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獨裁者被推翻後，獨裁期間毀掉的社會和政府之間的信任依舊處於毀壞狀態，結果是激進走向更加激進；由於革命者在選舉中出局，就不可能形成一個最有建設性的中間勢力，於是使得兩派都更加極端；埃及這個龐大的政治機器只能由熟悉他的人掌握，而複雜的形勢卻沒有給政治新人們留下熟悉機器的時間
老高按：前幾天，我轉載了四封埃及來信，引起諸位高手熱烈討論。埃及民主化一波三折的故事，還在繼續；旅行者專欄作家郭建龍的埃及來信，也還在一封一封地繼續往下寫。朋友知道我盼望了解埃及演變的內情，便也不斷給我轉來，又陸續發來四封，都是原刊於新浪網劉軍寧、吳伯凡和張賦宇的“三劍客”博客。這裡我也將之繼續轉貼出來，供關心埃及、以及希望為中國的變革和發展增添前車之鑑和他山之石的朋友分享。
埃及來信（續）
郭建龍（旅行者專欄作家）
原刊於新浪三劍客博客（劉軍寧 吳伯凡 張賦宇）
世俗化、激情和失控：埃及來信之五
當獨裁者被推翻後，獨裁期間毀掉的社會和政府之間的信任關係依舊處於毀壞狀態，使得改革者和社會之間無法達成必要的相互信賴，結果是，激進走向更加激進。
不和諧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大。2011年3月19日關於對憲法臨時修正的公決之後，隨着政治進程的繼續，人民和軍方託管政府之間的不信任擴大了。
軍方越來越認定，放眼四周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可以信賴的對象，可以在保證穩定的前提下將政權讓渡出去。而統治國家的千頭萬緒也讓他們陷入到具體事務當中，無法將精力完全放在承諾的事情上。
前面幾位埃及總統雖然都是軍人出身，卻在堅持世俗化上表現堅決。他們大都帶着社會主義思想成分，認定發展埃及的道路應是世俗的道路，不是回歸宗教。由於埃及有着很強烈的宗教色彩，使得政府必須足夠強力和堅決，才能維持世俗化的方向。
埃及的軍隊也是世俗化的代表，其高層軍官大部分贊同在保留世俗化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民主化的改革。但埃及只有穆斯林兄弟會這一個宗教性的團體足夠強勢，引起了軍官們普遍的擔憂。
但這一切對於人民而言卻是另一番景象。隨着軍方的拖延，人民開始擔心軍方並不想放下權力，他們甚至擔心軍方會一直藉口政治的不成熟而抓住權力不放。穆巴拉克將緊急狀態維持了三十年，難道軍方不能再拖三十年？
激情政治
在質疑政府的時候，人民卻沒有足夠的智慧組織起有效的世俗性政黨參與到政治當中。
為了對抗軍方，學生們和青年們組織了一個個的示威機構，這些機構帶着原始政黨的意味，卻總是以具體的對抗措施為目的，並加上一些模糊的願景做調料。這樣的組織很難被納入到民主化的實際進程當中，而他們總是覺得變革的步驟進行得太慢。
當示威繼續的時候，軍方的耐心也在逐漸消磨。一方面，他們陷入了承諾的陷阱，必須儘早將政權交出，另一方面，局勢的失控更讓他們焦頭爛額。
為了對付四處出現的示威，立法機構制定了新的法律，規定示威不得擾亂正常的社會秩序。但這樣的立法只會導致人民進一步的反感，仿佛證明軍方已經又回到了老路上，而曾經承諾的改革和政權交接都無法兌現。
當獨裁者被推翻後，獨裁期間毀掉的社會和政府之間的信任關係依舊處於毀壞狀態，使得改革者和社會之間無法達成必要的相互信賴，結果是，激進走向更加激進。
