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称高华“是毛泽东研究的排头兵”；张鸣说“高华是我见过的最认真，最严谨，见识非凡的史学家，是我的良师益友”；刘瑜说“高华老师是中共党史及苏联党史的‘活字典’”；杨天石说高华“文章写得洋洋洒洒，很有气派”；许纪霖称“没人比高华更对得起历史学家和思想者的荣誉”
老高按：今天早上一开电脑，吃了一惊：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高华，于12月26日晚10点15分病逝，享年57岁。
虽说知道高华罹患癌症好几年了，几次风传他濒临死亡，但也几次得到他病情缓解的消息。但是这一次，是肯定无疑了，高华任教的南京大学历史系，也通过微博发布了讣告，随后读到其生前友好和历史学界重量级学者如楊奎松、金冲及、张鸣等人悼念高华的文章。
高华
万分遗憾未能采访高华 高华，1954年生于南京，“文革”期间曾做过8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1995—1996年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做访问学者。2004年2-7月，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教授。2006年1-6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客座教授。
其代表作是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这是高华花了20年心血研究、写出的严谨的几十万字学术著作，2000年3月出版后，得到包括杨振宁、王元化、陈方正、吴敬琏等在内一大批学者的高度肯定和评价。在业内，这本书更受到重视，已经进入经典行列，任何对毛泽东的研究，都不可能绕过这部著作。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6月重印此书。有位学者说：当年一读此书，如梁启超形容初见康有为：“如凉水浇背，当头棒喝”。书中严谨细致的论证，行云流水的文笔，尤其是没有一处资料没有来源出处，且大多数来源于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刊书稿，可见作者苦心正是要力求严谨，以能流传后世。
值得一提的是，我看到一个资料（但愿这个资料已经过时！），在中国，北京大学等许多高校图书馆都未收藏此书，南京大学的港台资料阅览室有这本书，但不得外借。
201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终于出版了高华的文集《革命年代》；其著作还有《在历史的“风陵渡”口》；论文就更多了：《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论孙科革新国民党的努力及其失败》、《关于国民政府“南京十年”的若干问题》、《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万分遗憾的是，我一直未能得到高华亲自指教。今年年初，受《新史記》杂志的委托，我曾向高华发信，希望能够采访他，却未能如愿。后来又得到消息，高华的病情有所缓解，我内心里希望能够采访他的念头又在复苏。没想到，他毕竟还是未能抵抗病魔。惜哉！这个机会永远不会有了！
去年这个时候，中国作家史铁生与旅美政治学家史天健告别了我们。时过一年，高华又告别了我们。
中国学者纷纷表示震惊和哀悼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在搜狐微博上追悼高华说：“高华是我见过的最认真，最严谨，见识非凡的史学家，是我的良师益友。英年早逝，痛哉惜哉！高华走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一个自甘贫贱的坚持学术操守的学者离开了我们。高华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但他的为人，更令人钦敬。有的人著作等身，却不及他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跟他交往，感觉他有一肚子的东西要写，一肚子的东西可写。他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在重病期间，在病床上，还在修改学生的论文，每个听过他课的人，都会终身难忘。高华很穷，其实富有天下”。
凤凰网连线中共党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杨奎松，杨得知高华逝世的消息，十分悲痛，并对高华的学术研究给予高度评价，称高华“是毛泽东研究的排头兵”。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微博上追悼高华称，这是岁末听到的最悲哀消息。高华兄是对中共政治有最深邃洞察的当代学者，每一次听他谈中共历史，都是知性上的享受。他得病之后的坚强、乐观，让所有的人都深受感染。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思考和勉力写作，没有什么人比他更对得起历史学家和思想者的荣誉了。
凤凰网连线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杨天石，杨天石说，“那时他的身体很好，还没有检查出患病。”“我记得他当时文章（《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机和社会改革：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教育》）写得洋洋洒洒，很有气派”。
凤凰网连线历史学家金冲及，他说，得知高华病逝，感到很意外。他评价高华“是一个很勤奋的学者”，而且头脑很清楚。《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材料很丰富，影响很大。
前几天我介绍了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她曾探望病中的高华教授数次。凤凰网连线刘瑜，听到他突然去世的消息，刘瑜说虽然知道老师患病已经多年，但听到这个消息还是很吃惊。刘瑜称，“高华老师是中共党史以及苏联党史的‘活字典’，他的去世太可惜了。”
凤凰网还联系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周海滨，周海滨表示高华是“具有非凡勇气的学者”。
一位我熟识、也认识高华的旅美学者给我发来邮件说：很痛心！没有见过一个这样的好人。
