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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批评说不相信偶然性“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无意中点出中共执政者宣传“历史不能假设”的用心：他们要保持历史所谓的“神秘的性质”，以历史奥秘的唯一洞悉者和唯一诠释者自居。他们断言“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不过是要证明他们夺取和把持政权的“合理性”
◆高伐林
老高按：半年前曾经在老高的博客上与网友讨论过“历史是否能假设”的问题。后来写成一篇文章，在《新史記》杂志14期（2013年7月出版）上刊出。感谢当时网友对我所持论点的质疑，促使我尽我可怜的水平去读书和思考，才有了下面这篇文章。文章可能还有诸多漏洞和硬伤，请高手再将之当一回靶子。
经常听到人们在立论或驳论中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乍一听，此话有理：探讨过往岁月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岂有虚构容身之地？细一想，假设是人类抽象思维的重要特性之一，是人类科研探讨未知领域的基本方法之一，难道历史学研究如此特殊，必须将这种逻辑工具摒弃在外？
历史能假设吗？
古今中外史家谁没假设？
“历史”这个概念，有多重含义，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指人类社会已成过去的事件和行动，另一个是对这些事件、行动有系统地进行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前者，真实发生的历史当然是一次性、单维度的，不能无中生有；但后者，研究历史，假设就十分必要了——这并不难理解，简单打个比方吧：象棋比赛在对弈时“落子无悔”，但是在复盘时就要推敲“假设走了这一步会如何”，“如果不走那一步会怎样”。
历史研究与别的科研相比，甚至还更离不开假设！这是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具有不可实验性和不可重复性，这就决定了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靠包括假设在内的逻辑推理。例如，在原始历史资料不完整、有缺环时；在通过原始历史资料探求其反映的历史真相时；在总结历史真相的多方面原因时……多问几个“如果”，就都非常必要。
当然，不言而喻，历史研究中的假设，与其它学科研究中的假设一样，并非凭空臆造。假设必须要遵循一定规范，并非人们所误以为的可以天马行空，任意篡改。
古今中外所有历史学家都会用到假设，在史学著作中俯拾即是。例如：
太史公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
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一》）
如果没有秦的改革（指“书同文”），可以想象，几种地区性的不同文字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设想中国的政治统一能够长期维持。在造成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一切文化力量中，文字的一致性（与方言的多样性正好形成对比）几乎肯定是最有影响的因素。（《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一章：秦国和秦帝国）
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末，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即如南宋岳飞，他若成功，南宋就可复兴，然而岳飞失败了。……又如文天祥，倘使没有一个文天祥，那将是一部中国历史的失败。（钱穆《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人物》）
如果和中国毗邻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如果1937年日本没有选择全面入侵中国，如果抗战中莫斯科听任中共与国民党翻脸，同时与两个敌人作战，如果战后苏联没有出兵东北，或苏美之间没有走向敌对的冷战，仍旧紧密合作，苏联像在欧洲对法共、意共和希腊共产党一样，拒不支持中共夺取政权的斗争，甚至不让中共进入东北……毛泽东再机敏睿智，他也绝不可能实现1949年的成功。（楊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
在假设情境中追究真实历史
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谈及他与东德最后一个共产党总理，现在的民主社会主义党领导人汉斯·莫多罗，探讨“回过头来看，当初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几乎整个讨论都在假设的情境之中进行。
 
历史学家秦晖教授。（高伐林摄）
秦晖问：如果当初不搞改革就一直沿著你们原来的道路走下去，行不行？莫多罗说，我们那一套明显是不行的。
秦晖再问，这个后果按照你的说法是因为统一的方式不好，是西德吞并了你们。但是你们能不能吞并西德呢？莫多罗说，如果不改革，我们肯定吞并不了西德，如果改革，也不行，光民主制投票我们都投不过他们。
秦晖进一步问，你考虑过第三种方式没有？假如最后一位东德领导人昂纳克，把民主化镇压下去，也不想搞什么共产主义了，开始搞开放，跟西德搞经济一体化。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怎么样？秦晖对这个“怎么样”做了篇幅很长的分析描绘，我这里没有足够篇幅来引证。他自答：如果真是实行这一套，“去工业化”就会发生在西德了。“假定东德人能接受，又假定西德也玩这个游戏，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我觉得如果东德不出问题，西德就会出大问题了。”