從2011年4月1日開始，埃及的革命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這一天爆發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許多等得不耐煩的人們又走上街頭，提出的口號是“拯救革命”。但也是從這時候開始，革命徹底走向了失控，激情的成分超越了理性，被革命激起了熱情的人們雖然缺乏目標，卻一次次走向廣場表達他們的熱情，他們每上街一次，距離妥協與和解就更加遙遠。
政治家枉費心機地想將社會拉回軌道之中，不要失控，但是，已經沒有人、也沒有一個集團有能力做到了。
宗教衝突
在每一次的激情釋放中，也越來越多地夾雜了各種宗教的成分。埃及是一個宗教關係複雜的國家，除了伊斯蘭教之外，還有屬於基督教的科普特教徒（Copts，即基督教的埃及支派）。
科普特基督教在埃及存在了接近兩千年，如今是埃及的少數派，他們始終支持穩定和世俗化政策。郭建龍攝
在歷史上，埃及的基督徒一直以虔誠和保守著稱。當基督教成為羅馬的國教後，由於埃及有着數千年的宗教傳統（古埃及多神教），在神學方面仍處於領先地位，他們發明了各種各樣的思辨體系來解釋上帝和耶穌的關係，人和神的關係等等，對基督教的理論影響深遠，甚至在一定時期內主導了基督教的發展。
當然，在虔誠的另一面，就是殘忍。歷史上埃及的基督徒以堅決地反對異教、迫害異教徒著稱。《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吉本最惋惜的一位異教徒女哲學家Hypatia，就死在基督教的愚民、暴徒之手。這些人也焚毀過無數的神廟和異教建築。
但到了現代，作為埃及基督徒後裔的科普特教徒成了少數派，也成了伊斯蘭激進分子的受害者。隨着革命的進行，宗教衝突的發展，激進分子製造了一系列針對科普特教徒的襲擊。
開羅科普特區內狹窄的街道，使得這裡成為易守難攻的所在。郭建龍攝
2014年，我參觀了埃及的科普特區。雖然當初的混亂已經成為了過去，但這裡仍然戒備森嚴，仿佛隨時準備應付可能出現的騷動。
任何有風吹草動的時節，科普特區的戒備都會立即加強，而這，就是2011年革命留下的遺產。
科普特教徒居住地是一片四面封閉的區域，由高牆與其他區域隔開，一旦進入區域的通道關閉，這裡就成為一座可以固守的堡壘。在堡壘的四周，是警察拉起的鋼鐵擋板和水泥樁，外來的車輛很難進入。任何有嫌疑的行人都會受到搜查。在區域內，也有着無數的看守警惕地注視着人們。
除了針對於基督徒之外，以色列在開羅的大使館也成了激進的人們攻擊的對象。2011年9月9日，數千埃及人到以色列使館前示威，他們從一家警察局盜取了武器，最終突破了封鎖闖入了使館。這件事造成了嚴重的外交危機，以色列使館不得不轉移了辦公地點，直到2014年，他們仍然龜縮在開羅一個狹小但戒備森嚴的地方辦公。
騎虎難下
烏合之眾們除了表達政治和宗教上的訴求之外，並不拒絕其他更加自私的目的。埃及各個博物館裡收藏着數目巨大的文物，這裡也被他們盯上了。
在開羅著名的埃及博物館，塞滿了古埃及時期的各種文物。不管是法老的雕像，還是木乃伊，每一個品類在這裡都有幾十件，有些品類甚至有上百件、上千件。這裡還展示着圖坦卡蒙法老的寶藏，以及新王朝時期最著名的法老木乃伊。
在擺放歷代法老木乃伊的展區里，展出着一具兒童的皇家木乃伊。這具木乃伊在2011年的革命期間遭到了盜賊的破壞，頭從軀幹上掉了下來，身體也分成了幾部分。盜賊們乘着革命時期警力的不足，進入博物館偷走了數十件文物。在偷盜期間，盜賊們肆意破壞了數件古代的珍品，其中就包括這具已經有了三千多年歷史的兒童木乃伊。
當混亂過後，修復好的木乃伊再次出現在參觀者的眼前時，只有修復者痛心疾首的說明文字，記錄着當初的混亂。