历史学家高华
高华的最后三天 令我热泪盈眶的是高华的学生所写的日记，记录了高华辞世前三天的情况，摘录如下：
2011年12月24日星期六
早上张鸣老师9时许到医院看望高华老师，带来许多水果和一大束漂亮的百合，两人聊得很开心。从香港中文大学的事情，聊到两个人的父亲，一个是黑五类家庭，一个是红色地下党的家庭；联系两位父亲的人生，谈到现在的中国状况。期间又聊了几个好玩的教授的趣事，高老师笑了好几次，他基本以听为主。张教授直至11时余才离开。高老师期间虽然剧烈疼痛几次，但是仅仅皱眉，没有结束和张鸣老师的谈话。
15分钟后，我的同学袁建新来，送平安莲一束，问候高老师平安夜平平安安。
高老师从张鸣老师走后就开始便血，从中午到晚上连续6次，加上早上一次共7次，每次平均在100ml左右。医生要求不能吃东西了，免得脆弱的食管受到损害，引发大出血。一个下午几乎都在便血之中，我只有助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一边帮忙收拾，希望高老师能够从容面对。
刘师母晚7点钟快回家之前，高老师知道自己的便血是柏油状的时候，和师母聊起孙中山得肝癌去世之前的状况，孙抵北京后，在医院也是连续出血好几天，然后突然不出血了，孙的部下很高兴，其实大崩溃的前兆，6天之后，又大出血，然后逝世。师母只能问：“你怎么读历史其他不看，却看这一段呢？” 高老师大概是怕吓着师母，就说：“我也不是特意看的，就是顺便眼睛扫到了”。
很是佩服高老师的镇定和超然，虽然便血不止，到晚上第6次的时候，还是和高欣、我开玩笑，又来了，又来了，还来势汹汹……呵呵！从容面对，高老师倒是精神很好，一边在床上便血，还一边就新播的《新亮剑》和高欣、我讨论阎锡山、唐生智、李宗仁、彭德怀、林彪、胡琏、邱清泉等等，东北战役国军的失败，陈辞修的清廉和迂腐。
我乘间隙念诵《金刚经》一遍、《心经》一遍，回给高老师。他听了《金刚经》，颇觉有意思，还把我的经书拿过去，看看其中的文字。不过便血又来，不及细看。后来我有给他看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小段，聊及对人生态度的看法。又看了“如如不动”一段，一起聊及历史学研究的方法，研究者的取向可以用“如如不动”的态度去实现，佛学和历史学两种学问自有相通之处吧。他又问我印度佛教的衰亡和南传、日本佛教与汉传的不同之处。
晚9点40，他催我回，我又去找医生问问血浆的事情，400ml血液输入后，是否还要再添一点，答复是考虑心脏的承受力，今天就400ml。帮助高老师吃拉米夫定一粒后，我被其要求早点回家。又去问医生，药怎么吃，医生说明天最好打碎吃。出门时已经十点多。
（第二天早上去，医院护工老王和我说，我走了之后有便血了2次，我刚刚走之后的一次最厉害，200多ml。）
2011年12月25日星期日 圣诞节
早上又便血一次，血量也有200ml。今天仅仅早上便血一次，后面有一次小的便血，直到我晚上6点多离开之前，就没有再出现大量便血的情况。
高老师今天精神很好，头发也整整齐齐，也许是便血之后，高热退掉了，肚子也没有原来疼了，人反而精神。我在高老师旁边，轻声读圣严法师《智慧100》中解法句经的一小则文字，经文曰：无乐小乐、小辩小慧，观求大者，乃获大安。我对高老师说，高老师一直是持大历史观，注意历史的延续性，从大处着眼看透历史，难怪内心比一般的人要安静坚强的多，是有大智慧的人，正所谓“乃获大安”。高老师躺在那里笑了。
上午刘师母的大姐夫、大姐（70多岁了），一起来看高华，我记得还是97年时候见过一次师母的大姐，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一眼还是认出来了。他们和高老师聊些往事，也谈谈高老师那本书的独立之可贵，大姐夫说司马迁的书里面最后也有点说汉朝好话的内容，而红太阳没有，高老师听了浅浅一笑。早上阳光很好，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让人忘记是身在医院。
刚刚送走客人，香港熊老师来电话，高老师特地往上起来一点，半靠着枕头，竖起一点身体接电话，方便和熊老师聊天。聊了会这几天的病情，张鸣老师来医院之类的事情，我没有想到高老师会转而问熊老师：“圣诞去哪里玩了？”高老师这几天在病房总是问候你，关心他，不觉得他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让我感怀！
高老师的妹妹、妹夫来，送来一个漂亮的金发圣诞娃娃，挂在床头吊水的支架上，娃娃的眼睛极大，很可爱，高老师开心的笑了，他喜欢这个意外的圣诞礼物。
11时，刘握宇师兄短信来，问我高老师在哪里，我到医院门口去接他。一个月之前我告诉他高老师的情况，他来电问我情况，声音哽咽，并取消了以前冬天不回国的惯例，圣诞一放假，就从爱荷华转机洛杉矶飞回来了。我见到握宇之前，心里面不由一阵难过，每年他回来，我们总是约好，一起从扬州和无锡去看高老师，大家聊天吃饭，多少快乐时光，仿佛一家人，今年却是这样的情况，来宁3天的我一滴泪也没有掉，此刻竟然夺眶而出。匆匆擦干泪，不让师兄知道，他见到我还是一贯的从容和镇定。刘是最得高老师真传的，连气质也是像。这样也好，样子如平时，就会给高老师没有突兀的感觉。师徒见面，两人倒是如每年回国一样的聊天，高老师还是关心刘师兄，问在美国找工作的事情，是否联系上常成等。
12时许，我和握宇下楼吃饭，然后一起回龙江熬米汤和桂圆汤给高老师。医生已经要求不能吃任何食物了，只允许喝稀一点的流质。我们二人均会煮饭，一起合作，一会就弄好了。期间章慕荣去看望高老师，我给他电话指路。章原是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的研究生，以前每次高老师开夜课，他总是有办法溜出管理严格的军校，骑车来南大听课，慢慢和我们也成了朋友。这是高老师另外的魅力，本校的政治、哲学、法律等系的学生，外校的理工文科、从学飞机设计到学服装设计的各色人物，都有来南大串堂听高华课的。有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学生，贸贸然的，不和我们说话，弄的还以为是党治机关派来监听的。
我们下午3时余回到医院，范骏博士来，他是高老师最会笑谈中国社会种种底层现实状况的学生，虽然不是高老师自己的博士，但是对高服膺至深。此段时间几乎常常来，就是陪高老师说说话，让他住院舒服和开心一点。大家一起天南海北的聊天，高老师是点评者。谈及北朝鲜的昨天，高说，70年代，他在南京买过一件尼龙衫，还是蛮时髦的，那件衣服就是北朝鲜出口中国的。这样的历史解读，总是绘声绘色，角度独特。这就是典型的高式历史解读法，他总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我们常常忽略过的史料，在他却是好材料。
