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稱高華“是毛澤東研究的排頭兵”；張鳴說“高華是我見過的最認真，最嚴謹，見識非凡的史學家，是我的良師益友”；劉瑜說“高華老師是中共黨史及蘇聯黨史的‘活字典’”；楊天石說高華“文章寫得洋洋灑灑，很有氣派”；許紀霖稱“沒人比高華更對得起歷史學家和思想者的榮譽”
老高按：今天早上一開電腦，吃了一驚：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高華，於12月26日晚10點15分病逝，享年57歲。
雖說知道高華罹患癌症好幾年了，幾次風傳他瀕臨死亡，但也幾次得到他病情緩解的消息。但是這一次，是肯定無疑了，高華任教的南京大學歷史系，也通過微博發布了訃告，隨後讀到其生前友好和歷史學界重量級學者如楊奎松、金沖及、張鳴等人悼念高華的文章。
高華
萬分遺憾未能採訪高華 高華，1954年生於南京，“文革”期間曾做過8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現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博士生導師，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曾於1995—1996年赴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做訪問學者。2004年2-7月，在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擔任客座教授。2006年1-6月，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客座教授。
其代表作是專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這是高華花了20年心血研究、寫出的嚴謹的幾十萬字學術著作，2000年3月出版後，得到包括楊振寧、王元化、陳方正、吳敬璉等在內一大批學者的高度肯定和評價。在業內，這本書更受到重視，已經進入經典行列，任何對毛澤東的研究，都不可能繞過這部著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2002年6月重印此書。有位學者說：當年一讀此書，如梁啓超形容初見康有為：“如涼水澆背，當頭棒喝”。書中嚴謹細緻的論證，行雲流水的文筆，尤其是沒有一處資料沒有來源出處，且大多數來源於國內公開出版發行的報刊書稿，可見作者苦心正是要力求嚴謹，以能流傳後世。
值得一提的是，我看到一個資料（但願這個資料已經過時！），在中國，北京大學等許多高校圖書館都未收藏此書，南京大學的港台資料閱覽室有這本書，但不得外借。
2010年，廣東人民出版社終於出版了高華的文集《革命年代》；其著作還有《在歷史的“風陵渡”口》；論文就更多了：《孫科與國民政府的對蘇外交（1932-1945）》、《論孫科革新國民黨的努力及其失敗》、《關於國民政府“南京十年”的若干問題》、《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
萬分遺憾的是，我一直未能得到高華親自指教。今年年初，受《新史記》雜誌的委託，我曾向高華發信，希望能夠採訪他，卻未能如願。後來又得到消息，高華的病情有所緩解，我內心裡希望能夠採訪他的念頭又在復甦。沒想到，他畢竟還是未能抵抗病魔。惜哉！這個機會永遠不會有了！
去年這個時候，中國作家史鐵生與旅美政治學家史天健告別了我們。時過一年，高華又告別了我們。
中國學者紛紛表示震驚和哀悼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在搜狐微博上追悼高華說：“高華是我見過的最認真，最嚴謹，見識非凡的史學家，是我的良師益友。英年早逝，痛哉惜哉！高華走了，一個有良知的中國學者，一個自甘貧賤的堅持學術操守的學者離開了我們。高華的成就，怎麼評價都不過分。但他的為人，更令人欽敬。有的人著作等身，卻不及他一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跟他交往，感覺他有一肚子的東西要寫，一肚子的東西可寫。他是一個難得的好老師，在重病期間，在病床上，還在修改學生的論文，每個聽過他課的人，都會終身難忘。高華很窮，其實富有天下”。
鳳凰網連線中共黨史專家、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楊奎松，楊得知高華逝世的消息，十分悲痛，並對高華的學術研究給予高度評價，稱高華“是毛澤東研究的排頭兵”。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在微博上追悼高華稱，這是歲末聽到的最悲哀消息。高華兄是對中共政治有最深邃洞察的當代學者，每一次聽他談中共歷史，都是知性上的享受。他得病之後的堅強、樂觀，讓所有的人都深受感染。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仍然在思考和勉力寫作，沒有什麼人比他更對得起歷史學家和思想者的榮譽了。
鳳凰網連線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楊天石，楊天石說，“那時他的身體很好，還沒有檢查出患病。”“我記得他當時文章（《革命大眾主義的政治動機和社會改革：抗戰時期根據地的教育》）寫得洋洋灑灑，很有氣派”。
鳳凰網連線歷史學家金沖及，他說，得知高華病逝，感到很意外。他評價高華“是一個很勤奮的學者”，而且頭腦很清楚。《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材料很豐富，影響很大。
