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說：“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有七分證據，只可說七分話，不可說八分話，更不可說十分話。”這裡我們看到嚴謹，也看到邏輯的欠缺。沒有邏輯作工具，國人只能堆砌史料。轟動一時的《紅都女皇》事件，是一個政治謠言。證明這一點，不需要人證，也不需要物證，邏輯足以為證
老高按：酷愛琢磨中共黨史、尤其擅長從“無疑處發問”的獨立學者馮勝平，過去幾年，已經屢次撰文，對中共黨史上的若干問題找出疑點，力圖掃蕩謊言、廓清真相。他在今年2月出版的《新史記》第24期上發表了一篇長文，去偽尋真的矛頭，指向了“文革”期間全國追謠的“《紅都女皇》事件”。
這個事件，簡單地說，是1972年美國女學者維特克訪華，江青想利用她給自己樹碑立傳，長談60多小時。後來當局發現香港出版了一本《紅都女皇》，內容“低級下流”，認定是維特克著作的中文版，毛澤東對江青震怒，寫下了“孤陋寡聞，愚昧無知，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的狠話批示……
馮勝平考察這個事件，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他的有關考證和推理，引起了我的興趣。於是索性在這期雜誌上組織了一個專題，將有代表性的各方意見集中起來，供讀者從更多側面了解有關背景。這些文章有：
《周恩來與江青維特克事件》（張穎）
張穎當時受外交部委派全程陪同維特克訪華，是最了解她與江青對談情況的親歷者。她的這篇回憶，側重反映周恩來對此事的處理。
《紅都女皇：江青同志》中文版說明（范思）
范思就是維特克英文著作《Comrade Chiang Ch'ing》（江青同志）的中文譯者，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中文書名改為《紅都女皇：江青同志》，顯然是為了適應中文讀者早就熟悉“紅都女皇”的說法，實際上英文書名，跟“紅都女皇”八杆子打不着。
注意，維特克的這本書的英文版，是1977年，即毛澤東死後出版的；而中文版是在毛澤東死後30年，才在香港出版的。
《維特克：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丁凱文）
黨史和文革史專家、獨立學者丁凱文的這篇長文，側重介紹維特克其人其事，揭示一位有才華的美國女學者，如何被無端地卷進中共高層黨內鬥爭。
《江青是奉康生之命接近毛澤東》（師哲口述，李海文著）
此文節選自九州出版社《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2015年2月。列入這一專題，是因為它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毛、江關係的歷史背景。
對這一問題有興趣的讀者，不妨閱讀一下《新史記》24期的這一大組數萬字的專題文章，包括馮勝平長文的全文。
下面，我節選馮勝平的文章，在此推薦給讀者。
大象無形，大音希聲：《紅都女皇》一書根本不存在
馮勝平 專稿，《新史記》第24期
維特克其人
維特克生於1938年，本科就讀於加州美國的斯坦福大學，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博士學位。維特克博士論文的題目是《現代中國在五四時期對婦女態度的轉變》。維特克娘家姓希特（Heater），前夫是漢學家魏大可（Charles Witke），維特克之姓當來自前夫。與魏大可離婚後，她嫁給了著名漢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這段婚姻最後也以離婚結束。
維特克是一個漂亮的女人，極具殺傷力。張愛玲在1977年初版的《紅樓夢魘》裡，曾提及幾年前在柏克萊見到一位“漂亮的教授太太”，她研究中國人的俠女崇拜，想聽聽張的意見。張對她的漂亮長相印象深刻，說“面貌是差不多的影星都還比不上她”。（注1）這位太太有許多名字，其中一個是維特克。
1972年，已是美國紐約州賓漢姆頓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的維特克訪華，並對江青進行了長達60小時的採訪，1977年，維特克根據採訪記錄出版了英文版《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一書。（注3）
1973年，風傳有人在香港出了一本《紅都女皇》，此書進入大陸，在黨內高層引起地震，成為打擊江青集團的政治武器。當時人們普遍認為，這本書就是維特克江青傳的中文版。
