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 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China can not miss Shandong as same as the west world can not miss Jerusalem.）”这番掷地有声的话，大家都知道，出自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等国在巴黎和会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战败后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年方而立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憤而站起来回击，上述精彩发言成为和会当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务大臣贝尔福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等人，为顾维钧这番话而动容，据有关史料称，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
哥大展示有代表性的顾维钧手稿和照片
2012年9月21日下午，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招待会：展出该馆收藏的中国杰出外交家顾维钧的部分有代表性的书信手稿和照片，以祝贺顾维钧的遗孀顾严幼韵女士（Juliana Young Koo）的107岁生日。这次招待会也正式开启哥大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关于共享这批珍贵历史资料方面的合作。
招待会由哥大珍稀图书与手稿图书馆主任迈克尔·瑞安（Michael Ryan）主持，顾严幼韵女士、钱英英女士（顾维钧外孙女，代表其母亲、顾维钧与第二任夫人唐宝的女儿顾菊珍女士)、杨雪兰女士（顾严幼韵的女儿）等家庭成员都参加。中国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孙国祥大使，也到场祝贺。
因武汉作家故旧不远万里来到新泽西，我必须尽地主之谊，分身乏术，错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这次招待会、展示会。这里根据会前会后获知的有关资料介绍。
巴黎和会时期的顾维钧。
国共都将他列为战犯，又都邀请他晤面
顾维钧（英文名字为Wellington Koo，1888年～1985年），江苏嘉定人（今上海市嘉定区）。嘉定人杰地灵，据载，仅明清时嘉定就出了3个状元，134个进士，979名举人。到了近现代，嘉定之域更是人才辈出，除顾维钧外，另外还出了两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和钱其琛。
顾维钧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历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国、英国大使，驻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他被誉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在上个世纪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刻，在列强环伺中折冲樽俎，维护中国的国家与民族利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力陈中国不能放弃孔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打动欧美代表，赢得各国同情。1945年，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顾维钧在1967年退休后，一直居住在纽约，1985年在此病逝。《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曾刊文表示哀悼。
顾维钧虽然长期寓居美国，却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他在97岁高龄时，还托人带回“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条幅，表达了老人对故乡嘉定的深切怀念。