前幾天我介紹了清華大學副教授劉瑜，她曾探望病中的高華教授數次。鳳凰網連線劉瑜，聽到他突然去世的消息，劉瑜說雖然知道老師患病已經多年，但聽到這個消息還是很吃驚。劉瑜稱，“高華老師是中共黨史以及蘇聯黨史的‘活字典’，他的去世太可惜了。”
鳳凰網還聯繫鳳凰網歷史頻道專欄作者周海濱，周海濱表示高華是“具有非凡勇氣的學者”。
一位我熟識、也認識高華的旅美學者給我發來郵件說：很痛心！沒有見過一個這樣的好人。
歷史學家高華
高華的最後三天 令我熱淚盈眶的是高華的學生所寫的日記，記錄了高華辭世前三天的情況，摘錄如下：
2011年12月24日星期六
早上張鳴老師9時許到醫院看望高華老師，帶來許多水果和一大束漂亮的百合，兩人聊得很開心。從香港中文大學的事情，聊到兩個人的父親，一個是黑五類家庭，一個是紅色地下黨的家庭；聯繫兩位父親的人生，談到現在的中國狀況。期間又聊了幾個好玩的教授的趣事，高老師笑了好幾次，他基本以聽為主。張教授直至11時余才離開。高老師期間雖然劇烈疼痛幾次，但是僅僅皺眉，沒有結束和張鳴老師的談話。
15分鐘後，我的同學袁建新來，送平安蓮一束，問候高老師平安夜平平安安。
高老師從張鳴老師走後就開始便血，從中午到晚上連續6次，加上早上一次共7次，每次平均在100ml左右。醫生要求不能吃東西了，免得脆弱的食管受到損害，引發大出血。一個下午幾乎都在便血之中，我只有助念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一邊幫忙收拾，希望高老師能夠從容面對。
劉師母晚7點鐘快回家之前，高老師知道自己的便血是柏油狀的時候，和師母聊起孫中山得肝癌去世之前的狀況，孫抵北京後，在醫院也是連續出血好幾天，然後突然不出血了，孫的部下很高興，其實大崩潰的前兆，6天之後，又大出血，然後逝世。師母只能問：“你怎麼讀歷史其他不看，卻看這一段呢？” 高老師大概是怕嚇着師母，就說：“我也不是特意看的，就是順便眼睛掃到了”。
很是佩服高老師的鎮定和超然，雖然便血不止，到晚上第6次的時候，還是和高欣、我開玩笑，又來了，又來了，還來勢洶洶……呵呵！從容面對，高老師倒是精神很好，一邊在床上便血，還一邊就新播的《新亮劍》和高欣、我討論閻錫山、唐生智、李宗仁、彭德懷、林彪、胡璉、邱清泉等等，東北戰役國軍的失敗，陳辭修的清廉和迂腐。
我乘間隙念誦《金剛經》一遍、《心經》一遍，回給高老師。他聽了《金剛經》，頗覺有意思，還把我的經書拿過去，看看其中的文字。不過便血又來，不及細看。後來我有給他看了“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小段，聊及對人生態度的看法。又看了“如如不動”一段，一起聊及歷史學研究的方法，研究者的取向可以用“如如不動”的態度去實現，佛學和歷史學兩種學問自有相通之處吧。他又問我印度佛教的衰亡和南傳、日本佛教與漢傳的不同之處。
晚9點40，他催我回，我又去找醫生問問血漿的事情，400ml血液輸入後，是否還要再添一點，答覆是考慮心臟的承受力，今天就400ml。幫助高老師吃拉米夫定一粒後，我被其要求早點回家。又去問醫生，藥怎麼吃，醫生說明天最好打碎吃。出門時已經十點多。
（第二天早上去，醫院護工老王和我說，我走了之後有便血了2次，我剛剛走之後的一次最厲害，200多ml。）
2011年12月25日星期日 聖誕節
早上又便血一次，血量也有200ml。今天僅僅早上便血一次，後面有一次小的便血，直到我晚上6點多離開之前，就沒有再出現大量便血的情況。
高老師今天精神很好，頭髮也整整齊齊，也許是便血之後，高熱退掉了，肚子也沒有原來疼了，人反而精神。我在高老師旁邊，輕聲讀聖嚴法師《智慧100》中解法句經的一小則文字，經文曰：無樂小樂、小辯小慧，觀求大者，乃獲大安。我對高老師說，高老師一直是持大歷史觀，注意歷史的延續性，從大處着眼看透歷史，難怪內心比一般的人要安靜堅強的多，是有大智慧的人，正所謂“乃獲大安”。高老師躺在那裡笑了。
上午劉師母的大姐夫、大姐（70多歲了），一起來看高華，我記得還是97年時候見過一次師母的大姐，一晃十幾年過去了，我一眼還是認出來了。他們和高老師聊些往事，也談談高老師那本書的獨立之可貴，大姐夫說司馬遷的書裡面最後也有點說漢朝好話的內容，而紅太陽沒有，高老師聽了淺淺一笑。早上陽光很好，家人在一起，其樂融融，讓人忘記是身在醫院。
剛剛送走客人，香港熊老師來電話，高老師特地往上起來一點，半靠着枕頭，豎起一點身體接電話，方便和熊老師聊天。聊了會這幾天的病情，張鳴老師來醫院之類的事情，我沒有想到高老師會轉而問熊老師：“聖誕去哪裡玩了？”高老師這幾天在病房總是問候你，關心他，不覺得他自己處於危險之中，讓我感懷！
高老師的妹妹、妹夫來，送來一個漂亮的金髮聖誕娃娃，掛在床頭吊水的支架上，娃娃的眼睛極大，很可愛，高老師開心的笑了，他喜歡這個意外的聖誕禮物。
11時，劉握宇師兄短信來，問我高老師在哪裡，我到醫院門口去接他。一個月之前我告訴他高老師的情況，他來電問我情況，聲音哽咽，並取消了以前冬天不回國的慣例，聖誕一放假，就從愛荷華轉機洛杉磯飛回來了。我見到握宇之前，心裏面不由一陣難過，每年他回來，我們總是約好，一起從揚州和無錫去看高老師，大家聊天吃飯，多少快樂時光，仿佛一家人，今年卻是這樣的情況，來寧3天的我一滴淚也沒有掉，此刻竟然奪眶而出。匆匆擦乾淚，不讓師兄知道，他見到我還是一貫的從容和鎮定。劉是最得高老師真傳的，連氣質也是像。這樣也好，樣子如平時，就會給高老師沒有突兀的感覺。師徒見面，兩人倒是如每年回國一樣的聊天，高老師還是關心劉師兄，問在美國找工作的事情，是否聯繫上常成等。
