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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蘇區失敗，原因並非如毛澤東所說

    中央蘇區人力、物力、經濟、政治資源都日益匱乏，中共生存和作戰資源都面臨極大挑戰，政策越發激進，肅反、查田、擴紅、濫發公債、強收穀米同時展開。竭澤而漁，兩年之內便把蘇區弄到資源枯竭、師老兵疲、財盡民困之境。黃道炫的著作告訴我們：革命“不是包醫百病的仙丹”

    老高按：黃道炫著《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一書，我早有耳聞，近代史學界好評如潮，但可惜我還沒有買到。這位學者是“文革”同齡人，1966年生於江西贛州。1986年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修中共黨史，1989年畢業，獲碩士學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華民國史。他的著作甚多，有《蔣家王朝1·民國興衰》、《民族存亡的搏鬥》（合著）、《蔣介石與中國文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一百年》（合著）等。
    最近讀到陳鐵健在《中華讀書報》上對這本書的一篇評論，簡要地概括了其中部分內容，與我們過去被灌輸的關於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為何失利、被迫長征的原因，分析頗有不同，推薦於此，供各位另作思考。

紅軍何以敗走蘇區？
——回到歷史現場省視蘇區革命
陳鐵健，《中華讀書報》

寫中央蘇區的文字，頌揚者居多，批評者也不少。黃道炫著《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截取1933－1934年中央蘇區全盛到敗走這一時段，着重探索以往基於政治考慮而被忽略的歷史的社會的諸多因素，力求追尋原初的歷史面貌；以當年的而非後來的，描述的而非價值評判的第一手資料，儘可能考察歷史的本然進程。正是作者對歷史的敬畏和謙卑，成就了這本以客觀平實為特色而令人信服的良史。

    黃道炫著《張力與限界》出版之後，他以這一話題舉行演講。

    革命源流：物質利益和精神鼓舞

    革命，多由知識分子發起。20世紀中國發生的反滿革命、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莫不如此。先有主義黨派，後建軍隊政權，再由黨政軍動員群眾，占山掠地，奪權建國。反思中央蘇區革命，首先遇到的是革命源流問題。
    中國社會發展緩慢，各地之間極不平衡。以土地占有情況來說，中國東南地區地主、富農占地約30％，贛南、閩西地區又小於這個水平。“以往關於地主、富農占地80％以上的說法作為一種政治宣傳在有關調查中沒有得到證實。”（該書31頁）土地較為分散的贛南、閩西地區，竟成為中國蘇維埃革命的中心，可證原先將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天然聯繫起來的說法站不住腳。
    通常認為窮則思變，革命源於貧窮，固然不無道理，但當年贛南、閩西卻非大貧大窮之地。贛南糧戶年有剩餘，農民可以吃飽飯，並有山貨可換必要日用品。革命，給農民帶來的生活改善有限。1932年大災，糧食短缺，加上頻繁的土地變動，農民生活未升反降。姑且不計政策過激，僅大批黨政人員湧入，軍隊激增，糧食供應緊張，就是重要因素。1933年春荒，富田人“甚至吃草”（260頁），博生縣有人吃藥自盡，興國黃塘區有人為爭兩升米把兄嫂活埋（261頁）。第五次圍剿開始，國民黨加緊封鎖，糧商囤積加價，糧荒嚴重。隨着政府強行收糧借谷政策出台，農民生活更加艱辛。而在“赤白對立”的邊界地段，生存狀況惡化，“赤區農民感覺革命後更痛苦”（350頁）。總之，在不得不承認貧窮是革命的溫床的同時，也不能說在某一地區革命就一定是由貧窮造成的，須知不少是“被革命”的。
    中共發動農民革命時所運用的平分土地的物質利益策略，對農民仍有吸引力。將地主富農占地強行拿來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之外，還有大量公田可供平分。贛南、閩西宗族勢大，公田占20－50％，屬宗族集體所有。輪耕經營，由族中年長有威望者管理，並受農民自發監督。中共把公田分給農民，由集體所有轉為個體占有，這對於注重實際利益的農民來說，其影響雖不能高估，卻也非同小可。分到土地和財物的農民“一嘗其味，絕不會輕易忘記”。他們“心想‘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裝不成了，干吧！’這才和地主撕破臉皮幹起來了”。他們說：“只要分到十斤糧，死了一千人都值得。”（71－72頁）很多人在嘗到分田地、分財物的甜頭後，便把自家和革命綁在一起，跟着共產黨走了。這正是發動者樂見的結果。
    除開物質利益，農民也注重精神利益。人生在世，不論文化高低，都渴望受人尊重，得到認可。農民的身份意識，長期被漠視，處於沉睡狀態。中共通過政治鼓動，向農民宣傳平等、權利、尊嚴、身份感，使其抗爭意識逐漸覺醒，這是農民擁護中共、投身革命不可或缺的政治、心理因素。中共在各個群體中受到擁護的程度由高到低依次為婦女、少兒、青年、中年、老年，恰與革命前後權利、地位發生變化大小相一致。而在農民負擔日益加重（1934年政府借谷、公債等，平均每人負擔超過3元）的情況下，仍然得到大部民眾擁護，沒有精神上的慰藉是難以做到的。
    遊民也有參加革命者，多以改變其一無所有、走投無路窘境，或藉機報仇、發財、做官、討女人等為目標。遊民在中共隊伍中，可以發生正面作用，也可能發生負面影響，直接或間接制約中共方針政策和策略的制訂和貫徹。胡繩說“黨內一直有遊民習氣，當不可小視”。

