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老人王建华回忆：1929年夏天，后来为革命牺牲的吴光浩写了一张纸条，要我家拿出300块银元“支援革命”。300块银元，这对一个普通农家来说，是个近乎天文的数字，何况我们当时的家境已经寅吃卯粮，非常不堪。父亲常年哮喘，平时不能出门，哪来这么大一笔钱？于是……
10月底，收到武汉民间学者李乾的一封信，信的內容，是他一整篇发言稿，题为“在《柴山保往事》座谈会上的发言”。
“柴山保”是个湖北的地名，我不陌生，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虽然不如延安、瑞金、遵义这些地方那么赫赫有名，但也常出现在革命回忆录和将帅传记中。“柴山保”在鄂豫皖苏区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些历史文献中，也写成“柴山堡”，但实际上它并不是城堡，而是一个地区的名称。
“柴山保”是一大批中国将军的故乡，其中最有名的，是曾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上将李德生，其次还有程世清、吴华夺、王才贵、张百春、鲁家汉、李南征等开国将军；这个地方，也是包括徐帅徐向前在内，以及王树声、许继慎、吴光浩、吴焕先等先辈、烈士征战过的地方。它被称为“鄂豫皖边区第一块革命根据地，鄂豫皖苏区的摇篮”。
《柴山保记事》封面，作者：程世清将军。此书与这里所说的往事毫无关系，我只是想用来说明，柴山保何等赫赫有名。
在收到李乾的这封信之前，我对“柴山保”一直保有一份崇敬。虽然我的思想已经走出中共体制，高度质疑那一辈红色勇士所信奉的目标，但是对于他们无畏求索、艰苦奋斗、要找到救国道路的献身精神、牺牲勇气，还是深感钦佩。
收到李乾这篇发言稿，随后做相应检索、搜寻，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竟然发生一起这么骇人听闻的惨剧！这些红军将士，竟然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暴行！
我在以前的博客文章中，介绍过李乾，用的标题是：“文革多少杀人犯，他是忏悔第一人”。他在“文革”中是一个中学生，在造反派夺权之后，担任了校革委会委员，竟然率领一帮人，深夜登门，亲手开枪杀害外校两个被视作“流氓”的中学生！他随即被捕，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后来因表现较好，提前两年释放。他在狱中深刻反省，出狱后写下回忆、忏悔与反思的30多万言的血泪之作书稿《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
李乾自费印行的《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
他的这篇发言稿，是讨论《柴山保往事》这篇文章的。我虽然知道“柴山保”，却不知道“柴山保往事”讲的什么？於是，又去网上找。
原来，《柴山保往事》是眼下已经成为瞩目焦点的《炎黃春秋》杂志在2014年9月号上刊出的一篇回忆文章。但这篇文章，並未全文上网。我找到《炎黃春秋》杂志网站，上面只节选了此文开头的1800字。
好吧，我不用多说什么了。就看看98岁的王建华老人口述的回忆，再来读一下李乾在讨论会上的发言稿吧。虽然我们若不读到《柴山保往事》全文，无法具体确切地知晓作者的母亲和他的弟弟究竟是如何被杀害，更无法了解他的其他家人包括他本人在后来的岁月中遭到了什么厄运，但从网络上对《柴山保往事》的有关介绍，以及李乾的发言，我们不难推测这个家庭遭遇了何种灭顶之灾，这一悲剧，又对我们提出了何等沉重的叩问！
我从李乾的发言稿中挑了一句话，简化压缩作为他的发言稿的标题。
柴山保往事（节选）
王建华口述 王智仁整理，《炎黄春秋》2014年第9期
1916年农历十一月初六，我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柴山保王家湾，今河南省新县陈店乡王湾村，族谱名王成宝。柴山保，据说就是后来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而唱遍中国的著名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诞生地。李德生在回忆录中说：“据解放初期统计，新县不足10万人口，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就牺牲了5.5万余人”（《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李德生和我同龄，他住的村庄李家洼紧邻我们王家湾。王家湾是新县数一数二的大村庄，1993年10月编撰的《王南泗公家志》痛陈：“1927年至1934年……近千人口的王家湾，所幸存者不足300余人。”
每当忆及那个兵连祸结、充满血腥杀戮和暴力恐怖的岁月，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那可怜的父母、年幼稚气的四弟，还有众多惨遭杀戮的乡亲。80多年过去了，没有人提起过他们的名字，如今我已年近百岁，来日无多，有责任把知道的实情告诉后人和史学家。
