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一个重要前提乃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美国学者汉斯·库恩说：“没有人民主权观念作为先导，民族主义是不可想像的。”我们这样的臣民社会，注定玩不好民族主义，不是玩出悲剧，就是玩出闹剧。老佛爷玩出个义和团，毛泽东玩出个红卫兵。更要命的是，这可能不是最后的剧目
老高按：最近在自媒体和网络上，因反驳官媒的批评，“端木赐香”这个名字火了起来。
我是读在河南安阳举行的一次关于袁世凯的研讨会材料时，对这个名字留下印象的。别的名头很大、任职单位十分响亮的学者的演讲都正儿八经，这位出身和任教都非名校的女学者的发言，角度和文风都带有“野路子”的印记，别具一格，却很新鲜、有见地。后来陆续读到她一些著作，尤其是由一位朋友转赠给我的《老佛爷不高兴》（即《重读晚清六十年1851－1911》），鞭辟入里，读来痛快，嬉笑怒骂的字里行间闪现真知灼见。
端木赐香，女，原名李桂枝，网名“三糊涂”，1968生人，1990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现为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著有《我是如此美丽》、《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糊涂读史：明清的帝国偏执与盛世张皇》、《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叩问传统：中国传统文化讲演录》、《老佛爷不高兴》（即《重读晚清六十年1851－1911》）、《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Ⅰ》、《历史不是哈哈镜：真假袁世凯辨别》、《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Ⅱ》、《小手术：解剖鲁迅与许广平的精神世界》等。
在百度百科“端木賜香”这一词条中，有这么一段话：
拆历史的墙角，探文化的陷阱。行文似戏谑，被章立凡先生称为“历史顽主”；文字背后一腔真诚，被鄢烈山先生评曰“仁义多情”。
今天有朋友转来端木赐香一篇心得体会，转贴于此，供更多朋友了解这位“三糊涂”。
二十年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心得体会
端木赐香，网友推荐
1990年大学毕业到现在，为人师25载。时间不算短了，可是说起来却又很惭愧，无所建树恩。心得体会倒是有些，与诸位分享一下：
（一）我的教育理念与原则
第一，多元化。
多元化引伸到课堂，特别是文科教学方面，那就是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唯一的答案。有的只是你自己的答案。只要你能自圆其说。
比如美国的历史题，小学六年级关于二战的历史作业：
1.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
2.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3.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
4.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5.请去图书馆任意寻找10本关于美国历史的著作；用自己的语言分别写出这10本著作的内容概要；再从每部书中选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描写、论述或者是数据做5张卡片，一共要做50张，卡片上要注明引文出处，包括要注明作者、书名、出版机构、年代和版本；从书中选择自己认为对美国历史发展进程起到过重要作用的10位人物，对每个人物写上一段几百字的评论。
再比如美国小学二年级作业题：老鼠有没有记忆能力？然后孩子们回家养小白鼠，根据自己的观察，写实验报告。
欧美大学，连寝室安排都是多元的。一个屋子住四个人，可能就是四个年级四个专业的。学生除了跟老师学，学生之间更要互相学。中国的寝室安排，血缘、地缘、专业、班级，文化意义上的近亲繁殖。
与多元化相对应的是两极化思维，其逻辑是这样的：非白即黑，非坏即好，非敌即友！凡是敌人反对的，就是我们拥护的；凡是敌人拥护的，就是我们反对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网上很多二货，就是从这种毛式砖窑里打造出来的。不分左右，一个基因！
网上有个流传极广的历史学家十分钟速成，虽然有所夸张，但看到的人都会发出会意的微笑，也是典型的两极化思维：