聊天到6时许，高华催我和握宇回去，我已经订了晚8点回无锡的车票。只能依依惜别，高老师还是躺在床上向我们挥挥他的大手，提醒我们带好钱包钥匙等。在南京——无锡的火车上，我总是在想着这18年来那些往事，和高老师一起去买书、看电影、听讲座，历历在目，心情沉重，不能平复。
2011年12月26日星期一
晚上一直在写昨天没有写完的日记，准备给关心高老师的熊老师邮去。快要结束时，收到刘阿姨的短信，时间是23:28：“高老师走了，今晚他十点一刻去天堂了。”
我马上给刘握宇转过去，师兄回我电话，师兄说，昨天精神蛮好的，也许是回光返照，他明天就再去南京。我们一边说我一边潸然泪下。
我很快挂断师兄的电话，说给师母致电一分钟，师母声音还是蛮镇定的，对我说，今天一天还是蛮好的，刚刚十点多大口吐血，就过去了。她又说，我这里事情很多，回头再说。
学生祝高老师一路走好，在天堂永远幸福平安！来世还做我的老师！
哲人其萎，天妒英才！
高华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今天有位朋友还给我发来高华在世时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2011年6月刊登在台湾 《思想》杂志18期。这篇文章是一篇书评，高华的真知灼见闪烁其中。恰恰他评论的王鼎钧也是我最钦佩的一位海外作家，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出版界和读者终于也认识 到了他的价值，连续出版他的著作，还成立了王鼎钧研究会。我非常高兴得知高华也是王鼎钧的知音。谨将这篇文章转贴于下，表达我对高华教授的吊唁与缅怀。
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高华
大陆人特别是知识份子在毛时代是怎么渡过的，已有许多文字反映，台湾知识份子在这三十年的生活，却不为大陆的人们所熟知。一般人所了解的就是台湾土改，经济起飞，人民生活富足等很表面化的内容，对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人是怎么生活的等详细的情况大多不知，也很少见到亲历者就这三十年写的生活实录一类的读物。王鼎钧的书恰说的是这一段，虽名曰“文学江湖”，然决非是单讲文学，而是作者通过他生活于中的“文学圈”，对纵贯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的观察、记录和反省，与作者的《关山夺路》构成姐姐篇，展示了在政权更迭、易代之际一个中国读书人在台湾的日常生活。
由于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武力对峙，蒋氏父子以此为由，利用戒严和反共，在台湾建立起独裁统治。但相比与抗战、内战，这三十年毕竟是一个承平的年代。于是出现一种怪异的状态：国民党挂著「戒严”的牌子，用战时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来统领社会，实际上偏安一隅。在如此大环境下，一方面，个人被无所不在的政治裹挟；另一方面，随著社会的成长，个人逐渐也有了一定的自由的空间，但更多的是遭受横逆，被生活揉搓与挤压。尤其作者在50年代漫长的十年里，心理压抑，创痛巨深，这伤害既来自于国家、民族的分裂；更来自党国的专制。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一、“以蒋来拒毛”
列宁曾把年轻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称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大火的中心”[1]。1949年，这股最早点燃于俄国的革命烈焰，终于在中国燃成一片，在列宁的学生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焚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这场熊熊大火让两百万人被迫逃离大陆来到台湾。1949年5月26日，王鼎钧随兵船从上海撤退到基隆，他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十年，当时来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几年后会随“老总统”一起回大陆。
当年的台湾，落后贫困，国民党后面被解放军追赶，尤如惊弓之鸟，人是来到台湾了，可是靠什么活下去？政府不管，王鼎钧是军队中的文书，就拿到一纸国民证，其他什么也没有。当局对离职的士兵，允许带走两套旧军服，另发560元老台币，而一碗炒河粉要700元。士兵离营时可以把睡觉的席子带走，供倒地而卧或倒地而亡—用席子卷人埋了（王书：页24）。
上岸的人登记用的白纸成了王鼎钧投书的稿纸，就在基隆码头上，他买了一瓶墨水，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很快就被刊用，就此走上写方块（小专栏）谋生的人生道路。他先后给《中华日报》副刊、《公论报》副刊，《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等写专栏、编副刊，一干几十年。靠著朋友的帮助，更靠自己的天份和努力，在台湾站住了脚根，还供养弟妹读书，赡养父亲。这在大陆是无法想像的，盖因在台湾只要不反对政府，还可以让人活下去。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遭1949年的大变，不会不思考。到台湾，除了那些被裹挟的“壮丁”外，都是追随蒋介石来的。可是为什么支持他，追随他，这是回避不了的大问题。大陆作家邵燕祥当时只是北平的一个初一学生，回忆他的1948年时就说过，选择毛还是蒋，“对每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人都是多么严肃郑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2]。对于政治早熟的他或一般知识份子，这是成立的，但我认为大多数老百姓，特别是国统区的老百姓，则谈不上选择，就是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也多是事后的认识。对于广大普罗来说，只要不是异族的暴虐统治，在哪个朝代，都是干活、吃饭。