除了在開羅之外，在其他地方的小博物館，偷盜更是經常發生。如今，當秩序逐漸恢復的時候，當初許多被盜走的文物又從美國、歐洲等地陸續追回，但另一些卻再無下落。
當事情變得更加混亂時，軍隊的臨時政權處於騎虎難下的狀態：一方面他們必須結束這樣的混亂局面，給後續的政權留下較為和平的環境；另一方面，他們多在台上一天，就可能增加混亂。即便埃及的軍隊，也沒有能力對付越來越多的示威群眾，他們必須妥協。
但可怕的是，即便臨時政府放棄執政，也並不一定能夠減少社會的混亂，因為埃及國內根本缺乏既與前政權沒有聯繫、又有成熟執政經驗的人。
經過權衡，臨時政府決定加速放權。於是，穆斯林兄弟會上台的時機到了。
安拉的勝利：埃及來信之六
穆斯林兄弟會倒台後，人們開始想起Shafik，並後悔當初沒有選擇他。但埃及人在激情的驅使下，Shafik即便上台，也會成為短命的執政者，最終由於失控而被迫下台。
在埃及，我經常問當地人的一個問題是：2012年，你們經過合法合憲的選舉，將穆斯林兄弟會選上了台，穆爾西當選為埃及第一位真正的民選總統，這一切都是埃及人民決定的。可是，為什麼到了一年後，你們就大規模集結開始反對穆爾西，導致他被軍隊政變下台，埃及的憲法遭到破壞。而再過了一年，你們又歡天喜地進行投票，把搞政變的人選成了總統？
典型的回答已經在之前的【埃及來信】中已經提到。大多數埃及人的回答都語焉不詳，仿佛他們根本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又仿佛他們從頭至尾都反對穆爾西。
一位思考過這個問題的人告訴我：在穆爾西當選的那次選舉中，實際上還有另一個人更適合當總統，但是穆斯林兄弟會脅迫了軍政府，讓他們明白如果不選擇穆爾西，兄弟會就會立即組織人們上街，社會立即出現亂局。
所謂的另一個更適合當選的人叫Ahmed Shafik。但說這話的人似乎淡忘了，在那次選舉時，Shafik並不是一個受歡迎的候選人，因為在所有的候選人中，他和前政權的聯繫是最密切的。
實際上，在革命進行中，穆巴拉克受到示威威脅的時候，曾經改組了政府，任命了新的總理，這位總理就是Shafik。Shafik出自空軍，也曾經是現代馬木留克的一員。當穆巴拉克倒台後，Shafik又留任總理一個月，因為被人當做穆巴拉克的走狗備受嘲諷而被迫辭職。
當軍政府宣布於2012年中舉行總統大選時，Shafik決定參加選舉。他是一個有過執政經驗的人，熟悉政府的組織和運作，有可能彌補革命者不成熟和缺乏經驗的軟肋。但作為候選人，他一直被曾經的軍方背景拖累，被指責為穆巴拉克的走狗，急欲完全擺脫穆巴拉克記憶的人們帶着嘲弄的語氣談到他。
Shafik的支持者來自於科普特教徒，以及一些希望儘快恢復秩序的政治保守派人士，幾乎所有的政治上層勢力都鍾情於他。這些人的支持使得Shafik挺進到了第二輪選舉，與穆爾西單獨對決。
根據憲法規定，如果第一輪投票沒有人取得絕對多數，就選擇得票數居於前兩位的候選人，進行第二輪投票，得票多的當選。
在第二輪選舉中，選舉委員會宣布，穆爾西以些微優勢當選。事後，有的人總是相信選舉委員會宣布的結果是有問題的，實際上Shafik的選票更多，但是如果宣布Shafik當選，那麼為革命激情所沖昏頭腦的人們會在穆斯林兄弟會的組織下立即走上街頭，使得社會徹底失控。選舉委員會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偽造了選舉結果。
這種說法就是“穆斯林兄弟會和穆爾西‘竊取’了政權”的原型版本。但這種說法的可靠性很值得懷疑，更可能的情況是：被激情沖昏頭腦的人們無法容忍一個和前政權有密切聯繫的人當選，根本不需要兄弟會的鼓動也會自動抵制他，走上街頭。