顾维钧早期的外交思想较多地表现出政治中立、超然党争的态度，认为国家外交应为国家在国际上争得应有之地位，维护国家的利益，因而认为“政争止于国内”、“外交应超出国内党派内争之上”，作为外长，“决不为一方所活动”。然而，顾维钧终究无法摆脱政治集团纷争，也无法摆脱他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和取舍。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两度成为战犯，就是最好的说明。
1928年，北伐军攻占北京，南京政府遂于7月9日发布通缉令，一批北洋政府的军政要员被通缉，顾维钧名列其中。原因是顾维钧在北洋政府后期多次在内阁中出任要职，尤其在1927年上半年，北伐军打败吴佩孚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他还担任总理出面组阁。
顾维钧不但被通缉，南京政府还没收了他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住宅。这所住宅很有来头，是当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宠妾陈圆圆的故居，是顾维钧第三任夫人黄蕙兰父亲赞助25万元银元购得。当年孙中山应邀北上，曾以此为行辕，风光无限。为了躲避这场政治风波，顾维钧离开中国赴欧洲旅行。他虽离开祖国，但依然关注着当时中国东北与苏联边境地区的关系。以他的观察和外交观点，托人转告当时主政东北的张学良，请他谨慎处理东北的对苏关系。而张学良亦十分尊重顾维钧，希望顾为他提供外交帮助。不久，顾维钧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回国，以一个公民的身份，为张学良提供外交咨询，实际上成为了一名外交高参。南京政府对顾维钧的外交才能也十分器重，外交部高官频频传递橄榄枝，希望顾维钧进入南京政府服务，发挥他的外交才能。顾维钧对此一直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他还是一名被南京政府通缉之人。直到蒋介石派人告诉他，通缉他是一个误会，事情已经过去，政府要起用他为国家服务。而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爆发，南京政府急需顾维钧这样的外交人才参与对日外交事务的筹划。在蒋介石的电邀下，顾维钧于1931年10月赴南京，出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秘书长，专门负责对日外交的咨询。曾一度考虑脱离政界，甚至放弃自己钟情的外交工作的顾维钧，在空前的民族危难之际，义无反顾地走上中国外交的第一线。
1946年6月，顾维钧赴任驻美大使，为蒋介石集团争取美援用于内战不遗余力。1948年1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发表电文，宣布43人为国民党战犯，顾维钧榜上有名，名列第22位，排在宋美龄、阎锡山等人之前。在这份战犯名单中，顾维钧是唯一的驻外大使。
顾维钧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始容后斥，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这种变化始于1946年，当年3月，他自联大代表任上回国述职，亲身感受了国共之间日益激化的冲突。蒋介石曾单独询问他对国共问题的看法，顾主张蒋介石应该在政府中坚定不移地与中共合作，不要以军队优势解决问题。但事后他在广泛接触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李宗仁、杜聿明等国民党要人之后，觉得国共之间要达到政治妥协希望渺茫，他对共产党的态度遂起变化，由中立而敌对。
中共虽然将顾维钧列为战犯，但态度也是变化的，1972年，章含之随团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据信毛泽东曾托她邀请顾维钧回国，未果。
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
从踏入外交界那天起，顾维钧的杰出表现一直证明着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对他的评价———“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写过《顾维钧传》的肖岗回忆：“知道他的名字，始于将他与梅兰芳、汪精卫并称为中国‘三大美男子’的一幅年画。我的学生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度过的，那时顾维钧的外交活动踪迹，常常是学校师生乃至全国民众关注的焦点：‘顾维钧在国联控诉日本的侵略了’、‘顾维钧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
