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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习近平的梦回溯毛泽东的梦 |
| | 毛泽东不酣然入梦、更不梦笔生花。他一方面全副身心都在做白日梦，另一方面时刻睁大眼睛，警惕着扫视周围，要发现“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拥有无比雄阔的想像力，又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毛泽东将自己的梦放大为国家的梦、民族的梦，直接驱使亿万民众去付诸实施
◆高伐林
2012年11月29日，中共新总书记习近平领著全体政治局常委，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他发表讲话说，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据新华社）
这番话之后，“中国梦”一时成了热门话题，自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以下，朝野各方人士纷纷出来解读。解读演变成争辩，顶点便是《南方周末》风波——被戏称为“两梦之争”：一个是“宪政梦”，一个是“复兴梦”。
今年“五四”，习近平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实现中国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发表讲话强调：
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共青团要在广大青少年中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用中国梦打牢广大青少年的共同思想基础，用中国梦激发广大青少年的历史责任感，为每个青少年播种梦想、点燃梦想，让更多青少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让每个青少年都为实现中国梦增添强大青春能量。
下意识做梦，有意识说梦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本是人在睡眠中某个阶段自发性的心理活动，属于人人皆有的正常精神现象。古人无法科学解释梦的成因，梦的功能便放大了，进入社会领域，成为艺术、宗教、哲学的催化剂，甚至被用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托梦、解梦、圆梦，在各个民族的传说中所在多有，甚至传说一个梦改变了一段历史进程：韩愈《幽兰操》诗句援引于史无征却千年流传的故事说：“文王梦熊，渭水泱泱。”说文王梦飞熊而得到太公姜尚为相，兴王师而诛无道，解倒悬而抚黎元。
梦境奇幻玄妙，不受拘束，与艺术的关系更为密切，文人墨客更多地侧重将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向往，通过“梦”来呈现：“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岑参），“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夜来幽梦忽还乡”（苏轼），“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李煜）……还有无数干脆就以梦入题的诗文，巅峰自然就是那部中国古典文学的扛鼎之作《红楼梦》。
这时，是否真做过这样的梦，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通过对梦的津津乐道，强烈地反衬现实、否定现实——做梦，是下意识的，说梦，则是有意识的。
在中国人传统文化编码中，谈到“梦”，大多数人是将之看成一个个五光十色的肥皂泡——尽可以作为审美欣赏对象，但可别真想去把它抓到手，抓到的瞬间，必定砰然崩裂。中国人用无数成语典故，冷嘲热讽那些沉溺梦境、硬要充一个其中角色的人：“南柯一梦”、“黄粱美梦”、“痴人说梦”、“浮生若梦”、“醉生梦死”，还有“做梦娶媳妇”之类民间俗话。
“梦”与理想是怎么挂上钩了呢？这个传统或许自孔子始？“不语乱力怪神”的“至圣先师”，竟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我真衰老得太厉害了！好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
孔子与周公相隔好几个世纪，他梦周公，其实是将周公当作理想人格的象征，将周公治理的时代视作梦寐以求的黄金时代。孔子这句话，给“梦”和“理想”架起了桥梁。久而久之，“实现”与“梦想”这两个本来互相扦格不入的词连在一起，人们也不再觉得荒诞突兀了。尽管在民间私领域，“梦”还未摆脱人们讥笑的阴影，但在公众领域，“梦”，成为“理想”的同义词，再正面不过了：就是要“实现梦想”！
毛泽东大做白日梦
谈到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理想——“中国梦”，我们首先想到毛泽东。
毛泽东酷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这“三李”恰恰都是写梦大师。毛泽东在诗词中也写到“梦”，不过，尽管有人称誉他是“伟大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也有人说他的诗词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然而就其传世的作品看，毛泽东极少写到梦，其中多数是否定式的，例如：“别梦依稀咒逝川”、“一枕黄粱再现”；正面抒写的，恐怕只能找出一句：“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就这一句，还不是真写梦境，只是“欲”而已！
（这一句，毛泽东也是偷懒，“拿来”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现成诗句：“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
不仅如此，更有他的诗句证明，毛泽东很少能安稳做梦，相反，他是时时警醒：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虞美人·枕上》，1920年）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清平乐·会昌》，1934年）
一唱雄鸡天下白。（《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950年10月）
毛泽东还不乏这样的文字：“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这里，毛泽东将“学西方”，既称作“迷梦”，又称作“理想”，将这两个概念，直接当成了一回事。
毛泽东否定了“学西方的迷梦”，要以自己的理想来取而代之。他不酣然入梦、更不梦笔生花，是因为他一方面全副身心都在做白日梦，另一方面时刻睁大眼睛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拥有无比雄阔的想像力，又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毛泽东便将自己的白日梦放大为国家的梦、民族的梦，直接驱使亿万民众去付诸实施。  毛泽东用诗笔呼唤“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我们看到：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七律二首·送瘟神》）
——毛泽东将圣贤的标准加诸全体臣民，要求人人“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做“社会主义新人”；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同上）
——这一“随心”一“著意”，就直接开启了大跃进、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巨祸；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水调歌头·游泳》）
