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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澤東一輩子究竟要革誰的命 |
| | 先斗敵人，後斗盟友，最後斗自己人——毛澤東的革命對象清單越來越長，最後範圍大到將人類文明及其基礎，都納入革命對象的範疇。毛澤東幾十年革命，一步一步地、最後把自己推到了整個人類文明的對立面：他要以人類文明為敵，以現存的一切秩序、典章制度，一切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為敵
◆高伐林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都絕非等閒的大日子——毛澤東的誕辰日12月26日來臨了。在中國社會矛盾十分尖銳，關於中國發展路向的爭辯空前激烈的情況下，毛澤東冥誕成為各方矚目的焦點。在這個大日子臨近之日，中共卻出人意料地降溫，引起廣泛關注。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聯合主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和政治評論人士，探討毛澤東的歷史功罪和遺產、毛澤東與中國現代化轉型等問題。以下是我在會上的發言。
各位都有宏大的思維，我想談談毛澤東的革命對象問題——毛澤東革命革了一輩子，他要革誰的命？
關於革命對象，以及革命的性質、任務，動力等等，共產國際從中共建黨到抗日戰爭中期，20多年期間，陸陸續續對中共有很明確的指示，毛澤東投身革命以後，最開始，是跟從共產國際、中共中央，沒有自己另外確定一套革命對象；後來他逐步掌握了中共領導權，羽翼豐滿，就不一樣了，尤其是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後，他更是自行選定革命對象。
先斗敵人，後斗盟友，最後斗自己人
我們看到，在他漫長的50多年革命生涯中，革命對象有若干變化：
最開始搞農民運動，他確定的革命對象是土豪劣紳和軍閥——這兩個是最主要的，其它還有一些；
抗戰期間，民族矛盾超過中國國內矛盾，必須要打日本——當然大家也很清楚，毛澤東是怎麼想的，怎麼做的；
抗戰以後，他確定了要打倒所謂“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
再往後，中共建政以後沒幾年就搞“三大改造”，把民族資產階級也列為革命對象了。
在矛頭指向民族資產階級的同時，實際上從1955年反胡風、“肅反”開始，已經在整知識分子；到1957年，就集中對所謂“民主黨派”、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下手了。
再往後，社會上的革命對象都清得差不多了，他的目光就逐步轉到黨內：從“四清”開始到“文革”，重點都是黨內“走資派”，到1975年，更明確提出有一個“黨內資產階級”。
這是國內的革命對象。國際上，開始日本是主要革命對象，日本戰敗之後，毛澤東跟美國人幹仗，60年代初再跟蘇聯翻臉，連帶著，跟著蘇修跑的波蘭、東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等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除了一兩個之外，都是“修正主義”，都屬於鬥爭對象；中國周邊國家中也無不是“反華反動派”：印度、南越、緬甸、印度尼西亞……最後，一句話統而言之：“帝修反”！
從國際和國內這兩方面看，在毛澤東列為革命對象的清單上，發展脈絡極為相似（脈絡當然不是絕對的）：先斗敵人，再斗盟友，最後斗自己人——
國際上，美國本來是中國抗日反法西斯的友邦，50年代成為毛澤東的頭號敵人；蘇聯本是國際共運、社會主義陣營的龍頭老大，60年代、70年代被毛澤東列為危險性超過美帝的對手。
國內鬥爭重點目標，也同樣是這個脈絡：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本來是盟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上還有他們的兩顆五角星，但毛澤東翻臉不認人，打成革命對象。盟友都斗完了之後，就把中共內部所有各種派系都一個一個整掉，“文革”中更是在自己的派系——例如跟隨自己的林彪、江青集團中不斷整肅清洗，鬧得雞飛狗跳。
那麼，毛澤東革命對象是不是越來越集中、越來越縮小了瞄準範圍呢？並不是。新確定的革命對象是對象，以前打過的敵人也還是敵人！是的，毛澤東對日本人說過：歡迎你們侵略；他為了跟蘇聯斗，也會跟美國拉關係，跟尼克松握手，似乎“敵、友、我”是可以轉化的，選定新的敵人之後，老的敵人又可以轉化成盟友。但這只是表面現象。毛澤東真會將日本、美國看成自己人嗎？在毛澤東心裡，跟他們交好，都只是一種利用他們的手段。
在國內也是一樣。最開始是斗“四類分子”（地、富、反、壞），50年代末變成了“五類分子”，加上了“右”即“右派分子”；到“文革”又加了三類：“叛徒、特務、走資派”，還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掛在後面，算是“老九”——“文革”後期才有了那句從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台詞來的話：“老九不能走”。毛澤東並不因為有了新敵人“叛徒、特務、走資派”，就放過了過去的老敵人“五類分子”。“右派”摘了帽，也還是“摘帽右派”！
實際上，毛澤東是把盟友圈、自己人圈裡的所有人，都一步一步地移到革命對象圈裡。“我們”一天天小起來，“敵人”一天天大起來；革命對象的隊伍越來越壯大，革命的隊伍反而人馬越來越少。