顾维钧将近一个世纪生涯的头尾两段，与哥伦比亚大学有深厚渊源。他1904年进入哥大本科生院学习，1909年获硕士学位，1912年又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晚年他又回到哥大，同当时的哥大东亚研究所合作，录制有关他个人和中国外交的口述历史项目。晚年完成13大卷、5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
他在世时，于1976年将自己搜集保存的有关20世纪中国外交史的400多箱、数万份档案资料，捐给哥伦比亚大学珍稀图书与手稿图书馆收藏，这些资料全部对外开放。这次，哥大图书馆借为顾维钧的夫人、年届107岁高龄的顾严幼韵女士祝寿的机会，展出其中少量珍贵的个人文件和照片，仅为其全部档案的沧海一粟。
这次展示，也开启了最近才确定的哥大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的合作。据悉，双方共同发起一个项目，运用现代高新科技，将顾维钧的这批为数巨大的档案扫描，进行数码化处理，使更多的中国近代史、外交史学者及其他各国学者，能够分享电子档案。据介绍，这一数码化项目大部分工作由哥大图书馆负责，将分批进行，今年先处理其中10％的文件，估计前后要耗费数年时间。
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为此特致信哥大图书馆长“对这一伟大的时刻表示衷心的祝贺”。他在信中指出，顾维钧作为20世纪早期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家之一，为现代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坚信，这一合作分享项目将在双方之间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在促进中国现代史的学术研究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顾维钧遗孀顾严幼韵女士虽已107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乐意与到场嘉宾们交流、合影。她出身于上海富商家庭，早年读书时被称为复旦大学“校花”。她的第一任丈夫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后在菲律宾出任外交官时因日本侵略而殉职。她与顾维钧于1959年在纽约结婚，两人共同生活了近30年。
顾严幼韵的女儿、华人百人会常务理事杨雪兰女士（Shirley Young）表示，让顾维钧的丰富外交经验和思想成果为世人更多知晓，是对这位著名外交家最好的纪念，是对自己走过一个多世纪人生旅途的母亲的最好生日贺礼。
附：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
张昌华《青瓷碎片——名人老相册》（中国文联出版社），有删节
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百年出了“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和顾维钧。他的理由是前两位在邦交上多少有点“说一不二”，而后者则为奉旨行事，为君作嫁，只能屈就为“半个”；但唐氏又认为顾维钧在巴黎和会（1919）上面对列强霸道，不卑不亢，直面群雄叫板说“不”，拒签对德和约，赢得世人敬仰，值得称颂，“细察全部近现代中国外交史，我国外交人员，真正出了大风头，也只此一次。”在此后二十年，顾维钧在国际论坛上，折冲樽俎，纵横捭阖，不畏强暴，为国争光，创造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迹，书写了“弱国也有外交”的神话。鉴此，笔者窃以为他那个半个也不“半”了。
顾维钧，上海嘉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成回国后，径入国家决策中枢，初为袁世凯秘书，五年内七任总长，六长外交部，一长财政部，两任揆阁，其中一任摄政内阁，1927年居然做了五个月零三天的摄阁总理，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他是位三朝元老的不倒翁，百年不见；七十六岁竟当选国际法庭副庭长，稀世珍闻；为后人留下一部迄今为止中国最长的回忆录，英文原稿一万余页，汉译本十三巨册，空前绝后。
回首纵观，顾维钧百年人生情感之旅，先后娶的四位夫人，都出自名门望族、权贵显要之后，其趣味，其传奇，令人拍案称绝。
严格地说，顾维钧一生拥有四位女性，或曰有四次婚史。
有名无实张润娥
20世纪初，上海滩有句名言“得了伤寒病，去找张聋子”（张骧云）。张润娥是张聋子的侄孙女。张家是名中医世家。张润娥是独生女，父母的掌上明珠。其父的医术也很高明，常出入顾府。张大夫为顾家小少爷顾维钧诊病时，觉得这个小家伙聪颖过人，十分欣赏，便萌联姻之意。那时，顾维钧之父顾溶执上海财政，权高望重。“门楣求其称，婿妇惟其贤”是旧时联姻之道。经媒人一撮合，双方父母一拍板，十二岁的顾维钧与十岁的张润娥订了亲。
