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独立媒体人周浙平说：口述人的故事是个人命运的表达，是个体的史实。在一个弥漫着谎言的世界里，如果你不想被窒息死亡，就坚持讲真话，哪怕你只是对一个人讲、自己对自己讲，你留下了一线光明，就有机会照耀到他人身上


　　老高按：由中国大陆学者、独立媒体人周浙平访问记录的《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上个周末由国史出版社出版电子书。得知消息，我深感欣喜，难以言喻！因为这套书共七卷，130多万字，记录了作者对中国北方黄土高原地带的363位农民的访谈，受访者回忆了从土地制度改革至包产到户时期（1945年—1984年）的个人自传式历史，再现了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近40年的生活场景。作者通过摘编政府解密档案，结合口述人的故事，展示农民在中共治下遇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这样内容的书，国内必定遭到审查官的白眼，出不了；这样规模的书，海外不可能赢得市场的青眼，也难出。感谢明镜集团旗下国史出版社，几经斟酌，终于宁愿赔本，入选立项，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电子书系列出版。
　　书上的作者简介说：
　　周浙平，1948年出生。独立观察者。长期倾心中国农民生活现实，近十年行走在黄土高原，进村入户，坐炕头，与农民盘膝长谈。他坚持采用访谈原始记录翻记和保持方言语言的方法，完成多部农民口述史，有《影像中的“文革”农村》（2012），《无花果》（未刊稿）、《难民纸》（未刊稿）、《周浙平文献摄影集》（2018）。
　　周浙平先生多年辛苦奔波劳累，甚至顶着风险，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勇气和汗水，执意让过去毫无话语权的众多父老乡亲能够发出声音，留下白纸黑字（或许这个成语也该改成“白屏黑字”），为毛泽东时代做出了第一手的权威见证。功莫大焉！善莫大焉！我衷心敬佩、衷心感念！
　　之所以“深感欣喜，难以言喻”，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我也为这套书的出版，尽了一份绵薄之力，尽管书内书外没有一个字提到我。自去年5月交棒《历史明镜》主持人、秋天交卸《中国研究院》主持人之后，很大一部分精力，就是被这套电子书占据。
　　虽然电子书出版这一阶段性任务已经大功告成，但是该书丰富的史料，需要用各种方式宣传，广为人知，让更多今天的读者能比较切近地了解毛泽东时代，我还必须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协助周浙平先生和国史出版社。现在明镜集团旗下的多个杂志和网站，已经被授权刊出了该书的一些篇章，更多的篇章，即将登载；我对周浙平先生的音频专访（估计会做三到四期节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即将推出。周浙平回答我的提问，特别强调了“自由”的价值，深获我心。他认为，中国农民在近40年中的苦难，说到底，就是被剥夺了自由；而改革开放，就是将自由（当然只是部分自由）还给了农民。
　　必须提一句：这套书让我认识了周浙平先生及其亲属的专业能力。他交付给出版社的书稿的格式极其专业（他不仅完全理解出版社关于格式为什么那么要求，而且他非常理解和体贴海外出版社人手紧缺的难处，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多次更改格式，这个工作量实在非常大！这里我很难对不了解出版行业的一般读者讲清楚）；他的采访记录的文字非常专业；他所拍摄的照片完全是专业摄影记者的水平——难怪啊，他出版过《影像中的“文革”农村》（2012）、《周浙平文献摄影集》（2018）！前一段我听他所录的采访，也完全是专业录音师的水平。他告诉我，有些不是他自己做的，是亲友们做的。羡慕他有一个能理解他的理念、支持他的事业的家族团队！
　　还有一点，我想在这里介绍，虽然人们信不信，我并不在乎。出版了《酸刺林》的周浙平先生到山西农村调查访问记录，出版了《寻找大饥荒幸存者》等大饥荒三部曲的依娃女士到甘肃和陝西调查访问记录，出版了《血红的土地》的谭松副教授到川东调查访问记录……他们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回报，他们也不是奔着经济回报去的。谭松先生在海外出书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但我有把握地说，周浙平和依娃，都不可能从书的出版中得到什么经济利益，他们都得搭上钱、搭上时间、搭上精力、搭上天伦之乐、甚至搭上自身的安全，来做这些所谓“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们都是所谓“傻人”，但却是中国人的脊梁。这里我向他们致以最大的敬意！
　　看周浙平先生整理出来的农民口述，我百感交集。这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他们吃了那么多不该吃的苦，受了那么多不该受的罪，甚至饿殍遍地、家破人亡，大多数亲身感受到农业集体化和包产到户的冰火两重天，但居然还是有若干农民感谢毛泽东！周浙平先生及时地、真实地全面记录了农民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境界、他们的记忆、他们的智慧和愚昧！
　　下面我转载《酸刺林》的代序、周浙平写的《“说出来的历史”究竟有什么价值？》。这篇文章，早在2018年10月号的《明镜月刊》上刊出，当时并以此预告：“此书即将出版”。但是过了四个月，才正式出版上市，足见任何事都不容易！但不管怎样，毕竟出版了！
　　