那么，西德怎么对付这种状况呢？秦晖指出：无非有三种可能，也就是三种“假设”：第一种可能是原来鼓吹自由贸易的西德只好付出很大的道义代价，搞贸易保护主义；第二种是，西德只好学东德低人权优势，“等于是被他（昂纳克）统一了，也就是说等于被他和平演变了”；第三种可能，就更糟糕了，西德会大量出现游行、造反，全国大乱，被东德军事统一“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秦晖问了莫多罗最后一个“假设”：如果东德取得了这样的胜利，你会喜欢吗？
这番探究，实在是“历史的假设”最有说服力的范例！秦晖对不少人讲了这场讨论，人们说：对那种假设的局面，西德人不会同意，东德人也不会同意。
德国史实走的自然不是这条路。然而就在“假设”之中，谈者、读者都进一步透视了历史复杂真相的本质——不仅认识了德国，也认识了中国。
“假设历史”成了潮流
世纪之交前后，西方史学界兴起一股“假设历史”的研究潮流。所谓“假设历史”，就是假定历史不是像真实所发生的那种情况，亦即“反事实”（counter factual）的历史。史家希望从这些“另类历史”进一步了解历史的演变和人类成败的因素，以警惕未来。
这股潮流，受启发于英国历史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于1997年出版的一部论文集Virtual History，收录了九篇文章，他撰写了精彩导言《关于过去的“混沌”理论》。中文版于2001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定名为《未曾发生的历史》。
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英文版。
弗格森是哈佛大学历史系劳伦斯·A·蒂施讲座教授、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这本书中颇有些有趣又有意义的假设，远了不说，就说二战和冷战时期的吧，例如：
第五章 希特勒的英国
假如德国在1940年5月入侵英国，将会怎样？
第六章 纳粹的欧洲
假如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将会怎样？
第七章 斯大林的战争还是和平
假如冷战被避免，将会怎样？
第八章 “肯尼迪王朝”的继续
假如约翰·肯尼迪还活著，将会怎样？
第九章 没有戈尔巴乔夫的1989年
假如共产主义没有崩溃，将会怎样？
由弗格森滥觞的“假设历史”研究潮流，引起西方史学界重视。此书美国版于1999年问世后，对美国史学界产生重大启发。美国《军事史季刊》不久后推出《假设？》（What if？）一书，邀请20位著名史家纯就军事观点探讨另类历史专题，其中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部主任、宾州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林霨（Arthur N.Waldrun）所写的《没有眼泪的中国——假如蒋介石不在1946年孤注一掷》。林霨详细剖析蒋介石于抗战胜利后大举运兵至东北的错误，以及调停国共冲突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在1936年4月国军赢得四平街战役后，迫使蒋停战的大错。
哪有“历史必然规律”？
有人认为：“假设”并非史实的东西毫无意义，其实不然。
任何历史事件的结局是唯一的，但决定这个事件唯一结局的因素却是多样的：社会基础、历史根源、各色人等的思想认识和性格心理、也有博弈各方的力量对比格局、国际介入因素，等等，还有偶然机遇；最初走向的可能性是开放的，并非命中注定直奔那个唯一结局而去，换句话说，历史事件在最终成为事实之前，不可避免地存在多种可能性，所有涉入事件的力量，都可能促使历史事件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变化。正是由于多种可能性的存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才有价值。
举例来说，中国的国共对决在1949年以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国民党败退台湾而告终。这个结局作为历史事件是唯一的。但我们在研究国共内战时，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假设许多条件和可能性的存在与否。国民党获胜这种可能性在国共内战结束之前是一直存在的，并不是子虚乌有，只不过它是一种没有转化为史实的客观可能性。
中国大陆学者如张绪山，将分出胜负的历史事实比作最终向某一方倾斜的天平。在天平倾斜前，天平两端不断被加上各种“砝码”，各种“砝码”综合最终决出了输赢（参见张绪山《“假设”的历史与历史研究的“假设”》，《光明日报》。这当然是个简化的说法，其实“砝码”的排列组合乃至添加顺序都会影响到结局）。历史研究者的使命之一，就是探讨造成天平最终倾斜的“砝码”有哪些、怎样形成和发挥作用。研究国共之战，无疑要从“共胜国败”这一史实出发，但从假设1946～1949年和更早年份某个“砝码”的有无，可以一一审视可能导致什么后果，对国民党惨败、共产党决胜的诸种因素，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语境中，“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这句武断的命题，源自中共的武断“历史决定论”：他们沿袭斯大林那套观点，断言历史发展都遵循“历史必然规律”，将丰富多样的历史现象削足适履地套进所谓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之中。
然而，真有这样的“历史必然规律”吗？谁能说清什么是“历史必然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本人，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特别说起历史偶然性：在任何一个革命时代，偶然性永远都会起着戏剧性的作用，并因此成为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而无法理解了。（参见《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217页）