1904年，十六岁的顾维钧赴美留学，四年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三年级时接到父亲来信。信云：念及顾维钧的兄妹均已成家，五个儿女之中惟他一人尚独身，自感父责还没尽竟。温和地表示，希望他不日学成之后，回国与张小姐完婚，了却父母的最后一桩心愿。顾维钧接信后，很觉茫然。他早把幼时订婚的事忘在脑后，遂以完成学业事大为由，婉拒父意。父子经过数通信函往还，非但不能沟通反而结怨。顾维钧与大哥顾敬初最贴心。家里让大哥出面调停顾维钧与父亲的僵局。大哥写信详述张小姐人品贤淑又聪明漂亮，是位好伴侣。饱读诗书的顾维钧理解为父的舐犊之情，不想再拂家人的美意，改变策略以守为攻。明确提出，女方必须解放小足和学习英文。大哥复函时说对方不再缠足并正在学习英语；但语焉不详，惟强调张小姐美貌。已受西方文明熏陶的顾维钧，对这桩陈旧婚事早已无兴趣，希望一拖了之。但长兄却频频追逼，并说他已去过张府，见过才貌双全的张小姐，又说父亲为了他的拒婚很失面子，十分伤心。云云。顾维钧于百般无奈中作了让步，同意假期回国探望双亲，但声明不结婚。父亲表示谅解，“决不强迫”。
是年夏，顾维钧回到家中，不料父母双管齐下，软硬兼施。母亲好言劝慰，顾维钧寸土不让，气得父亲拂袖而去，闭门不见家人，以拒食示威。大哥不得不一面破窗而入慰藉父亲，一面再度劝戒顾维钧，批评他太摩登太新思想，并晓以父言：“他从未想到他曾竭尽全力养育儿子，并给他以优良教育，结果儿子毫不理解他的心意。这怎么不令他大失所望，生趣全灭！……”父母情之拳拳，长兄言之殷殷，顾维钧心软了。他忧心父亲绝食万一不测，自己将无颜处世。为博父母欢心，保全他们的面子，他表示“愿意在形式上结婚”。父母闻言大喜，心想什么“形式”，一旦生米成熟饭，岂能返饭为米？父亲当日进食，并令家人准备婚礼。
吉日，虽是旧式婚礼，不乏洋排场，骑警、提灯队、鼓乐队，列队穿街过巷，鼓乐喧天。一顶花轿将新娘抬到顾府，家人才把当看客的新郎捉住，穿长袍马褂，戴礼帽系红花迎亲。
有趣的是，婚礼大堂上，拜过天地后新人要互拜。新郎、新娘双方早都有人耳语警示，互拜时不要急于向对方跪拜；因迷信说法，先拜的一方将来要受到对方的控制。结果，司仪呼“磕头”时，双方对峙而立，谁也不肯先行。僵持许久，最后彼此同时相互磕头，打个“平手”作罢。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洞房花烛夜新郎于闹酒的混乱中失踪，伴郎好不容易在新郎的母亲房中把他抓到。母亲怕事情弄僵，袒护儿子在自己房中过了两夜。此举引起大哗，父亲大为不快。由于母亲的恳求，顾维钧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房中，但不肯上床。张润娥大感惊异，请之。顾婉辞，说大床是为她而设。张润娥说如果你喜欢独眠，我可睡沙发……就此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无事。晚年顾维钧回忆时，仍感慨地称赞张润娥宽容、忍耐和天真纯朴。
顾维钧要回美国了。父亲令他携妻子同行。顾维钧不乐，申辩无果。父亲告诫他，张润娥是张家独女，要对她负责。顾维钧无第二条路可走，只得携张润娥赴美。
顾维钧对她是负责的，把她当做亲妹妹。到美国后，顾维钧通过朋友把张润娥寄居在费城一对慈祥的德国血统老夫妇家，和他们共同生活，补习英文，而他独自回纽约上学去了。
1909年秋，顾维钧终于提出令双方棘手又痛心的问题：协议离婚。顾维钧向她坦言长此以往下去的利弊。张润娥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一般只听不说。但还是申言：“我们既是正式结过婚还有什么可说的？”顾维钧告之：如果双方同意，婚约便可解除。顾维钧将相关法律文书寄给张润娥。过了些时候，张润娥考虑散局已定，复函表示要与其面商。谈判时，顾维钧表示，她可以继续留在美国读书，费用由他负担；也可以返国与他的父母共同生活，或者回娘家，其陪嫁及顾宅房间物品，由她掌管、支配。随后，顾维钧草拟一离婚合约，征求张润娥意见。数月后，他们再次晤面。张润娥说她看不出合约有什么要改的；但表示如果顾维钧要她签，她便签。顾维钧毕竟是个法律大家，他说为避免外界的无稽之谈和非议，为避免双方父母的不快，证明这不是他逼她所为，他希望她亲手誊抄四份副本交给双方父母各持一份。张润娥十分宽容和豁达，顺从照办。
1911年，他们签了离婚协议，“以极友好的态度彼此分手。”
有缘无福唐宝玥
“当爱神拍你的肩膀时，就连平日不知诗歌为何物的人，也会突然间成为诗人。”何况顾维钧本就是一位比诗人还要诗人的智者呢！
顾维钧与第二位夫人唐宝玥的连理，其月老便是他后来的老岳丈唐绍仪。
