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七名旅美华裔学者和一些来自台湾、大陆的学者，启动了名为《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 1949-1976》的系列史料工程。筚路蓝缕、集腋成裘，到今年年底，终于初步完成这一浩大的项目。在毛泽东仍然被当政者和一些不明真相者尊崇的今天，这个原始数据库提供难得的历史镜鉴
老高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馆员宋永毅教授，今天给我发来一篇文章，通报他和同伴完成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四个子库中最后一个。
这实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工程，集中了32,000份原始文献，约1亿746万字，其中40％为中共文件和内部档案。他与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一起，为这个项目，奋斗了整整16个春秋。其间甘苦，难以备述！将他的这篇文章转载于下让更多的读者知晓，也藉此机会向宋永毅和整个团队表示祝贺，他们向中国人民、向中国历史，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新年厚礼。
我在几个月前写的专访宋永毅文章中说过：
马年伊始，宋永毅与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开始了新的合作，期望他和他的伙伴们征集整理的“中国当代史数据库”中海量资料，能为更多研究者、读者知晓和善加利用。日前，作为合作的开端，33万字的《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一书，已经在明镜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就是源自其资料库。宋永毅为这本书写了长长的序言。他与明镜的更大规模的合作，已经拉开序幕，明镜新闻出版集团也为此而着手进行结构上、技术上、人事上的准备，在不远的将来，就能推出新的成果。
据我所知，按照双方的生产能力，一年可以合作推出50本到100本、每本20到25万字的分门别类的档案资料。那时，中外学界、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研究就会更方便地获得更翔实的资料依据！
构筑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集体记忆
写在《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 1949-1976》系列完成之际
宋永毅，香港《动向》2014年12月号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第八年始，七名旅美的华裔学者和一些来自台湾、大陆的学者一起，于无声中启动了一个名为《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 1949-1976》的系列史料工程的构筑。伴随着风风雨雨和星转斗移，是我们整整16年的筚路蓝缕、集腋成裘的努力。随着这最后一个数据库——《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香港中大出版社发行），这一浩大的历史工程终于初步完成了。
迄今为止，整个数据库系列收集了共约32,000份原始文献，大约1亿746万字。其中中共的文件和内部档案，约占了总文献数的40％左右，读者可一瞥如下的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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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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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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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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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原始文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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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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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初版—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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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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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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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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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初版—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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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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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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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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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版—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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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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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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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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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2014年年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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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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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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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可以无愧地说：这一史料系列是第一个、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有关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集体记忆的数据库。此外，它又是一个以现代图书馆学和信息学技术建立起来的完全动态开放的电子数据库。
回顾16年前这一历史工程的起因，主要还只是想向海外学术界提供文革研究的方便。身处美国中国研究圈和图书馆界的我们，深知研究文革研究的原始资料的匮乏。于是就有了第一个数据库——《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 1966-1976》在2002年的出版。但又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一发而不可收地投入到反右、大跃进-大饥荒、乃至土改、镇反等整个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的史料工程中去的呢？简言之，不仅是职责，更是良知。
在我们挑选、编撰文革数据库的近七千份原始资料时，首先震惊于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的恶性重覆。它们非但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之间又一脉相承。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湖南道县和广西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大屠杀的档案里，就不难发现它们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不过是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某种发展：发出杀人指令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其实不过是土改时期“人民法庭”的某种翻版。而施害者所采用的对受害者们先开“杀人现场会”斗争、再宣判，后用野蛮的私刑处死，完全是土改杀地主的全套流程。