1.历史人物基本上只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种。
2.历史上劳动人民任何时候都是好人；统治阶级任何时候都是坏人（1949年以后的除外）。
3.历史上劳动人民任何时候都是勤劳、勇敢、聪明和正确的；统治阶级任何时候都是懒惰、软弱、愚蠢和错误的（1949年以后的除外）。
4.历史上主战派都是民族英雄，凡是主战就是正确的和爱国的；主和派都是民族败类和汉奸，凡是主和都是错误的和卖国的。
5.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发生冲突时，少数民族都是进犯，汉族的将领是民族英雄；中国和外国发生冲突时，则外国都是侵略，抗击外国的将领都是民族英雄。
6.我国从有史以来到1949年以前，凡是无法无天、杀人放火的，都是反抗黑暗统治，是英雄好汉；1949年之后的，都是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1976年以后的，都是犯罪分子。
7.任何朝代的覆灭都是因为统治阶级的腐朽（1949年以后的除外）。
8.任何朝代开始时采取的统治措施都是进步的，应该给予肯定的；结束之前采取的统治措施都是反动的，应该坚决否定的（1949年以后的除外）。
9.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胜利之前都是革命运动；胜利之后都是蜕化变质（1949年以后的除外）。
10.历史上除了党领导的任何革命最终的结局都是失败。
11.历史上所有革命失败原因都是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犯了左右倾错误、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没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等等；以上原因实在没有，肯定就是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中外反革命联合绞杀。
12.我国历史上的任何科学发明或创造，都比欧洲早若干年（不早的不提）。
13.我国近代以来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疯狂掠夺；帝国主义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掠夺了别的国家。
14.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一般都是敌视我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我们永远都是友好的。
15.资本主义失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失败，则是前进道路上的曲折。
16.我们现在的政策从来都是英明和正确的；过去的政策肯定是错误的或存在问题的。等现在变成了过去，政策也就又开始变成错误的或存在问题的。
著名大导演谢飞在给北大学生做讲座时说了自己的两个笑话。一是老先生在厦门用望远镜望海峡对岸，吓了一大跳，他问身边的士兵，为什么台湾也用我们的红旗。兵告诉他，台湾的旗底色也是红的，只是左上角有青天白日。谢大导演说：我以为，台湾只能用黑旗或者蓝旗呢(幸亏谢大导演没拍过国共战争片，否则他老先生让人家国民党军队打着黑旗冲将出来，就太幽默了)。二是老先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与一个台湾人合住一室。评价起双方的领袖，谢飞认为一提老蒋，就想起一个尖嘴猴腮无情无义的老头，台湾人说哪里，我们印象中，老蒋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人，相反，一提你们的毛泽东就想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
第二，言论中性。
没有中间地带的国家与社会是荒唐的！言论中性，才能构建中间地带！所谓的言论中性，就是，言论没有对错，大家都有言论的自由！我们所争的不是说得对说得错，而是说的自由与权利。这是第一位的！
即使言论很错，也要给他说的自由与权利。既然是错的，还怕他说吗？中国历史最恐怖的，不是错误的言论，而是正确的言论，百分之一百正确的言论。