——这里用了一个楚襄王梦见巫山神女的典故，但“截断”则硬生生地否定了旧梦，取而代之的是“高峡出平湖”的新梦。毛泽东跃跃欲试，但终于未敢动手，数十年后，三峡大坝才成就了李鹏的“历史丰碑”；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对外反修防修，对内“四清”“社教”，最终，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放出无数“金猴”，酿成旷世浩劫；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毛泽东在全球舞台上输出革命，煽风点火，酿成无数巨灾：1965年印尼共与华人被杀50～300万；七十年代中期红色高棉杀害柬埔寨高达四分之一左右国民……
毛泽东还以如椽大笔，挥洒过许多在别人看来是梦话连篇，而他自己却认真得很的设想。例如，《念奴娇·昆仑》《念奴娇·鸟儿问答》……从中体现出来的主旋律，是“平等”“大同”：“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而毛泽东的梦想，最完整、最系统的体现，是他在1966年5月7日写下的一封信，史称“五七指示”。
毛泽东之梦的蓝图
1966年5月，毛泽东住在杭州西湖之畔。
他没有出席在北京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中国未来的事变至关重要：讨论“文革”战略决策，搞掉彭罗陆杨，通过“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却宛若事不关己。他欣赏“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境界。决策已经作出，意图已经传达，人马已经部署，如果还像1959年庐山会议一样，去跟对手声色俱厉地面对面地训斥甚至骂娘，未免有失主帅的身份了。
他要谋划更宏伟的梦，要独创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模式，要解决以前的革命家都没有能解决的任务。
5月7日，毛泽东细阅林彪前一天报送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拿起笔来，写了一封很长的给林彪的信。
他不仅是要当中国的领袖，也不仅要当世界共产主义的教皇，他想成为整个人类的导师——他后来对埃德加·斯诺说，他想当的只是“teacher”。
“五七指示”，就是毛泽东雄心勃勃规划的梦的蓝图：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这不是人人都一样了么？是的。毛泽东就是要人人一样：地位一样，职业一样（最多只是有主辅之分）；思想一样……他要建立的“梦之国”，标志就是“一样”。
毛泽东抓住了现存的经济社会体系最基本最初始的因素——分工。有分工，才有差别，才有交换，才有商品与货币，才有形形色色的剥削，才有了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要反对这一切，不能修修补补，小改小革，而要从根本上动大手术——取消分工，釜底抽薪！要改造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元，从家庭转成单位，每个单位，都是自给自足、小而全的政企合一的准军事化组织。
可以看出，这个“梦之国”的关键是：人人都“一专多能”，事事都“自给自足”——任何一个成员，都是多种角色集于一身；任何一个单位，都可以“万事不求人”，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党政军民学……都是一个又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微型封闭系统，即使将之打碎成齑粉，它也是完整独立的机体。
而政权组织的顶层设计，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权力集中于党的最高领袖。除了最高决策班子之外，各级领导以巴黎公社的方式由群众选举产生。这些“人民的勤务员”应该参加生产劳动，不得享受任何特权，接受群众以“四大”的方式对他们进行监督，随时对其中的蜕化变质分子“炮轰”、“打倒”。全国将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文革”，进行全面大清洗，吐故纳新，确保国家永远不偏离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毛泽东40多次到杭州。图中的这一次，是起草《宪法》。可惜，他起草了，并不真打算带领中共遵循。而“文革”前夕再到杭州，他写下“五七指示”，提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改造中国的新蓝图。
更可怕的是：让梦成真的两大法宝
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实现梦想的两大法宝了：
一是不择手段、不计代价。
毛泽东无数次地对臣民有言在先：“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人固有一死，“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实现梦想至高无上，人人都不应盘算个人得失，必须随时准备，为了“梦之国”“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而他自己就更不必庸人自扰、“妇人之仁”。要攻占山头就不能害怕伤亡，攻下了山头才能保证全局胜利。死几个“黑五类”“黑七类”算什么？骗几个红卫兵算什么？整下去造反派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乃至50个500个领袖算什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之言）。就是死成百万、上千万人又怎么样？不，死三亿人又怎么样？在残酷斗争中生还下来的，必是最强悍、最有生存能力的新人。——他在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教义的导读权时，脱口而出：“核大战也没有什么可怕，中国六亿人，就算最多死一半，但帝国主义也完了，剩下的人将在废墟上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番不可一世的狂言，把赫鲁晓夫惊得目瞪口呆，传出去后，在整个世界引起一阵怒不可遏的咒骂。
二是别出心裁，专抄近路。
毛泽东之梦，是以“一代人”“世纪”等等为单位的。他考虑的，是不仅号令当代全国军民建成“梦之国”，而且要保证中共第三代、第四代、乃至千秋万代都做、都只做这一个梦。他跟苏联柯西金总理争论，一开口就是中苏要“争论一万年”；讨价还价，才减少为“九千年”，他认为这是很给面子了，一减就减了一千年——这并不幽默的幽默，正符合毛泽东的性格：“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只争朝夕”怎么争？就要走捷径。毛泽东从夺取政权之后，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提前”。他战胜“小脚女人”，提前完成了农业合作化，提前实现了对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大跃进”变成了大灾难，“人相食要上书”对他有一定遏制功效。于是，他便发挥他雄闊的想象力，另行开拓新的思路：
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是一定要消灭的。怎么消灭？如果说五十年代毛泽东还提出“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那么“文革”前夕，他在“五七指示”中别辟蹊径了：提低就高，多么费力费时！铲高就低，多么省力省时！与其让乡村赶上城市，让农民赶上工人，让体力劳动者赶上脑力劳动者，不如倒过来，让城市向农村看齐，工人向农民看齐，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看齐——既然连城市、连脑力劳动、连现代工业都不存在了，哪里还有什么三大差别！
毛泽东的梦想，当然不是凭空而来，其根源植根于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精英的梦想。中国知识精英有什么样的梦想呢？手头正有一个颇有意义的案例：整整80年前，1933年元旦，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以大篇幅刊发了各界人士的“新年的梦想”。（未完待续）
（原载《新史記》第12期，2013年2月出版。2013年5月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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