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孫立平教授曾提出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四個可能趨勢：結構定型、精英聯盟、寡頭統治和贏者通吃。今天這四個對未來走向會有根本性影響的趨勢有的更為明顯，有的若隱若現。應將中國轉型中的精英問題放到這個基本背景中，才可把握得更為準確

　　老高按：誰也不會否認，中國正在變。但在這一共識之下，就意見分歧很大了：正在變好還是正在變糟？哪些方面變好，哪些方面變糟？不同階層、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人，可能看法懸殊甚至極為對立。要釐清誰有道理或者說誰更有道理，並不容易。最近中國左派和右派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可能就針鋒相對。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及博士生導師孫立平的一篇文章，或許能夠為我們理解這一問題提供幫助。他雖然只是將焦點放在中國社會結構演變上，指出了四個可能趨勢，但這四個趨勢涉及的範圍是相當廣泛和深刻的。


　　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四個可能趨勢
　　社會結構定型與精英寡頭統治的初步凸現

　　孫立平，南都觀察


　　幾年前的時候，我曾經提出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四個可能趨勢，即結構定型、精英聯盟、寡頭統治和贏者通吃。從今天來看，這四個趨勢有的要更為明顯，有的若隱若現，但這四個趨勢對中國未來走向會有根本性的影響。如果我們將中國轉型社會中的精英問題放到這樣一個基本的背景中去認識，也許可以把握得更為準確一些。

　　結構定型

　　社會結構的定型化不是一種反常的現象而是一種正常的、常規的現象。除非在大的社會變革時期，社會結構的常態是定型的，而不是變動不居的。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其社會結構也大體處於定型的狀態。只不過在這些國家定型的結構是與較為順暢的社會流動機制並存的。
　　就目前開始逐步定型下來的中國社會結構而言，這樣的幾個跡象是需要給予足夠注意的。第一，階層之間的邊界開始形成。最顯而易見的是不同居住區域的分離。如果說由居住分區形成的階層邊界是可見的，那麼，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階層邊界則是無形的。但這種無形的邊界，不僅可以作為階層邊界的象徵，而且，如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所說，還是階層結構再生產的機制。
　　第二，內部認同的形成。階層內部認同的形成是與階層之間的邊界聯繫在一起的。因為人們正是從這種邊界中萌發“我們”與“他們”的概念和意識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會科學院曾經對上海市民的階層意識進行過調查，得出的結論還是“有階層化差別但無階層化意識”。而在1996年的武漢進行的調查則表明，絕大多數市民具有階層認知，其中3/4的人認為自己是處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當中。
　　第三，階層之間的流動開始減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階層之間的流動是相當頻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後期，情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的表現之一是社會中門檻的加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時候，只要很小的資本就可以進入一個經營領域。現在的一些大房地產開發商，有的當初就是借幾萬元錢就進入房地產領域的，而在今天，已經完全沒有這種可能。
　　第四，社會階層的再生產。也就是說，過去人們常說的農之子恆為農商之子恆為商的現象開始出現了。十幾年前，我們社會中有了“第二代富人”的說法，近幾年中又有了“第二代窮人”的說法，這說明社會地位的繼承和世襲的現象開始出現。
　　從上述幾個方面判斷，可以確認社會結構的定型化過程已經開始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呈現。
　　隨着社會結構的定型，一種影響、左右社會發展進程的機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在開始形成。我們在現實的生活中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當一種改革措施或一項政策出台前後，社會上特別是知識界往往出現很大的爭論，其中的一些爭論會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比如改革與保守，左與右等，但在這項措施或政策實施之後，人們會發現，無論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麼，在利益結果上幾乎都沒有太大的差別，該對誰有利還是對誰有利，該對誰不利還是對誰不利。即使是那些在價值或意識形態上會有很大差別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後的利益結果也還是差不多。在這種現象的背後的，實際上是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在開始形成。由於這樣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進社會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實踐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會效果。在極端的情況下，就是將改革的措施轉化為一種腐敗的手段。在最近幾年間對改革的反思和有關爭論，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發生的。