中国的教育界频出告密者。告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遗毒。盛行于武则天时代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还盛行于我们的社会。校园里也有。最轰动的两次校园告密事件，是吉林大学的卢雪松事件（《寻找林昭的灵魂》），和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事件。也有外系学生说我反党反革命。我说反党很正常啊，反对党，不就可以简称反党嘛。至于反革命，保守主义都反革命啊，按英美保守主义的逻辑，革命要尽量避免，渐进、稳妥、理性的改革，才是正道。如果革命实属必要，否则自由、人身、财产都面临着最严峻的威胁，那么英国那种不流血的光荣革命——既不伏尸遍野，更不剥夺个人财产，既不触及人的灵魂，更不消灭人的肉体——才符合正道。正如十八世纪英国保守主义的创始人、古典自由主义主要代表的埃德蒙·柏克在他的名著《法国革命论》中所云：革命是“有思想的和善良的人们最后的不得已的办法”。
外系的一些学生告我告急了，我半玩笑半调侃地劝告他们：我在教师队伍里潜伏二十年都没被发现，你们大一新生一进校就把我抓出来了，说明阶级斗争警惕性很高，眼睛不但雪亮，还都是双眼皮的。不过以后再告的时候，不要告反党反革命了，中国刑法里没这个罪名了，改为煽颠了，以后再告，请告这个，而且要告就往大里告。往我系告往教务处告，不够意思。2005年我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出版之后，广州一个网友，据说是大学教师，给我们学校打电话，扬言要告出版社和作者，而且人家说的是要往人大常委会告呢。你们瞅瞅人家这气势！你们没法比！
第三，求真。
朱永新先生是中国新教育改革的发起人，我曾经参加过他主持的一次新教育改革研讨会，发现江苏的新教育改革确实做得比较好，相形之下，我们河南落后多了。朱永新先生炮轰中国教育的弊病之一，就是中国高中学生的文理分科，导致学生人文教育远远不够，工具理性盛行，价值理性式微。其实在我看来，光文理兼修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这些文科怎么讲授，因为文科与理工科是截然不同的两类学科，如果说理工科主要针对的是对与错，那么文科针对的就是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所以，当我看到朱永新先生的长文《中国教育缺什么》，说中国教育缺钱，缺人才，缺公平，缺教育观念，缺服务意识，缺人文意识，缺特色，缺理想。我写了长文回应：《我说中国教育缺什么：兼与朱永新先生商榷》。我的观点是，朱先生所列的这些“缺”，我都承认，不过在我看来，目前我们教育中最缺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真”！或者说，其它缺都在其次，惟有“真”最根本，是第一位的。老前辈陶行知先生早已有话：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真善美，真善美，真永远排在第一位。
第四，公民培养。
中国只有臣民，没有公民。
中国目前的情形下，一个合格的教师，首先应是一个启蒙者。他不是告诉你考试答案（答案书上就有），而是告诉你思考的方式与方向（这个才会让你成为独立的合格的公民）！
第五，反狼奶教育
2006年，《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发表了袁伟时老师的一篇旧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提出了中国的狼奶教育与教科书问题，由此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冰点事件。其实袁老与大同兄的相交相识，还是我联系的。当时大同兄找我，问我田中奏折的事情，我说我人微言轻，没有分量，我给你引介一个大腕，袁伟时老师。两个人由此相识并成为好友。后来，大同兄把袁老的一篇旧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编发到“冰点周刊”。没成想引发了一场地震！
我同意袁老，而且我认为，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比日本更严重，结果就是狼孩遍地！
第六，学科交叉与通识教育
哈佛大学规定：一个学院里，读物理化学的，必须在文科领域拿到足够的学分，文史哲都得学，一门不及格，便不能升级，不能入硕士班，就算你是物理天才，甚至五年中能拿两个理工博士，但你的人文基础课必须及格。美国一项综合研究表明：西点军校的高才生，往往要在哈佛读一年，拿一个历史学硕士，否则将来在军队难以升迁，因为按照美国的理念，将帅型的人才，像巴顿那样带兵占领一个大陆的将军，他必须懂历史，否则他的纯粹的军事决策就会犯致命的错误。
在网上发现不少的公知，于中国近代史一点不通，天天嗷嗷当年革命党的一些口号，至于其作派，更是让我深感一代不如一代，悲剧还在重复！
（二）我自己的历史研究
第一，整个中国近代史得重写，近代史是意识形态的重灾区