Shafik選舉失敗後，為了安全起見，帶領家人迅速離開了埃及。事實證明，他的做法是明智的。他離開後不久，新當選總統簽發了對Shafik的逮捕令，使他喪失了在穆斯林兄弟會治下繼續參與政治的機會。
穆斯林兄弟會倒台後，人們開始想起Shafik，並後悔當初沒有選擇他。但埃及人在激情的驅使下，這樣一位候選人即便上台，也會成為短命的執政者，最終由於失控而被迫下台。
當埃及的軍政府在人民的壓力下，決定加速民主化進程時，人們尷尬地發現，埃及最大的政治勢力不是別家，正是穆斯林兄弟會。
在革命初期，穆斯林兄弟會並沒有明顯地參與組織上街，只是到了穆巴拉克鐵定下台的時候，穆斯林兄弟會的領導人意識到他們的機會來了。此時的宗教組織已經政治化了，他們成立了自由公正黨參加了埃及的政治進程。
此刻埃及的其他新興的政治勢力均不成熟，青年們仍然沉浸在革命的喜悅中，沒有做好準備摘取勝利的果實。
根據當時的情況，有一種訴求，希望在總統選舉前制定埃及的新憲法。兄弟會看出了其中的危險性，因為如果憲法制定過早，那麼革命派的許多自由思想將在憲法中得以體現，而穆斯林兄弟會則試圖在埃及國內實行符合穆斯林教義的宗教統治。為了避免自由思想的主導，唯一的辦法就是加快埃及的民主化進程，利用民主選舉上台，就可以控制憲法的起草。
穆斯林兄弟會的參與，讓埃及的政治進程更加快速發展，局勢已經超出了臨時政府的控制，一次次反對軍隊統治的遊行都撼動着他們的地位。
2012年11月到1月，埃及舉行了議會選舉，穆斯林兄弟會大獲全勝，占據了幾乎一半的議席，成為了遙遙領先的第一大黨。由議會選出100人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此時的憲法起草工作幾乎被穆斯林兄弟會所左右。
之後，埃及憲法法院作出反擊，宣布議會選舉部分不合法，解散了第一次憲法起草委員會。但即便重組後的第二次憲法起草委員會，也已經無法消除兄弟會的影響了。
議會選舉之後，總統選舉也馬不停蹄展開。
總統選舉最終一共有12名候選人，這反映了兩個現實，一是看出埃及臨時政府的誠意，放開了競選條件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但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埃及政治勢力的分散性，許多革命者不懂得聯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政治勢力，只能自己組黨參加競選，結果，這些人全部都被更懂得政治規則或者更加有組織的人擊敗。
經過第一輪選舉，沒有人能夠獲得絕對多數選票，但居於前兩位的候選人分別是穆巴拉克最後的總理Shafik，以及穆斯林兄弟會的代表穆爾西。到這時，革命者們已經全部出局，選民在第二輪選舉中，只能在前官僚和極端組織這兩個選項中選擇一個了。
埃及也正是從這時開始，分裂成了截然不同的兩派。支持Shafik的大部分是保守主義者和富人，而支持穆斯林兄弟會的大部分是窮人和草根階層，以及更虔誠的宗教人士。如果有一個革命者在選舉中脫穎而出，他有可能在兩者中間形成一個最有建設性的中間勢力，但由於革命者的出局，使得兩派都變得更加極端。
對於許多人來說，不管是選擇極端組織還是前官僚，都不是好選擇，但這畢竟是後穆巴拉克時代的第一次較為公平的大選，他們只是出於對規則的尊重再次走向了投票點。他們寄希望於通過民主程序選出來的總統也能夠尊重選民，不管他曾經的背景如何。