據朱和平回憶，爺爺朱德讀過《紅都女皇》後，感到事態嚴重，將書呈送毛澤東。（注4）有親歷者告訴筆者，葉劍英也拿到此書，並讓這位親歷者抄錄。（注5）另一說法是，有關部門從香港得到《紅都女皇》，審讀比對後得出結論，此書就是維特克寫的江青傳的中文版，隨即呈報中央。據說，毛讀後針對江青批示：“孤陋寡聞，愚昧無知，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注6）
“文革”後，曾全程陪同維特克訪華的張穎闢謠，說《紅都女皇》和《江青同志》“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謠言源於兩本書的混淆。在《外交風雲親歷記》中，張穎寫道：“當時香港確實出版過一本名為《紅都女皇》的書，‘文革’以後我閱讀過，書中極力吹捧江青，而許多事實都子虛烏有。”（注7）按張穎說法，香港《紅都女皇》一書與《江青同志》無關，但其存在是不爭的事實。
維特克
“陰謀論”的假設
與《紅都女皇》謠言傳播的同時，中國政府通過駐聯合國大使黃華與維特克洽談，希望她不要為江青寫傳。維特克後來回憶：“1974年1月，何理良（黃華夫人——筆者注）再次強烈要求我不要出版完整的傳記內容，……問我是否記得‘五月通知’（1973年5月她和黃華警告我不要寫傳記），並提出給我錢換取我照他們指令辦的承諾，我自然拒絕了。”（注8）
“某些中國高級官員想要禁止的，”維特克繼續寫道，“正是他們的美國對手渴望知道的。國務卿基辛格辦公室秘書，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都派了代表，通過朋友和合作夥伴直接或間接地向我索取那些會談記錄和我個人筆記複印件。”維特克沒有同意合作。（注9）
筆者30年前（那應該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老高注）在普林斯頓大學寫博士論文，曾讀過英文版《江青同志》。聯想到“文革”中《紅都女皇》傳言，深感困惑：那些下三濫的流言，怎麼會以維特克江青傳的名義登堂入室，成為朱德、葉劍英等人的案頭讀物，並引起毛澤東的震怒？
從任何意義上說，維特克的《江青同志》都是一部嚴肅的史學著作，絕非地攤文學可比。然而國人感興趣的，似乎不是歷史的真實，而是坊間的謠言。自維特克訪華以來，各種版本的“紅都女皇”故事在民間流傳，正式出版的《江青同志》卻無人問津。此書近30年後才有中譯本（2006年在香港出版），至今仍沒有一篇像樣的評論。
把黨內矛盾捅到海外，再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反饋，影響國內政治，《紅都女皇》開了先例。（此前所謂粟裕、彭德懷“裡通外國”，純屬栽贓陷害。）這一手法“文革”後逐漸普及，如今已至爐火純青。可以說，利用境外媒體放風，影響操縱國內政局，已成為黨內高層鬥爭的一種定勢。
轟動一時的《紅都女皇》事件，是一個政治謠言。證明這一點，不需要人證，也不需要物證，邏輯足以為證：一本1977年才在美國出版的書，毛澤東不可能1973年在中國讀到，並作出批示。
1972年8月10日，周恩來批示：“江青同志，如你這兩天精神好，可以見見此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願見，也可不見。”（注10）
深受《西行漫記》影響的江青當然願意見。於是，在外交部安排下，維特克對江青進行了六十多個小時的採訪。據張穎回憶，十幾萬字的談話記錄整理好後，分送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審閱。張、姚一字未改，退給江青。周閱改後認為問題太多，不宜外送，專門召開了一次會議研究。
反覆考慮後，周恩來向江青建議：關於你個人歷史部分，已經送給維特克女士了。最近送來這些，過於複雜，涉及面很廣，一時也難以核對，是否可以不給或少給？江青堅決反對，說：“這怎麼可以，這裡要講個國際信譽嘛。”（注11）
1972年底，周恩來召集有關人員開會，宣布：“已經請示毛主席，記錄不必送給維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記錄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歸入檔案。”（注12）
“已經請示毛主席”這七個字是關鍵。毛澤東顯然不滿意江青的談話，所以命令工作停止。如果真有什麼“批示”，應該就是此時毛的反應，對此周恩來是知情人。
而“陰謀論”的假設是：國內工作停止，國外並沒有。沒送給維特克的記錄，暗中送給了香港某地攤文人，遂有《紅都女皇》一書在香港橫空出世。至少，按照張穎關於“兩本書混淆”的說法，人們有理由這樣猜想。