12時許，我和握宇下樓吃飯，然後一起回龍江熬米湯和桂圓湯給高老師。醫生已經要求不能吃任何食物了，只允許喝稀一點的流質。我們二人均會煮飯，一起合作，一會就弄好了。期間章慕榮去看望高老師，我給他電話指路。章原是南京政治學院歷史系的研究生，以前每次高老師開夜課，他總是有辦法溜出管理嚴格的軍校，騎車來南大聽課，慢慢和我們也成了朋友。這是高老師另外的魅力，本校的政治、哲學、法律等系的學生，外校的理工文科、從學飛機設計到學服裝設計的各色人物，都有來南大串堂聽高華課的。有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個學生，貿貿然的，不和我們說話，弄的還以為是黨治機關派來監聽的。
我們下午3時余回到醫院，范駿博士來，他是高老師最會笑談中國社會種種底層現實狀況的學生，雖然不是高老師自己的博士，但是對高服膺至深。此段時間幾乎常常來，就是陪高老師說說話，讓他住院舒服和開心一點。大家一起天南海北的聊天，高老師是點評者。談及北朝鮮的昨天，高說，70年代，他在南京買過一件尼龍衫，還是蠻時髦的，那件衣服就是北朝鮮出口中國的。這樣的歷史解讀，總是繪聲繪色，角度獨特。這就是典型的高式歷史解讀法，他總是“於無聲處聽驚雷”，我們常常忽略過的史料，在他卻是好材料。
聊天到6時許，高華催我和握宇回去，我已經訂了晚8點回無錫的車票。只能依依惜別，高老師還是躺在床上向我們揮揮他的大手，提醒我們帶好錢包鑰匙等。在南京——無錫的火車上，我總是在想着這18年來那些往事，和高老師一起去買書、看電影、聽講座，歷歷在目，心情沉重，不能平復。
2011年12月26日星期一
晚上一直在寫昨天沒有寫完的日記，準備給關心高老師的熊老師郵去。快要結束時，收到劉阿姨的短信，時間是23:28：“高老師走了，今晚他十點一刻去天堂了。”
我馬上給劉握宇轉過去，師兄回我電話，師兄說，昨天精神蠻好的，也許是迴光返照，他明天就再去南京。我們一邊說我一邊潸然淚下。
我很快掛斷師兄的電話，說給師母致電一分鐘，師母聲音還是蠻鎮定的，對我說，今天一天還是蠻好的，剛剛十點多大口吐血，就過去了。她又說，我這裡事情很多，回頭再說。
學生祝高老師一路走好，在天堂永遠幸福平安！來世還做我的老師！
哲人其萎，天妒英才！
高華的代表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今天有位朋友還給我發來高華在世時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2011年6月刊登在台灣 《思想》雜誌18期。這篇文章是一篇書評，高華的真知灼見閃爍其中。恰恰他評論的王鼎鈞也是我最欽佩的一位海外作家，近幾年來，中國大陸出版界和讀者終於也認識 到了他的價值，連續出版他的著作，還成立了王鼎鈞研究會。我非常高興得知高華也是王鼎鈞的知音。謹將這篇文章轉貼於下，表達我對高華教授的弔唁與緬懷。
讀王鼎鈞的《文學江湖》
冷戰年代一位讀書人的困窘和堅守
高華
大陸人特別是知識份子在毛時代是怎麼渡過的，已有許多文字反映，台灣知識份子在這三十年的生活，卻不為大陸的人們所熟知。一般人所了解的就是台灣土改，經濟起飛，人民生活富足等很表面化的內容，對在那段特殊的歲月，人是怎麼生活的等詳細的情況大多不知，也很少見到親歷者就這三十年寫的生活實錄一類的讀物。王鼎鈞的書恰說的是這一段，雖名曰“文學江湖”，然決非是單講文學，而是作者通過他生活於中的“文學圈”，對縱貫在台生活的三十年歲月（1949-1978）的觀察、記錄和反省，與作者的《關山奪路》構成姐姐篇，展示了在政權更迭、易代之際一個中國讀書人在台灣的日常生活。
由於1949年後海峽兩岸長期武力對峙，蔣氏父子以此為由，利用戒嚴和反共，在台灣建立起獨裁統治。但相比與抗戰、內戰，這三十年畢竟是一個承平的年代。於是出現一種怪異的狀態：國民黨掛著「戒嚴”的牌子，用戰時的“統一思想”，“統一意志”來統領社會，實際上偏安一隅。在如此大環境下，一方面，個人被無所不在的政治裹挾；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成長，個人逐漸也有了一定的自由的空間，但更多的是遭受橫逆，被生活揉搓與擠壓。尤其作者在50年代漫長的十年裡，心理壓抑，創痛巨深，這傷害既來自於國家、民族的分裂；更來自黨國的專制。從本書中既可窺見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時代潮流的演變，也能感受作者對國家命運、歷史教訓的獨立思考，是一份極具歷史和人文價值的個人總結。
一、“以蔣來拒毛”
列寧曾把年輕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稱為：“全世界社會主義大火的中心”[1]。1949年，這股最早點燃於俄國的革命烈焰，終於在中國燃成一片，在列寧的學生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徹底焚毀了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
這場熊熊大火讓兩百萬人被迫逃離大陸來到台灣。1949年5月26日，王鼎鈞隨兵船從上海撤退到基隆，他沒想到這一住就是三十年，當時來台的絕大多數人都以為幾年後會隨“老總統”一起回大陸。
當年的台灣，落後貧困，國民黨後面被解放軍追趕，尤如驚弓之鳥，人是來到台灣了，可是靠什麼活下去？政府不管，王鼎鈞是軍隊中的文書，就拿到一紙國民證，其他什麼也沒有。當局對離職的士兵，允許帶走兩套舊軍服，另發560元老台幣，而一碗炒河粉要700元。士兵離營時可以把睡覺的蓆子帶走，供倒地而臥或倒地而亡—用蓆子卷人埋了（王書：頁24）。
上岸的人登記用的白紙成了王鼎鈞投書的稿紙，就在基隆碼頭上，他買了一瓶墨水，給《中央日報》副刊投稿，很快就被刊用，就此走上寫方塊（小專欄）謀生的人生道路。他先後給《中華日報》副刊、《公論報》副刊，《徵信新聞》（《中國時報》的前身）等寫專欄、編副刊，一干幾十年。靠著朋友的幫助，更靠自己的天份和努力，在台灣站住了腳根，還供養弟妹讀書，贍養父親。這在大陸是無法想像的，蓋因在台灣只要不反對政府，還可以讓人活下去。