　　“说出来的历史”究竟有什么价值？

　　周浙平，《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代序

　　《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第一卷封面。

　　一部口述历史，是由访问者和受访者共同完成的。这部口述历史引发的后果，也是应由访问者、受访者共同承责的。我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也会向我提出问题，在编撰文本时，为了不影响读者阅读，我回答的内容就省去了。现将受访者提的问题做一次回答。也做为本书的代序。
　　受访者提的问题集中有四个：
　　一、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访问？
　　二、为什么要用录音机和我谈话？
　　三、说这些过去的事情有用吗？
　　四、你是要写书吗？

　　为什么要做这个访问？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我的母亲也是平鲁人，她1923年出生在计家窑村，16岁参加了抗日妇女救国会，一直在西雁北的几个县活动，日本人走了以后，她在山阴县做妇联主任。我父亲1947年、48年也在雁北，他是浙江人。我是1948年10月出生在朔县城东关。后来随父母去了北京，那时四岁。我也算是平鲁、朔县人。
　　1969年3月，文化大革命中，要求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除了学校集体安排的，也有一种叫投亲靠友。雁北的一些老人，和妈妈一起工作过的，帮忙联络同意我去了计家窑村插队，我就成了计家窑的外甥。
　　来村里以后，就和村里人一起劳动，干过熘粪、赶小平车、锄地、放马、割田这些活，还参加过修公路。抓粪、耕地这些没干过，一是不会，二是可能生产队也照顾些，觉得北京来的后生受不了那苦。我吃、住都在舅舅家。我睡不惯热炕，舅舅还给我找了几块木板，用石头在炕上搭了一个“床”。你们说的饿肚、偷粮食、私分粮的事我都经过，我还给队里看过田，有个邻村人到我们村偷筱麦还是我发现的，队里还罚了他豌豆。

　　山西平朔农民。（周浙平提供。下同）

　　时间一长，亲眼看到了计家窑人的生活，就萌生一个念头，不是什么“灵感说”的那样。村里人的生活和在学校老师教的那些完全两回事，更不是报纸宣传的那种东西，还有，看过的文艺节目，读过的书，统统没有得到反映。我这个念头，就是想把计家窑人的生活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城里的人，和我一样受学校教育的学生，知道一个真实的农村。
　　先开始有了那种文学青年的冲动，就着油灯还写了几十页稿纸。白天劳动，晚上写，妗子还嫌我费油：煤油都是鸡蛋换的呀。后来我就写不下去了，一个是写得不像，我只看到了表面的事情，村里人怎么想的都所知不多，二是虚构的文学与现实相比，软弱无力。干脆都塞进灶坑里烧了。但这个念头始终去不掉。