毛澤東於1976年過世，不可能得知1977年《江青同志》英文版出版。
江青的政敵所為
1992年，宦國蒼在美國中文《時報周刊》發表文章，重提《紅都女皇》事件。文章寫道：“按照維特克的假設，在與江青集團的鬥爭中，周恩來利用江青好出風頭的特點，刻意安排了維特克教授採訪江青，並且讓自己的親信張穎陪同在側，了解全部情況。隨後周恩來以審查為名，扣留錄音帶並指示張穎，據此寫成《紅都女皇》一書，並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後周恩來將此書作重大事件的物證轉呈毛澤東，激怒了他，從而使毛、江疏遠……”（注13）
對宦國蒼轉述的維特克這番假設的“陰謀論”，張穎立即做出反應，表示了極度的蔑視：“維特克教授的這番假設，奇妙之極。我覺得她好像並不是一位歷史學教授，而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說家。”（注14），張穎“高度”評價維特克的學術能力：“她既不能聽又不能講中文，中文報紙也看不大懂……近代史她知道些，當代史特別是中國革命史可說一竅不通。”（注15）
在《外交風雲親歷記》一書中，張穎斷然否認中國政府曾高價向維特克收買版權：“據我當時所知，絕無此事。最近我又與那時在聯合國代表團工作與維特克有過接觸的人士核實，他們也不知道這種謠言從何而來。我想如果用頭腦思考一下，就知道這種謠言絕對是無稽之談。”（注16）
筆者部分接受張穎對維特克“陰謀論”的反駁，因為維特克“陰謀論”除推理外並無證據，但買版權一說卻絕非“無稽之談”。此事不僅維特克在《江青同志》序言中提到（“提出給我錢換取我照他們指令辦的承諾”），也被華國鋒證實。1976年10月12日，華在接見馬天水時說：“江青和美國女作家維特克談話，談了六次，貶低主席，內容下流。……後來中央決定，我們說花多少錢也要把這本書的版權買回來。”（注17）華在另一次講話中稱：“美國記者維特克，是情報局的，江青和她談話，……講了很多下流的話，對毛主席有很大的污衊。”（注18）與“維特克的假設”一樣，華的指控也沒有根據。
在追查謠言過程中，人們曾問《紅都女皇》的資料從何而來。張穎否定了接待人員泄密的可能性。聯想到當時全國“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背景，不排除它是江青的政敵所為：他們以此向江青發難，借毛澤東之威打壓江青集團。
一般認為，《紅都女皇》謠言源於兩本書的混淆。問題在於，為什麼會混淆？誰又希望它們混淆呢？雨果說：“隨手撿起一塊石頭砸人的是真正的惡人。”是有人授意炮製了《紅都女皇》？還是“隨手撿起一塊石頭砸人”？如果是前者，誰的授意？如果是後者，誰又是那個“真正的惡人”？
無論答案如何，能從《紅都女皇》謠言中得益的，只有林彪軍人集團和周恩來官僚集團，但當時林彪已死，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押，他們的殘餘黨羽並不控制外交、情治系統，無力導演這麼一場大戲。有動機、也有能力導演此劇的，非周恩來官僚集團莫屬。
周恩來絕地反擊以求自保
這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從安排採訪、談話泄漏、坊間流傳，到送交朱、葉案頭，直至最後上呈毛澤東，都需要有人運作。更有趣的是，這邊忙著傳播偽書，那邊駐聯合國大使黃華卻在與維特克談判，要她不要出版真書。如果說《紅都女皇》事件是謠言，那也是一個“國家級”的謠言——它動用了國家機器。
當時掌握國家機器的，只有毛澤東和周恩來。毛當然不是謠言的作者；同江青一樣，他也是受害者。不僅如此，毛的“批示”還成為謠言的一部分，在民間廣為流傳。一生之中，毛這是第一次被人玩弄，玩得很慘，到死也不明真相。貓真的是老了。
有人說，周恩來不是那樣的人，不會做那樣的事。的確，以周之性格，他不會策劃《紅都女皇》事件，正如林彪不會制定“571工程計劃”一樣。但林彪不做，不等於他兒子不做；周不策劃，不等於他部下不策劃。泥人尚有土性，唾面自乾不符合人性。周服毛澤東，但不服江青；從心底里，他討厭這個女人。如果周沒有參與製造謠言，不是因為不想，是因為不敢；不是沒有動機，是沒有魄力。江青是毛澤東的影子，只要毛在一天，周就不會冒險造次。一旦毛撒手人寰，別說周，就是華國鋒那樣的“老實人”，也容不了江青。（注19）
回顧“文革”，清查“5·16” 運動和追查“紅都女皇”謠言，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周恩來絕地反擊、以求自保的傑作。平心而論，周政治上無意害人，但一旦被迫出手，其謀略之深，手段之辣，康生之流望塵莫及——1931年轟動上海的“海棠村滅門案”，顧順章一家九口被殺，即由周一手導演。
