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方励之在美国大使馆避难期间获肯尼迪人权奖。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表示“强烈的愤慨”，强调方“是中国公安部门通缉的罪犯”。方励之在获奖词中说：“我们可能仅仅恐惧今天，但绝不恐惧明天。相反，那些杀人者，不但恐惧今天，更加恐惧明天。”


　　老高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明镜书刊”，今天播出对我的专访，谈最近刚出版的《方励之纪念文集·人文卷》（明镜出版社）。下面转贴这篇短文。
　　这本书是《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的姊妹书，主要工作，都是由一批对外以“《方励之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这一名义出现的义工们做的，其中不少是方励之夫妇的弟子（广义的弟子，例如中国科技大的校友），他们对方校长、方老师的尊重，对他服膺的理念和献身的事业的虔诚，让我动容。这本书的规模，在我所编过的书中不算特别大（592页，加上10页彩图），但是编辑过程耗费的时间之长，是少有的。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们不仅尽可能收集资料，尽可能考虑每个细节，尽可能做到“零差错”，大的校对就有四遍之多，甚至在出版社已经排好了版之后，还数次提出更改和增补文章。正是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我作为这本《人文卷》的责任编辑，也争取到出版社主管的点头，对出版书稿的“齐清定”（出版系统的术语，规定书稿“一次性交齐清晰的定稿，不得再做重大改动”）破了例。在该书书稿交到出版社之后大半年，经过无数次该书编委会和明镜编辑、排版师的修改，编委会与我的来往讨论书稿的通信，就有数十封，才最终出版。


　　时间没有消解方励之形象，中英文纪念著作不断出版

　　作者：索菲，法广 2016年3月27日


　　今年年初，由林培瑞教授翻译的《方励之自传》英文版推出，几乎与此同时，在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民主人权倡导者方励之的四周年忌日前夕，明镜出版社推出《方励之纪念文集·人文卷》。今天我们就请参加了《人文卷》编辑的明镜集团总主笔高伐林先生，介绍这本书。

　　《方励之纪念文集·人文卷》（明镜出版社）。

　　法广：高伐林先生，明镜出版社一年多前出版了《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现在又出版了《人文卷》。能够被世人横跨科技和人文两方面来铭记，当代这样的人很稀有了吧？
　　高伐林：是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康德有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深景仰的，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法则。这句话仿佛是给方励之“量身打造”的，他恰巧就“深深景仰”这“两样东西”：多年来孜孜不倦地探索“头上的灿烂星空”，同时也按照内心所景仰的“崇高道德法则”，不畏艰险，推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进步。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在这本书的代序中写道：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是他毕生关怀的不仅是知识的“真”，而且也是社会的“善”。

　　法广：方励之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
　　高伐林：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仅仅一年，就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中共党籍，下放劳动。1958年，他被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文革”中多次被下放劳动，干农活，修铁路，挖煤……处境极端艰辛，他却开始了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研究。“文革”后，他成为中国科技大学教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相当于后来的院士，当上科技大副校长。他的科学成就，主要在《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中介绍：他的研究领域跨及核物理、激光物理、理论天体物理及宇宙学，发表了350余篇研究性论文，培养了近20名博士，是24本书的作者、编者或共同作者。

　　法广：他为什么会投身民主和人权事业？
　　高伐林：方励之人生的前半段，主要是献身科学事业；但是他充满坎坷苦难的经历使他体验到，即便是天体物理学家，在仰望浩瀚天宇的同时，也要倾听人间疾苦、大地呼声。他的天文学知识背景也推动他接受普世的价值理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现代宇宙学第一条原理是“整个宇宙是没有中心的”，在如此平衡的宇宙中演化出来的人类，“怎么可能不去建造一个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都得到尊重和平等的世界”？
　　他敏锐地看到，当局宣传的“中国有中国的人权标准”，同18世纪封建统治者宣称的“中国有中国的天文学”，其荒谬何其相似！

　　法广：他在这些方面有哪些活动呢？
　　高伐林：方励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成为中国民主和人权的旗手之一，学者严家其夫妇甚至说他是中国大变革的“第一推动力”。他在全国各地演讲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尊重人权，在中国思想界最黑暗的年代，他以科学为依托，用科学语言和科学方法为武器，挑战极权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根本信念，建立了巨大的声望，后来在流亡期间，担任中国人权共同主席。
　　方励之有好几件事让我印象很深：他参与酝酿一次纪念和反思“反右”30周年的研讨会，这无异于在当年直接指挥“反右”的邓小平“太岁头上动土”；1986年底的学生运动后，方励之被撤销科大副校长，调至北京天文台，并且第二次被开除中共党籍，这一次，是邓亲自下令。但他没有屈服，1989年初他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政治犯魏京生，再次触犯邓小平的逆鳞。“六四”后，方励之被当局指为“暴乱策划者”“黑手”，全国通缉。方励之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一年后，中国政府与美国达成协议，才放他离境，先到剑桥大学和普林斯顿访问，于1992年到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担任教授，直至去世。

　　法广：你们是怎么编出这本书来的呢？
　　高伐林：主要的编辑工作，是《方励之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做的。编辑成员多是他分散在太平洋两岸的同行、学生和朋友，他们利用电邮建立编辑组，投入大量的业余时间征稿，尤其是联系与方励之在人权和民主活动方面关系密切的人士，挑选有关文献、信件，编辑成这本《人文卷》。文章的来源甚广，既有他生前友好、并肩推进民主和人权事业的战友、中外名流，也有他在中国和美国的学生，还收入了美国政界人士、海外中英文媒体的报道和网络上流传的纪念文章。
　　我在协助他们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深为他们巨大的奉献热忱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所感动。我想，这或许正是方励之精神折射的光芒吧。

　　法广：编辑者期望通过这本书实现什么样的意图？
　　高伐林：他们要探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怀念这位并非高官显贵的科学家？编辑者殷切期望读者能从书中得到回答，看到方励之“罕见的远见、深思、才艺、无私、和睦待人的大科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风范”，看到他如何从科学出发来影响中国的科技教育发展和社会政治改革，并为后人研究方励之、研究近现代史、近现代科技史保留珍贵史料。
　　有一个细节给我印象很深：
　　1989年，在方励之还在美国大使馆避难时，荣获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当局怒不可遏，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重复数遍“强烈的愤慨”，一再强调“众所周知……方励之是中国公安部门通缉的罪犯”。而在当年11月15日颁奖仪式上，播放了方励之的获奖词录音：“我们可能仅仅恐惧今天，但绝不恐惧明天。相反，那些杀人者，不但恐惧今天，更加恐惧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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