，欧洲领导人正在竞相为网络言论增加限制。今年2月，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主张终结网络匿名制度。“我希望在互联网上看到真实姓名。我希望知道是谁在发言，”他在2月的一场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活动上表示。默茨的提议与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洛克所体现的启蒙传统背道而驰，而这些思想家都曾依靠匿名出版来对抗审查。该提议将使德国实施比现有制度更严格的言论限制。德国因侮辱政治人物而遭到调查的人数，从2023年的2,598人上升至2025年的4,792人，增幅约为85%。今年6月初，一名德国脸书用户因称默茨为“撒谎的弗里茨”而被罚款，另一些德国人则因对高级内阁部长作出类似批评而被定罪。

在欧洲其他地区，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将“内容通过算法分发应被视为言论自由”的观点斥为“纯粹的胡说八道”，并强调有必要制定新法律，以保护民主免受外国宣传的影响。马克龙还呼吁采取紧急措施，封锁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或“有损个人尊严的信息”。这将大幅扩展法国2018年的一项法律，该法律授权法官在选举期间下令删除网络上的虚假信息。

奥地利、丹麦和西班牙等其他欧洲国家也扩大了本国的仇恨言论法律，而欧盟则提议将仇恨言论定为所有成员国范围内的犯罪行为。在国家和欧洲层面法律中，对非法内容广泛且模糊类别的扩张具有重大影响，因为欧盟于2022年通过的《数字服务法》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删除此类内容。换句话说，成员国和欧盟禁止的言论越多，科技公司监管互联网的义务就越重——而这些公司为了避免受到欧盟机构的惩罚性罚款和长期调查，也就越有可能限制用户的声音，而不是增强这些声音。

意见多样性以及对政治决策的批评，是言论自由的核心。

这些举措表面上的目标似乎是科技亿万富翁，他们的平台可能助长社会两极分化，放大任何负责任编辑都不会发表的内容，并让儿童不断沉迷于屏幕。私人平台的力量确实是欧洲合理担忧的问题。少数几家外国拥有的公司确实帮助决定哪些言论被放大、哪些言论被压制。但各国政府当前的应对方式所造成的威胁，比任何单一科技公司所有者都更加持久。一旦建立起审查基础设施，便很难将其拆除。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它将被未来的每一届政府继承——包括那些目前正在欧洲各国民调中迅速崛起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所控制的政府。

而最终遭受损害的，不会是硅谷的亿万富翁，而是欧洲民主国家中数以百万计的平台普通用户。他们获取、分享并讨论那些让自己民选代表感到不舒服的话题相关的信息和思想。

对于通过社交网络进行外国干预的恐惧，也导致政策制定者低估了欧洲民主制度的韧性以及公众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欧洲各国政府往往夸大网络虚假信息对选举的影响范围及其长期改变人们根深蒂固观点的能力。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发现，接触网络虚假信息的人主要集中于一小部分已经坚定持有特定立场的党派支持者，而其对投票行为的直接说服效果相当有限。因此，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上升，可能与其说是受到“让美国再次伟大”信息传播或俄罗斯在X平台上的虚假信息影响，不如说是源于公众对移民和经济问题的真实担忧。这些担忧多年来一直推动反精英主义选民反对建制派执政者，远在川普成为总统、推特变成X之前便已如此。

无论是源于国内还是国外的意见多样性以及对政治决策的批评，都处于言论自由的核心位置。将此类批评贴上“攻击民主”的标签，意味着民选领导人的政策和优先事项应当免受审视。尽管默茨等人将他们的努力描述为针对“开放自由社会的敌人”，但他们提出的禁令与那些利用互联网控制来维持权力并压制异议的非自由主义政权的政策惊人地相似。实名身份识别规则在中国、伊朗、俄罗斯和越南得到实施，这绝非偶然。

跨大西洋的漂移

美国并没有为欧洲令人担忧的漂移提供可靠的制衡力量。川普政府高声批评欧盟的数字言论治理，但美国在川普领导下对互联网自由的承诺充其量也只是前后不一。美国政府机构曾向科技和社交媒体平台施压，要求其揭露匿名发言者身份，并删除用户关于移民执法人员活动情况的报道内容。与此同时，它们还将对访客和学生的审查范围远远扩大到标准安全筛查之外，将社交媒体账户的意识形态内容纳入审查范围。当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拒绝允许五角大楼利用其产品对美国公民进行大规模监控或制造自主武器时，政府将该公司指定为“供应链风险”，并命令所有联邦机构与其断绝关系。相关诉讼仍在进行之中，但今年3月，一名联邦法官发布了一项有利于 Anthropic 的初步禁令，称这一指定是针对受保护言论的“典型第一修正案报复行为”。