1967年，打倒劉少奇後，極左派提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抓“中國最大的走資派”，矛頭直指周恩來。這時周向毛澤東匯報，說現在有一個全國性的反革命組織，叫“5·16”，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打著紅旗反紅旗。當年9月，毛批示：“‘5·16’的組織者和操縱者，是一個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徹底揭露。”（注20）有了尚方寶劍，周隨即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清查“5·16”運動，造成“文革”中歷時最長、涉及面最廣的一樁冤案，牽連人數達千萬以上。事後知道，“5·16”一案純屬虛構，除北京幾個學生外，根本就沒有什麼“全國性的反革命組織”。
同樣，林彪事件後，軍人勢力下降，周恩來權力上升，引起毛澤東不安。在毛默許下，江青在全國開展“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在外交部批“投降派”，在文藝界批宋江，在黨史界重提“伍豪啟事”，目標都是周恩來。面對威脅，周的某些部屬，不願坐以待斃，有意泄漏江青—維特克談話內容和毛的“反應”，給江青製造“新聞”，上點“眼藥”，當在情理之中。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全國展開了追查“紅都女皇”謠言運動。
江青是毛澤東的影子
自己造謠，又自己查謠，是《紅都女皇》事件的蹊蹺之處，也是謠言製造者的高明之處。查謠從外交部系統開始，參加接待維特克的工作人員首當其衝。通過全國性查謠，江青會見維特克被毛澤東訓斥的故事，變得家喻戶曉。此種手段，有些類似當今演藝界明星自編自導的緋聞，不同的是，明星只是利用媒體造謠和闢謠，並沒有能力動用國家機器查謠。
江青不是《紅都女皇》謠言的製作者，但無疑是最積極的傳播者。被謠言激怒，江青狂熱地在全國範圍內追查謠言。她至死也不明白，謠言止於智者，不止於權力；在全國範圍內查謠，無異於在全國範圍內造謠傳謠。
“文革”後期，人人自危；朝秦暮楚，老鼠跳船。康生臨死前通過王海容、唐聞生揭發江青，材料由鄧小平轉呈毛澤東。得知王、唐二人接近鄧，毛大為不快，用當年批陳伯達的口吻批評王、唐，說他們是“小老鼠”，“看到我這條船要沉了，就溜走了。”（注21）值得注意的是，此時鄧小平也是周恩來官僚集團一員，雖然他與周有矛盾——毛用他們相互制衡，但在對待江青的態度上是一致的。
非常可能，沒人炮製、也根本沒有什麼《紅都女皇》。周恩來什麼都沒做，他給毛澤東看的就是江青和維特克談話被整理出來的記錄。畢竟，記錄送到國外發表之前，周有責任向毛通報。在上海被美國水兵調戲，與毛“共同指揮西北戰役”……江青所講的這些情節，足以使毛震怒了——不需要再派人到香港去編一本《紅都女皇》，從江青60小時的譫語中摘錄幾段就足夠了。所謂“香港出書，傳回國內，引起毛震怒”云云，只是民間演繹出來的故事，口口相傳，成了“事實”。
細讀維特克的《江青同志》，滿篇看到一個“蠢”字。這是一個倔強而虛榮的女人，沒受過什么正規教育，卻經歷過太多的苦難。她偏執、多疑、有被迫害幻想，聲稱林彪“不僅設計了許多計劃暗殺毛澤東，而且想除掉所有政治局的同志。他的人畫了我們住所的草圖，策劃攻擊和爆破，一次性殺死我們。”她告訴維特克，在那段時期，林彪秘密地控制了毛和她的住所，在食品里逐漸添加有毒物質，他們生病了，並不知道病因。她的病逐漸發展到神經系統，影響大腦和記憶，直到最近才恢復過來。（注22）對底層民眾，江青不乏同情，曾救過兩個死刑犯的命。他們通姦殺人，並不知道這是犯法。（注23）
在書的結尾，江青開始談武則天、呂后，說原始共產主義就是母系社會、女人做主。毛澤東看出端倪，說：“江青有野心，她想讓王洪文做人大委員長，自己做中央委員會主席。”（注24）隨著毛健康情況惡化，江青不思退路，反而準備接班。此時的她已不是狂，而是妄了。被權力陶醉，江青陷入幻覺，忘記自己只是毛澤東的影子：毛澤東消失，她也將消失。
毛對書有過批示？
據朱和平回憶：有一天，朱德秘書送來一封關於江青的信。“爺爺看了信，感到問題性質嚴重，江青胡亂說話，影響竟然跑到國外去了。因為她是主席夫人，頤指氣使，誰也不敢惹她，所以才把問題反應到這裡來。爺爺覺得不能把問題壓下來，就畫了圈，寫了：‘此事重大，須慎重處理，並報送主席。’據說，毛澤東看了《紅都女皇》，氣憤難抑，寫了對江青的批示‘分道揚鑣，攆出政治局……’”（注25）
