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認，劉再復、李澤厚上一世紀九十年代提出“告別革命”，會遭遇兩方面的攻擊：老革命會認為，你這是攻擊我們的革命，歷史虛無主義，反革命！新革命會說，你是給已經上位的老革命站台，是未來堵路主義，保皇黨，反革命！


　　老高按：河南學者端木賜香的專著和文章，此前我在博客上介紹過好幾次。看照片，是位文靜女子，一寫起文章來，就換了個人：嬉笑怒罵、生龍活虎。有人曾形容她的文章像“假小子”，也有人說她是“麻辣燙”，我則不倫不類地聯想起豫劇的“女黑頭”——得罪了！
　　她服膺史實、服膺邏輯，不迷信權威，更不待見官話，很有孟子所形容的“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的勁頭。其鋒芒畢露、生冷不忌，據說其丈夫有時都要出言勸阻。
　　“端木賜香”是她的筆名（另一筆名則是“三糊塗”——是否有用“難得糊塗”來自警的意圖？不得而知）。我看，她起筆名的時候，真該將“賜香”改為“刺香”才更貼切。
　　最近讀到她一篇短文《革命是個嘛玩藝兒》，在科班出身的政治學者讀來，大概會認為並不嚴謹，時有瑕疵。但她是寫在自己博客，不是給專業雜誌寫稿，用的又是雜文體裁，用她自己的話說，“我這人是發散思維，動不動浮想聯翩到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咱們讀者也用不着那麼拘泥正規。在短短篇幅中，她將“革命”遇到的尷尬說得相當透徹：
　　革命到底有沒有合法性、正當性？
　　——說有？那今天有人要革命，當局就不應該鎮壓了？
　　——說沒有？那紅色先輩不應該通過革命奪得天下？
　　——看來只能這麼說：中共的革命有合法性、正當性，別的任何人要革中共的命，就沒有合法性、正當性。可是這個回答能說得服天下人嗎？今天正巧讀到一條新聞，中國五個部門聯合發文，要求各地組織觀看由彭麗媛擔任藝術指導的舞台藝術片《白毛女》。那麼，今天貧苦農民能否有樣學樣，照着劇中的喜兒和大春那樣辦，拒不還債無罪，暴力抗爭有理？
　　看到這裡，肯定有讀者說：這不是個理論問題呀，這只是個實踐問題！對，古代書生和現代學問家都爭不清楚，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就只能是出現這種局面了：“誰的拳頭硬、胳膊粗，誰的革命就是對的”！革命成功者，壟斷話語權，宣布只有自己的革命具有正當性、合法性，其他人想革自己的命都沒有正當性、合法性。誰真要革他的命，就得比他拳頭更硬、胳膊更粗，打敗了他，你再宣傳你革他的命如何具有正當性、合法性——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循環往復，周而復始。毛澤東信誓旦旦對黃炎培說的“打破周期率”呢？那只是窯洞裡給人描繪的“中國夢”呀！
　　這是自古以來的實踐。從實踐中總結出來什麼理論呢？從理論上說，究竟什麼樣的革命具有正當性、合理性？什麼樣的革命沒有正當性、合理性？
　　端木賜香在其文末給出她自己的解答，對我有啟發，但還未能完全解開我內心的疙瘩。恭請我們這裡的讀者網友——不論是民主派，還是左派，還是中間改良派——給我啟蒙。


　　革命是個嘛玩藝兒

　　端木賜香，博客


　　古代中國，“革命”是指改朝易姓，變革天命，比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云云。就連孫中山和他的小夥伴，最開初也認定做皇帝才配叫革命，自己只能叫造反；後來發現日本人居然稱他們為“革命黨”，高興壞了，原來革命不再是趙家人的專利，不姓趙的，也可以革命。
　　日本人的“革命”，起初也是來自中國。但是人家不是脫亞入歐，快速跟國際接軌麼？所以日本的“革命”已是國際鳥語：Revolution。
　　Revolution來源於天文學，釋義有旋轉、運行、公轉、循環往復等意。後來經過文藝復興的洗禮、歐美學者的闡釋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實踐，我們基本可以這樣認識：Revolution是指不同於以往的質的飛躍與變革。基於變革的方式，可分作暴力與和平；基於變革的領域，可分作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社會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等；基於變革的路徑，大略可分作法俄式與英美式。
　　很不幸，我們中國，走的是法俄式的。也就是工人與農民暴力推翻資本家和地主，然後自己上位。用列寧的話：“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
　　確實是節日。勒龐的《革命心理學》，刻畫了法國大革命期間各色人群的心理釋放與致命狂歡。這種釋放與狂歡，會讓人不由自主的想起勒龐的《烏合之眾》。畢竟是一母同胞，畢竟是姐妹篇章，所以，不管是《烏合之眾》還是《革命心理學》，都會讓我思考同一個問題：這個“人民群眾”到底是個什麼玩藝兒？
　　不只我一人有這困惑。早在1945年，著名詩人臧克家針對國民黨的專制，就寫下了一首《人民是什麼》，詩中云：

　　人民是什麼？
　　人民是面旗子嗎？
　　用到，把它高舉着，用不到了，便把它捲起來。
　　人民是什麼？
　　人民是一頂破氈帽嗎？
　　需要了，把它頂在頭頂上，不需要的時候，又把它踏在腳底下。
　　人民是什麼？
　　人民是木偶嗎？
　　你挑着它，牽着它，叫它動它才動，叫它說話它才說話。
　　人民是什麼？
　　人民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嗎？
　　拿它做裝潢宣言、文告的字眼，
　　拿它做攻擊敵人的矛和維護自已的盾牌！