王鼎钧来台湾属于自觉自愿，这是符合邵燕祥那个命题的，他就是追随蒋介石来台的，其原因用王自己的话来说，是“以蒋来拒毛”。王说，在对蒋和毛的态度上，台湾外省人和本省人完全不一样：本省人仇恨蒋，但不怕毛，他们是从“2，28”和“白色恐怖”中知道了蒋的厉害。外省人则不一样，他们是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的，知道毛的厉害。他对本省人说，“你们不知毛更厉害”，而他们之所以支持蒋， 是“两害取其轻”，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蒋可以对付毛，所以要克制自己来配合蒋。作者认为，“蒋到底与毛不同，比较起来，他还算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页244）。
王鼎钧的思想底色是自由主义。来到台湾后，他的自由主义，和大陆时代有了差别，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胡适的态度：他虽然尊敬胡适的思想和主张，但是又认为自由主义不切合当时台湾的处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王说，《自由中国》半月刊给了他答案：“除了自由主义，反共没有理论；除了纳粹，反共没有办法”（页112）。
可是现实是当局对自由主义深恶痛绝。国民党恨自己不够专制才丢掉了大陆，到了台湾后，索性“以组织对组织，以思想对思想，以特工对特工”，当这些类似纳粹的做法全面铺开后，王鼎钧又受不了。于是作者得了“冷战心理忧郁症”，每天腰酸背痛，无精打采，也厌烦和别人交往。作者在台湾的三十年活得不容易。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他在保持个人尊严和独立的前提下，恪守住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同时又展现出灵活性和韧性，适时还得作出忍让和妥协。但是人非机器，一旦超到了心理承受的临界点，也就是实在不能忍受时，怎么办？那就去找一个参照物，这就是大陆。
王鼎钧说，一想到大陆的情况，对台湾的一切，就都忍受了，他有一段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站在金门太武山从望远镜看“准星尖上的祖国”，当时最迫切的感受是，对岸继“三年灾害”之后搞“十年浩劫”，“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页432-33）。
二、“匪谍妄想症”和“做出来的匪谍案”
5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当局要求党员和非党员“自清”──凡是在大陆和中共人员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向当局办理“自清”手续，否则视同继续联络中。这很荒唐，在大陆时代，国共两次合作，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太多的交集，特别在抗战时期，不是同学就是老乡，很难切割清楚。国民党当局以后就以这些做借口，拿一张合影照片、一张旧报刊说事，大抓“匪谍”。
与此同时，毛号召在中层（政府部门）、内层（党的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交代与国民党及资产阶级的关系。更早，在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运动时，也要求党员向党组织说清与国民党的关系。
国民党因吃中共的亏太大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按王鼎钧的说法，在大陆时代，国民党是一个大马蜂窝，处处可以潜伏（页158）。逃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刚安顿下来，就开始总结失败教训了，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中共已大量渗透进国民党，才导致国民党的大失败。患了“匪谍恐惧症”的当局把台湾搞的一片肃杀，四处可见标语：“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仅有口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措施，国民党也是吸取了大陆时代仅有口号而无措施，更无落实的教训，从此专注于在基层，在草根阶层发展势力。蒋经国在各单位广设“眼线”，──即在各基层单位布建“细胞”，这项工作在大陆时代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没有来得及做。国民党来台后特别重视在工人，勤杂人员中吸收“细胞”。王鼎钧多次提到在“中广”公司那些工友特务，《郭廷以先生纪念集》中也提到在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工作人员中也有当局布建的“眼线”，通过主动向研究人员介绍有关“匪谍”的书刊来“钓鱼”。
在这方面，中共起步要早于国民党，这也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抗战初期，有关部门就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布建“网”，发展“网员”（情报员），江青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就是一名工作不甚主动积极的“网员”。她的单线领导许建国（原名杜理卿），在建国后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和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指示江青多以“灰色”面目出现，以利于收集各方面情报，但江青从不主动向他汇报工作，而是经常往毛的住处跑，让许建国很是生气和无奈。这种工作传统一直沿续了下来，建国后，保卫部门著手在各要害单位布建秘密组织，诗人牛汉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有关方面动员他加入“保卫毛主席的绝密核心组织”，并说先送到莫斯科受训，他在中共元老、校长成仿吾的暗示下婉言谢绝了[3]。
国民党迁台之初，台湾确有中共地下人员的活动，但是在蒋经国的严厉打击下，到1952年，全台的中共地下组织基本被摧毁。其后，就是借抓“匪谍”来统合社会，树立党国和蒋氏父子的权威。