軍科院教授范碩少將在《葉劍英在非常時期》中說：《紅都女皇》出版後，中央命令外交部不惜重金，買下版權。並將書火速送回國內，上呈毛澤東。毛澤東閱後大怒，遂寫下那條批示。范碩堅持自己曾看到過毛的批示。（注26）
葉永烈的《江青傳》實現了穿越。他說，“當毛澤東得知《江青同志》在西方出版後，曾頗為震怒。”（注27）他不知道，毛去世時，維特克的《江青同志》尚未出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有更具體的描述：“該書送回國內，毛澤東閱後，十分氣憤，批示：‘孤陋寡聞，愚昧無知，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批件送到周恩來處，周恩來感到處理江青的條件仍不成熟，只好‘暫緩執行’。”（注28）
儘管有以上各種“證據”，筆者仍對毛澤東的“批示”存疑。這不僅因為《建國以來毛澤東重要文稿》沒有收錄這一批示，更因為它不合邏輯。凡天上事，必有規律，凡人間事，必有邏輯；規律在萬物之中，邏輯在人心（性）之中；它就是康德所說的道德律。中國傳統治史注重證據，卻忽略了邏輯的力量。胡適說：“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有七分證據，只可說七分話，不可說八分話，更不可說十分話。”（注29）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嚴謹，也是邏輯的欠缺。沒有邏輯作為工具，國人只能堆砌史料。
事實勝於雄辯，邏輯強於事實；事實可以偽造，邏輯不行。
如果毛澤東有批示，
1）為什麼1976年打倒“四人幫”時華國鋒不說？他做的就是把江青“攆出政治局”；
2）為什麼1881年公審江青時不說？當局那時急需要把江青與毛澤東切割；
3）為什麼除范碩將軍外，再沒有人在回憶錄中提到？這麼重要的批示，不可能只傳達給范碩一個人。
非常可能，毛澤東對《紅都女皇》的批示並不存在，它只是善良的人們編造出來的另一個美麗的故事。
根本沒有港版《紅都女皇》
至今仍不知道，是誰出版了《紅都女皇》；人們甚至不知道，《紅都女皇》這本書是否存在。迄今為止，儘管有許多關於《紅都女皇》的文章，卻沒有人——除張穎自稱外——讀過這部影響深遠的書。非常可能，流傳了40年的這本書，其實並不存在。
為考證《紅都女皇》謠言的來龍去脈，筆者查閱了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國會圖書館目錄，皆未發現此書，因而懷疑整個事件是個烏龍；在得知嚴家祺、丁凱文、余汝信等“文革”史專家也沒找到此書後，懷疑進一步加深；最後，筆者向“文革”資料權威宋永毅求證，得知他曾專門查閱過香港圖書總目錄，根本就沒有《紅都女皇》這本書。（注30）
大象無形，大音希聲，《紅都女皇》是一個極品謠言。謠言在“文革”後期流傳如此之廣，幾達家喻戶曉，以至於幾十年之後仍有人認為自己讀過此書，其實並未讀過。在這一點上，我與朋友笑蜀犯了同樣的錯誤：我們都堅信自己看過《紅都女皇》，記憶中書也一模一樣：小開本，印製粗糙，約八、九萬字。直到我們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找到這本書，才意識到這是一個記憶錯誤：我們讀的書是《“紅都女皇”事件之謎》，198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樂欣。
值得一提的是，樂欣1986年的《“紅都女皇”事件之謎》和張穎2004年的《外交風雲親歷記》，應系出自一人之手。書中情節、段落甚至引語一字不差，張穎若不是作者，也是材料提供者。問題在於，既然記錄稿已經全部封存，張穎又怎能在書中大段引述江青—維特克談話細節？對此該書作者樂欣的解釋是，一位接待人員把一份記錄埋在花盆裡保存下來。但2004年的《外交風雲親歷記》沒有這一情節。更令人費解的是，張穎聲稱“讀過”香港版的《紅都女皇》，但對其內容、出版社、作者卻隻字不提。隱約之間，我感覺她沒說實話，似乎有某種難言之隱。當然，不排除記憶錯誤——我們可以記錯，人家為何不可？
為什麼《紅都女皇》謠言流傳至今？因為這是一個好故事。一個好的謠言，必須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有根無據，聞風殺人。維特克採訪是根，《紅都女皇》是據。在政治不透明的時代，謠言只要符合民意，往往比真話更有力量。維特克採訪江青，寫《紅都女皇》，引起毛澤東震怒，批示：“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這是一個大快人心的故事，筆者清楚地記得，在“文革”後期那些灰暗的日子裡，沒有人不喜歡這個故事。
