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全會上宣讀了康生遞的紙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又臨場發揮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紙條確是康生寫了遞給毛澤東的，但是這個思想，卻並不是康生的原創


　　歷史小說掀起高崗事件最後的軒然大波

　　《伐林追問》第98期，2020年5月15日首播

　　◆高伐林


　　這次《伐林追問》節目，介紹小說《劉志丹》如何引發習仲勛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介紹這個複雜的事件，先要介紹一下閻紅彥。閻紅彥是陝北安定縣人——當時叫安定縣，後來改成子長縣，紀念中共烈士謝子長。閻紅彥1909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共。1934年5月，他被上海中央局選派為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去了莫斯科，進入國際列寧學院、蘇聯紅軍陸軍大學學習，逃過了陝北肅反這一劫。中共建政後，1955年閻紅彥被授予上將軍銜，後擔任昆明軍區第一政委，雲南省委第一書記。

　　閻紅彥資格很老，是開國上將。

　　談到閻紅彥，一般人大概只知道兩件事：一件，是他最先揭發小說《劉志丹》反黨，寫信告密，引發一樁株連廣泛的冤假錯案，把當今一尊的父親習仲勛和全家推進深淵；另一件，是他在文革最高潮的1967年1月8日自殺，震驚全國。自殺的方式竟然與他一直反對的高崗一樣，是服安眠藥，還留下了一張字條：“我是被陳伯達、江青逼死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傳》第12卷中說，他死於心臟病。
　　閻紅彥的大秘李原，2003年出版過一本《只唯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李原畢業於燕京大學新聞系，當過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委秘書長，昆明市委第一書記。後來調到天津當南開大學黨委書記，天津市人大副主任。這本書我沒讀過，在網上看到一點片段。黨史學界和讀書人對此書的反應不佳，說此書第171到183頁，試圖為“小說《劉志丹》反黨事件”中閻紅彥扮演的角色洗地。

　　李原著《只唯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

　　前一段我讀到一篇轉抄的網文，標題是：《毛把劉少奇騙的真慘 揭秘閻紅彥告密與習仲勛遇難背後的一盤大棋》，沒有署名，只標上來源：西北革命歷史網。我就去這個網站找。這個網站內容十分豐富，看介紹，創辦人和負責人是賈拓夫的兒子賈虹生。

　　賈拓夫之子、黃土情聯誼會會長賈虹生。

　　這個網站上各方面的觀點都有，包括閻紅彥當年接受採訪。在其“理論園地”這個欄目只有一篇文章，就是這一篇，標題是《閻紅彥告密與習仲勛遇難的歷史追蹤》，仍然沒有作者，出處又標為原載“中華網論壇”。我就再順藤摸瓜，找到“中華網論壇”網頁，但上面空空如也，只有一個2017年12月15日公告，預告到年底停止運營，貼文刪除。這篇文章的原始出處和作者就無法找到了。若有知情者，煩請告知。我看文章內容和行文風格，與溫相《高層恩怨與習仲勛》一書有關章節比較接近，有沒有可能是溫相先生自己或別人改寫？事實部分比較靠譜。我今天所講，參考了這篇文章。
　　1956年，工人出版社約請劉志丹的弟媳婦李建彤撰寫《劉志丹》一書。他們是在《星火燎原》看到了劉志丹弟弟劉景范署名的《劉志丹太白收槍》一文，出於要宣傳革命烈士和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考慮，向李建彤約稿。但包括李建彤的丈夫劉景范在內的多數人都不贊成寫，希望迴避歷史矛盾。

　　劉景范是烈士劉志丹的弟弟。

　　劉景范是1935年陝北肅反的主要受害人之一。高崗事件連累了一批東北幹部，給陝北出身的高級領導幹部的精神壓力也是不用說的，從“九天之上”摔到了“九地之下”嘛。1959年第一次廬山會議，再度把高崗舊帳翻了出來，毛澤東指責彭德懷是“彭高聯盟”，身為國家計委副主任的賈拓夫因為贊成彭德懷的意見，被毛澤東點名，成為“陝北幫”又一落馬“大將”。當年陝北肅反的主將朱理治、郭洪濤等人，一直對1942年西北高幹會議的結論不服，一直在申訴，這時更加大力度，有些輿論把揭批高崗、彭德懷，擴展到劉志丹系統的陝北幹部身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因此強烈反對寫《劉志丹》這類題材，認為這等於火上澆油、甚至引火燒身。
　　李建彤自己本來很猶豫，但她覺得烈士事跡應該傳揚，又不甘心這段歷史由郭洪濤等人隨意撥弄，沒有採納習仲勛的忠告，在工人出版社極力動員下還是動筆了。她走訪了大批的在陝北工作過的老革命，自我感覺寫得很順手。