一步步把自己推到人類文明的對立面
毛澤東不但在政治上如此，在思想上、文化上也同樣是如此。他所劃定的革命對象，範圍越來越大——他的夫人江青敢於斷言從《國際歌》到《東方紅》之間是“一片空白”，統統都是“毒草”，是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的。毛澤東自己可以看《資治通鑑》看17遍（這是他自己說的），但是他大搞愚民政策，不許老百姓看；他自己可以津津有味地讀、可以向一定級別的高幹推薦《金瓶梅》、《紅樓夢》，也不許老百姓看。記得“文革”前《金瓶梅》出過幾次“潔本”，都是內部發行；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出過一次全本，但發行範圍非常小。
剛才張博樹提出了毛澤東的理想主義，他沒有來得及展開。在我看來毛澤東對自己理想比較集中的闡述，就是1966年5月7日，對林彪關於軍隊後勤生產的請示，寫了一段很長的批示，史稱“五七指示”，諸位都很熟悉，不用我再來背誦。當時，北京正在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在揭發批鬥“彭羅陸楊”，這是很重要的一次“文革”前哨戰，把劉鄧的重要黨羽都搞掉了；但是毛澤東不參加，他寧可躲在杭州讀書、琢磨。毛澤東對這篇批示的重視，遠遠超過跟“彭羅陸楊”短兵相接、唇槍舌劍。已經不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跟彭德懷對罵的時候了，七年過去，毛感到有了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把握，他要考慮更宏大的重整河山的藍圖。這個批示，我覺得，就是毛澤東勾畫出的一個理想國。
這個理想國的要點——或者說要害——就是取消一切分工！每個個人，要一專多能；每個單位，要五臟俱全。今天回過頭來看毛澤東，看到這裡，總算明白了：毛澤東的革命對象越來越宏大，最後大到將人類文明及其基礎，都納入革命對象的範疇——毛澤東幾十年革命，一步一步地、最後把自己推到了整個人類文明的對立面：他要以人類文明為敵，以現存的一切秩序、典章制度，一切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為敵。而這個黨，尤其是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中宣部等等這些機構，當然是首先要跨過去的障礙。
毛澤東導致全民“痞子化”
人類文明的許多核心觀念，在毛澤東眼裡都該被打成革命對象。人性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自我意識，人類文明越往前走，自我意識越來越甦醒、越強化，毛澤東恰恰把自我意識當成主攻對象，下令“要鬥私批修”。我們都經歷過“文革”，記得很清楚，“狠斗私字一閃念”，“徹底改造世界觀”是我們每個早晨、每個晚上，都要高標準嚴要求地自我檢查的。
馮勝平剛才說，“文革”是向人性開戰。毛澤東的整個革命，正是利用人們人性中的許多弱點，與建立在人性基礎上的整個現代文明體係為敵。正如陳映虹所說過的：什麼道德、財產、階級、城市、家庭、貨幣……所有這些，無所不包，都成了毛澤東要革命的對象！
禮儀就不用說了。何頻說要研究毛澤東留給中華民族的遺產，在我看來，中文世界，尤其是大陸背景的中文世界，戾氣、痞氣、污穢氣，這肯定是毛澤東、“文革”的遺產。毛澤東不僅以“痞子”自居，在那麼嚴肅的中央委員全會上大談“操娘”、在詩詞《念奴嬌》裡“放屁”、對宋任窮的女兒表示對“文質彬彬”不以為然，而後通過官方喉舌傳遍全國……他還提倡“卑賤者最聰明”，腳上有牛屎也“最乾淨”——那麼自然嘴裡有牛屎也“最乾淨”了！這就是身教言教讓全國人民都“痞子化”，帶動了整個社會以“大老粗”為榮，以說髒話為酷，並傳至後代。
眼下在平時交談中，在網絡帖子中，在社交媒體中，“丫的”“屌絲”比比皆是——“屌”是男性性器官，堂而皇之在媒體上大登特登；“屄”是女性性器官，用了一個“逼迫”的“逼”字作為“白手套”，也大行其道：“傻逼”“牛逼”“裝逼”……這麼難聽、不雅的詞彙，人人都司空聽慣，大家也習慣成自然，成為中國當代社會文化交往中的常態！
這一切就是毛澤東留給我們的極其糟糕的、恐怕多少年都很難“消化”的遺產之一。不僅是在社會交往中禮儀規範大倒退，更嚴重的是，既然把道德倫理都當作革命對象加以橫掃，其烏托邦的社會理想又破產殆盡，那麼，最後就只剩下利益驅動了，只能是“一切向錢看”，一切以自己的利益為唯一考量和唯一動力了！
對文明可以不可以批判呢？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確實暴露出很多虛偽、偏執、雙重標準……等等弊病，批判文明，不僅是可以的，更是應該的、必須的。西方多少大師對文明進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而走得更遠，離經叛道，向文明宣戰，也從來都是對人、尤其是對年輕人來說很有誘惑力的一件事。毛澤東以他自己很有鮮明個性的語言——就像高文謙剛才所說的，毛澤東是很有語言天分的——又把這種對文明的宣戰強化了。
但是我們說，對文明的批判，絕不能站在野蠻和愚昧的立場批判；對文明的改造更新，絕不能越改造越野蠻，越改造越愚昧。毛澤東恰恰利用他的權力和威望，站在野蠻和愚昧的立場上，率領全黨全軍全國，逆人類發展潮流而動，將人類文明當成革命對象。我們一直到現在還不得不啃吃毛澤東留下的這個苦果，還遠遠沒有啃完；下一代也深受其害，而再下一代呢，我也看不到根本改變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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