历史学家杨奎松更由此阐发说，历史的演进实在太过复杂了，少了任何一种因素恐怕都构不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历史上的那些成功者实在是太过幸运了。在那样长的历史进程当中，一步踏错，或某一个事件没有发生，或发生得太早或太晚，历史可能都是另外一种结局了。如果作为后来者的政治家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以为过去的一切成功都纯粹是因为某个伟大的人物坚持了某种至高无上的理念或原则，那就大错特错，并且可能酿成历史的悲剧了。”（《“中间地带”的革命》再版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要了解“在那样长的历史进程当中，一步踏错，或某一个事件没有发生，或发生得太早或太晚，历史可能都是另外一种结局了”，没有逐条逐条地“假设”，行吗？一切归之于“历史必然规律”，行吗？能真正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吗？
自命历史奥秘的唯一洞悉者和诠释者
马克思所批评的不相信偶然性“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倒是无意中点出了中共执政者宣传“历史必然规律”的用心：他们要保持历史这种所谓的“神秘的性质”，要以历史奥秘的唯一洞悉者和唯一诠释者自命。他们起劲地宣传所谓“历史必然规律”，断言“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不过是要证明他们夺取和把持政权的“合理性”——过去有“君权神授”“受命于天”的说法，用来证明君王统治的合法性；如今中共不过就是把“神”和“天”，换成了“历史”二字而已！
中国大陆学者周舵5月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历史就是假设》——这个标题就令我莞尔。就用周舵的一张图和解说来结束这篇短文吧。
周舵说：用简图来表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A、B、C……等是分叉点。在分叉点之间（A→B、B→C……），人类社会处于平衡态或近平衡态，这时，社会发展表现为确定性过程，它由必然性支配；而在分叉点附近，社会系统处于远离平衡态，系统的发展方向是随机的，受偶然性支配。而且，决定系统发展方向的偶然因素可以微不足道——对于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系统，很小的偶然因素，也可能改变整个宏观社会系统。
（原载《新史记》14期，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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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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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俞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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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3-12-01 21:39: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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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偶然性只是人们无法用一种理论解说历史的时候的一个另类解释。其实，没有说明任何问题。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论中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再到封建制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程则需要检验。个人认为，这个过程只能是一个空想。如果发生历史的偶然性，还不能说改变了这个历史阶段论的假设。毕竟，偶然性只是发生了一个逆转的事件，并不一定能扭转这个发展的阶段论。还有一点要说明，马克思的五个发展阶段论只指欧洲国家，并不包括亚洲国家。亚洲国家的社会形态不同。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实际上认为亚洲国家还处于某种形式的原始社会。就是说，社会管理的形式还具有氏族社会的特征。个人没有独立人格。社会管理是家族的管理。一个村庄里的人具有同样的姓氏。例如，一个人姓刘，全村人都姓刘。这是氏族社会的特征。马克思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最多就是有一个政府。有一个皇帝。还有，马克思的理论里还暗含黑格尔的认识，即亚洲国家没有历史。例如，中国的历史就是循环。没有实质的历史进步。所以，最初苏联共产党内有人认为中国人无法搞共产主义。斯大林最初就不认可中国共产党。赫鲁晓夫后来批判大跃进，实际认为中国人在搞农业共产主义，都受马克思的思想的影响。马克思的历史发展阶段论或历史决定论无法提供一个周延的理论解释亚洲国家的发展过程。直到他去世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偶然性只能是现在的历史学家用一个自设的前提做出判断。马克思并不认可他们可以用他的理论这样解释亚洲的历史。
另外，本人感到，人们在探讨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时候走到一个误区。在这误区里无法找到历史的理论。学者们荒废了时光和精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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