在外交政策领域，美国对欧洲的批评与其自身行为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今年2月，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国务院正在建设一个网站，向欧洲人提供依据欧盟和各国法律被屏蔽的内容。然而，对于生活在中国、伊朗或俄罗斯、面临远比欧洲严厉得多的审查制度且无法获得欧洲人所拥有的民主救济渠道的公民，美国却没有提供任何类似的努力。事实上，华盛顿已经悄悄缩减了互联网自由倡议，包括开放技术基金。该基金最初的设计目的，是帮助威权国家的民众绕过网络审查。

诚然，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在网络言论问题上的做法并不完全对称。川普政府的行动尽管可能具有临时性、行政主导性和报复性，但仍然受到欧洲人基本不具备的《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约束；而欧洲的言论法律虽然在适用范围上往往模糊不清，在执行过程中也缺乏透明度，但毕竟是经由民选机构审议后形成的结果。尽管如此，双方都共同偏离了2010年代所作出的宏大承诺，也都拒绝提供一种真正区别于威权主义数字主权模式的民主替代方案。

把权力交还人民

回顾过去，很难避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西方主导的开放互联网议程与中俄互联网主权模式的较量中，后者正在获胜。西方民主国家的数字空间当然远比中国“防火长城”或俄罗斯“红色网络”允许的空间开放得多。但在今天的美国和欧洲，2012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确认网络权利的决议读起来已经像是一个逝去时代的遗物。该决议的许多原则已经被彻底颠倒，而比尔特关于全球开放互联网的技术乐观主义蓝图，也已经被悄然束之高阁。

开放互联网真正的承诺，从来不是平台会成为公正无私的守门人，也不是让所有人都能大规模、免费且即时地发声会毫无摩擦。它真正的承诺在于，普通公民将能够在公共事务中拥有更直接的发言权，并拥有更好的机会让政府承担责任。现实情况是，这一理想注定会是混乱的，而非救世式的。

尽管许多人担心在支持川普的科技巨头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拥有之下，X平台具有反民主潜力，但该平台却在实践中为这一承诺提供了一个有力例证。在美国移民执法人员于明尼阿波利斯杀害亚历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的旁观者视频在X平台上传播后，用户利用该平台的“社区注释”功能，迅速为包括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时任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以及美国国土安全部官方账户在内的高级政府官员所发布的虚假和误导性言论添加更正说明。结果，川普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撤回其最初试图以海量信息淹没舆论场的做法。

在欧洲，匈牙利反对派近期战胜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的胜利，也应当促使布鲁塞尔重新思考数字主权问题。在欧尔班对传统媒体实施集中控制十多年之后，匈牙利仅存的独立记者和处境艰难的反对派严重依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来追究这个腐败且不自由政府的责任，并最终动员选票结束了欧尔班长达16年的统治。

正是这种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反应，使威权政权害怕互联互通。当伊朗在1月份镇压抗议活动时，政权实施了数字黑暗政策，关闭全国互联网，以防止外界见证所发生的一切。伊朗驻联合国大使将抗议活动归咎于外部策划的恐怖主义，并宣称该政权拥有阻止“未经授权传播活动”的“主权权利”。这些断网措施是政府控制信息流动的终极展示，而这应当成为对西方政策制定者的警告：数字主权理念在逻辑上最终会导向何处。

对于欧洲民主国家而言，除了自上而下的数字主权之外，还存在另一种选择。一个更加分散化、更具互操作性、更加有利于社会的网络生态系统，可以被设计成弥合政治和地理分歧，而不是放大这些分歧；它不必在民主问责与网络安全之间二选一。关注这两者的政府可以保护用户隐私，并鼓励众包事实核查以及透明的平台设计，从而赋予用户权力，而不是赋予平台本身权力。它们可以执行现有关于欺诈、煽动和儿童剥削的法律，而无需建立新的审查基础设施。简而言之，它们可以按照2012年决议的本意行事——在网络空间保护人权，而不是将政府控制进一步扩展到数字公共广场之中。Bottom of 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