如果從執政來說，Shafik無疑是更值得考慮的候選人，他有執政經驗，這些經驗能夠保證他尊重秩序，又可能做出一些妥協。但是，穆斯林兄弟會成功地煽動起人們對於重歸獨裁的恐懼。在第二輪選舉前，除了宗教人士之外，各種各樣的革命者，充滿了理想的人們都最終選擇了兄弟會。這些人即便對宗教不感興趣，也因為討厭Shafik和穆巴拉克政權的聯繫，而故意把票投給穆爾西。與其說他們喜歡兄弟會，不如說他們討厭Shafik。
另外，兄弟會的號召力也顯現出來，隨着各地抗議活動的增加，不僅是臨時政府，甚至世界都認為：如果穆爾西無法當選，那麼埃及可能會陷入另一波嚴重的衝突中。這也可能部分影響了人們的投票傾向。
第二輪選舉的投票率比第一輪低了不少，但整體而言仍然是有序進行。最終選舉委員會宣布，穆斯林兄弟會的候選人穆爾西以微弱優勢擊敗了前總理Shafik，到此時，埃及倒向了安拉而不是約翰洛克，兄弟會的上台已經不可避免了。
穆斯林兄弟會的經濟難題：埃及來信之七
穆爾西上台後，必須迅速與各界達成諒解，創造一個和平的條件，解除管制，促進民間經濟發展，同時相應解決財政失衡問題。等經濟恢復，人們感受到了革命的好處時，才不需要再進行一次革命了。
穆斯林兄弟會2012年上台，還因為外國勢力的參與而使埃及局勢更加複雜。
在埃及革命如火如荼的時候，世界都在觀察着這個最重要的穆斯林國家的走向。西方國家帶着欣喜歡迎了穆斯林革命。奧巴馬總統比他的幾個前任更樂于堅持價值觀，出於對民主和人權的憧憬，不惜與關係良好的穆巴拉克決裂，並全力支持埃及第一個真正的民選政府。歐洲國家也大致採取了相同的立場。
而中國、俄羅斯等國由於持有另一種政治哲學，即民主不是一個國家發展最重要的條件，社會的穩定性更加重要，只有變革塵埃落定，顯示新政府能夠控制局勢重歸穩定，才謹慎地宣布承認改朝換代。在這個哲學的支配下，直到穆斯林兄弟會上台成為現實後，中國才開始與之交往。
針對於埃及革命，伊斯蘭世界也陷入了分裂。土耳其、卡塔爾、利比亞等國與西方關係密切，歡迎新的民選政府上台。在穆斯林兄弟會上台後，這些國家立即投入巨資來支持這個政權，希望它能夠帶領埃及經濟走出泥沼，並站穩腳跟。
而其餘國家則採取了較為慎重的立場，這些國家以沙特、科威特、阿聯酋、約旦為首，大都屬於君主色彩較為強烈的遜尼派國家。
關於對穆斯林兄弟會的解讀，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這個組織曾經被斥為恐怖組織，且由於其要實行穆斯林的教法，並不受西方政府的歡迎。然而，與真正的恐怖主義相比，埃及的兄弟會一直是一個比較智識化，比較溫和的組織。在兄弟會中一直有大量的知識人才，比如，當選總統穆爾西本人就是工程師、大學教授。兄弟會的主流也一直強調用和平的手段來改變埃及，而不是走暴力之路，只有個別的極端分支才有暴力傾向。
穆斯林兄弟會的非暴力化、依靠民選上台，使得美國人和歐洲人對之採取了友好態度。在世界上有另一個標杆被認為是兄弟會的榜樣，那就是在土耳其執政的溫和保守主義者們。在土耳其執政的正義和發展黨，他們贊同溫和的穆斯林理念，同時，屬於該黨的首相埃爾多安又是帶有一定獨裁色彩的經濟能手，這和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穆爾西有很大的相似性。當然，不同之處也很明顯，土耳其首相仍然堅持世俗政府理念，而穆斯林兄弟會的最終目標是建立教法國家，相對更激進一些。
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當穆爾西總統表現出強烈的獨裁色彩時，當埃及出現了強烈的反穆斯林兄弟會浪潮時，美國等西方國家並沒有來得及及時轉向。