人是有思想的動物，遭1949年的大變，不會不思考。到台灣，除了那些被裹挾的“壯丁”外，都是追隨蔣介石來的。可是為什麼支持他，追隨他，這是迴避不了的大問題。大陸作家邵燕祥當時只是北平的一個初一學生，回憶他的1948年時就說過，選擇毛還是蔣，“對每一個二十世紀的中國人都是多麼嚴肅鄭重需要深思熟慮的問題”[2]。對於政治早熟的他或一般知識份子，這是成立的，但我認為大多數老百姓，特別是國統區的老百姓，則談不上選擇，就是對這個問題有所認識，也多是事後的認識。對於廣大普羅來說，只要不是異族的暴虐統治，在哪個朝代，都是幹活、吃飯。
王鼎鈞來台灣屬於自覺自愿，這是符合邵燕祥那個命題的，他就是追隨蔣介石來台的，其原因用王自己的話來說，是“以蔣來拒毛”。王說，在對蔣和毛的態度上，台灣外省人和本省人完全不一樣：本省人仇恨蔣，但不怕毛，他們是從“2，28”和“白色恐怖”中知道了蔣的厲害。外省人則不一樣，他們是被共產黨趕到台灣去的，知道毛的厲害。他對本省人說，“你們不知毛更厲害”，而他們之所以支持蔣， 是“兩害取其輕”，因為在他們看來，只有蔣可以對付毛，所以要克制自己來配合蔣。作者認為，“蔣到底與毛不同，比較起來，他還算是一個言必信行必果的人”（頁244）。
王鼎鈞的思想底色是自由主義。來到台灣後，他的自由主義，和大陸時代有了差別，最典型的莫過於他對胡適的態度：他雖然尊敬胡適的思想和主張，但是又認為自由主義不切合當時台灣的處境。這個矛盾怎麼解決？王說，《自由中國》半月刊給了他答案：“除了自由主義，反共沒有理論；除了納粹，反共沒有辦法”（頁112）。
可是現實是當局對自由主義深惡痛絕。國民黨恨自己不夠專制才丟掉了大陸，到了台灣後，索性“以組織對組織，以思想對思想，以特工對特工”，當這些類似納粹的做法全面鋪開後，王鼎鈞又受不了。於是作者得了“冷戰心理憂鬱症”，每天腰酸背痛，無精打采，也厭煩和別人交往。作者在台灣的三十年活得不容易。既要有所為，又要有所不為，他在保持個人尊嚴和獨立的前提下，恪守住了做人的基本準則；同時又展現出靈活性和韌性，適時還得作出忍讓和妥協。但是人非機器，一旦超到了心理承受的臨界點，也就是實在不能忍受時，怎麼辦？那就去找一個參照物，這就是大陸。
王鼎鈞說，一想到大陸的情況，對台灣的一切，就都忍受了，他有一段話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站在金門太武山從望遠鏡看“準星尖上的祖國”，當時最迫切的感受是，對岸繼“三年災害”之後搞“十年浩劫”，“我對來台灣以後所受的一切都原諒了！我內心的一切都化解了！”（頁432-33）。
二、“匪諜妄想症”和“做出來的匪諜案”
50年代初，台灣國民黨當局要求黨員和非黨員“自清”──凡是在大陸和中共人員有過接觸的人，都要向當局辦理“自清”手續，否則視同繼續聯絡中。這很荒唐，在大陸時代，國共兩次合作，國民黨與共產黨有太多的交集，特別在抗戰時期，不是同學就是老鄉，很難切割清楚。國民黨當局以後就以這些做藉口，拿一張合影照片、一張舊報刊說事，大抓“匪諜”。
與此同時，毛號召在中層（政府部門）、內層（黨的部門）工作的共產黨員交代與國民黨及資產階級的關係。更早，在40年代初的延安整風運動時，也要求黨員向黨組織說清與國民黨的關係。
國民黨因吃中共的虧太大了，對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按王鼎鈞的說法，在大陸時代，國民黨是一個大馬蜂窩，處處可以潛伏（頁158）。逃到台灣後的國民黨剛安頓下來，就開始總結失敗教訓了，他們的結論之一就是中共已大量滲透進國民黨，才導致國民黨的大失敗。患了“匪諜恐懼症”的當局把台灣搞的一片肅殺，四處可見標語：“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
僅有口號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要有措施，國民黨也是吸取了大陸時代僅有口號而無措施，更無落實的教訓，從此專注於在基層，在草根階層發展勢力。蔣經國在各單位廣設“眼線”，──即在各基層單位布建“細胞”，這項工作在大陸時代受制於各種因素的制約，沒有來得及做。國民黨來台後特別重視在工人，勤雜人員中吸收“細胞”。王鼎鈞多次提到在“中廣”公司那些工友特務，《郭廷以先生紀念集》中也提到在中研院近史所圖書館工作人員中也有當局布建的“眼線”，通過主動向研究人員介紹有關“匪諜”的書刊來“釣魚”。
在這方面，中共起步要早於國民黨，這也是中共戰勝國民黨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抗戰初期，有關部門就在延安各機關、學校布建“網”，發展“網員”（情報員），江青在延安“魯藝”工作期間就是一名工作不甚主動積極的“網員”。她的單線領導許建國（原名杜理卿），在建國後曾擔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和駐羅馬尼亞大使。許建國指示江青多以“灰色”面目出現，以利於收集各方面情報，但江青從不主動向他匯報工作，而是經常往毛的住處跑，讓許建國很是生氣和無奈。這種工作傳統一直沿續了下來，建國後，保衛部門著手在各要害單位布建秘密組織，詩人牛漢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有關方面動員他加入“保衛毛主席的絕密核心組織”，並說先送到莫斯科受訓，他在中共元老、校長成仿吾的暗示下婉言謝絕了[3]。
國民黨遷台之初，台灣確有中共地下人員的活動，但是在蔣經國的嚴厲打擊下，到1952年，全台的中共地下組織基本被摧毀。其後，就是借抓“匪諜”來統合社會，樹立黨國和蔣氏父子的權威。