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向美国政府部分退还庚子赔款一事致谢，同时肩负磋商东三省借款和谋求中美德三国联盟问题。唐绍仪返国前夕，发函邀请四十位在美留学的学生代表作为他的客人访问华盛顿。此举一为鼓励莘莘学子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国家，二是物色杰出人才，日后好引荐他们回国服务。时顾维钧已崭露头角，任全美《中国学生月刊》主编，能言擅写，自然在邀请之列。在唐绍仪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顾维钧又自然地为代表们公推为代表发言。他的演说言简意赅，才华横溢，“不仅受到我所代表人们的欢迎，而且受到唐和他的同僚的赏识。”会后唐绍仪私下接见了顾维钧，对他的发言表示了欣赏并予以鼓励。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窃国就任大总统。唐绍仪本与袁世凯是拜把兄弟，私交甚笃，被任命为首届内阁总理。顾维钧由唐的推荐，被袁世凯邀任为总统府秘书兼内阁秘书。顾维钧受宠若惊。
唐绍仪有心将顾收为乘龙快婿，便千方百计提供方便，创造女儿唐宝玥与顾维钧接触的机会。他亲自安排一次内阁青年同事的野炊会，让顾维钧与女儿同时参加。唐宝玥，外文名May（梅），端庄大方，性情温柔，会英语，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顾维钧与唐宝玥彼此相识后，男才女貌，互生好感。不久，唐绍仪与袁世凯政见不一，分道扬镳，唐辞职去天津，顾维钧步后尘也辞职同往津门，客居英国饭店。唐绍仪以各种名义，常邀顾维钧到家中做客。顾维钧心有灵犀，铭感唐绍仪的知遇之恩，同时，唐宝玥的端庄大方、温柔贤淑，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唐宝玥先为父亲对顾维钧的赞不绝口而生发钦慕，相处一段时日，深深为顾维钧的人品、风度和魅力而倾倒。两人的关系犹隔一层窗纸，只是尽在不言中罢了。
顾维钧自1912年初受命回国后，因公务一直没有时间回上海探望父母。他想返沪探亲时，“恰好”唐宝玥也向父母提出到沪上看望姑母。两人自然结伴，唐绍仪顺水推舟，嘱顾维钧顺便多照料女儿。到了上海，两人朝朝暮暮，频频相约，很快地坠入爱河。顾家父母已谅解儿子离婚的苦衷，现在儿子又追上内阁总理的千金，真是求之不得。一对才子佳人的结合，便水到渠成了。
……1915年，二十七岁的顾维钧奉命出任驻美公使，唐宝玥同往。顾维钧活跃于美国朝野人士之中，唐宝玥不仅照顾小家庭中的一子一女，且作为外交官夫人，为襄助丈夫的事业不遗余力，出席各种交际活动。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某日，美国有两大盛会同日举行，一在华府，一在费城，顾维钧分身无术，便令夫人择一地代表自己出席。唐宝玥怜爱丈夫，自动要奔赴路遥的费城，周旋于外交场上，不辱使命。倒霉的是，归途中染上西班牙流感。唐宝玥本已身心俱惫，回到华盛顿后，又一次强行赴会酬应，就此一病不起。那时医学还不怎么发达，两天后她便撒手人寰，留下一双稚男童女。顾维钧突然遭此打击，有种有缘无福宿命的悲哀。但巴黎和会召开在即，他从悲恸中振奋精神从容赴会，在会上以他的睿智与口才为国争光，赢得大名，登上了他的人生峰巅。
顾维钧不惜重金，厚殓唐宝玥，将她的遗体置于玻璃棺中运回国内，暂厝在老家嘉定顾氏宗祠内，在原棺外又加上一层廓。据说1924至1925年期间，清明时节还揭去外廓，让乡人瞻仰唐氏遗容。后，军阀开战，散兵破棺劫去棺内珠宝，遗骸改为土葬。入土时，顾维钧亲率一双儿女回国参加葬礼。1949年前，顾维钧在大陆的日子，经常假公余之暇，到唐氏墓前祭扫。
有钱乏趣黄蕙兰
顾维钧丧妻时正值盛年（三十有二），膝下尚有一双儿女。孩子需要母爱，他何尝不想娶个贤妻，然外交官的太太是可遇不可求的。
命运和爱情永远与勇者亲善。顾维钧是位勇于并善于抓住机遇的天才。
某日，顾维钧造访当年圣约翰大学的同窗简崇涵时，一眼瞥见主家钢琴上陈着一帧漂亮女孩的玉照，她那份天生丽质令顾维钧怦然心动。一问方知是友人家的小姨黄蕙兰，芳龄十九。顾维钧当即向主人表示对黄小姐的爱慕，并请求襄助玉成。
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是华人企业界赫赫有名的“糖业大王”，富可敌国。黄蕙兰三岁时戴的金项链上嵌的钻石竟有十八克拉！时下她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荷兰语、马来语，精英语、法语；音乐、舞蹈、书法面面俱到，骑马、开车、交际样样出色，是位浑身充满灵气的女孩。她骄傲，不屑于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公子哥儿们。当她与顾维钧比肩坐在宴席之初，她也没拿他当回事，暗将顾的长相、发式和穿着，与她在伦敦、巴黎结交的男友们比较，相去甚远。最先对他简直有点漠视，但交谈一深入，不得不刮目相看，顿为顾维钧的口才、智慧所折服，更为他对她的关爱、体贴而动情了。“宴会还没有结束，我已觉得有些陶醉了。我们在一起友好而不感拘束。”紧接着，顾维钧一鼓作气，连续不断差人给黄蕙兰送糖果、鲜花，有时自己一天内数次登门。请她听音乐会、看歌剧，散步、喝咖啡，各种邀请接二连三。当黄蕙兰躺在法国政府专为顾维钧提供的轿车里在马路上兜风时，坐在只有外交官才能享用的国事包厢里欣赏音乐时，她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光。她不能免俗，她慕荣华更羡权贵。她明白，钱不等于权，这些都是父亲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