按照現代歐洲傳統，憲政一旦確立，就應該被各方遵守，即便要反對現任當權者，也必須在規則之內反對。這一點成為了西方國家的準則，哪怕兄弟會已經表現出明顯的保守和獨裁傾向，仍然對之進行支持。這一點很像西方對伊拉克新政府的支持，當美英等國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後，支持伊拉克人通過選舉建立的新政權，然而新政權由於缺乏執政經驗和智慧，表現得無法團結伊拉克的少數派信徒（遜尼派），令人失望，但由於這個政權是在美英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他們不得不繼續支持這個越來越失控的政權。
沙特作為嚴格的宗教國家，本來很喜歡支持各種宗教勢力，在伊拉克、敘利亞這樣的戰亂國家，許多激進的反政府組織都受到沙特背地裡的資助。而幾十年前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遭到迫害的時候，其大量成員都流亡到了沙特，並在沙特受到了友好的接待。而兄弟會歷史上很大一部分政治募捐也都來自沙特。
但穆斯林兄弟會通過民選上台，並被西方所待見之後，沙特王室聞到了其中的危險性，採取了反對立場。
所以，當穆斯林兄弟會執政時，國際勢力和國內勢力一樣都是完全分裂的。他只獲得了一半的選票而上台，另一半的人並不支持他。而隨着兄弟會政策的激進化，這另一半的人從觀望變成了強烈反對，使得埃及社會分裂的傷口更加難以癒合。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缺乏執政經驗的兄弟會舉步維艱，又處處犯錯。在穆爾西執政之初，埃及的經濟狀況已經非常糟糕了，決定兄弟會是否能夠留在台上的是——主要是他們能否治理好經濟問題。
埃及是個旅遊大國，旅遊業吸納了埃及10％以上的勞動力，隨着革命的爆發和形勢的不安定，外國遊客們紛紛避開了埃及，使得旅遊業大受損失。除了旅遊業之外，國外對埃及的投資也在持續減少，使得原本每年百分之六到七的經濟增長率陷入了停滯，更多的人跌入到貧困線之下。
隨着革命的進行，埃及的失業率也居高不下，達到了13％以上。需要注意的是，埃及的大部分女性是不工作的，她們並沒有被計算到勞動人口之中。而由於埃及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國家，未成年人比例比其他國家多得多。所以，往往一個男人的工作就要養活一家人。有人做過一個有趣的統計，埃及60歲以上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加起來，就已經超過了勞動人口。
在埃及的盧克索，我與幾位旅遊警察聊了起來，詢問他們的收入情況。由於處於穆斯林的齋月期間，人們從早上三點半（日出之前，但在埃及則為晨禮之前，比日出時間更早）到晚上七點（日落）是不可以吃飯喝水的。不吃飯還容易保證，但不喝水則要求很高。由於夏季白天都是40度以上的高溫，旅遊警察要從早上七點上班到晚上七點，下班時嗓子都要冒煙。
這份如此煎熬的工作，能給他們帶來每月500埃鎊的收入，大約折合人民幣450元，或者70美元，根本不夠養活自己和家人。不過，好在這份工作只要他們一個月工作15天，放15天的假，他們就利用假期去幹些零活。這三位旅遊警察都不是本地人，到假期時就回到自己所在的村子裡，他們一個是電器修理工，一個是鋪地板磚的工人，另一個則搞裝修。
埃及下層人士收入大約在數百埃鎊之間，如飯店、旅館工作的人，每個月大約在300埃鎊左右，且非常不穩定。一旦經濟有風吹草動，他們的生活就出問題了。