王家湾地处大别山深处，历来就是个很穷的地方。在我的记忆中，全村只有后来成为红四军十师政委的王功在（我的私塾先生）家里有一匹白马代步。我家虽有一点祖业田地，但老人小孩多，劳动力少，从记事起，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能显示我家曾经富有的可能就是那栋祖屋。祖父兄弟六人，平均寿命不到39岁，最长寿的也只活到54岁。祖父行五，六祖父无子，父亲14岁时过继到六祖父名下。六祖父35岁早逝，六祖母及她的女儿无以为生，只好和我的亲祖父母在一起过。父亲17岁就结了婚，母亲整整比父亲大10岁。
1915年，我大哥出世，360天以后我又来到人间。三弟也只比我小一岁半，接着，四弟、五弟（早夭）和小妹来到世上。父亲常年患病不能下地，家里的土地只有雇长工去耕种。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虽然不能下地劳动，但也尽力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来补贴家中所需，如做粉条、肥皂、蜡烛等，只是他手艺不精，样样不如人家做得好；他做女人针线活用的铜质“顶针箍”还比较成功，可惜需求有限，最后只好送人。
我们小小年纪也帮着父母养鸡，养羊。这么多孩子，可怜我的母亲是多么辛劳！我们兄弟几个从小身体都很虚弱，发育不良，常年长疮、害疟疾，夏天还哮喘。数九寒天都只能穿单裤，上学时提着火炉取暖，浑身哆嗦。每年冬天脚后跟都冻破流血，来年夏季才收口；到冬天又犯了。大家庭按人口分棉花，我们分得的棉花全靠母亲操劳，纺线、织布，给全家七口人做衣服、鞋袜。用笋叶和破布做的鞋底不结实，一双鞋穿不了多久。
回想起来，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虽然艰苦，仍然是我这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从4岁开始就和5岁的哥哥一起读《三字经》、《百家姓》，6岁上私塾开始读《四书》，放学后要上山去捡柴、放羊。正准备读《诗经》的时候社会开始出现动荡，我的学业就此终结。
可怜的四弟从7岁开始放羊，直到8岁遇害没上过一天学。
1927年冬爆发了黄麻起义，1928年开辟的柴山保是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发源地，1929年成立的鄂豫边苏维埃政权早于中央苏维埃。族兄王志仁（王成铭）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早期领导人。过去讲究辈分排行，王家的辈分自上而下为：自、成、功、才。我父亲王自纶和王志仁的父亲王自松素来相好，王家湾的红枪会就是王志仁的三哥王成奎发起的，我们父子都参加了红枪会，名曰“保身保家”。
黄麻起义后，到处都在成立农民协会，传统的乡村治理体系被打乱，基层农民的日常生活处在剧烈动荡之中。我曾亲眼看到王志仁在王家湾祠堂演讲，那时我刚满10岁（他比我大12岁），听不懂他讲的什么，但他双手叉腰、来回走动演讲的形象我一辈子都记得。
吴焕先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我亲眼看见他坐着轿子到王家湾发动革命，亲耳听他坐在轿子里说：“好舒服啊！”
王氏家谱105位“烈士英名录”排第二位的共产党员王谋成（《新县革命史》有记载，“成”实际应写作“臣”，因兄弟辈多人名智臣、言臣[即我祖父]、干臣、礼臣）就是我的七叔，我父亲排行老六（同祖父）。
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是“倾向革命”的，他对我们说“共产党是要成功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农民协会开会时不让我父亲参加。王家湾农民协会成立后开始搞土改，到1929年下半年开始打土豪、分田地，抄家抢财产。
1929年夏天，一个叫吴光浩的写了一张纸条（有材料说他是当年5月牺牲的，但是我亲眼看到他写的条子），要我家拿出300块银元“支援革命”。300块银元，这对一个普通农家来说，是个近乎天文的数字。何况我们当时的家境已经寅吃卯粮，非常不堪。父亲常年哮喘，平时不能出门，哪来这么大一笔钱？
（来源：炎黄春秋网站。以上文字节选自《炎黄春秋》杂志，全文6300余字，网站注明：阅读全文请订阅本杂志。）
另据有关介绍，《炎黄春秋》这期刊登98岁的王建华这篇回忆后面写道：
“……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帯着两个长工连夜赶回离家60里地的娘家，找舅舅借了600串铜钱，折合100块银元‘支援革命’。尚欠200块，便让大哥和我将两头耕牛牵到集市上去卖。父亲本来是被扣的人质，经农会批准，他和三弟又将和佃户共养的三头耕牛牵到宴家河去卖。毌亲让我们乘机脱身，自已和四弟留下。结果1929年九月初三，我的母亲胡氏在王家湾惨遭杀害。当时的口号是‘斩草除根’，我的四弟也被推倒在母亲的尸体旁，用大石头砸死。四弟蒙难时只有8岁！”
走出仇恨和血腥，对于我们民族生死攸关
在《柴山保往事》座谈会上的发言
李乾
由世纪老人王建华口述、王智仁先生整理的《柴山保往事》在《炎黄春秋》2014年第9期上上正式发表。披露了一个血腥的故事。本文为中国大陆学者李乾对该文的评论。该文故事节录和梗概附后。