    用武力推動革命　在夾縫中求生存

    就蘇區革命的進程來說，大多數地區是中共紅軍把革命送到農村，而不是農民自主發展革命。相當多的農民，更希望有人能夠替他們創造出幸福，雙手送給他們，而不是鋌而走險。中共領導的軍事鬥爭，是將革命推向深入的直接動因，而革命能否順利發展的關鍵，是江西、福建是否具備成熟的政治、軍事、地理、人口諸多條件。有了這些條件，再加上對農民革命潛力的調動和發揮，即使在贛南、閩西這樣地權關係並非畸形的農村，也不影響這裡成為革命的中心。
    本書引用陳誠對中共在贛南一帶創建根據地的分析，頗堪玩味。一、地理環境。贛南地勢高峻，山嶺重疊，交通極差，是“出沒無定的游擊戰最理想的地帶”。瑞金是“種一年吃三年”之地，“維持一個經濟生活自給自足的局面，是可能的”。二、政治環境。東有對國民黨中央“逐漸反動”的十九路軍，南有“形同割據”的粵軍陳濟棠部，西為“與政府同床異夢，與共產黨亦無所害”的湘軍何鍵部。民國以來，中央政府對江西鞭長莫及，有心無力，贛南山鄉“更成化外”。人民對政府的“希望破滅”，易受中共宣傳。“所謂貧窮是繁殖紅色細菌的溫床”，就是這個意思。三、人口稀少。“地雖富饒”而“人口愈益減少”。中共軍隊的後勤，如地貧人多，則補給困難。贛南“富而不庶”，軍隊“取給於當地”並非難事。四、軍事形勝之地。江西為歷來兵家必爭之地，舉足輕重，“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不難左右逢源”。“贛南之成為共區，開頭也未嘗沒有偶然的成分。及至坐大以後，才又加進去選定的成分。”本書認為陳誠之論“並非全無根據。歷史如世事人生，任何人都不可能事先設計好一切，成功者的秘訣不在於全知全能，更多的還在於發現、領悟、把握並適時創造機會的能力”（77頁）。作者進一步指出，當年中共作為一個正在成長的弱勢政治力量，努力尋找適合自己的生存空間；在夾縫中求發展，乃是一條政治通律。
    外部客觀條件固然重要，而主觀能動和智慧運用同樣重要，甚至非常重要。該書認為，蘇維埃運動是中共仿效蘇俄又具自己特色的創造的產物。它是中共革命進程中不得已也是不可或缺的階段。白手起家，僅僅數年形成一支不容小視的武裝，由此走上武力奪取政權之路，確實是一個傳奇，令世人震驚。