埃及也是個貿易赤字國，急需要美元等硬通貨來保證進口。但進入革命時期後，埃及的外匯儲備出現了大幅度縮水，2011年1月，外匯儲備還有360億美元，到了穆爾西執政時期，已經縮水到了150億美元。埃鎊的匯率持續下跌，為了對抗匯率不下跌，央行耗費了大量的儲備，卻並沒有效果。
當兄弟會掌權後，美國、土耳其、利比亞、卡塔爾等國也迅速做出響應，提供了一部分資金幫助埃及支撐經濟，這才使得埃及能夠保證外匯儲備不再下跌。但是，一旦斷掉了這些外援，埃及的外匯儲備會像斷線的風箏一樣迅速跌落。
在穆巴拉克時代，為了持續掌權，政府曾經大肆採取財政補貼行為，對食品和汽油給予補助，讓人們可以享受低價，通過這種方式避免實際性的改革。在埃及旅遊的中國人常常感慨埃及的油價便宜，大約只相當於中國的三分之一，坐私人長途車的價格大約只有100公里八到十埃鎊，埃鎊和人民幣的比價約是1比0.9，也就是一埃鎊相當於人民幣0.9元。而中國目前的價格是100公里30元左右，比埃及至少貴三倍。
財政補貼的代價是，埃及財政的三分之一強都變成了食品和能源補貼，形成了財政上沉重包袱。政府財政預算更是連年赤字，赤字占GDP的比例每年都在10％以上，對債務的依賴性越來越重。
在這樣的經濟形勢下，穆爾西上台後，必須迅速與各界達成諒解，創造一個和平的條件，解除管制，促進民間經濟發展，以彌補逝去的時間，同時相應解決財政失衡問題。總體而言，等經濟恢復，人們感受到了革命的好處時，才不需要再進行一次革命了。
選錯了方向的執政：埃及來信之八
埃及這個龐大的政治機器只能由熟悉他的人掌握，而複雜的形勢卻沒有給政治新人們留下熟悉機器的時間，就將他們匆忙地推向了崗位。
事實證明，穆斯林兄弟會對經濟完全缺乏經驗，無法應對財政赤字、外匯下降、經濟收縮、失業問題等諸多問題。甚至他們的執政目標都沒有放在經濟上，而是放在了政治鬥爭上。當然他們也想保持穩定，但卻是以排擠反對派、加強集權來完成的——對於新手來說，當從地下狀態突然變成執政狀態時，首先想到的是攫取更多的權力。
穆爾西上台後，想維持強力統治的決心在一開始就顯露無疑。在他上台之前，埃及的軍政府以陸軍元帥Mohamed Hussein Tantawi為首。Tantawi在維持過度期的穩定上居功至偉，但在革命中卻被攻擊得體無完膚，里外不是人。他為了維持穩定，不得不對軍方和警察鎮壓示威群眾的行為負責，他雖然堅持推行民主化路線圖，但是民主化的結果卻無法讓所有的人都滿意，人們又批評他做得不好。
選舉結束後，Tantawi立即將權柄交給了新當選的穆爾西。根據規定，國防部長必須由軍人擔任，這是憲法上對軍人的妥協之一，為了換取軍人集團對民主的支持。Tantawi成為了新政府的國防部長。
Tantawi交出權柄後，穆爾西也投桃報李，將埃及最高的榮譽勳章尼羅河勳章贈與了他。然而，很快，當穆爾西坐穩了寶座後，立即命令Tantawi辭去一切職務。陸軍元帥遵守了總統的命令。然而，新總統的行為卻讓人感到心寒，他也迅速失去了軍隊這一重要支柱的支持。
對於穆爾西的掌權，軍隊一直持謹慎態度。他們在某些問題上時而聯合，時而對立，但總體而言，軍隊希望新總統維持埃及的世俗化政策，避免重新墮入宗教國家的陷阱。穆爾西在參選時也屢屢提到尊重民主政治，兄弟會已經不是一個宗教組織，而是一個現代政黨。他的表態讓軍隊將信將疑，並完成了順利交接。
從Tantawi被令辭去職務的那一刻，軍隊似乎已經聞到了不祥的氣息，馬木留克們開始擔心了。也是從這時開始，當初支持Shafik的人們認識到與穆斯林兄弟會妥協是不可能的，他們放棄了幻想，開始動用一切手段干擾兄弟會的執政，使得兄弟會的政策無法推行下去，更達不到效果。