大陸在60年代後也是少有真正的“國民黨派遣特務”和“潛伏特務”，他們早已在鎮反等運動中被消滅了。大陸在鎮反運動後，在各單位都設有政工、人保幹事等，防特、保密已完全制度化。1962年蔣介石宣稱要“反攻大陸”，其派遣特務往往在東南沿海一登陸就被全抓，已達到“來一個消滅一個，來兩個消滅一雙”的程度。對於社會上的“特務”或 “特嫌”（特務嫌疑），只會是多抓，不會漏網，用大陸的術語，就是“擴大化”。例如，中共對歷史上當過“憲兵”的人高度警覺，幾乎把他們全都看成是“特務”，對他們的處理，最輕的也是戴“歷史反革命”的帽子，交派出所和群眾監督改造。其實中共對國民黨憲兵的判斷是有誤的，憲兵中是有特務，但只是非常少數的人，大多數憲兵就是維持治安和軍紀而已。王鼎鈞說自己在國民黨憲兵服役時，沒喊過一句反共口號，沒讀過一頁反共資料，沒破獲過一個中共地下情報組織（頁157）。至於文革中被揪出來的大把“國民黨特務”，那完全是 “階級鬥爭”走火入魔的產物，與真正的“台灣特務”無涉。
台灣在60年代抓出的匪諜案，基本上是“做出來”的案子：被抓人員被特務引導，再施以酷刑，迫其咬出同夥，交代上、下線，與大陸在文革中的“深挖五、一六”如出一轍。
國民黨一方面對“匪諜”充滿恐懼感；另一方面，又肆無忌憚，枉殺枉捕。任何一張舊的合影照片，一份舊報刊，一封誣告材料，一本左翼文學書籍，都可以成為誣人為“匪諜”的所謂“證據”。
王鼎鈞告訴我們，“匪諜案”是真正的“藝術品”：所有材料都是“真”的，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都是“假”的（頁36），因為“酷刑之下，人人甘願配合辦案人員的構想給自己捏造一個身份，這些人再互相證明對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為，各人再捏造行為，並互相證明別人的行為，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內在的邏輯，互補互依，自給自足”（頁37）。
斯大林“大清洗”中的形形色色的叛國案，諸如布哈林叛國案、圖哈切夫斯基叛國案等等，文革中的“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案，都是這樣做成的。最近披露的材料說，參加劉少奇專案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文化程度不能很高，只能在小學五年級到初中三年級之間[4]。
這一套是從哪兒學來的？中國是從蘇聯學來的還是效法於本土的周興、來俊臣？這或許是人性幽暗面不加控制而帶來的災難？畢竟那是一個極端年代。特務之猖狂，令人髮指。王鼎鈞多次提到的那個在中廣公司半公開活動的“英俊高大的特務小頭目”，其中講到他對“引刀成一快”的解釋，說“沒那麼快”，意思是，特工部門不會就一刀砍死嫌犯，“讓你們死得那麼痛快，而是要折磨你們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讓王鼎鈞聞之驚駭不已，毛骨悚然。特務一直緊盯王鼎鈞，蓋因王有“歷史問題”，即平津戰役期間被共軍俘虜又被共軍釋放一事，因而長期被監控。手段有：“五人聯保”──互保思想正確，行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聯坐。還有跟蹤，私拆信件，偷聽電話，命令他的朋友偵察他的言行，勒令寫自傳，要求從六歲寫起，作者怕每次寫得不一樣而帶來災禍，不得不經常背誦自傳。王鼎鈞書中有三個章節專寫他所遇到的特務：“匪諜是如何做成的？”“特務的隱性騷擾”，“與特務共舞”──特務“瞻之在前，忽矣在後”，如影相隨，橫跨了王鼎鈞在台的整整三十年。
在這種社會氛圍下，知識份子做特務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王鼎鈞說，那時官場盛傳“識時務者為俊傑，時務有三，黨務、洋務、特務”。書中有一段寫得非常生動，幾個朋友久別重逢，大家互道問候，“混得不錯啊，你通了特務啦！”看了誰神清氣爽，春風得意，第一個念頭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務。王鼎鈞說，在他看來，50-70年代的台灣，知識份子做特務的比例很高，甚至幾個人中就有一個是特務（臥底）。據王鼎鈞說，不少作家都做特務（頁306），甚至是老作家，也做了黨國的“臥底”，他自己就多次遇到來打探他個人消息的老作家，轉眼就去向特務部門匯報去了。
類似的情況大陸也存在，只是表現形式不同，大陸更強調該工作的革命意識形態意義。大陸學者章詒和前幾年撰文，披露著名翻譯家馮亦代如何以“為革命”，“做好黨的馴服工具”來說服自己，克服了心理障礙，主動積極地在她家做“臥底”的。在經歷多次政治運動洗禮後，馮亦代已有了全新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為了提高自己的職業素質，他還專門買了蘇聯的《一個肅反工作者的手記》和有關介紹“契卡”（全俄肅反委員會）歷史的書籍。他說：“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屍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經消除了那種腐朽的感傷的情緒，我覺得我在保衛黨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日益豐富起來。”[5]。他自認為“是在第一線作戰”（馮書：頁288）的“一個保衛工作者”（頁258），於是，心中“也就釋然了”（頁335）。馮亦代以“好友”的身份定期到已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鈞家聊天、喝茶、吃飯，然後再向有關方面匯報章伯鈞在家中的言行。對於當年的行為，馮在晚年有很深的悔悟，在他的《悔余日錄》一書中將此隱私公之於眾。