大陆在60年代后也是少有真正的“国民党派遣特务”和“潜伏特务”，他们早已在镇反等运动中被消灭了。大陆在镇反运动后，在各单位都设有政工、人保干事等，防特、保密已完全制度化。1962年蒋介石宣称要“反攻大陆”，其派遣特务往往在东南沿海一登陆就被全抓，已达到“来一个消灭一个，来两个消灭一双”的程度。对于社会上的“特务”或 “特嫌”（特务嫌疑），只会是多抓，不会漏网，用大陆的术语，就是“扩大化”。例如，中共对历史上当过“宪兵”的人高度警觉，几乎把他们全都看成是“特务”，对他们的处理，最轻的也是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派出所和群众监督改造。其实中共对国民党宪兵的判断是有误的，宪兵中是有特务，但只是非常少数的人，大多数宪兵就是维持治安和军纪而已。王鼎钧说自己在国民党宪兵服役时，没喊过一句反共口号，没读过一页反共资料，没破获过一个中共地下情报组织（页157）。至于文革中被揪出来的大把“国民党特务”，那完全是 “阶级斗争”走火入魔的产物，与真正的“台湾特务”无涉。
台湾在60年代抓出的匪谍案，基本上是“做出来”的案子：被抓人员被特务引导，再施以酷刑，迫其咬出同伙，交代上、下线，与大陆在文革中的“深挖五、一六”如出一辙。
国民党一方面对“匪谍”充满恐惧感；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枉杀枉捕。任何一张旧的合影照片，一份旧报刊，一封诬告材料，一本左翼文学书籍，都可以成为诬人为“匪谍”的所谓“证据”。
王鼎钧告诉我们，“匪谍案”是真正的“艺术品”：所有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都是“假”的（页36），因为“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页37）。
斯大林“大清洗”中的形形色色的叛国案，诸如布哈林叛国案、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等等，文革中的“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案，都是这样做成的。最近披露的材料说，参加刘少奇专案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文化程度不能很高，只能在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之间[4]。
这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中国是从苏联学来的还是效法于本土的周兴、来俊臣？这或许是人性幽暗面不加控制而带来的灾难？毕竟那是一个极端年代。特务之猖狂，令人发指。王鼎钧多次提到的那个在中广公司半公开活动的“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其中讲到他对“引刀成一快”的解释，说“没那么快”，意思是，特工部门不会就一刀砍死嫌犯，“让你们死得那么痛快，而是要折磨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让王鼎钧闻之惊骇不已，毛骨悚然。特务一直紧盯王鼎钧，盖因王有“历史问题”，即平津战役期间被共军俘虏又被共军释放一事，因而长期被监控。手段有：“五人联保”──互保思想正确，行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联坐。还有跟踪，私拆信件，偷听电话，命令他的朋友侦察他的言行，勒令写自传，要求从六岁写起，作者怕每次写得不一样而带来灾祸，不得不经常背诵自传。王鼎钧书中有三个章节专写他所遇到的特务：“匪谍是如何做成的？”“特务的隐性骚扰”，“与特务共舞”──特务“瞻之在前，忽矣在后”，如影相随，横跨了王鼎钧在台的整整三十年。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知识份子做特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王鼎钧说，那时官场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书中有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几个朋友久别重逢，大家互道问候，“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看了谁神清气爽，春风得意，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务。王鼎钧说，在他看来，50-70年代的台湾，知识份子做特务的比例很高，甚至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特务（卧底）。据王鼎钧说，不少作家都做特务（页306），甚至是老作家，也做了党国的“卧底”，他自己就多次遇到来打探他个人消息的老作家，转眼就去向特务部门汇报去了。
类似的情况大陆也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大陆更强调该工作的革命意识形态意义。大陆学者章诒和前几年撰文，披露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如何以“为革命”，“做好党的驯服工具”来说服自己，克服了心理障碍，主动积极地在她家做“卧底”的。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洗礼后，冯亦代已有了全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他还专门买了苏联的《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和有关介绍“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的书籍。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我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日益丰富起来。”[5]。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冯书：页288）的“一个保卫工作者”（页258），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页335）。冯亦代以“好友”的身份定期到已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家聊天、喝茶、吃饭，然后再向有关方面汇报章伯钧在家中的言行。对于当年的行为，冯在晚年有很深的悔悟，在他的《悔余日录》一书中将此隐私公之于众。
