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更強大，民眾更富裕了。但是中國離自由民主的理想更近了嗎？沒有；中國離公正平等的理想更近了嗎？也沒有。為什麼會這樣？左派歸咎於資本、右派歸罪於權力，左派和右派若讀聞一多的那首名詩《發現》，都會感受到強烈共鳴


　　老高按：一段時間以來，對中國的前景曾滿懷憧憬和信心的我們，焦灼地發現：站在今天眺望理想，與十年前、二十年前眺望它相比，理想不是更近了，而是更遙遠更遙遠、甚至遙不可及了。
　　不僅自由民主派人士（所謂右派）如此，左派人士也同樣如此。有目共睹：顯然國家更強大了，民眾普遍的生活水平大為提高了。但是中國離自由民主的理想更近了嗎？顯然沒有；中國離公正平等的理想更近了嗎？顯然也沒有。
　　為什麼不僅沒有前進，反而倒退了？左派和右派從不同的方向，都要找到阻礙自己的社會理想實現的主要禍根。左派歸咎於資本，當然，也會抨擊那些與資本狼狽為奸的貪官污吏；右派認準了權力，當然，也會揭露那些與權力沆瀣一氣的不法商人。不管怎樣，這個時候，左派和右派如果讀聞一多的那首著名的詩《發現》，大概都會有人同此心的強烈感觸：
　　我來了，我喊一聲，迸着血淚，
　　“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
　　我來了，因為我聽見你叫我；
　　鞭着時間的罡風，擎一把火。
　　……我來了，不知道是一場空喜。
　　我會見的是噩夢，哪裡是你？
　　……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愛！

　　過去自由民主派人士會將希望的目光投向西方——那些成功的自由民主國家（就像此前左派曾將希望的目光投向蘇聯和東歐集團一樣），希望他們能提供樣板和可供借鑑的經驗教訓；在聽到第三波、第四波、第Ｎ波的民主化浪潮時，會感到振奮，我還記得當埃及爆發民主運動時，曾歡呼“今夜我們都是埃及人”——也記得活躍於萬維的某人士，曾經對此冷嘲熱諷，用後來埃及局勢的跌宕反覆來譏嘲自由民主派的理念，而我當即回擊他、提醒他，我說的只是“今夜”，而且就在那篇文章中就已經寫了：推翻專制統治之後的道路仍然崎嶇曲折。今天想到此事，我仍然感慨：內心要多麼陰暗，才會在一個嬰兒出生的時辰，就恨恨地鐵口直斷：這個嬰兒將來必定會死的？
　　但是今天的西方，也一個接一個地遭遇了大麻煩！這是事實，必須承認現實：民主自由理念，在最近的十年間確實遭到了全球性的重挫（這種重挫，比左派的理念受到的重挫，更為深刻和複雜），以致我們看到了英國退歐、特朗普崛起、中國人重新懷念曾給億萬生民帶來嚴重災難的毛澤東……等等一系列咄咄怪事。不管是左派還是自由民主派，是執政者還是挑戰者，面臨的一個緊迫的任務，就是對這一切做出新的闡釋，反省各自的目標和手段，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檢討自己過去秉持的理論武器，到底出了什麼岔子。
　　我看到，這種反省檢討已經開始。中國研究院四年來一系列研討會中，就聚焦於對這一現實難題做出理論上的梳理和剖析；這幾天於紐約舉行的“中國政治變局與民主前景國際會議”，更是將之作為會議的主題。今天讀到梁京的一篇不長的文章，在我看來也體現了這種努力，儘管他沒有展開，但或許能對人們開拓思路有幫助。

　　中國噩夢會長久嗎？

　　梁京，RFA

　　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知識人體驗了一種噩夢不斷的經歷。最近“共識網”被禁，就讓人有這樣的感覺。從國家最高領導人，到多年的舊友甚至隔壁鄰居，突然換了一副面孔和行頭，說出一些從墳墓中走出來的人才會說出的話。李零最近一篇文章（“當前的復古潮已經鬧到烏煙瘴氣的地步”），就是對今日中國噩夢般的“文化自信”景象一個真實寫照。
　　如何理解這個現象？更重要的是，這個噩夢會長久嗎？這已經成為許多不願自欺欺人的知識人不得不思考的問題。激進革命派對此倍感興奮，在他們看來，這樣荒誕的狀況完全不可持續，是習近平搞不下去、中國“要出大事”的證明；但對歷史和人性認識更深一些的學者，則認為事情並不簡單。秦暉最近的一個很有勇氣的講話，就指出今天中國的“荒誕自信”，有大的國際和時代背景。
　　秦暉指出，中國現在的局面，“與1930年代有點類似”；他更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那就是“蘇聯在1930年前後其實內部危機是非常嚴重的，大饑荒，殘酷內鬥，殺人如麻。但它為什麼能夠持續下來，打贏二戰，還變成了超級大國？”秦暉認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碰到了1929年那個大危機”。也就是說，西方的危機，給危機重重的極權國家帶來了生存機會。秦暉的講話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即中國乃至世界要走出危機，很大程度取決於中國能不能拿出一個救己救人的“中國方案”。
　　這個命題包含了對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對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批評和挑戰。多年來，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主流思維，一直有這樣一個預設，即“中國向何處去”是一個常識性問題，甚至是偽問題，因為西方文明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中國除了搞憲政民主，搞法治下的市場經濟，沒有別的選擇，既然如此，什麼“中國模式”、“中國方案”都是無稽之談。現在看來，習近平的“道路自信”以及他在復古派知識人鼓動下日益增長的“文化自信”，正在迫使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我注意到，越來越多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也在努力從中國歷史和傳統中尋求文化資源，用本土化的自由主義話語，來對抗國家主義和極權主義者越來越本土化的話語。
　　那麼，中國精英有能力構想出一個自救救人的“中國方案”嗎？更重要的是，中國精英有可能形成有行動意義的政治共識嗎？習近平連“共識網”這樣溫和的交流平台都不能容忍，中國知識精英還有機會達成建設性的共識嗎？
　　我的看法是，建構未來中國秩序和世界秩序，有兩個維度，一個是時間維度，即快還是慢的維度；一個是生命成本的維度，也就是死多少人以及摧毀多少人健康的維度。對於時間維度，我比較樂觀，也就是說，我不大相信中國權力精英完全無視現實這一噩夢能長久，主要原因就是科技進步的速度太快了，尤其是互聯網技術有利於加快提升人類的總體認知水平；但對於成本維度，我不敢太樂觀，而這種不樂觀，也與科技進步有關。
　　現代社會一個普遍現象，就是個人之間的競爭加劇，從而削弱了共同體之間的競爭，不僅瓦解了更多傳統的信任和共識機制，而且極大地刺激了對個人失敗的怨憤和恐懼。人類的大規模合作，越來越基於對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帶來的所謂對“算法信任”的依賴。有學者發現，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失意者或“輸不起”的人，就能給社會帶來巨大傷害。這不僅是恐怖主義的一個根源，也是精英政治責任意識退化的一大根源。
　　美國正面臨着因“輸不起”而無底線的川普當選總統的挑戰，而中國則面臨着怕做“亡黨之君”的習近平的挑戰。而這種“輸不起”的精英文化在所謂“文化自信”遮蔽下的風行，會比恐怖主義帶來更大的人類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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