值得注意的还有：刽子手在杀戮受害者之前，常常先追逼受害者的“浮财”，并欺骗他们：这是“土改政策”：交出你的钱来，便可以买下你的命。而在杀了受害者以后，凶手们一定不会忘了土改的传统——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浮财”——包括受害者家庭里的青年女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只是暴徒们再也无法从受害者那里分得土地。因为第一次土改中他们分得的土地，早已经被中共在一两年后以“农业合作化”的名义收归了国有。这些发现使我们深深地感到：仅仅把我们的史料工程局限于文革便会切断历史的源流关系，无法反映出整个中国当代史上的政治运动的全貌。
一部当代中国史， 其实是一部政治运动史。毛泽东和中共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作为治国的主要方法和形式。一方面，它以侵越和颠覆常态化的国家治理方式——制度、法规和合法程序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它在运行机制上完全借助于领袖和中央的绝对权威，自上而下地发动的大规模暴力型的群众运动。这不仅一次次地引发常态社会秩序的混乱，其效果也常常是有限的和短暂的。
例如，毛泽东在1952年年初发动“三反”运动，想藉此解决党内日益严重的贪污问题。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确实也打出了几百万只大小“老虎”，还公审枪毙了近五十名党内相当级别的干部。虽然当时党内的贪污现象有所收敛，但是其他的腐败现象却此起彼伏了起来。为此，毛只得在1953年初又发动了一场“新三反运动”来制止新的腐败。
再如，当代中国史上同名同主题的政治运动常常重复出现。自1950年开始，一直到“文革”后期（如“批林整风”），中共党内的“整风”运动从没有停止，但党内的风气却越“整”越坏，中共的威信也越“整”越低。又如，在毛泽东时代至少有过三次“三反运动”和两次“五反运动”。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1952-1953年的“三反”和“新三反”运动外，1960年初毛泽东还在党内发起了一场内容完全相同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但不久便不了了之了。那两次“五反运动”是1952年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和1963年3月的全社会的“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这些不断重复的政治运动没有一次解决了党内的腐败和派系问题，其结果是命中注定般地走向了规模更大、内容更广、手段更激烈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我们从文革数据库起步，延伸到编撰整个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史料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震秫于这些政治运动的数目之多，间隙之密，以及它们史无前例的残酷性和由此造成的巨大的人道灾难。就政治运动数目而言，以1949-1956年中共建国初期为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便有40种之多。它们分别是：
征粮，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查田定产、党内整风、推销公债、抗美援朝、全民捐献、镇压反革命、反政治谣言、反地方主义、宗教三自运动（自治、自养、自传）、思想改造、批判资产阶级倾向、清理“中层”、“内层”、司法改革、清理积案、对党忠诚老实、民主改革、民主改革补课、审干、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增产节约、批判《武训传》、新三反 （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四反（反行贿、反欺骗、反暴利、反偷漏）、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交待和资产阶级关系、统购统销、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批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李四喜思想、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等等。换言之，仅在中共建国初期的六年里，平均每年的政治运动就有六、七种之多。尽管上述运动不少是在经济和其他非政治领域内发生的，但在毛泽东时代 ，一切都泛政治化了，它们都是以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的形式展开的。
在本数据库中收集的三万二千多份原始文献，有着警醒和揭示因年湮代远而为人遗忘了的真相的功能。例如，大多数人都以为“土地改革”是中共解放后农村的第一场政治运动， 其实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新解放区的“征粮运动”才是。从1949年到1950年初， 中共在全国近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征粮运动”。这次运动罔顾刚刚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已经征收了整年粮赋的事实，用武力强迫农民重复缴纳一年的公粮。对于富裕农民和所谓的“大户”，粮税更是加征到了200％到300％的不合理的程度。在邓小平主政的云、贵、川三省，就对不满的民众更采取了激烈的“武装征粮”手段，人为地造成了饥荒的发生。其结果是“官逼民反”——激发了大规模的抗粮民变，不少已经起义的国民党军队也重新“反水”。这些“暴乱”当然被当时在军事上已经占了强势的解放军镇压了下去。在一年后中共中央不少文件中也对过激的征粮运动做了反省和纠正。但是凡参加了这一抗粮运动民众，却仍无一不被打为“反革命”被镇压。余下者也一一在其后的“清匪”“反霸”运动中被清算杀戮。如果读者看完我们数据库中的近百份有关“征粮运动”的原始文件，便不难得知：其实中共农村政策的失衡，并不起源于人民公社或农业合作化，而是早于土地改革的“征粮运动”。
尽管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难者数以千百万计，但中共对于具体的数目却一直是遮遮掩掩，含糊其辞。以1951年到1953年的“镇反运动”为例，在公开的史料中我们只能模糊地得知：毛泽东最初定下的杀人运动的指标是全国“千分之一”的人口，结果很快超越，大约杀了70万人。但是在中共的绝密文件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其实远远不止这一数字。
1955年7月1日，公安部在《1955年到1958年全国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计划纲要》中承认：“历时三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共捕了3,585,432名，杀了753,275名”。鉴于镇反其实并没有停止于1953年，“到1955年第一季度为止……共杀了765,761名”。
关于真实的受害者人数和杀人比例，可能还不止上述文件中披露的数目。我们可以在1951年4月20日毛泽东发给各大区领导的绝密电报《关于杀人比例的指示》里发现：这杀人一指标上已经升为“千分之二” 了。
按建国初期中国人口约4亿5千万到5亿计算，应当大略有90万到100万的“反革命”被处决。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这近百万的被杀害者还只是被公安机关经正式审判后处决的，并不包括在羁押中刑讯致死、群众运动中私下处死和被迫自杀的人数。据《西南公安部关于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后8个月来西南镇反基本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1951年7月21日）中的统计：八个月“已杀23000”，而“连前打击及未捕而病死、自杀等约25000”。换句话说，在不少地方，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还要高于被正式处决的人数。镇反中的受害者人数完全可能高达200万人。不管是在中国数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中，还是在近代世界革命史上，如此高人数的大规模处决“前朝遗民”的运动都是少见的。以19世纪的美国南北战争为例，虽然内战中的双方也都曾杀红了眼、牺牲了约75万名士兵。但在南军投降后北军并没有在南方大举“镇反”，残杀已经放下了武器的南方奴隶主“反革命分子”。
十多年来，我们几乎都是在极其痛心、恐惧和荒诞交织的心态中阅读和编撰这数万份档案和文献的。因为它们记载了整个中华民族在那些政治运动里所经历的无数的斗争和被斗、自杀和被杀，乃至夫妻反目、父子相残。除了无休无止的监禁杀戮，这些政治运动还以“革命”的名义人为地制造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饥荒”，迫使数以千百万的农民或卖儿鬻女、流亡他乡，或饿殍旷野、人竞相食。尽管今天看来这些举国疯狂的“运动”是多么的荒唐可笑，但是作为华裔学人的沉甸甸的良知使我们觉得：我们应当把这些历史文献通过数据库的形式忠实客观地保存下来：为今人和后人都提供一个以史为鉴的机会。这样，这一数据库的意义就又有了从纯粹的学术研究到保存民族集体记忆，揭示历史真相的升华。
毛泽东时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史上最灾难深重的年代。它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毕竟不远。在毛泽东仍然被当政者尊崇膜拜的今天，历史的悲剧性重复并非是不可能的。
宋永毅等人编辑出版的“中国当代史数据库”之三：《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
《文革数据库》
宋永毅。（高伐林摄于2014年3月，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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