　　我這人是發散思維，動不動浮想聯翩到找不到回家的路——這不，從《革命心理學》和《烏合之眾》，我會想到臧克家這首詩，從臧克家這首詩，我又想起台灣學者呂芳上的《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從呂芳上的《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我又想起電影《芙蓉鎮》結尾時那個意味深長的鏡頭——二流子王秋赦敲着破鑼用吵啞的喉嚨喊着：運動啦，運動啦！
　　一句話，所謂的群眾運動，往往是運動群眾！

　　當年的梁啓超很不樂意把西方的Revolution譯為中國的“革命”，認為這樣就把中國換湯不換藥的改朝換代跟歐美換湯又換藥的革命混淆了。結果還真混淆了：第一，中國湯武家的“革命”與歐美天文學家的“革命”合體了，都是循環往復周而復始，開始就意味着結束！第二，革命又成了趙家人的專利，你不姓趙，別說革命了，哪怕對趙家的某些行為有個小異議，也馬上變成反革命！
　　說到這裡，不得不提起劉再復、李澤厚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合著出版的《告別革命》。不得不承認，劉、李會遭遇兩方面的攻擊：老革命會認為，你這是攻擊過去的一切革命，歷史虛無主義，反革命；新革命會說，你是給已經上位的老革命站台，老革命們上位了，你卻說告別革命，你是未來堵路主義，保皇黨，反革命！
　　攻擊的兩方，都假裝不知道，或者真不知道中國歷史上那個擱置不議的著名命題：轅固生與黃生之爭。轅固生與黃生，漢景帝的倆知識分子。有一天，這倆知識分子在漢景帝的面前爭起了湯武革命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問題。
　　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
　　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
　　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
　　固曰：“必若雲，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
　　這倆傻鳥。轅固認為，桀紂是暴君，天下人心所向，所以湯武革命正當又合法！黃生認為，帽子戴頭上，鞋子穿腳上，君永遠是君，臣永遠是臣，誰有誰的職分。君暴虐，你做臣子的不勸諫，反而把人殺了，自己上了，你算什麼東西？
　　確實，我贊成黃生的意見。看看中國的歷史，不是“大丈夫生當如此”，就是“彼可取而代之”，就連李逵那樣的鳥貨甚至孫猴子都好意思公開叫囂：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相形之下，英國王室換了一茬又一茬，你能想像隨便一個英國農民“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嗎？日本的幕府出了一代又一代將軍，你能想像隨便一個將軍取天皇而代之麼？我不知道英國學者咋想的，只知道，日本居然有學者把中國歷史上的這種輪流坐莊的歷史周期率，理解為民主：2004年3月17日的《讀書時報》第八版，載有趙冬苓的一篇文章《和森村誠一聊戰爭與和平》，其中一個細節，森村誠一兩眼放光地評價中國：“我非常喜歡中國，特別是中國的歷史，簡直太喜歡了。中國歷史比日本的精彩，裡面有許多很民主的東西。”看了這話我也兩眼放光，於是急切地看他的下文，原來是這樣的：“比如，任何人都可以當皇帝——你能設想隨便什麼人當天皇嗎”？
　　日本人當然不敢設想，但我們中國人敢。問題是，你敢人家也敢，特別是那些敢想敢干並且干成功的人——後面的人都學他，咋辦？你說前朝是暴君，那人家不能說你是暴君？暴君難道還有啥標準？不都是後任編排的前任？比如商紂，誰敢保證不是你周朝給編的？你說你是人心所向，天命所歸，那別人就不能人心所向，天命所歸？別人就不能建個宣傳部？總之，你能幹嘛，別人也就能幹嘛。而轅固生與黃生命題的悖論，也在這裡顯現了：
　　若湯武革命是合法的正當的，那以後別人革你命呢？
　　若湯武革命不合法不正當，那你家漢高祖劉邦當年是幹嘛呢？
　　於是漢景帝發話了：打住，打住！吃肉不吃馬肝，不算不懂美味；做學問的不爭論湯武革命，不算傻逼！
　　這叫“擱置爭議”。劉再復、李澤厚英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談起了《告別革命》。他們當然不是做黃生。他們是第三者立場，或者說，理中客的立場（“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觀”，在中國都能被理解成貶義詞，可見知識界的墮落）。這種立場，既是基於歷史的教訓，也是基於理論的服膺。革命當然要儘量避免，漸進、穩妥、理性的改革，才是正道。如果革命實屬必要，否則自由、人身、財產都面臨着最嚴峻的威脅，那麼英國那種不流血的光榮革命——既不伏屍遍野，更不剝奪個人財產，既不觸及人的靈魂，更不消滅人的肉體——才符合人道。人道即是正道！
　　正如柏克所言，革命後的權力“會找到其他更惡劣的手段來作為自己的支撐”，“它將以類似於它用來獲得權力的那些方法來保持權力”。看看我們的歷史，從陳勝吳廣起，諸多暴力革命，哪個成功後的革命政權兌現了革命前的諾言？哪個革命不是一種殘忍的忽悠？告別革命，也許不是告別革命本身——革命是“有思想的和善良的人們的最後不得已的辦法”，而是告別——“革命，有多少罪惡假汝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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