1920年10月21日，他们在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了婚礼。娘家陪嫁之阔绰让人掉眼珠子：枕头上钉的是金扣袢，每朵花中镶一粒钻石；镶金餐具六六三十六套；顾维钧座位上的名片架也是金的，錾雕着“顾”字；母亲送给一辆高级的劳斯莱斯牌轿车……婚礼上高朋满座，场面之盛大与热烈，令黄蕙兰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洞房设在豪华旅馆内。礼毕，当她精心打扮一番，想给新郎一个意外的惊喜时，她傻了———她走进新房的起居室，正在办公的顾维钧连头几乎都没抬，向身边四位秘书口述备忘录。因为翌日国联大会要召开，身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的顾维钧必须出席。顾维钧要偕同夫人与工作人员连夜乘火车赶往日内瓦。黄蕙兰做梦也没想到她的新婚之夜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黄蕙兰成了外交官夫人后，倩影长伴夫君频频出现在外交场合，她伶牙俐齿，周旋于王公伯爵左右，游刃有余。因为她年轻貌美，气质典雅，又谙熟欧洲风俗和各国语言（她的法语，连顾维钧都自叹弗如），在外交舞台上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顾维钧晚年回忆说：“她很帮忙，昔在巴黎时，帝俄时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京。他们虽失政权，但在法国的高级社会里拥有势力。她喜欢和他们结交，并以此自傲。在使馆里常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招待他们。”全用她自己的钱。黄蕙兰不仅成为顾维钧得力助手，还成为一道亮丽的中国风景。黄蕙兰为树立中国人的形象，凭借父亲的财力，不仅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还“改造”顾维钧，从他的发型、穿着入手，以至教他跳舞、骑马。斥巨资把破旧的中国驻巴黎使馆修葺一新。她说：“法国，以及别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维钧和我的表现来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我们是中国的橱窗。”此言不虚，一次，当来使馆访问的中国官员称颂顾维钧的外交业绩时，宋美龄指着黄蕙兰说：“别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呀！”曾与顾维钧夫妇有着深谊的外交官袁道丰也坦言：“老实说，在我国驻外大使夫人如林当中，最出色的中国大使太太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黄蕙兰终于圆了她少女时代就做的跻身于欧洲上流社会贵夫人的梦。难能可贵的是，黄蕙兰不仅能阳春白雪，也能下里巴人。她还热心投入华人的慈善事业。二战期间在伦敦，她加入当地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工作，被派入遭敌狂轰滥炸的贫民区，每日工作八小时，坚持了四个月之久。
然而，黄蕙兰毕竟是黄蕙兰，毕竟是富甲东南亚糖业大王的娇女。面对黄蕙兰一身的珠光宝气，顾维钧不以为然，黄蕙兰一意我行我素。不改骄奢之习，养狗、饲鱼、赌博、收藏古玩，游戏人生。在顾维钧回京任内阁期间，她用父亲赞助的二十五万巨资，一举买下当年吴三桂宠妾陈圆圆故居（北京铁狮子胡同内。当年孙中山应邀北上以此为行辕），风光之极。家佣二十余名。她喜欢养狗，多达四十余只。晚年寓居美国曼哈顿，坐享父亲给她的一笔五十万美金的遗产。一次歹徒入室，将她封嘴捆绑，性命岌岌可危时，仍说：“请不要伤害我的狗！”
在情感方面，顾维钧对她的支持当不忘怀。但顾是位敬业的强人，对妻子的关怀自然便少了一分，黄蕙兰怨言日多：“顾维钧很有才华，但他缺少温柔和亲切的天赋。他对我不是很亲热，而是常常心不在焉，有时令人生厌。他最关心的是中国，为国家效命。”他们常常被邀去参加宴会，黄蕙兰很想得到顾维钧的欣赏，“但是当我打扮整齐，等待他的赞许时，他往往只不过心不在焉地看我一眼而已。”“他对待我，就是忍让，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边。”于是，她下了判词：“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他们珠联璧不合，共同生活了三十六年（1920-1956），其数恰与当年陪嫁的三十六套镶金餐具等同。这位象牙塔里的千金终于与顾维钧平静地分手。