　　等了40年的机会

　　后面嘛，我又在双碾公社、县里工作了一年半，又到大同市、地区工作了几年，前后在雁北呆了十年。回北京后，在报社工作，由于对农民的兴趣，要求搞农村报道，跑了很多地方，去过十几个省的农村，有所谓“先进”的那些有名的典型村，也有贫困的地方，少数民族的地方，边疆的地方。看得越多，那个念头越强烈，只是没有想出好的叙述方法，更没有叙述的机会。
　　我等了40年，机会终于出现了。2008年我在计家窑拍照片，尝试用人类学影像的方式把村里人的生活记录下来，第二年就在快结束时，在平鲁县机关工作就认识的侯俊让我帮助朔县的高恒如编一本影集。老高1970年代在朔县文化馆搞摄影，那时为了办学大寨展览，他拍了上千张照片。我想访问那些照片中还健在的人物，通过他们回忆当时的情景，配上这些老照片，有助于年青读者看懂这些照片。
　　那是我第一次做口述史的访谈，没经验，访问得不细，只是为了影集的出版，也没有利用这次机会尽可能多地请访谈对象多谈些内容出来。一共访问了57位。没想到，编好的稿子很快得到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支持，不到三个月就出版了，读者反应也好。这次访谈的结果告诉我，受访者和我一样，他们也难得地遇到了可以畅所欲言他们经历的机会，他们口述中的那些人与事可以被世人所接受，所理解。除了有这个机会，还有就是我熟悉平朔这个地方，熟悉这里的人，交流更容易，当然，还有情感的原因。

　　山西平朔农民。

　　为什么要用录音机？

　　回答第二个问题。
　　说起来，这是一个方法的问题，也不全是。使用录音机访问，是我在搞新闻工作时养成的一个习惯。我先是做广播新闻，后做文字新闻，广播新闻常使用受访者的原话音，而且要有口语的特点，不只是念文字稿。这种方法与做口述历史的方法基本相同。口述历史要求的原始版本就是谈话的录音资料，翻记成文字的版本已是第二手的了。口述历史就是说出来的历史，不是写出来的文本历史。有些标明口述史的出版物，却没有访问者与受访者的谈话记录，访问者的提问被隐去了，受访者的回答也是经作者整理过的，成为某种文字式的叙述，其中也没有标明那些是口述者的原话，那些是作者的撰写，失去了口述的必要特征。口述者叙述的语言习惯、用词习惯都不得见，后果可能是引起口述者对某历史事件的表达被曲解或消失了。口述历史的特殊性如果不存在，就与书写历史的文本没有了区别。那么，录音机录下访谈的全过程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其本身就是话音证据，证明口述者说的历史就是这样的。
　　除了使用录音机访谈，作口述历史还有其它环节，我也说一下我的方法。我在作《酸刺林》以前还曾做过一次口述史访谈，是在泰国清迈府对国民党老兵进行的一次。与这次不同，因资料缺乏，没有预设提问问题，都是依据访谈双方谈话内容引出的问题，但结果还好。我把访谈者的态度看得很重要，就是时刻保持一种尊重对方、理解对方的想法，像知己的朋友聊天，这时的受访者就不会有防范的心理，会敞开心怀谈天说地，受访者的特殊经历叙述就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珍贵史实，让我有很多的受益。完成《酸刺林》后我才读到唐诺•里齐的《大家来做口述史》，还有他编的《牛津口述史手册》这样的书。按照他的标准，我依旧是外行，没有受过所谓专门的训练。我是凭着过去新闻工作已有的经验，加上我对历史话题的感悟，开展我的口述历史写作。例如问题设置，在开展《酸刺林》访谈时，拟定了434个问题，在实际访谈中，我尽量要求受访者先做一次自传的叙述，从中找出需要的历史细节反复再问，这就有两个问题，一是我设定的问题在受访者叙述中已经回答了，另一个是与其他受访者经历相似的部分就忽略了。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是什么样的”细节被遗漏，留下了遗憾。回想那个过程，还有一个缺陷，问题提得早了，把受访者继续谈话的意愿打断了，也会失掉一些历史细节。我想口述史就是这样，不能从头再来，不像写文章可以反复修改，保持原样才是历史，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方法。
　　在保持访谈双方原话语的原则中，对方言我也是採用忠实记录的方法，实在弄不清在翻记时那个字就注音。现代生活中人们更多的是用普通话代替方言，这会使方言的韵味和表达的意义丢失。语言本身就是历史传递的重要史实，尤其是在受访者没有受过现代教科书熏陶过的人，他们口语使用的词汇更多来自历史时间。例如在《酸刺林》中受访者普遍使用的一个词：“不为仁”。说到某个老财，土改中被打死，某个村干部在某次运动中被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人“不为仁”。或者相反，这个人没被打死，没被斗，是因为他比较“为仁”。我翻记时，先写成“不为人”，意思是这个人人际关系不好，人缘差。大部分受访者没有上过学，或者只读过二、三年小学，可以说是文盲。你问他是那个“人”、“仁”，他也不知道。当我细细品味访谈的场景，受访者语言表达的不仅有人际关系，还有被打死被斗的人对他人不够善待。除了使用“不为仁”这个词，还使用一个词，说某某人“不仁义”，也是指某人不善良的态度。他们没有读过书，这个词显然不是从书本上借用的。还有在这段历史中出现的大量的政府宣传品也不用这个词。这样我就判断，“不为仁”这个词是历史口传下来的，翻记录音时就写成“不为仁”，不是“不为人”。受访者使用的这类古语很多，口述历史可能再现，这也是口述历史的魅力吧。
　　我还用了一个自选的方法，就是将口述者叙述的历史时间的政府档案摘录，置于口述者说的前边，成为一个对照，让读者了解到在口述者叙述的这段历史中政府是在做什么。口述者在亲身经历的过程中，或在一个事件中，他们在政府文献中是被怎样表达的。这个方法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突显出两种不同叙述，一个是政府书写的文本，其意涵的逻辑、词汇、动机、行政方式及最终要实现的目标，一个是他们治下的农民，那时、那地、那事中是怎样的言行。这是一个编年史和口述史并列的方法。是否妥当，我也不清楚，只是一个尝试。