誰是特務，都是慢慢發現的，也有弄錯的時候。王鼎鈞寫道：有一位作家問我，你看台灣的前途怎麼樣？咱們的反共文學這樣寫下去，到底是活路還是絕路？這種問題只有一個標準答案，怎麼明知故問。莫非他是一個特務，打算“引蛇出洞”？後來冷戰結束，兩岸交流，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為什麼勸我寫反共文學？現在共產黨要來了！我思來想去，你大概是個特務（頁307）。
無獨有偶，許倬雲先生也提到他在台期間被特務檢舉和騷擾，由於他與蔣經國有工作上的接觸，蔣經國說了一句話：我對他了解，他不是你們說的那樣，這才使許先生被解脫。
1960年代以後，國民黨殺人少了，但還是什麼都記錄在案。特務直接對王說，“你幾根骨頭，我們都知道”，但一般不再直接行動。他們對誰都不相信，陳誠有一邏輯，連程潛、張治中都投共了，還能相信誰？特務甚至盯上了《蔣公序傳》的作者黎東方先生。此君在大陸被認為是親蔣右翼知識份子，但在台灣的情治部門的眼中，卻演幻為“左翼嫌疑”。他對王鼎鈞說，他演講時提了幾次“中共”，幾次“共匪”，有沒有引用“蔣公”語錄，引用了幾次，都有人記錄。
王鼎鈞也曾被弄到“保安司令部”談話，被罰站，他在那兒見到那位一直監控他的“英俊的特務”，特務對王鼎鈞還算客氣，沒有留下他。多數被叫到“保安司令部”（以後易名為“警備總司令部”，簡稱“警總”）問話的，都不許回家，許多人就這樣神秘失蹤了。在如此恐怖氣氛下，誰都不敢打聽，個別人有大老援手，也無結果，蓋因蔣經國非常冷漠，“鐵面無私”。
照顧蔣氏父子一輩子的翁元對蔣經國有非常深入的觀察，他認為蔣太子最大的特點就是“永遠神神秘秘，讓人猜不透他心裡想的是什麼”[6]。他說，蔣經國是“雙重性格”，在外面和私下完全不一樣，諱莫如深，高不可測，故做“神秘”狀，“鐵面無情”（翁元：頁224）。連翁元這樣對蔣經國極熟的人，都感到“時時有如臨履深淵，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翁元：頁218）。
魏景蒙是蔣經國的親信，又是中央社的老人，是董顯光的手下，1943年曾陪美國記者訪問延安，寫有訪問記，對王震有近距離的刻畫。然而就連魏景蒙向蔣經國求保“中廣”副總經理李荊蓀也被拒，致使李荊蓀無辜被關押15年。台灣在70年代，還在抓匪諜。 “中廣”崔小萍案發生在1968年，李荊蓀案是1970年，與真正的“匪諜”毫不相干，都是被誣陷入獄。在這之後，台灣的情治工作有所變化，開始注意“公關”形象。軍情局長沈之岳有意展現新風格，還籠絡王鼎鈞為情治單位的公關電視片寫文字稿。當王鼎鈞收到赴美國大學講學的邀請信後，情治部門派出五個人定期與王喝茶、談話，他們只聽不說，對王進行新一輪面對面的考察。王知道自己能否飛出鳥籠，獲得自由，就在此一舉了，他孤注一擲，和盤說出他對台灣甚至是軍情部門的批評和建議，結果王鼎鈞被批准出國。
三、“中國廣播公司”
王鼎鈞在“中廣”服務十年。中廣全稱“中國廣播公司”，是國民黨黨營事業，前身為中央廣播電台，建於1928年，原在南京，1949年1月遷台，把所有重要業務資料都帶走了。
50年代，在台灣是廣播電台占領天空的十年，聽眾眾多。中廣吸引聽眾的主要手段是廣播劇，王鼎鈞參考了中廣從南京帶到台北的30年代的一些劇本，諸如：曹禹的《日出》、《雷雨》、還有郭沫若、洪深、陳白塵、李健吾、丁西林等的話劇劇本，然而特務身手敏捷，很快就把這些劇本都搜走了。在大陸時代，國民黨對這些事是從來不管的，但是敗退台灣後，完全翻了一個個兒，凡是左翼和留在大陸的學者、作家的作品一律查禁。
當局明明以專制主義治台，卻要扮出自由民主的模樣，其意也是為了爭取美援和國際好感，為此大耍兩面派。國民黨在香港辦的《香港時報》是一份地道的“黨報”，卻標榜“以自由主義反共”，“社論充滿自由主義色彩”，但這份反共報紙不能進口，只特許進口八百份，供指定單位參考（頁258）。“中廣”被允許進口一份。
王鼎鈞從事廣播稿的撰述，一直小心翼翼。廣播有其特殊性，特別要注意諧音字的問題，因此禁忌特別多，“蔣總統復行視事”，簡為“總統視事”，可以聽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為“總統復職”。廣播不能用長句，有一句是：“美輪美奐的大會堂中間懸掛著總統的肖像”，播音時斷句換氣，說成了“懸掛著總統”，引起了驚擾。王鼎鈞也叮矚，“總統”之前切忌有任何動詞。十月，更要小心注意，因為許多重大節日都在十月：十月十日是“雙十節”、十月二十五日是“台灣光復節”、十月三十一日是“蔣總統誕辰”，“每一個節日都要節前有醞釀，節後有餘波”。可是“十、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這對於台灣來說是迎頭一擊，無形中把“光輝燦爛的十月”的亮度減低不少。國民黨的反制措施是從“十、一”前一天，台灣就不准有任何喜慶的表示，廣播中更不准有祝壽的內容，不可開張剪彩，快樂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天氣報告中如有“台灣海峽烏雲密布，長江中下游陽光普照”，都會被治安機關追究。
在那個年代，真正是草木皆兵，政府對百姓家中的收音機也不甚放心。50年代初，政府管制製造收音機的器材，誰家的收音機壞了，還的向治安部門報廢備案，交回零件。
當局對收音機一類的硬體不放心，對軟體就更不放心了。當局患有嚴重的“文字敏感症”，在“警總”眼中四處都是共黨在搞顛覆宣傳。王鼎鈞回憶說，1951年前後，他把文章寫好以後總要冷藏一下，進行自檢，假設自己是檢查員，把文字中的象徵，暗喻、影射、雙關等一起殺死，反覆肅清，才敢放心交稿。即便如此，也有馬失前蹄的時候。“中廣”有一批從南京、重慶時代就從事播音工作的老播音員，個個都有很高的播音藝術水準，他們把廣播劇演得出神入化。由於廣播劇的效果太逼真，也被懷疑。某次，王鼎鈞編寫的廣播劇講述大陸鎮壓反革命，出現有槍斃人的場面，使聽眾有身臨其境之感，被“中四組”（即國民黨改造後的中宣部）叫停，情治部門也來調查，被懷疑是影射國民黨殺人。