有情有义严幼韵
顾维钧经历了三次婚姻的洗礼，备尝酸甜苦辣，在已入老境之年的72岁时与小他二十岁的严幼韵女士结合了。这是一段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纯情之旅。老伴、老伴，伴老也。他们携手在夕阳的余晖里，相濡以沫，更多的是严幼韵照顾顾维钧。顾维钧把爱的方舟泊在严幼韵温馨的港湾，永不起航了。
严幼韵，浙江宁波人。上海著名绸缎庄“老九章”老板之后裔，复旦大学毕业，是位时尚的新女性。严幼韵的前夫杨冠泩（一说杨光泩），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早年在清华大学执教，后入外交界，曾任驻菲律宾总领事，1942年日军占领马尼拉时遇害。早在30年代，因丈夫关系，严幼韵便与顾维钧熟识。丈夫去世后严幼韵便到纽约，1959年前后供职于联合国。那时，顾维钧正出任驻美大使。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两人便有交往，相互心仪。其时顾维钧与前妻黄蕙兰的关系正处在“冷冻”状态，散局已定。华盛顿、纽约近在咫尺，顾、严的过从益发频繁起来，恋情渐渐地发展到心心相印了。
1956年顾维钧辞去驻美大使职务，几乎同时，与黄蕙兰仳离。他决心“采菊东篱下”，归隐田园安度晚年了。后突然受命（台湾当局），要他参加海牙国际法庭竞选，复东山再起，并当上国际法庭副庭长。1959年秋顾维钧与严幼韵正式结婚，定居海牙。
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顾、严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一律欢迎，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全。婚后的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供他阅读；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牌局的定率出入甚微，顾维钧视它为“统战”。他打牌从不算牌，不扣牌，十九必输。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往往牌完站起来，幽默地问：“我是赢了，还是输了？”倒在床上，便入梦境了。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眠宴起的习惯，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每日凌晨三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温馨地督促，呵护有加，百分百地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顾维钧在九十六高龄时，还完成一万一千页的口述回忆录（历时十七年），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顾息息相关的。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无疾而终。前一日，还诚邀牌友在家“雀战”，次日中午洗澡时跌了一跤，便遽归道山。顾维钧去世后，哥伦比亚大学设立“顾维钧奖学金”；严幼韵在国内为他定做了一套中式寿衣，将顾维钧的一百五十五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十万美元，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以慰夫君。
另据有关资料：严幼韵与杨光泩的三个孩子后来自然也成了顾维钧的三个继女，顾维钧视他们为己出，三个女儿对顾先生如同亲生的父亲一般。长女杨蕾孟，资深编辑，曾任美国著名的双日出版社的总编，亲自编辑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回忆录就出自她之手。次女杨雪兰是有成就的企业家，后任美国通用公司的副总裁。通用公司在上海投资生产的别克轿车项目就是由她促成的。三女杨葸恩，在房产开发中成绩卓越。
顾维钧先生的孙子辈大多生活在美国，也都事业有成。他们中既有哈佛大学的博士，也有加州大学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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