　　说过去的事情有用吗？

　　回答第三个问题。
　　不少的受访者在我讲了访问的目的后，就“说过去的那些事没用”。还有一些受访者说，“要说历史我就嚎（哭）呀”。不愿回忆痛苦往事可以理解，面对这种情绪的受访者，我就耐心地等在那里，我知道他们也有说出来的愿望。对史玉梅的访谈就是这样的，她既表示了“没用”的态度，也说了有想嚎的心情。但她最终说出“你要想知道，我就说给你听”。在翻记她的录音时，她的故事让我落泪了，可她在口述时并没有嚎。访谈时我更多注意从她谈话的线索中提出下一个问题，但在静下心来入定她的故事中就被她的故事打动了。
　　其实，我对受访者说出的那些历史故事，也有过困惑，信心也是在逐步访谈过程中形成的。例如农业社时他们饿肚，有人说“毛主席在北京，天天就是吃糕吧”，还说“与过去相比，现在过的就是天堂的日子”，让人觉得这些话有点坐井观天的意思。像城里人，尤其是现在生活在所谓现代化都市的人无法理解的。生活在山区偏远的农村，受访者的认识来自常识，常识的力量是各类意识形态、理论建构无法抗拒的。访问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没有说到那段时间里政府意识形态宣传对他们言行的影响，他们是有意不说吗，还是忘了？这么多人都忘了，或达成某种一致意见，这不可能。这证明两个事实，一个是前边说的常识的力量，另一个就是被某些书写历史文本描述的洗脑运动，在受访者心理上的影响是忽略不记的。
　　口述人的故事，从两个侧面可以证明它的价值。已出版的关于共和国历史的各类线性历史书写文本中，多数可归在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建构里，一种是正面的发展历史，另一种是揭露性的发展历史，区别只是对历史发展阶段重塑的差别，前者是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意义，后者是否定的。在口述人的故事里，有土改时乱打乱杀、分浮财、分窑院的人事细节，另有假打、假杀、假斗，不要他人土地的人事细节。再如，有大跃进中深翻土地、大收大购、大食堂等瞎折腾的回忆，也有运动初就指出这种跃进行不通的言论（见“记事”中政府档案引用的农民言论）。还有，反右运动大鸣大放中农民的各种矛头直指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包产到户重新分地时多村多人不愿多承包土地的事实，等等，诸如此类。在平面的历史书写中，很难见到在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中，还有另一种真相存在。不论是那种意识形态，那种理论建树，没有历史事实细节的支持，都难有生命力。