從王鼎鈞的書中才知道，在50年代初，“中廣”的收音效果很差，與大陸完全不可相比，大陸廣播在台灣任何地方都能收聽到，而“中廣”的播音，連陳誠的家都聽不到。陳誠清廉，不願接受新收音機，“中廣”只能派出技術人員一處處勘測，來確定收聽的信號的強弱。並把陳誠家的老舊收音機帶回來修理，重裝了真空管和換了線路，才給陳家送回去。
至於大陸人知曉的“敵台”之一的“中國廣播公司、自由中國之聲”，只是掛在“中廣”名下，與“中廣”台灣播音部沒有關係，台灣對大陸的廣播直接歸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六組領導，實際上是情治部門的一個組成部分，“匪情專家”王健民曾長期在中廣大陸部工作，此人以後用國民黨虜獲的中共原始資料為基礎寫成《中共黨史稿》，1979年後被引入大陸，在內部流傳，頗被重視。
四、“反共文學”，寫還是不寫？
王鼎鈞以報刊專欄作家而聞名，當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巡航台灣海峽，台灣大局穩定後，黨國要人、也是國民黨文學界的掌門人張道藩就組織起了寫作講習班，王鼎鈞報名被錄取。第一期只錄取30人，大多為外省人。王鼎鈞非常認真聽名家講課，也勤於習作。由於大家都是經戰亂而來台灣，寫作主題很自然的就是流離歲月和對中共的“控訴”，但是那時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反共文學”的口號和概念。
不久，張道藩提出要寫“反共文學”即所謂“戰鬥文學”，卻碰到一大難題，這就是“反共文學”的禁忌太多，作家不知如何去刻畫共產黨？甚至張道藩寫的“老天爺，你不長眼”一曲，也遭到警總的查禁，因為此曲也可讀成對蔣介石的批判。某次，總統府前舉行歌舞會，一出維吾爾舞蹈被檢舉是“蘇俄舞”，在“反共抗俄”的年代，這是嚴重的“為匪張目”的行為，於是張道藩馬上辭職。
所以，在那個時代，可以不寫反共文學，不寫，沒人找你麻煩；而寫了，卻可能遇到大問題，因為分寸拿捏不准，作家的“反共”與官方的“反共”規格不合，當局更害怕“反共文學”有可能演變成對國民黨失去大陸的檢討批判。
怎麼寫共產黨？令許多人頭疼，共產黨到底是什麼樣的人？這些去台的作家個個有體會，在大陸時代他們和共產黨員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不是同學，就是朋友或老師，但是他們卻寫不出具體的人物，用大陸的專業語言講，就是寫不出“典型人物”，無法在文學創作中塑造出符合國民黨意識形態要求的“共產黨員”的形象。
於是講習班請來胡秋原，此公早年曾參加“福建人民政府”，事敗後去過莫斯科，在莫斯科和重慶與共產黨領導人王明、周恩來、鄧穎超、葉劍英等有過近距離的接觸。他說共產黨有“宗教心理”，“會黨心理”，“軍隊心理”，有集體性，宣揚全體主義，同歸一宗，說話使用特別的切口，使用巫術、圖騰、咒語，身體動作單調重複，產生交互作用云云。胡秋原上述言論談不上深刻，特別是胡秋原說中共黨人“身體動作單調重複，產生交互作用”，就純屬無稽之談，在他之前和之後都沒有如此說法，堪稱胡秋原的原創。可能是過於荒唐，胡的這段話沒有傳播開來。
當時王鼎鈞就認為中共不好寫，一寫就寫成了國民黨。事實也如此，閻錫山罵中共的那些泄憤之語，怎麼可以搬到小說和戲劇中去呢？只能是那些概念化的“青面獠牙”、“五毒俱全”的“匪幹”和“匪諜”了，時間一過去，反共文學的大部分作品就被大浪淘沙了。
就在當時，這些學員們就說，看來寫共產黨只能是將來的大陸人才能寫出來，果其不然，王鼎鈞在幾十年後高度評價幾位大陸作家，認為他們在幾十年前的話應驗了。
那位姜貴呢？王鼎鈞與他很熟，對他的作品也評價很高，我最早是從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知道姜貴的大名，以後在台灣，朋友還送給我一本九歌出版社2004年再版的姜貴的代表作《旋風》，但是我實在讀不下去，這本書沒有引人入勝之處。
五，“做成寶石，鑲在五星徽上”？
台灣在1950年代之窮，遠甚於大陸。大陸幅員遼闊，人口和物質資源極為豐富，財富收入也多，國家對高級幹部（高幹），高級知識份子（高知）、高級民主人士的待遇都很優厚，工資高，待遇高，住房條件好，還依級別配有秘書、警衛、小轎車、公務員等。台灣當時只有700萬人口，美援主要是軍援，經援相對較少，而等待土改出效果，還需要一段時間。
據蔣氏父子的副官翁元回憶，蔣經國一家在50年代初的早餐就是一盆粥，煮一次羅宋湯一連吃幾天。他還說，在官邸工作年終時，“老先生”（蔣介石）會發給他們一份100元的獎金，他說，這筆錢，對於一個普通的公務人員是多麼大的鼓勵（翁元：頁48）。胡宗南家境也頗困窘，蓋因他的工資分三份，家中僅留一份，其他支援故舊， 其他一般家庭就可想而知了。至於投稿、賺稿費也並非人人都可勝任。給《中央日報》副刊寫稿就絕非易事。胡宗南之子回憶其母為彌補家用，給《中央日報》副刊投稿三次均被退回，其母為此在家痛哭，而胡宗南妻還是留美博士。
王鼎鈞書中說，1951年中秋節，中廣公司發給員工的福利，只有一塊月餅。50年代初，有些作家坐不起公車，雖然每張票只是5角，作家手上捏著4角錢，跟在公車後趕路。有的作家因褲子破洞而不能出門。那時，在台北的公車上還常看到赤腳的軍隊傳令兵。
我也聽朋友說，即使一些公教人員的家庭的子女，在1960年前很少有錢穿襪子。