作為《紅都女皇》事件的權威，張穎認為謠言源於兩本書的混淆，這一觀點被普遍接受。40年來，無人讀過《紅都女皇》這本書，書卻活在人們記憶中，好像人人都讀過。
不僅謠言可以騙人，記憶也可以騙人。人總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東西，而心理出於自我保護機能，總是刪除那些不愉快的記憶。
三個結論
綜上所述，筆者得出以下三個結論：
1）《紅都女皇》事件是一個政治謠言：
2）所謂“毛澤東對江青的批示”是偽造的；
3）根本就不存在《紅都女皇》這本書。
“那我手抄之藍本，是神馬呀？”我的那位朋友不解，就是她，曾在1975～76年間為葉劍英抄錄《紅都女皇》。她記得很清楚，那時候，每每見面，葉出口的第一句話總是：“有消息麼，他怎麼樣了？”
我回答這位朋友：“就是手抄本，不是書。如果你手抄之藍本是一本正式出版物，那就更好玩了：那只能是有人在小範圍內印了一本書，專供葉、朱、毛等人參考（上當），就像袁克定的《順天時報》。書在達到目的之後被銷毀，沒有留下痕跡。再仔細回憶一下，你抄的是不是一本書？”
“我只記得那房間、那不甚明亮的光線……”（注32）
注釋：
1，宋希於《她，美女，《紅都女皇》的作者》，《羊城晚報》，2013年6月30日。
3，Roxane Witke：Comrade Chiang Ch'ing，Boston-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7。
4，朱和平《永久的記憶：和爺爺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頁。
5，親歷者與筆者的談話，2015年1月16日。
6，維特克《紅都女皇——江青同志》，范思譯，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中文版說明。
7，張穎《外交風雲親歷記》，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181頁。
8，同注6，第13頁。
9，同注6，第13頁。
10，同注7，第195頁。
11，同注7，第315頁。
12，同注7，第318—319頁。
13，同注7，第179頁。
14，同注7，第179頁。
15，同注7，第208頁。
16，同注7，第330頁。
17，華國鋒，引自《丁凱文談維特克採訪江青風波》，《記憶》第64期，2010年12月12日。
18，華國鋒，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2006年版。
19，“文革”中，毛澤東曾多次稱稱華國鋒是“老實人”。
20，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人民日報，1967年9月8日。
21，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
22，同注6，第364頁。
23，同注6，第254頁。
24，同注6，第461—462頁。
25，朱和平，同上書，第257頁。
26，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華文出版社，2002年。
27，葉永烈《江青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473頁。
28，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50—851頁。
29，胡適，引自汪金友《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讀胡適的兩封佚信》，新浪博客，2005年6月27日。
30，宋永毅與筆者的談話，2015年1月16日。
32，親歷者與筆者的微信，2015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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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習近平寫萬言書的馮勝平是何方神聖？
中國在三顆不能踩破的雞蛋上跳舞
“黨主立憲”引發的爭辯還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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