    軍事占領下廣泛的社會動員

    蘇區黨與政權建設，都與紅軍推進和軍事占領（即所謂武裝割據）密不可分。本書指出“軍事力量對政治和社會的主導作用，是觀察蘇維埃運動須臾不可忘卻的基本背景”（109頁），即“軍隊是基礎，政黨是靈魂，政權是手足”（111頁）。
    如同中共建黨時期以知識分子為核心，贛南、閩西早期黨組織也以知識分子為主。隨着紅軍大量進入，黨員源流發生變化，人數激增。本書徵引當時文件：“黨的組織的發展，是紅軍打過之後才發展的，毛澤東起草計劃，要三天發展十萬黨員。”（90頁）到1934年8月統計，中央蘇區的黨員約15萬人。中共組織原則直接承襲蘇俄，紀律嚴明，令行禁止，強調服從、忠誠、守密、犧牲和奉獻。但超常發展黨員，則會衝擊這些標準。1933年紅五月徵收黨員運動，兩萬多人速成進黨。瑞金用開會方式對新黨員訓練一天了事。博生縣某支部“質問群眾‘你為什麼不加入黨，難道你是反動派麼？’”某支部“在各村各屋填名字，口裡喊着‘加入共產黨’”。不少人不知共產黨為何物，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出現“反水”問題。儘管如此，“大發展的結果，還是使中共短時期內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了自身的影響力”。（95－96頁）
    蘇區政權從中央、省、縣、區、鄉到村，村代表制度把觸角有效深入到最基層，另有貧農團、婦代會、工會、反帝同盟、赤衛隊、少先隊、兒童團、耕田隊、突擊隊、輕騎隊等。體系嚴密，環環相扣，層層相連。同時建立黨、政、群相結合的監督機制，力求廉潔施政。各種群眾組織中，群眾性地方武裝最受重視，發展尤快。早在1930年5月，毛澤東即提議組建農民武裝，將16－45歲男女編入“赤衛隊網”。城鄉赤衛軍成為紅軍的後備軍。從省到縣、區、鄉，形成紅軍——地方獨立師——赤衛隊——少先隊的有機鏈條，既保武力兵源供給，又可實現對社會的凝聚和控制，首開人民武裝制度和全民皆兵制度之先河。1934年4月，這支群眾達到50萬人。蔣介石對它的作用，讚嘆不已。
    革命的精義，不僅實行政治經濟制度的變革，也需要實行價值觀的改造，即實行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整體變革。宣傳功能下的文化教育，要為當前的階級鬥爭和戰爭服務。“天地間，人最靈。創造者，工農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鳴。”小學一年級語文《三字經》通俗易懂地鼓吹階級觀念、男女平等和反抗意識，一時激起階級意識，擁共思想。其他如掃盲運動、民眾夜校、幹部教育、工農劇社、文藝演出、紅色歌謠、體育運動、群眾大會，等等，其社會動員的現實功用立竿見影。連國民黨也不得不承認“其進步之程度與麻醉之力量，殊可驚異”（132頁）。蔣介石在訓斥部下時，盛讚蘇區教育“最有精神”。
    無庸質疑，中共努力喚醒蘇區民眾，動員他們參加打土豪分田地、反專制求生存的階級鬥爭，為當時中國社會帶來一抹光亮。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共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工農共和國中央政府，其宣傳意義大於實際作用，難以與南京國民政府抗衡，胡繩說它是中共“左”的產物。然而，它卻以拉開中共奪權建國序幕載諸赤色史冊，成為中共歷史值得大書的一頁。

    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何以失敗

    中共經過四次反圍剿戰爭，呈現了強悍的政治力量，何以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遭遇重創，敗走蘇區？本書認為中共失利既有自己的問題，也有國共力量的變化問題。
    南京國民政府1930年後，基本上控制了東南地區，逐漸與外國建立正常關係，經濟呈現較好發展態勢，日本侵華勢頭略緩。1933年6月，蔣介石開始部署第五次圍剿，依仗其武力優勢（國民黨50萬，紅軍10萬；前者有大炮1200門，後者只有幾十門），取緩進戰略：修路，築碉，穩紮穩打，步步推進。蔣估量“匪區縱橫不過五百方里。如我軍每日能進展二里，則不到1年，就可以完全占領匪區”（184頁）。
    軍事上，面對堡壘中的敵人和愈益狹小的空間，紅軍反圍剿作戰已不適用誘敵深入戰法，而運動戰也難覓戰機，猶如“貓兒守着玻璃里的魚可望而不可得”（彭德懷語）。這次反圍剿作戰中，紅軍運用最多的就是後來備受詬病的“短促突擊”戰術。即以一部防禦吸引敵軍，將主力埋伏於附近，當敵軍出現在我軍前沿陣地時，主力“施行短促的突擊及襲擊，以便於堡壘前瓦解敵人”。李德、周恩來、項英、朱德都有同樣主張，朱德、彭德懷、林彪曾撰文論述。這是在戰略被動大背景下一種尋求機動攻勢防禦的無可奈何的戰術選擇，雖有合理性，卻不像李德和中革軍委所期望的那樣發揮巨大效應。
    軍事上受制於敵之外，還有內生瓶頸的制約。中央蘇區人力、物力、經濟、政治資源都日益匱乏，中共生存和作戰資源都面臨極大挑戰。中共政策越發激進，肅反運動、查田運動、擴紅運動、濫發公債、強收穀米同時展開。竭澤而漁，殊求無度的極端辦法，加上國民黨軍嚴密封鎖，兩年之內便把蘇區弄到資源枯竭、師老兵疲、財盡民困之境。中央蘇區約300萬人口，而脫產半脫產人員達三四十萬人，平均每八人養活一員，負擔奇重。1934年中央蘇區農民負擔平均達到其收入的15.7％，有的達30％以上（317頁）。當時有人說“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農民是不能不犧牲一點的”（288頁）。豈止是犧牲一點！
    1930年由贛西南黨組織和紅一方面軍開其端的肅反運動，以黨政軍群的精英為殺戮對象，元氣大傷。其理論依據是張聞天、梁柏台一再公開著文標榜的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只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包括自訂法律法規的限制的理論。實踐中廢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制約，嚴刑逼供，放手殺人，成為後來一系列整人運動之先導，遺害巨大。就中央蘇區肅AB團的行動來說，它遠早於蘇俄斯大林時期的大清洗，也不可完全歸咎於戰時環境。