接替Tantawi擔任國防部長的人就是後來的埃及總統西西，穆爾西在逼退了Tantawi之後，並沒有能力限制整個馬木留克階層。
在暫時逼退了軍隊之後，穆爾西認為自己已經坐穩了埃及總統的職位，開始加速憲法的制定工作。此時的穆斯林兄弟會既壟斷了總統權力，又獲得了議會的主導權。於是，埃及的新憲法在他們的努力下，加上各種妥協，獲得了通過。
與此前軍政府提出的臨時憲法相比，埃及2012年憲法出現了明顯的退步，這反映在幾個方面：
第一，由於憲法文本在軍隊掌權時期就已經開始起草，許多條款並沒有完全打破軍隊的特權，比如，國防部長仍然要由軍人擔任。而雖然給以了公民一定的自由保證，卻仍然不能排除軍隊拘禁公民的藉口。
第二，除了軍隊保留了特權之外，穆斯林兄弟會又將部分穆斯林教法的內容加入進去，在法律制度和婦女地位問題上有不少退步。軍隊條款和宗教條款使得穆爾西喪失了部分自由主義者的支持。
第三，地方分權機制仍然很弱。雖然每個地方都有選舉權力，但是，地方真正的權力卻來自於中央任命的地方長官。
許多人認為，雖然2012年憲法在關於總統任期的表述上仍然堅持兩屆八年，但除此之外，與穆巴拉克時期的差別並不算太大，加上整個官僚系統仍然在按照原來的慣性運行，幾乎可以確定，新的政權仍然無法保證公民權利不受侵犯。
到2012年底，穆爾西試圖立法加強總統權力，將手伸入立法系統。此舉立刻引起了新一輪的抗議活動。埃及人突然發現，穆斯林兄弟會在迅速地變成另一個更加糟糕的穆巴拉克。在穆巴拉克治下，埃及雖然經歷着腐敗和失衡，但經濟一直處於發展之中，然而穆斯林兄弟會在關注政治的時候卻忽略了經濟，使得埃及仍然在經濟泥沼里掙扎。而穆爾西試圖壟斷權力的舉措也引起了新的擔心。兄弟會將教法加諸法律之上的做法更讓人們擔心埃及在政治上開倒車，重回教法時代。
與人們的擔心不同的是，穆斯林兄弟會和穆爾西同樣感到很無奈。由於缺乏執政經驗，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既保證埃及的繁榮，又保證埃及的和平。兄弟會對於教法的尊崇也是這個存在了幾十年的組織的既定政策，很難被一兩屆領導人改變。他們也是在戴着腳鐐跳舞，既要受到兄弟會章程的約束，又要被政治對手制約，更受到自己經驗的限制。
埃及這個龐大的政治機器只能由熟悉他的人掌握，而複雜的形勢卻沒有給政治新人們留下熟悉機器的時間，就將他們匆忙地推向了崗位。
在種種衝突之後，兄弟會也逐漸回歸了獨裁者的法寶：鎮壓反對派。他們希望通過強行鎮壓，讓人們回歸秩序，當秩序得到保證後，經濟和社會才能發展。
但兄弟會畢竟不是軍方，在穆巴拉克時代和軍政府時代，軍方有力量動用武力維持局面。而自從兄弟會得罪了軍方之後，軍人和警察們就不再配合政府了。官僚階層的抵制讓從來沒有真正掌握軍隊和政權、缺乏應對經驗的兄弟會更焦頭爛額，事情迅速失控。
到了2013年，反對兄弟會已經成為了常態，一次新的革命在埃及已經進入了醞釀階段。但此刻，美國等西方國家仍然將外交重心放在兄弟會上，並寄希望於穆爾西能夠控制住局面。
美國和西方的支持讓埃及社會迅速右轉，不僅開始反對兄弟會，還開始反對西方，甚至對他們堅持的民主制產生了懷疑，使得局勢更加複雜化。
到這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討論如何才能擺脫兄弟會。他們剛剛選出了新總統不久，就已經開始後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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