1957年，開始出現初步的繁華，有霓虹燈了，也僅限於台北。 1960年開始，台灣初步富裕起來了，台北有所謂“吃文化”的興起。東華大學歷史系的李教授對我說，到1964-1965年，生活才真正好起來，許多家庭有了電視機。到了1968年“四年經建計畫”完成，同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台灣的社會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民眾的收入也不斷增加。1970年後，甚至出現“全民閱讀”的熱潮。作者曾去成衣加工廠參觀，看到縫衣的小姑娘利用釘鈕扣的間隙，看擺在縫紉機上的書本，竟是錢穆的《國史大綱》（頁470-71）。
要不要建設台灣，也有爭議。有一種看法認為，建設好了台灣，還不是送給共產黨？“你有本事把台灣打磨成一粒鑽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鑲在五星徽上”（頁351）。還有人認為，全力建設台灣固然很好，但在其背後，是不是覺得 “反攻無望”呢？
1954年，王鼎鈞第一次聽一位本省人說，“你們回不去了”，很受震撼。在50-70年代，台灣學生人人都會唱 “反攻大陸”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大陸是我們的國土，大陸是我們的家園……” 。“反攻大陸”是蔣介石在台統治的合法性的基礎，也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基礎，是神話也是信仰，一旦無效，心理崩潰將不可避免。因此蔣氏父子只能以暴力和鎮壓來維繫這個信念。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兩岸的力量對比太懸殊，反攻怎麼可能？更大的障礙是美國不支持。
蔣介石只能忍耐，1960-1961年，大陸的大饑荒已達到頂點，也是人心最浮動的時候，國民黨對大陸沒有實施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到了1962年的6月至1963年初，大陸的情況已大為好轉了，國民黨卻開始行動了，派出小股武裝騷擾閩、粵、浙、蘇、魯等沿海地區，都以失敗而告終。1964年，國民黨不得不把“反攻大陸”改為“光復大陸”，軍事性的內容消失了。王鼎鈞說，一向高歌“我們明天回大陸”的人由痛苦產生幽默：我們一定會回去，自己打回去，或是解放軍押解回去（頁351）。
蔣氏父子念茲在茲的“反攻大陸”，終因主客觀條件所限而告徹底失敗，但是他們對發展台灣經濟還是很有遠見的。1960年代蔣經國提出“建設台灣”的口號， 70年代後，終見成效。台灣各方面都取得長足的進步，特別是經濟繁榮了，百姓的生存狀況有很大的改善。以後隨著兩岸關係的改善，對大陸的經濟社會發展也起到良性推動作用，這一切都是當年他們未曾想到的。
人生如夢，世事難料，就像人們不可能料到蔣經國去世一年後東歐會發生歷史性巨變，武裝到牙齒的蘇聯也會解體一樣，當年的人們很難想像國民黨在台灣鐵桶般的統治也會結束。國民黨從特務橫行，嗜權如命，到遵守政黨輪替的遊戲規則，其間既有人的因素，也有客觀環境推動的因素。但不管怎麼說，國民党進步了，台灣社會進步了。
說起人的因素，人們必然說起蔣經國。他確實是台灣現代化、民主化的重要推手。王鼎鈞先生呢，他難道不也是推手嗎？他在台幾十年的文字耕耘，把青春和汗水都灑在了這塊土地，不僅是為了謀生，更是寄託了自己對台灣、對大陸的理想和追求，他在這裡有壓抑也有喜悅，正所謂冷暖自知。如今他不悲不怨，以坦然豁達的態度重拾那幽長的歲月。他說在年輕時不滿意當時的社會，以為只有社會主義能解決問題，後來又相信美國的資本主義能解決社會主義不能解決的問題，但是又是失望，“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沒有一個什麼新的主義了！” （頁361-62）。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先生所思所慮還是“中國向何處去”這個縈繞他一生的主題，讓人何等敬重！如今他的《文學江湖》一書，既是為歷史做見證，也給我們啟示和教益，讓我們知道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在過去的二十世紀所經歷的痛苦和所懷抱的夢想、希望。所幸的是那個專橫的，看不到盡頭的反共一元化時代已經結束，一個孕育未來新創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價值多元的時代已經來臨。
注釋：
[1]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7卷，頁372
[2] 邵燕祥：《別了，毛澤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頁7。
[3] 牛漢口述，李晉西編撰：《我仍在苦苦跋涉》，三聯書店2008，頁92-93。 [4] 鄭彥英：〈與劉少奇專案組副組長同行〉，2011-03-2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c7f7401017kt5.html?tj=1。
[5] 馮亦代：《悔余日錄》，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出版，1960.8.3.頁256。
[6] 翁元口述，王豐筆錄：《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中華書局，1994，頁28，以下簡稱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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