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国内医疗纠纷不断，医生不择手段敛财和沽名钓誉，患者和家属欲哭无泪，医生不负责任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等等报导不断，怵目惊心。我深深地感到：或许李家忠教授、我姑姑、父亲他们那一辈医生的医术，后学者能够继承并超越；但是他们那一辈医生的医德，我们还能见识到吗？
老高按：由于我父亲和他的姐姐、哥哥都是医生，我童年和青少年见过的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也多是医学家。也积攒下若干关于他们的故事，虽然十分零碎，难以成篇，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在我头脑中留下的印象却很深。所以当我读到下面这篇关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已故外科专家李家忠教授的文章，感到分外亲切。
我父亲与李家忠教授，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是上海同济医学院同窗，除了在学问上互相砥砺切磋，还有共同的许多爱好，打篮球、踢足球。解放以后虽然我家在武汉，李家忠教授家在北京，但还是有不少见面的机会。从小我就认识这位李伯伯，兩家人也成了通家之好。李伯伯家有两位千金，据说在我和我哥哥才十来岁时，两家大人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将来他们能配成两对才好呢！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两张珍贵照片——我父亲爱摆弄照相机，虽然一辈子没拍出几张好照片，却留下两张同济医学院“九一八”篮球队伙伴们的珍贵合影。它们记录下那个国难当头的岁月，这些血气方刚的学子，就是在业余生活中都提醒自己，要铭记国仇家恨。 
同济医学院“九一八”篮球队队员1933年合影。后排右二为李家忠。 
左为李家忠。
看了这篇文风朴实的文章，我对李家忠教授的理解更深了一层。
文章的作者李惠薪是一个颇有成就的女作家。她上中学时便在老作家张天翼辅导下，发表了短篇小说《枣》。此后半个世纪，她先后出版了10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数百篇散文，还翻译出版了《小猪和朋友们》等两部长篇童话（惭愧，我只在二十多年前读过她写的《澜沧江畔》）。然而，她却是一位业余作家。1961年，李惠薪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现在她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内科教授，发表过20多篇她研究领域的医学论文，并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及多部医学著作的编写。不过，她的这篇人物特写我读后觉得有些不满足：身为山东人的李家忠教授，是非常有个性的啊！
李家忠教授虽然是个留美的老知识分子，怪话也不少，在“文革”中居然避过一劫，没被抄家和批斗。这在他们这一辈人中实属罕见。原来，“文革”初起之际，他接到紧急任务，连夜乘坐吉普赶往首钢（当时还叫石景山钢铁厂）抢救一位工人工程师。病人抢救过来了，但是他却脑出血倒下了（李伯母告诉我，有可能是吉普车颠簸弹跳时头部碰到了顶篷铁架造成的），后来奇迹般地化险为夷。“奋不顾身地抢救工人工程师”在当时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成果，工人工程师被抢救过来也算立了一功。虽然在他，不过视作尽了一个医生的本分，但在“文革”气氛中，却被上纲上线、赋予不少政治涵义。他实际上是以自己到鬼门关走了一遭为代价，保全了家人的平安。
近年来关于国内医疗纠纷不断，医生不择手段敛财和沽名钓誉，患者和家属欲哭无泪，医生不负责任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等等报导，一件比一件恶劣、离奇，怵目惊心。有人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写你姑姑他们那一辈医学家的事？多年来经常有人告诉我：“我奶奶（或我妈妈、我姐姐）的命就是你姑姑救的”。有一位现在投身科普的著名作家，二十多年前写过一篇关于我姑姑的报告文学，开头描绘了一幅场景，很能启动人们的想象力：这位妇产科专家每天从自己家里步行去医院上班，如果几十年来她接生的孩子都来到这条两里长的路上，这条路将变得何等熙熙攘攘、语笑喧阗！
或许李家忠、我姑姑、父亲他们那一辈医生的医术，后学者能够继承并超越；但是他们那一辈医生的医德，真成了、永远成了绝响？
李家忠（1913年～1987年），著名的外科专家和临床医学教育家。
李家忠于1939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科系。1947年9月赴美留学，先后在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医学院等机构任研究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克服重重困难，毅然摒弃了国外的高薪聘用，于1950年3月回到祖国，任职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李家忠教授
那时恰逢抗美援朝战争，在李家忠自己填写的履历表中，有如下记载：“……参加了抗美援朝，在北京医疗队时，立功一次。”但在医院保存的职工档案中，却是这样写的：“自愿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手术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后勤卫生部聘为手术队队长。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战斗中，光荣为人民立下功劳，被授予奖状，记大功一次……” 与健在的外科老大夫们谈及此事，他们都清楚地记得李家忠参加过抗美援朝手术队。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这样一位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外科专家，转身就奔赴炮火纷飞的战场。这是要有一些精神的。但关于立大功的事却无人知晓，李家忠从未在人前谈起过。这非常符合他为人处事的风格，做事十分低调，名利看得很淡。
李家忠一生从事外科医学事业，是我国外科学界的先辈。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早在1940年，即对地方性甲状腺肿的组织形态学进行了研究，并发表重要论文。回国后，他曾致力于肝脏外科的临床研究，是我国肝脏外科的创始人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就在北大一院开展了二尖瓣分离术及主动脉瘤切除血管移植术；后又相继开展心内直视手术、门静脉高压分流术等领先的外科手术。
为提高手术的成功率，李家忠总是想方设法拜能者为师，向兄弟院校学习。阜外医院的心脏外科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手术成功率高。他亲自出面恳请阜外医院的专家来北大一院演示手术。他十分关注在北京举办的外科学术会议，凭着老同学、老朋友的关系，请专家在会议间歇抽空来医院做示范。著名的裘法祖院士就曾在他的邀请下，亲手操刀做过门静脉高压分流术。李家忠这种博采众长的做法，使外科大夫们受益匪浅。也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他从不把自己多年来从事临床外科的经验看做是个人专利、私有财产，总是毫无保留地与人分享。
外科医生们大都活跃于手术室内，手术台是他们大显身手的地方，而病床旁却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李家忠清癯的身影常常出现在病房中。在一次全科大查房之后的讨论中，他针对一位胰腺炎患者表达了意见：“他的预后很差，病情难以逆转……”“您怎么能轻易地说要放弃呢？”一个不大的声音从他的背后传了过来，语调十分坚定。李家忠回过头，发现这个冒失的年轻人是刚来外科报到的。李教授没有申斥他，说：“我建议你去看看病人……”
不久，患者去世了。李家忠与年轻的大夫进行了长谈。他语重心长地说：“外科医生并不能治疗所有的病人，但我们可以为治他们的病，使出自己所有的力量。”正是抱着这样的理念，1967年6月13日，当时正值十年浩劫期间，李家忠全然不顾政治环境的不利，于夜间参加首都钢铁公司的会诊，积极抢救一位工程师。不幸的是，翌日清晨，他突发脑出血，昏迷数天。幸亏抢救及时，他才转危为安。
最令人感动的是，那位在示教大厅向他“发难”的年轻人后来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要被发配到甘肃，在他临行前一天，李家忠特意从北京南城乘公交车来到医院为他饯行。那时的他还在恢复阶段，左下肢活动依然不太灵活。年轻大夫非常感动。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他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当年的年轻大夫如今已是耄耋老人，谈到往事依然热泪盈眶：“李老师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我很惭愧，对你当前的处境，我束手无策！’这几句话在我十年艰苦的劳改生涯中，不仅仅是安慰，更是鼓励和鞭策，给了我活下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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