2004年，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我们安阳师院召开。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中山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袁伟时老师，在一帮青年教师与学生的包围中，袁老给我们讲了很多，其中一句让我记忆犹新。那就是：整个中国近代史得重写。身为一线教师，对此我深有体会。N年前在网上，从心理学方面对袁世凯称帝进行了分析（现在看来那文章很幼稚）。没想到第二天一上网，一个巨大的黑字标题展现在我面前：试看三糊涂的卖国言行。这才睡了一夜，我就成卖国贼了。写这个帖子的，是个高中历史教师，我感觉很悲哀，这样的教师，要把孩子们教成啥样的人呢？用我老公常说的一句话，中国教育，只有人才，就是没有人！
重写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本人不才，勉为其难，想为中国近代史的重写添加一砖一瓦。但是发现干不完的活儿。我写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于主书名分别是《那一次我们挨打了》和《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被读者简称为一挨打二挨打。在网上，读者们强烈要求我把近代五次挨打全部写完。名字他们都替我起好了：《第三次我们怎么还挨打：中法战争》；《第四次我们又挨打：中日甲午战争》；《第五次我们挨死了：八国联军进中国》。
第三次挨打，准备好资料了，提纲列好了。但是半中间有人加塞，一个是慈禧太后。写慈禧太后是针对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玩不好，首先伤的是自己。特别是针对我们这样的国家与族群来讲。因为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乃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比如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推翻了神权与王权，民族利益取代王朝利益，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后才出现的。正如美国学者汉斯·库恩所言：“没有人民主权观念作为先导，民族主义是不可想像的。”一句话，我们这样的臣民社会，注定玩不好民族主义，不是玩出悲剧，就是玩出闹剧。老佛爷玩出个义和团，毛泽东玩出个红卫兵。更要命的是，这可能不是最后的剧目。具体来讲，我是针对一本书《中国不高兴》，前面他们出版一本《中国可以说不》（我的好朋友王一名背后给它改为“中国可以说呸”），我当时跟网友开玩笑，你中国不高兴，我老佛爷还不高兴呢，我要写老佛爷不高兴。结果网友轰然叫好，不写不中了。可是出版时，出版社坚决不给用这书名，给改成了《重读晚清六十年》（修订再版时我坚决要求改回了《老佛爷不高兴》）。
第二个加塞的是袁世凯。觉得袁是国共两党同时抹黑的一个人物，特别是他还是我们河南帅哥，我不仗义谁仗义。于是写了《为袁世凯辩护：以保守主义的视角》。最先签的是凤凰联动。如果我告你凤凰联动就是策划并写作《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的那帮兄弟，你有何感？反正我这人很讲江湖规则，一码是一码。问题是，袁世凯一直过不了政审。当时听说他们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合作。而我一听带人民的东东，就感觉不妙。之前曾有山东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找过我，希望合作。我拒了。我知道人民不好玩儿。结果还真不好玩儿，那边传过话来，叫我改。我的底线，删节几个段落几个句子都可以，叫改观点，坚决不干。那边说，坚决不干那只能退稿了。这可难了凤凰联动。一边不改，一边不给政审过关。最后我说那解除代理出版协议吧。袁大总统估计想不到，一百年了，出版有关他的一本书稿，还是这么难。当时我都绝望了，没成想峰回路转，么志龙的策划下，金城出版社给接了。金城的意思是，辩护也就罢了，居然还保守主义。这书名不能用，于是给改成了《历史不是哈哈镜：真假袁世凯辨别》。当然内容还有小删节，好在没有伤筋动骨。一幸也。
前几天在微信圈里碰见《中国不高兴》和《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之一、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副总裁宋强。他马上招呼说，端木老师，你不知道当初你那本袁世凯在我们公司费了多大的劲儿，前后找了六家出版社都不过。我一听，很感动。走江湖，大家都不容易！