　　小說《劉志丹》作者李建彤與丈夫劉景范。

　　1959年夏《劉志丹》第三稿修改完成，體裁從紀實改為長篇小說。脫稿以後，丈夫劉景范態度變了。此前他受高崗牽連，從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黨組書記職務降職擔任地質部副部長，本來不想讓妻子寫，可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會給他增添了錯覺，促使他去遊說習仲勛支持《劉志丹》出版：“陝北的領導幹部死的死，壞的壞，《劉志丹》這本書，你不支持誰支持？”習仲勛也就點頭了。
　　不過，看了徵求意見稿，習仲勛頗為擔憂，提出建議：“寫西北大革命，整個寫這一時代。思想呢？就是毛澤東領導革命的正確思想，通過志丹具體實現。最後一段左傾冒險只留下一個陝甘蘇區。二萬五千里長征有個落腳點，以後又是出發點。沒有這個東西，就是沒有寫好。當然也有許多錯誤，但基本路線沒有大錯。最後是毛主席來了，不然也完了！”

　　四十年代的習仲勛。

　　習仲勛還提出不要刻意拔高劉志丹，避免給人攻擊的口實，特別不要描寫高崗。但這些忠告，李建彤並沒有完全接受，筆下劉志丹的形象也的確“高大全”，這和六十年代初盛行一時的那種革命文化風氣有關。但他們，當然都絕對沒想用小說當“挑戰的檄文”或“下戰表”。
　　寫作之初，李建彤走訪了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委閻紅彥。這位“第一”的第一反應，就是不要寫劉志丹，要寫就寫謝子長。在閻紅彥看來“西北地區最早的武裝起義清澗起義，是由謝子長指揮領導的，當時的陝西省委也一直把謝子長而不是劉志丹看作是西北地區的最高負責人，……因而謝子長的地位，應該高於劉志丹，即使宣傳劉志丹，也應該首先突出謝子長。”可是，在那段時間謝、劉兩人的職務互有高低，轟動陝西的渭華暴動的一號領導人是劉志丹，而謝子長是起義部隊第一支隊的第三大隊大隊長。

　　　　閻紅彥上將。

　　閻紅彥與謝子長關係比較近，他提出這樣的意見，我認為還在正常範疇。但是他後來認定並揭發習仲勛是小說《劉志丹》的第一作者，這就不是正常的文藝批評和黨內批評了。
　　工人出版社編輯何家棟走訪他時，閻紅彥這麼說劉志丹及其部隊：“劉志丹的隊伍全是土匪，搶人家的東西，搶人家的女人，吸大煙，打仗時拿毛驢馱着女人一塊跑。”最後居然咬牙切齒地說：“把劉志丹抓起來，沒有殺他就是好的。”劉志丹在陝北老百姓的心目中一直威望很高，劉志丹死後，當地百姓如喪考妣，那種哀痛讓毛澤東都吃驚。閻紅彥這話卻殺氣騰騰。
　　1962年7月21日，閻紅彥從雲南到北戴河開會期間，收到《劉志丹》上卷書稿，很不滿意。7月23日，閻紅彥給李建彤寫信阻止出版，信中說：“回憶劉志丹或其他同志，這是好的。你寫的《劉志丹》，我抽看了幾篇，這事實上是用小說形式總結了西北的革命鬥爭歷史，這就不能不涉及許多原則問題，有些問題是需要中央做結論的，一個作者是負不了責任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則性的問題與歷史不符，因此不宜發表。”

　　　　小說《劉志丹》封面。

　　但李建彤沒有理會閻紅彥。《劉志丹》開始在《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光明日報》上予以連載。8月上旬，閻紅彥看到連載，勃然大怒。
　　當時中央是什麼情況呢？1959年第一次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大躍進變本加厲，給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災難性後果，數以千萬計的農民餓死，引發嚴重政治危機。1962年1月，中央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宗旨是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糾正大躍進以來的工作錯誤。劉少奇說：“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劉少奇系統的頭號大將，當時擔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彭真說：“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印象。”