　　精英聯盟

　　相對穩定的精英群體的形成，是社會結構定型化的組成部分之一。新時期精英的形成是伴隨改革開放和由此導致的社會轉型而來，而在社會結構定型化的過程中，精英中不同部分所結成的聯盟關係是一個更值得關注的現象。分析一下歷史就可以看出，在80年代，當體制外精英剛剛開始出現的時候，曾經使得體制內精英感到極不適應。懷疑和恐懼構成了雙方關係的基本內容。當時一些重大事件的發生，事實上與這種懷疑和恐懼是有直接關係的。懷疑和恐懼減少了對話和溝通的可能。
　　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雙方關係已經在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並在此基礎上形成複雜的聯盟與衝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體制內精英和體制外精英的關係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在這個過程中，如下的幾個因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第一，80年代末開始形成的“穩定話語”，形成了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聯盟的基礎。80年代末的事件使雙方共同認識到，“不穩定”既不利於統治和權力，也不利於商業活動。因此，保持穩定是雙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採取壓制私營、民營和鄉鎮企業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驅動下，一些中層政府官員立場鮮明地站在了後者一邊，於是有“幾不變”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層的層面上，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關係。此後，在“下海”過程中，一些官員或有極強官方背景的人變為商人，促進了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親和性。第三，新保守主義的形成，則標誌着一部分知識分子對這個聯盟的加入。實際上，後來由於政府的政策取向等原因，自由主義（主要是經濟學中的自由主義）以更大的規模加入了這個聯盟。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幾年中，在精英聯盟不斷發育的同時，精英和大眾之間的裂痕也在進一步的加深。典型的是對一些改革措施的爭論。很難說爭論雙方誰對誰錯，因為這是不同的利益。在最近的幾年中，在國企改革、醫療教育改革、房地產熱以及其他一些有關改革和社會政策的看法和主張上，精英和民眾之間的分歧甚至裂痕已經大大地加深。在網絡上，人們可以看到對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來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變得越來越專橫和霸道。當房地產商說，我們是給富人蓋房子而不是給窮人蓋房子的時候；當北京的出租車公司所有者說，換什麼樣的車型是我們公司的事情與消費者無關的時候；當有知識精英說普通老百姓反對我的觀點恰好說明我正確的時候，我們既可以體會到精英的霸道與專橫，也可以體會到精英與大眾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會導致“上層階級化、下層碎片化”的結構形成。而在結構的層面上，則會顯現出“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的特徵。應當說，這是值得警惕的趨勢。

　　寡頭統治

　　精英寡頭化是資源高度集中和精英力量不受約束的必然結果。在當今世界上，有兩個地方的寡頭問題成為引人注目的現象。一個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寡頭統治有着複雜的歷史原因，其中一個重要背景就是大地產制度。到18世紀末的時候，大地產制已經在拉丁美洲占據了支配地位，大農場主、大牧場主壟斷了大部分的土地資源，他們不僅掌握着最多的經濟資源，而且對政治事務有着非常大的影響力。
　　另外的一個地方就是轉型中的俄羅斯。俄羅斯的“寡頭”主要是由在20世紀90年代私有化過程中迅速暴富起來的大資本家構成。在俄羅斯的私有化過程中，那些控制石油、天然氣、鑽石、有色金屬等重要資源的人逐漸成了經濟寡頭。俄羅斯眾寡頭不僅控制着俄的經濟，甚至逐漸將觸角伸至政治領域，包括壟斷、控制和操縱媒體，通過提供贊助等方式左右選舉過程，干預決策、立法等，有的還親自出任政權機關要職。2000年5月，普京就任總統幾個月後，便開始對經濟寡頭進行打擊。到目前為止，俄羅斯的寡頭力量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遏制。
　　最近幾年中，有關中國社會中精英寡頭化的議論在開始出現。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在“做大做強”和“抓大放小”戰略思想推動下，國有寡頭企業憑藉壟斷優勢發育迅速，同時中小企業和個體戶大量消失；在一些行業和領域中，資源積聚迅速，如在房地產領域中，“寡頭壟斷”這個概念已經是眾人耳熟能詳的“口頭禪”；在一些地方，已經形成的政商聯盟掌握着行政經濟等多方面的權力，在經濟社會生活中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處於不受控制的地位。但同時也要看到，中國轉型時期精英聯盟的寡頭化，與俄羅斯社會中的寡頭統治相比，有着明顯的不同。中國寡頭化精英並沒有俄羅斯寡頭那樣巨大的財產，寡頭髮揮作用的制度化空間也沒有俄羅斯那樣大。其實，中國精英寡頭的問題之所以凸現出來，與其說是由於其自身的強大，不如說是由於其他群體社會與政治權利的被剝奪以及由此造成的無力狀態，以及其權力的靠山。
　　就現實的情況而言，精英聯盟寡頭化的結果之一，是侵占了其它階層的發展空間。這當中有兩個跡象是值得警惕的。一是中小企業和個體戶生存環境惡化。國家工商總局前幾年發布的一組數據表明，1999年我國實有個體工商戶3160萬戶，到2004年這一數字下降為2350萬戶，6年間淨減少810萬戶，平均每年減少135萬戶。另外一項研究表明，1994到2004年十年間，全國有770萬家個體戶消失。相反，壟斷行業占有了全民資源，卻只向國家交納所得稅，剩下的利潤全都留給企業。二是中產階層在最近幾年中開始成為掠奪對象。在房地產熱中，開始出現中產階層成為掠奪對象的新現象。拆遷中的受損害者不僅包括城市的下層，也包括了一部分中產階層。某大都市一個項目的拆遷過程被人們稱之為“一個中產階級社區”的噩夢。他們所居住的小區，在沒有履行合法程序的情況下，被強行拆毀。而從該小區250戶居民的職業構成看，大多數從事的都是公認的“受尊敬”的職業，有高等法院法官、局處級幹部、軍官、警官、醫生、教師、作家、民營企業家、外資企業高級職員等。但即便如此，也沒有避免被強行拆遷的命運。而房價的上漲，也構成對中產階層的直接影響。在許多大城市，不但普通市民，就是收入不菲的白領階層，面對不斷攀升的房價，也苦不堪言。對於剛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白領來說，存錢的速度往往趕不上首付上漲的速度。對於相當一些白領階層成員來說，即使努力買了房子，經濟負擔的沉重也是可以想見的。
　　有專家指出，隨着中國個人消費信貸（特別是住房信貸）規模的急劇擴大，一些大城市的居民已經悄然成為高負債一族。其中，上海和北京的家庭債務最高，分別達155%和122%，已經超過2003年美國的平均家庭債務比例115%。結果，就是生活質量的明顯下降。