    有準備的整軍以退

    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以1933年9月底攻占贛東北之黎川開其戰端，繼而經硝石、滸灣、團村之戰，兩個多月已迫使紅軍轉為戰略防禦。紅軍在國民黨軍的作戰圈裡，始終未能實現調動、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目標。1933年11月，福建事變爆發，中共欲迎又拒，採取關門方針，失去聯合同盟軍反蔣良機。蔣介石几乎兵不血刃地擊敗十九路軍，把福建納入手中，轉而全力進攻紅軍。1934年2月後，經過平寮、鳳翔峰、廣昌外圍戰，國民黨軍於4月逼近廣昌。此時，共產黨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受到不諳軍事的中共領導人博古信賴，成為中共軍事決策者，掌握了紅軍行動決定權。在李德指揮下，廣昌戰役從4月10日到28日，歷時18天。紅軍打破不固守堅城的慣例，展開大部隊參加的保衛戰，被認為是蘇區中央執行被動防禦政策的體現。此役，國民黨軍傷亡2600多人，紅軍傷亡5000多人，占參戰總兵力1／5。廣昌戰役後，紅軍轉而採用依託堅固工事，實行固守堡壘戰法，節節抵抗，以求為戰略大退卻贏得更多時間（442頁）。後來把這段時間的防禦當成整個第五次反圍剿期間的錯誤加以批判，顯然有欠公允。
    面對蘇區危局，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都在苦尋出路。李德說，1934年3月，他曾提出紅軍主力在中央蘇區“西南部或東南部突圍”的設想。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瑞金會議提出將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共產國際早在1931年初就指示“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區籌建輔助區”，“在鄂湘川交界地區建立第二個主要根據地”。1933年3月，又提出紅軍不要以巨大損失的代價束縛於領土上，應“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卻的路線，做好準備”，積極評價紅四方面軍主力向川陝轉移之舉。到1934年6月，共產國際、遠東局對中央紅軍撤離一事，已形成共識。6月16、17日，共產國際兩次電示中共中央，同意撤離中央蘇區。當時，紅軍向西突圍，是唯一生路。對此，國民黨方面也預判中共紅軍動向。5月中旬後，蔣介石、陳誠已判定紅軍必將“西竄”，“沖逃”（441－442頁）。
    為集中籌劃戰略退卻。1934年夏中共決定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主持其事。7、8月，部署重要物資西運事宜，同時令紅七軍團北上，紅六軍團西征，探路調敵。稍後，中央派員與粵軍陳濟棠代表談判，達成紅軍“借道”等項協議。9月30日，共產國際電示：“同意你們將主力調往湖南的計劃。”長征出發前，中共中央在物資、輿論、組織等方面所作的準備較為充分，過去一些回憶錄說紅軍高級指揮員一直到長征開始仍不知將要進行戰略退卻的說法，已被證明不實（469頁）。10月16日，中央紅軍各部在於都河北集結完畢，戰略大退卻由此開始。在湘江戰役前兩個月，從贛南到黔邊，行軍3500里，幾乎未遭遇大戰。
    實質上決定紅軍命運的，是對手的動向。粵方為紅軍西進讓路，是一重要原因。更要者，蔣介石明知紅軍必定“西竄”，卻將包圍圈的“缺口開向西南，壓迫共軍西竄”（李宗仁語）。蔣介石日記：“政治勝利至七八分為止，必須讓敵人一條出路，此圍攻必缺之道。”何鍵、白崇禧、陳誠紛紛建議增兵西線，合圍紅軍主力。蔣介石卻出人意料，西兵東調，逼紅軍西走，而非圍殲。9月6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自問：“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編，無妨乎。”穩操勝券的蔣介石，不等江西戰事結束，即偕宋美齡下廬山去華山，到西安部署“川陝會剿”，把目光轉向川陝蘇區的紅四方面軍。
    本書指出，蔣介石確有對紅軍“放水”之意。蔣緯國晚年憶及此事：“從整體來看，當時與其說是沒有包圍成功而被中共突圍，不如說是我們放水。”（475頁）11月3日，當紅軍主力已離贛南尚未遠颺之際，蔣令部隊緩進，“不必急取瑞金，而可先取於都也”。不無占領瑞金將會刺激紅軍回師之慮。本書引用何其鞏11月底上書蔣介石謂：“贛南倘能在贛川以東合圍而殲之，固為上策，否則有計劃的網開一面，迫其出竄，然後再追剿中予以節節之擊滅，似亦不失為上策中之中策也。”又雲“川滇黔三省，擁有七千萬以上之人口，形險而地腴……足為國防之最後支撐點。宜乘徐（向前）匪猖獗之時，或在贛匪西竄之時，力加經營”。蔣批曰：“卓見甚是。”蔣稍晚日記，將追殲紅軍、抗戰準備與控制西南三者結合，意味深長。這也是紅軍撤離初期得以整軍以退，順利西進的有利條件。
    不過，兩個月後的湘江之戰，整軍以退的8.6萬大軍，卻一敗而銳減至3萬多人。本來桂系對蔣欲控西南不滿，白崇禧於11月22日突令桂軍主動撤離，使全州至興安60公里的湘江沿線無兵防守，為紅軍敞開渡江通道。中央縱隊距湘江不過80公里，如輕裝疾進一天多可到。然而，領導同志需擔架抬着走又攜帶罈罈罐罐的紅軍竟走了3天，錯過渡江良機，招致大悲劇。後人對此質疑甚多，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已超過本文範圍，姑置不論。