《柴山保往事》这篇文章的内容讲的是在1929年的夏天，一个母亲和他8岁的儿子，因为没有及时凑足被索要的支援革命的300块银元，被他们的乡亲用极残忍的方式杀了，在那个浪潮里，人的生命完全被漠视，杀一个人就像碾死一个蚂蚁。文章告诉我们像这样的甚至更血腥的事情在那时是随时可能发生的，灭门惨祸不是一起两起。他们那个一千多人的村子在短短几年内就被杀得只剩下300多人。那死去的600多人大都不是死于明刀明枪的对阵，而是死于私刑的虐杀。这是异常惨烈和血腥的一段历史。由于历史的这一类细节过去都被宏大叙事的光环所屏蔽，大量无辜被虐杀的生命不仅不能还以一个公道，而且他们的被杀还成了他们自身的一个延绵不绝的罪行，连他们的子孙都因此被剥夺了一个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因亲属中有人在红色革命中被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绩再好的子孙也不能跨进大学门一步。那些制造了这类虐杀的人有不少也被同样的方式所虐杀，幸存下来的人往往也未能从当年的血腥中走出来，不能对当年的历史有所反思。更严重的是我们的主流媒体不仅同样少有反思，而且一直在歌颂血腥和暴力，一直在宣扬仇恨，一直认为把一个社会人为地分成互相仇恨的两部分，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
走出仇恨，从而走出暴力和血腥，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要走出仇恨，就要搞清楚这个仇恨究竟来自于哪里？究间是怎么一回事？这仇恨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我们才能做到以史为鉴，走出历史的阴影。
那个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仇恨有其存在的合理逻辑和正当理由吗？那仇恨究竟是走历史的必由之路的必然选择，还是人性中最邪恶的一面在最崇高的名誉下的肆意妄为？寻找回答这个问题答案的最权威、最科学、最有说服力的路径就是还原历史。让历史的真像来告诉我们答案，让历史的细节来告诉我们结论。在历史的真像和细节面前，任何矫饰和歪曲都是苍白无力、无济于事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几十年来，历史的真相一直被刻意地屏蔽着。为了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面临他们的父辈、祖辈曾经面临的惨烈和灾难，多年来，有识之士的抗争从未停止，尽管收效甚微并屡遭厄运，他们仍然锲而不舍，为还原历史的真实不懈地努力着。今天，这努力终于有了一个标志性的成果，这就是由世纪老人王建华口述、王智仁先生整理的《柴山保往事》在《炎黄春秋》上正式发表。
历史上的那血腥的真实第一次血淋淋地正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尽管此前类似的惨剧已通过各种途径让人们有所耳闻，但第一次见诸刊物时还是令人震惊，让人警醒，促使我们反思。
这是良知的胜利。在这里我要向《炎黄春秋》所有的工作人员致敬。他们决定发表这篇文章是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的。我刚刚从网上看到一个报导，前不久在北京开了一个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理论座谈会。一个叫逄先知的前中央文献部门官员在座谈会上说：有的刊物专门同共产党对着干，连篇累牍地发表反面文章，制造舆论，蛊惑人心，造成极坏影响。我不清楚他是不是说的就是《炎黄春秋》，但觉得可能就是说的就是《炎黄春秋》。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有这样一种趋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增强。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处于守势，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掉话语权。我们有些思想阵地并不巩固，甚至在一个一个地丢失。
这里我就弄不明白了。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宣传机器，又牢牢控制着人事权等全部社会资源，手里还有花不完的银子，怎么会发出如此的感叹？怎么会有有如此严重的危机感？在所有出版物中连万分之一的份额都没有的一个刊物，怎么会让他如此恐惧？怎么会要如此的讨伐？是不是内心深处其实是清楚自己的那一套是建立在不堪一击的谎言的基础上的？是不是为了维系谎言只有剿灭真实？于是发出了如此咄咄的战斗动员令？他有资格发出这战斗动员令吗？并且我还想问一句：对剿灭真实有用吗？在一个有限的时段或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大概是能够有点作用的。但一定是靠不住的。
历史的真相有自我显现的本能，这是历史的逻辑，这个逻辑的基础是人们对谎言有本能的厌恶，对真实会本能的亲近。这个逻辑会不断地表现出自己不可遏止的生命力。历史的谎言一定会被一步一步洗去油彩，不论这个过程会有多么漫长，这是任何人用任何手段也改变不了的必然趋势。这也是人们对未来不能不充满信心的重要理由。
借这个机会，我还要向王建华老人和王智仁先生表示敬意，是你们的锲而不舍，才有可能成就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历史会记住你们。
2014、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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