第三个加塞的，是许广平。偶然发现小娘们很有意思，就想写《许广平这个小娘们儿》，可是出版社编辑说，许家不好惹，你敢写，我们还不敢出呢。不得不承认，我这个小女人，很有点二百五劲头，一听不好惹，得，那我写定了。没成想写着写着，连鲁迅都被我拉下水了。出版时自然不能用《许广平这个小娘们儿》的书名了，因为有了爷们儿，于是改成《小手术：解剖鲁迅与许广平的精神世界》。但是书中不时会蹦出一句“这个小娘们儿”。出版社就不愿意了，不能用娘们儿，不雅。我说当娘的人们，自然都是娘们儿。我网友专门写我《三糊涂这个小娘们儿》。我跟闺蜜打电话，开场白都是娘们儿在家干嘛呢？虽然我很有理，但出版社还是把书中的娘们儿都给我干掉了。真爷们儿！
这是写成的，没写成的，准备加塞的，多了，一个是林则徐（前言与提纲写好了）；一个是段祺瑞（写了二十万字，要把那个历史时段说清楚，估计还得二十万字）。甚至还有人点名叫我写汪精卫……可忙死我了。而我又很贪玩很懒散，都是网上玩够了，睡累了，才想起来自己还有写作任务的。
第二，历史著述中的价值诉求与原则
1.求真：教学中的价值诉求，同时也就决定了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诉求。这方面我最欣赏袁伟时老师的一句座右铭：历史在哪里扭曲，我们就要在哪里突破；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2.求趣：我是个小女人，与袁老不同，另有自己的小女人情趣，所以在袁老的座右铭后面加了一句话：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说自己想说的话！
3）求普及：现在的学者搞科研，以上海师大萧功秦老师的说法，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对策派，给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一类是意识形态派，比如中科院物理院士何祚庥“量子力学的运动规律符合三个代表精神”之类；相对比较中立的，是学院派，比如庄子的美学思想，庄子的生态意识之类。我觉得应该再加一派，普世派或曰真相派（其实真相是普世的前提，没有真相，普个啥玩艺儿呢）。但他们与民众之间，没有直接的交流或曰交流不多。我呢，一直想做个二传。但左右为难，学院认为你不够学院，读者认为你不够普及。有些读者说你居然引用文献参考资料？还都是古文！你一引用我们就跳过去。有读者说，非得引用，你能不能翻译成你的话，我们不爱看引用，仅爱看你翻译。问题是你靠近了民众，学校对你有了偏见。比如我的书拿到学校，学校很不愿意承认它们是著作；特别是编辑为了走市场，在给出版署提供的书稿简介里，往往喜欢加入通俗读物或者大众读物等字眼，结果你的书在系统提取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后面那串关键字眼时，就给你提取出来了。学校一看，你瞅瞅，通俗读物，大众读物。不是著作，不能拿学校的年终著作奖——其实奖金了了。学校认的少数几个出版社，奖金还算可以。问题这些社，我的书先就过不了政审。其他社冲过政审后，比如我的《小手术》24万字，如果校方承认它是著作，那么能拿2400元奖金。我是取之于校，用之于传播，事实上，每本书我自费购买送人，一般在3000元至5000元之间。
编辑跟我说，2005年中国的出版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作为作者，我深有体会。一是政审愈来愈难（我说江时代政审比较容易你们乐意听不？），二是首印越来越少，我自费送书的豪气就有点受影响。特别是我儿到上海读大学了。小伙子寒假回来跟我说：妈妈我到上海发现啥都发愁，就有一件事不用发愁。我一听很高兴，嘛事不用发愁呢？儿子说：就是钱多了不愁花不出去。我听了当头一棒。我得给我儿挣钱哪。记得儿子临去上海读书前，我这个当娘的一改往日的嬉皮笑脸，郑重其事地跟他说，儿子，到上海读书，如果同学中有穷孩子，你可不能……没等我说完，儿子就顶了回来：上财能有穷孩子？我到那儿就是最穷的了，他们不歧视我就不错了。得，又是当头一棒。这小子，敲打他娘一点也不手弱。
为了给儿子挣上海的生活费，我跟人说，出版业不景气，历史书没销量，我得转型了呵。我要风花雪月。编辑也给我一棒，拉到吧，风花雪月也不行，台湾作者的爱情小说，我们都得给他删。那还能往哪儿转呢？想了想，除了蒸豆包，还真想不出啥新的创业计划来……卖豆包喽，卖豆包喽，别把豆包不当干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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