　　受访者的自传是综合史

　　如果你不问在过去的那个年代里，受访者的食品、衣物、住所、婚姻、农活是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往往不会主动回忆具体的细节，他们可能认为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琐事，人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没有什么特别。受访者自传的叙述，恰恰是一种综合史的表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思考历史的平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医疗、民俗、娱乐、宗教等等领域，都可以从中见到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有的虽只是片言只语，却蕴含了历史学家绝想不出的结论，如孙占权形容在农业社时的命运就是“偷活”的一个状态。还有常被历史学家不愿涉及的人性、道德在历史的作用，甚至不认为这是历史学的范畴。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笔下，精英才是被选入的题材，根本没有普通人的位置，其原因之一就是认为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不是历史，那些琐碎的家务事怎能与大人物的丰功伟绩相提并论？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建构的历史给我们一个错觉，普通人的生活是这些大人物创造的。当普通人有机会说出来他们的亲身经历，就给了我们一个纠正错觉的机会，虽然这个纠错要经过漫长的时间。
　　尤其在当下所谓网络化的时空里，虚化道德，虚化情感，虚化精神，抱着物化的一切所得，成为生活中唯一的真实存在态度。在一个弥漫着谎言的世界里，连空气都是假造的。如果你不想被窒息死亡，就坚持讲真话，哪怕你只是对一个人讲，自己对自己讲，留下一线光明就有机会照耀到他人身上。在对待历史史实的诠释时，虽然由全盘否定进入了一个开放的状态，虚化的思维方式依然是把一个群体、一个组织、一个政党的历史描述为整体的倾向存在，任由戴上一个历史发展方向的标签，让人无从认知。口述人的故事是个人命运的表达，是个体的历史史实。我认为集体口述史是不可能完成的，既便是对锁定在一个特殊人群、特殊历史事件的访谈，也是由有名有姓的成员个人叙述才能完成的，如果隐去个人身份，把所获口述内容归纳成某群体、某团体的一个声音，就会重蹈另一类线性历史叙述的老路。口述历史与其它历史叙述的区别正在于是个体的叙述，也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是要写历史书吗？

　　回答第四个问题。
　　不是。正如某位专业的历史学者，在读过《酸刺林》部分翻记文稿后，建议我写一个研究性的前序，并说否则做这样的访谈不值。另一位看过文稿的某出版社编审认为，口述人的故事只是线索不是历史。我的回答是受访者说出来的就是历史，这一点不容怀疑。如受访者说在过去的日子里曾“吃高叶（树叶）”果腹，难道这不是历史吗？
　　还有一个原因，这部口述历史是受访者通过个人亲身经历表达的一部综合史，单就某一个侧题研究不足说明整体的价值。作整体的历史研究，岂不成为画蛇添足的愚蠢行为？至于如何评价口述人的叙述，则是另一回事。
　　口述历史是访问者与受访者交谈的记录，决不应是访问者单方写出来的书。出版访谈记录所要表达的正是访谈的结果，既包括访问者在编辑过程中体现的想法，如全书结构、章节设定、拟定标题等等，还有受访者的原意——如受访者谈话的标题，全部是引用谈话中的某句话，尽管可能难以做到全面反映谈话的内容，但比访问者主观的判断要好。
　　在完成录音翻记的文本时，我要感谢所有接受访谈的口述人，要感谢引领我逐村逐户进行访谈的朋友们，要感谢提供档案查询的两县档案馆的公务员，要感谢平朔地区乡亲滋养成我的乡土情怀，更要感谢受访者说出的一个个精彩的历史故事，愿这些故事启迪更多的人，这就是它们的历史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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