谁是特务，都是慢慢发现的，也有弄错的时候。王鼎钧写道：有一位作家问我，你看台湾的前途怎么样？咱们的反共文学这样写下去，到底是活路还是绝路？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怎么明知故问。莫非他是一个特务，打算“引蛇出洞”？后来冷战结束，两岸交流，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现在共产党要来了！我思来想去，你大概是个特务（页307）。
无独有偶，许倬云先生也提到他在台期间被特务检举和骚扰，由于他与蒋经国有工作上的接触，蒋经国说了一句话：我对他了解，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这才使许先生被解脱。
1960年代以后，国民党杀人少了，但还是什么都记录在案。特务直接对王说，“你几根骨头，我们都知道”，但一般不再直接行动。他们对谁都不相信，陈诚有一逻辑，连程潜、张治中都投共了，还能相信谁？特务甚至盯上了《蒋公序传》的作者黎东方先生。此君在大陆被认为是亲蒋右翼知识份子，但在台湾的情治部门的眼中，却演幻为“左翼嫌疑”。他对王鼎钧说，他演讲时提了几次“中共”，几次“共匪”，有没有引用“蒋公”语录，引用了几次，都有人记录。
王鼎钧也曾被弄到“保安司令部”谈话，被罚站，他在那儿见到那位一直监控他的“英俊的特务”，特务对王鼎钧还算客气，没有留下他。多数被叫到“保安司令部”（以后易名为“警备总司令部”，简称“警总”）问话的，都不许回家，许多人就这样神秘失踪了。在如此恐怖气氛下，谁都不敢打听，个别人有大老援手，也无结果，盖因蒋经国非常冷漠，“铁面无私”。
照顾蒋氏父子一辈子的翁元对蒋经国有非常深入的观察，他认为蒋太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6]。他说，蒋经国是“双重性格”，在外面和私下完全不一样，讳莫如深，高不可测，故做“神秘”状，“铁面无情”（翁元：页224）。连翁元这样对蒋经国极熟的人，都感到“时时有如临履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翁元：页218）。
魏景蒙是蒋经国的亲信，又是中央社的老人，是董显光的手下，1943年曾陪美国记者访问延安，写有访问记，对王震有近距离的刻画。然而就连魏景蒙向蒋经国求保“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也被拒，致使李荆荪无辜被关押15年。台湾在70年代，还在抓匪谍。 “中广”崔小萍案发生在1968年，李荆荪案是1970年，与真正的“匪谍”毫不相干，都是被诬陷入狱。在这之后，台湾的情治工作有所变化，开始注意“公关”形象。军情局长沈之岳有意展现新风格，还笼络王鼎钧为情治单位的公关电视片写文字稿。当王鼎钧收到赴美国大学讲学的邀请信后，情治部门派出五个人定期与王喝茶、谈话，他们只听不说，对王进行新一轮面对面的考察。王知道自己能否飞出鸟笼，获得自由，就在此一举了，他孤注一掷，和盘说出他对台湾甚至是军情部门的批评和建议，结果王鼎钧被批准出国。
三、“中国广播公司”
王鼎钧在“中广”服务十年。中广全称“中国广播公司”，是国民党党营事业，前身为中央广播电台，建于1928年，原在南京，1949年1月迁台，把所有重要业务资料都带走了。
50年代，在台湾是广播电台占领天空的十年，听众众多。中广吸引听众的主要手段是广播剧，王鼎钧参考了中广从南京带到台北的30年代的一些剧本，诸如：曹禹的《日出》、《雷雨》、还有郭沫若、洪深、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等的话剧剧本，然而特务身手敏捷，很快就把这些剧本都搜走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这些事是从来不管的，但是败退台湾后，完全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左翼和留在大陆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一律查禁。
当局明明以专制主义治台，却要扮出自由民主的模样，其意也是为了争取美援和国际好感，为此大耍两面派。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是一份地道的“党报”，却标榜“以自由主义反共”，“社论充满自由主义色彩”，但这份反共报纸不能进口，只特许进口八百份，供指定单位参考（页258）。“中广”被允许进口一份。
王鼎钧从事广播稿的撰述，一直小心翼翼。广播有其特殊性，特别要注意谐音字的问题，因此禁忌特别多，“蒋总统复行视事”，简为“总统视事”，可以听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为“总统复职”。广播不能用长句，有一句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著总统的肖像”，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著总统”，引起了惊扰。王鼎钧也叮瞩，“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十月，更要小心注意，因为许多重大节日都在十月：十月十日是“双十节”、十月二十五日是“台湾光复节”、十月三十一日是“蒋总统诞辰”，“每一个节日都要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可是“十、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这对于台湾来说是迎头一击，无形中把“光辉灿烂的十月”的亮度减低不少。国民党的反制措施是从“十、一”前一天，台湾就不准有任何喜庆的表示，广播中更不准有祝寿的内容，不可开张剪彩，快乐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天气报告中如有“台湾海峡乌云密布，长江中下游阳光普照”，都会被治安机关追究。
在那个年代，真正是草木皆兵，政府对百姓家中的收音机也不甚放心。50年代初，政府管制制造收音机的器材，谁家的收音机坏了，还的向治安部门报废备案，交回零件。
当局对收音机一类的硬体不放心，对软体就更不放心了。当局患有严重的“文字敏感症”，在“警总”眼中四处都是共党在搞颠覆宣传。王鼎钧回忆说，1951年前后，他把文章写好以后总要冷藏一下，进行自检，假设自己是检查员，把文字中的象征，暗喻、影射、双关等一起杀死，反复肃清，才敢放心交稿。即便如此，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中广”有一批从南京、重庆时代就从事播音工作的老播音员，个个都有很高的播音艺术水准，他们把广播剧演得出神入化。由于广播剧的效果太逼真，也被怀疑。某次，王鼎钧编写的广播剧讲述大陆镇压反革命，出现有枪毙人的场面，使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被“中四组”（即国民党改造后的中宣部）叫停，情治部门也来调查，被怀疑是影射国民党杀人。