　　劉少奇沒有想到黃雀在後。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急劇加大了。儘管劉少奇還不斷給毛澤東遮羞，聽到有人準備提出彭德懷的平反問題，立刻制止，還專門在會上講話：“所有人都能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黨心民心迫使毛澤東不得不收斂隱忍，在七千人大會上做所謂“自我批評”：“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但暗地裡他卻對江青、康生說：“搞經濟看來我們是不行了，還是搞階級鬥爭比較內行一些。”因此，當半年之後閻紅彥向康生舉報小說《劉志丹》時，毛澤東終於將其抓在手中，開刀祭旗。
　　閻紅彥的大秘李原在為他辨誣的書裡說：閻紅彥沒有報告康生，而是8月17日報告給楊尚昆，是後來才知道康生過問此事。但是薄一波所著《若乾重大事件與決策的回顧》、官方正史《陸定一傳》，都明確地寫了：“閻紅彥不同意出版這部書，一面打電話提出停止連載，一面報告康生。”他是什麼時間向康生告密呢？原康生辦公室秘書說，“記得很清楚，閻紅彥是1962年8月中旬打電話給康生”。
　　如果僅是閻紅彥告密、康生推波助瀾，還不足以導致習仲勛落馬。讓習掉下深淵的，是1962年下半年開始，毛澤東一手策劃極左政策全面復辟，他在七千人大會上憋了一肚子火，要出這口氣。
　　1962年8月6日到8月下旬，中央工作會議在北戴河召開，毛澤東拋開原定議題，大講階級鬥爭。9月24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開幕，毛澤東再度大談階級鬥爭，聳人聽聞地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也就是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宣讀了康生遞過來的條子：“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又臨場發揮：“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這張紙條是康生遞給毛澤東的，但是這個思想，並不是康生的原創。8月24日，康生寫信給楊尚昆，提出請中央書記處處理小說《劉志丹》。去信的第三天，8月26日，毛澤東召見了康生。五年後的1967年9月，在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工作會議上，康生提起這件往事說：“主席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頭。小說《劉志丹》一出籠，我給楊尚昆寫信說這本小說有政治傾向性，主席找我去談話，主席說，有的人是用槍桿子殺人，有的人是用筆桿子殺人，不要小看小說、文藝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們進行反黨活動，1957年我們只整了黨外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實很多混在黨內、繼續冒充革命的人還沒有完全、徹底的清洗出去。小說《劉志丹》背景不那麼單純，我看也是找我們算賬的，是算賬派。”從這番話，我們不難看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這個論斷的發明權，實際是屬於毛澤東。
　　毛澤東定了性，與會者聞風而動，對小說《劉志丹》乃至習仲勛、劉景范口誅筆伐。而毛講這番話前半個月，9月8日，閻紅彥就在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西南組發言說：“在當前國內國外的氣候下，各路人馬都藉機出來鬧‘翻案’，小說《劉志丹》就是在習仲勛同志的主持下完成的，利用宣傳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康生也接着閻紅彥的話，陰森森地說：“中心問題是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宣傳高崗？”
　　揭批習仲勛是小說《劉志丹》“幕後主使”，主要是說習仲勛三條“罪狀”：“密授機宜”“為高崗翻案”“篡黨奪權”。
　　第一條是“密授機宜”。當事人之一、編輯何家棟後來回憶時反駁：習仲勛審稿時“把總編輯呂寧、編輯室主任周培林叫去談話。前後提了兩次意見，說要寫成三個縮影——‘時代的縮影’、‘中國革命的縮影’、‘毛澤東思想的縮影’；‘把陝北寫成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戰的出發點’。總編輯把談話記錄交給我整理。我整理出來兩千字。李建彤不讓擴散，不想利用習的名氣去造勢。如果習仲勛想利用小說搞什麼名堂，他會找兩個素不相識的人‘面授機宜’嗎？”
　　第二條說習仲勛利用小說“為高崗翻案”，也是無中生有。小說中有個人物羅炎，與高崗身份有某些相似。書中提到羅炎只有兩處，一處是劉志丹向省委匯報見到省軍委委員羅炎，交給劉志丹兩份文件，問了一句話：“聽說你們爭論得很厲害，到底是些啥問題？”第二處是劉志丹南下失敗，回到照金，羅炎也只有一句話：“大家盼你眼都盼穿了。”這怎麼談得上給高崗翻案？
　　毛澤東聽任康生、閻紅彥等人把小說《劉志丹》與高崗掛鈎，既是要全黨繃緊階級鬥爭的弦，便於下一步繼續大搞政治運動，而且是要牽扯住劉少奇的政治神經：高崗當年挑戰劉少奇垮了台，這次毛嚴詞批判所謂“為高崗翻案”的小說，是麻痹劉少奇的奇招！
　　劉少奇果然中招，在9月26日，八屆十中全會最後一天他講話，就大批習仲勛說：“彭、高、習是無原則的陰謀反黨集團，沒有什麼綱領，有時候也提出綱領，如廬山會議彭德懷的意見書是反黨綱領……”毛澤東插話：“提出與蔣介石一樣的綱領，不會拿出來。”劉少奇又說：“《劉志丹》、彭德懷八萬言書也是綱領。”毛澤東插話：“布哈林的綱領只有一句話——發財吧。”劉說：“我們這次會議揭發了彭、習反黨陰謀，是一次偉大的勝利。我國如果彭、高、習的陰謀實現了，也要復辟，實際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質與蔣介石一樣。”毛澤東補充說：“彭上台也會打着社會主義旗幟騙人的。”兩人一唱一和，這就是那一代中共領導人的素質和水平！
　　劉少奇怎麼想得到，四年以後他就成了“彭、高、習的總後台”，下場比他們還要慘！
　　中共中央指定成立了習仲勛專案審查委員會，主要有康生、賀龍等人。習仲勛、賈拓夫及劉景范被打成“習賈劉”反黨集團，習仲勛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文革中更推上卡車戴黑牌子游斗，牢獄之災長達數年。他的兒子習近平成了“狗崽子”，求之不得地上山下鄉當知青；賈拓夫則被下放到北京鋼鐵公司當副經理。劉景范拒不承認《劉志丹》這本書是他與習仲勛合謀，被戴上手銬。甚至連李建彤採訪時給她帶路的王悅賢、劉景華這樣的尋常百姓，也躲不過去。