　　贏者通吃

　　稀缺的社會資源，從類型上說可以大體分為三類，一類是物質性的財富，即經濟資源，一是政治上的權力，三是社會威望或社會聲譽。在任何社會中，這三類資源都是稀缺的，但在不同社會中，分配這些資源的原則是不同的。一種方法是彌散型分配，即分配不同種類資源時實行的是不同的原則。在這樣的社會中，擁有某種資源較多的人或群體不一定也擁有較多其他的資源。而在另外一種社會中，則可能實行一體化的原則。也就是說，各種不同的資源往往是集中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按照這兩種不同原則進行資源分配所產生的結果和社會影響是完全不同的。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社會資源的分配主要是一種彌散型分配。原來處於弱勢地位的群體，比如農民、城市中沒有固定職業者、兩勞人員，其經濟地位首先獲得了改善。其中，中國社會中最早的“先富者”或當時的“萬元戶”，往往是從這些群體中產生的。但這些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聲譽，卻往往不能與他們擁有的財富成正比。社會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一方面嫉妒他們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視的眼光看待他們。而幹部和國有企業的工人，在收入上往往低於這些“先富者”，但他們不僅享受着“先富者”不能享受的種種福利，而且他們的地位和職業在當時看來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們的社會地位仍然是高於“個體戶”的。另外的一個群體則是知識分子。改革伊始，就倡導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在政治上，過去的“臭老九”成了“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社會和文化上，他們開始收到社會的尊敬，以至於當時社會中有“老九上了天”的說法。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知識分子的經濟狀況卻得不到改善。在這樣一種資源配置的格局中，幾乎每個群體都有自己可以自豪的，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
　　但在90年代，情況發生了變化。如果說在90年代個體戶這個階層仍然存在的話，作為富人代稱的含義已經不存在了。他們當中儘管個別的人可能發展成具有一定規模的私營企業主，但大部分人回歸到了較低的社會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階層迅速崛起的時候，個體戶階層已經逐步失去了在短時間內可以令他們頗為自豪的經濟優勢地位。而城市中的工人，在改革的過程中不僅逐步失去了種種過去令人艷羨的福利待遇，而且其中有幾千萬人失去了過去以為不可能失去的“鐵飯碗”。即使是沒有失去飯碗的，不僅也面臨失去飯碗的壓力，而且原來能夠令他們自豪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也一去不復返了。在80年代初期收入迅速改善的農民，實際上在80年代中期開始就過了短暫的黃金時代。上述階層在今天能夠令自己自豪的資本已經很少。但在另一方面，一個以擁有總體性資本為特徵的階層，迅速地吸收社會中的種種資源。
　　值得警惕的是，贏者通吃開始擴散到社會生活許多方面。在前幾年，伴隨豪宅熱，一些地方的自然資源開始被瓜分和蠶食。在廬山蓮花洞這個聞名全國的國家森林公園，這個歷史上儒、釋、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園內居然興建起大約50幢豪華別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員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開發商說“要把這裡變成京城的第二個富人聚居區。”在上海，市郊一處山林名勝周圍就被圈走1000多畝地，建造了100多棟超豪華別墅，一棟別墅的最低售價為1800萬元，其中最大的一處竟占地20畝，標價1億多元。此外，泰山、嶗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為開發商獵取的目標。當然，這只是表面性的特徵。在這些表面性特徵的背後，是贏者通吃的現象已經開始全面形成。


　　近期圖文：

　　一本血寫的書，記錄中國的脊梁　　
　　今天反對的帝國主義，包不包括中國自己？　　
　　為何輸出自由市場和民主，卻收穫種族仇恨？　　
　　“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　　
　　精英脫離大眾必受懲罰，大眾也跟着倒楣　　
　　歷史是學術研究對象，不是愛國教育工具　　
　　50年之後的子孫如何評價當今這段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