    餘論

    學問之道，在明理、悟道、啟智、益世。本書以《歷史的彈性》作引言，以《革命的張力》為結語，妙語橫生，頗具意境。
    第一，“平心靜氣，不抱成見，儘可能避開歷史進程中現實需要帶來的政治口水”，“儘可能不在預設前提的背景下，去面對原初的過程”。“最初的歷史和我們的認知之間，恐怕總是會存在距離，所謂歷史的彈性大概就是由此而來。”“政治口水”，蓋指研究者的批判情緒。這是史學研究者的一種類型，往往在觸及悲劇性歷史事件和人物時突顯出來，此與平心靜氣型研究者各具特色，又與各人經歷相關。兩種類型，只要言之有據、持之以故，就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並可互補短長，同舟共進。
    第二，“政治定性的高屋建瓴後面，被斷送的可能是一個個正在具體影響着社會歷史的細節，歷史離開了細節，總讓人想到博物館那一具具人體骨骼，的確那是人，但那真的還是人嗎？”本書翻遍歷史資料，提供正反兩面的大量細節，糾正了不少陳說舊論。近來有人指斥“碎片化、工匠式的史學研究”。“碎片”者，實即歷史細節，而尋覓歷史細節，又須有“工匠式”的索隱探幽、去偽存真的精神。歷史家只能從細節與邏輯關係的必然性中作出正確判斷。沒有細節，只說空話，那是史學研究嗎？
    第三，革命是天賦權力的“非常態”表現，它“不是包醫百病的仙丹”。革命有時“被製造”，“蘇維埃革命時期中共武裝對農村的介入就具有一定的空降革命色彩”。人類發展規則與革命運動之間所顯示的衝突，“時時提醒人們在革命令人炫目的張力後面，應有也必有自己的限界”，“從歷史的大勢看，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領導固然不能辭其咎，但這些被歷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輕人，其實本身也是歷史的祭品”。本書為博古、李德、王明，包括張聞天、毛澤東在內，都說了公道話，正是作者“友善地面對他人”，“潛心地研究學術”所表現的良知和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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