从王鼎钧的书中才知道，在50年代初，“中广”的收音效果很差，与大陆完全不可相比，大陆广播在台湾任何地方都能收听到，而“中广”的播音，连陈诚的家都听不到。陈诚清廉，不愿接受新收音机，“中广”只能派出技术人员一处处勘测，来确定收听的信号的强弱。并把陈诚家的老旧收音机带回来修理，重装了真空管和换了线路，才给陈家送回去。
至于大陆人知晓的“敌台”之一的“中国广播公司、自由中国之声”，只是挂在“中广”名下，与“中广”台湾播音部没有关系，台湾对大陆的广播直接归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六组领导，实际上是情治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匪情专家”王健民曾长期在中广大陆部工作，此人以后用国民党虏获的中共原始资料为基础写成《中共党史稿》，1979年后被引入大陆，在内部流传，颇被重视。
四、“反共文学”，写还是不写？
王鼎钧以报刊专栏作家而闻名，当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台湾大局稳定后，党国要人、也是国民党文学界的掌门人张道藩就组织起了写作讲习班，王鼎钧报名被录取。第一期只录取30人，大多为外省人。王鼎钧非常认真听名家讲课，也勤于习作。由于大家都是经战乱而来台湾，写作主题很自然的就是流离岁月和对中共的“控诉”，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反共文学”的口号和概念。
不久，张道藩提出要写“反共文学”即所谓“战斗文学”，却碰到一大难题，这就是“反共文学”的禁忌太多，作家不知如何去刻画共产党？甚至张道藩写的“老天爷，你不长眼”一曲，也遭到警总的查禁，因为此曲也可读成对蒋介石的批判。某次，总统府前举行歌舞会，一出维吾尔舞蹈被检举是“苏俄舞”，在“反共抗俄”的年代，这是严重的“为匪张目”的行为，于是张道藩马上辞职。
所以，在那个时代，可以不写反共文学，不写，没人找你麻烦；而写了，却可能遇到大问题，因为分寸拿捏不准，作家的“反共”与官方的“反共”规格不合，当局更害怕“反共文学”有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
怎么写共产党？令许多人头疼，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去台的作家个个有体会，在大陆时代他们和共产党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不是同学，就是朋友或老师，但是他们却写不出具体的人物，用大陆的专业语言讲，就是写不出“典型人物”，无法在文学创作中塑造出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要求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于是讲习班请来胡秋原，此公早年曾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事败后去过莫斯科，在莫斯科和重庆与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说共产党有“宗教心理”，“会党心理”，“军队心理”，有集体性，宣扬全体主义，同归一宗，说话使用特别的切口，使用巫术、图腾、咒语，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云云。胡秋原上述言论谈不上深刻，特别是胡秋原说中共党人“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就纯属无稽之谈，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如此说法，堪称胡秋原的原创。可能是过于荒唐，胡的这段话没有传播开来。
当时王鼎钧就认为中共不好写，一写就写成了国民党。事实也如此，阎锡山骂中共的那些泄愤之语，怎么可以搬到小说和戏剧中去呢？只能是那些概念化的“青面獠牙”、“五毒俱全”的“匪干”和“匪谍”了，时间一过去，反共文学的大部分作品就被大浪淘沙了。
就在当时，这些学员们就说，看来写共产党只能是将来的大陆人才能写出来，果其不然，王鼎钧在几十年后高度评价几位大陆作家，认为他们在几十年前的话应验了。
那位姜贵呢？王鼎钧与他很熟，对他的作品也评价很高，我最早是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知道姜贵的大名，以后在台湾，朋友还送给我一本九歌出版社2004年再版的姜贵的代表作《旋风》，但是我实在读不下去，这本书没有引人入胜之处。
五，“做成宝石，镶在五星徽上”？
台湾在1950年代之穷，远甚于大陆。大陆幅员辽阔，人口和物质资源极为丰富，财富收入也多，国家对高级干部（高干），高级知识份子（高知）、高级民主人士的待遇都很优厚，工资高，待遇高，住房条件好，还依级别配有秘书、警卫、小轿车、公务员等。台湾当时只有700万人口，美援主要是军援，经援相对较少，而等待土改出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
据蒋氏父子的副官翁元回忆，蒋经国一家在50年代初的早餐就是一盆粥，煮一次罗宋汤一连吃几天。他还说，在官邸工作年终时，“老先生”（蒋介石）会发给他们一份100元的奖金，他说，这笔钱，对于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翁元：页48）。胡宗南家境也颇困窘，盖因他的工资分三份，家中仅留一份，其他支援故旧， 其他一般家庭就可想而知了。至于投稿、赚稿费也并非人人都可胜任。给《中央日报》副刊写稿就绝非易事。胡宗南之子回忆其母为弥补家用，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三次均被退回，其母为此在家痛哭，而胡宗南妻还是留美博士。
王鼎钧书中说，1951年中秋节，中广公司发给员工的福利，只有一块月饼。50年代初，有些作家坐不起公车，虽然每张票只是5角，作家手上捏著4角钱，跟在公车后赶路。有的作家因裤子破洞而不能出门。那时，在台北的公车上还常看到赤脚的军队传令兵。
我也听朋友说，即使一些公教人员的家庭的子女，在1960年前很少有钱穿袜子。