　　習仲勛在文革中遭批鬥。

　　1966年文革爆發，所謂“涉案人員”遭到變本加厲的迫害。無產階級金棍子姚文元的長文《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中，指周揚與黨內一群野心家支持批准小說《劉志丹》出版，是篡黨篡國的陰謀。1967年5月7日，被打成習賈劉反黨集團主要成員之一的賈拓夫被迫害至死，死因至今不明。1968年，李建彤採訪過的勞動部長馬文瑞，被打成習劉反黨集團主要成員之一，賈死了，馬補上，變成“習馬劉反黨集團”，馬文瑞被關進監獄五年。

　　馬文瑞也被打倒，被列為“習、馬、劉反黨集團”主將之一。

　　李建彤1962年起被關進地下室，1970年被開除黨籍，押去勞改。連死去的劉志丹也不能倖免，被打成叛徒，中共領導人題詞的陝甘紀念劉志丹的石碑被砸爛。後來，習馬劉反黨集團與彭德懷反黨集團合併定為“西北反黨集團”。我看到幾個數字：小說《劉志丹》一案牽連無辜幹部群眾多達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瘋。合併成“西北反黨集團”，被牽連的共有6萬多人。
　　就在習仲勛等人相繼落馬之後，毛澤東同甘肅省委第三書記張仲良談話時卻說：“仲勛是個好同志，為黨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麼問題？那本小說還沒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話把問題弄大了。我那次說的話是泛指。”這種出爾反爾的“馬後炮”，打一棍再摸一摸，是毛澤東的習慣動作。說這番話時，毛澤東已鎖定下一個目標是劉少奇、彭真了，但是“好同志”習仲勛並沒有因此逃脫劫難。

　　中共中央文件：批轉關於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

　　文革後，冤案平反，三卷本小說《劉志丹》1984年出版。2009年，江西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該小說，並在封面醒目位置寫有“首次大量公開發售”。我也算是個文藝愛好者，八十年代我曾讀過《劉志丹》，平心而論，作為小說，並不成功，李建彤的文學創作才能遠不如她的女兒劉索拉，今天的讀者未必接受那種“紅色風格”。但是無論如何，將之上綱上線打成“反黨小說”，株連那麼多人，一部小說竟啟動了絞肉機隆隆運轉，這是高崗事件最後的血腥餘波，太有“中國特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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