1957年，开始出现初步的繁华，有霓虹灯了，也仅限于台北。 1960年开始，台湾初步富裕起来了，台北有所谓“吃文化”的兴起。东华大学历史系的李教授对我说，到1964-1965年，生活才真正好起来，许多家庭有了电视机。到了1968年“四年经建计画”完成，同年，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台湾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收入也不断增加。1970年后，甚至出现“全民阅读”的热潮。作者曾去成衣加工厂参观，看到缝衣的小姑娘利用钉钮扣的间隙，看摆在缝纫机上的书本，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页470-71）。
要不要建设台湾，也有争议。有一种看法认为，建设好了台湾，还不是送给共产党？“你有本事把台湾打磨成一粒钻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镶在五星徽上”（页351）。还有人认为，全力建设台湾固然很好，但在其背后，是不是觉得 “反攻无望”呢？
1954年，王鼎钧第一次听一位本省人说，“你们回不去了”，很受震撼。在50-70年代，台湾学生人人都会唱 “反攻大陆”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家园……” 。“反攻大陆”是蒋介石在台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基础，是神话也是信仰，一旦无效，心理崩溃将不可避免。因此蒋氏父子只能以暴力和镇压来维系这个信念。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两岸的力量对比太悬殊，反攻怎么可能？更大的障碍是美国不支持。
蒋介石只能忍耐，1960-1961年，大陆的大饥荒已达到顶点，也是人心最浮动的时候，国民党对大陆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了1962年的6月至1963年初，大陆的情况已大为好转了，国民党却开始行动了，派出小股武装骚扰闽、粤、浙、苏、鲁等沿海地区，都以失败而告终。1964年，国民党不得不把“反攻大陆”改为“光复大陆”，军事性的内容消失了。王鼎钧说，一向高歌“我们明天回大陆”的人由痛苦产生幽默：我们一定会回去，自己打回去，或是解放军押解回去（页351）。
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19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 70年代后，终见成效。台湾各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经济繁荣了，百姓的生存状况有很大的改善。以后随著两岸关系的改善，对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起到良性推动作用，这一切都是当年他们未曾想到的。
人生如梦，世事难料，就像人们不可能料到蒋经国去世一年后东欧会发生历史性巨变，武装到牙齿的苏联也会解体一样，当年的人们很难想像国民党在台湾铁桶般的统治也会结束。国民党从特务横行，嗜权如命，到遵守政党轮替的游戏规则，其间既有人的因素，也有客观环境推动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国民党进步了，台湾社会进步了。
说起人的因素，人们必然说起蒋经国。他确实是台湾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推手。王鼎钧先生呢，他难道不也是推手吗？他在台几十年的文字耕耘，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块土地，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寄托了自己对台湾、对大陆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这里有压抑也有喜悦，正所谓冷暖自知。如今他不悲不怨，以坦然豁达的态度重拾那幽长的岁月。他说在年轻时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以为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后来又相信美国的资本主义能解决社会主义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又是失望，“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没有一个什么新的主义了！” （页361-62）。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所思所虑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主题，让人何等敬重！如今他的《文学江湖》一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所幸的是那个专横的，看不到尽头的反共一元化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
注释：
[1]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7卷，页372
[2] 邵燕祥：《别了，毛泽东》，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页7。
[3] 牛汉口述，李晋西编撰：《我仍在苦苦跋涉》，三联书店2008，页92-93。 [4] 郑彦英：〈与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同行〉，2011-03-2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c7f7401017kt5.html?tj=1。
[5] 冯亦代：《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出版，1960.8.3.页256。
[6] 翁元口述，王丰笔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中华书局，1994，页28，以下简称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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