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莫兰Kyle Moran是一位政治评论员，专长于国际事务和国家安全。他对中东问题的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关键威胁项目”，他的评论文章也广泛见诸于包括RealClearPolitics和《华盛顿观察家报》在内的多家媒体。今天(2025年11月28日)，莫兰先生在《火焰媒体》杂志发文称，“如果共和党不能解决消费者问题，就有可能失去其基本盘”。他呼吁保守派捍卫资本主义： 本月初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赢得选举后，很明显，社会主义对左翼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共和党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仅仅宣称“投票给我们，因为他是社会主义者”就想当然地认为人们会对这个词永远抱有本能反应。 纽约市长竞选——以及日益席卷全国的政治——的关键议题之一是生活成本。对数百万美国人来说，支付房租、购买食品、医疗保健和住房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不可及。多年来，每逢选举，各派政治人物都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却鲜有成效。 向选民解释他们错在哪里——或者更糟糕的是，直接无视他们的担忧——在政治上从来行不通，现在也不会改变。 我们基本上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断恶化的经济数据。美国购房者的年龄中位数是59岁——这本身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更糟糕的是，它比1991年的28岁高了不少。 而且，人们不仅买不起房——过去十年租金也飞涨，导致美国消费者明显难以维持生计。信用卡债务创历史新高，严重拖欠账户比例高达12%，为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汽车收回率也与2009年的水平持平，很明显，消费者已经不堪重负。 然而，看看保守派评论员过去几周的言论，你却丝毫看不出这一点。如果你觉得他们刚刚赢得了一场巨大的选举胜利，也情有可原。保守主义绝不能沦为冷酷精英主义的拙劣模仿，对许多美国人面临的严峻经济困境视而不见。 本·夏皮罗率先发难，他建议年轻人不要住在纽约这样的地方，并批评了“人们理应住在自己长大的地方，也就是就业机会高度集中的地方”这种观点。 同一周，唐纳德·川普在接受劳拉·英格拉姆采访时，就H-1B签证问题引发了其支持者内部的分裂——这实属罕见。当英格拉姆追问他的立场，指出美国“人才济济”时，他却打断道：“不，你们没有，你们没有。” 许多人听到的却是，川普没有着眼于如何通过更好的教育或培训来提升美国工人的竞争力，而是认为美国人无法胜任工作。 最糟糕的或许要数迪内什·德索萨（Dinesh D’Souza）了，他竟然对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的精英教育改革指手画脚，本质上就是煽动种族仇恨。他说：“如果像维韦克这样的棕色皮肤的美国人真的能帮助改善教育，提高白人孩子的前途，而那些在X论坛上只会空谈的白人精英们却继续吹嘘，那该是多么讽刺啊！”无论教育改革本身有何优点，嘲讽那些苦苦挣扎的美国人——尤其是通过“白人精英”这种说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右翼都采取这种做法，左翼还有什么用？拉马斯瓦米在俄亥俄州州长竞选中的对手艾米·阿克顿（Amy Acton）只用了24小时就制作了一则广告，声称拉马斯瓦米认为“俄亥俄州人懒惰平庸。他错了。”这则广告简直是信手拈来。 保守派的这类论点对捍卫资本主义的损害远超社会主义者的攻击，而且完全脱离了自由市场的本质。资本主义带来的繁荣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制度，而且遥遥领先——但它取得如此成就并非靠着“你穷得连你长大的地方都住不起，我们国家人才匮乏，滚蛋吧”这样的口号。 纽约市举世闻名，是因为一代又一代渴望努力奋斗的人们可以在这里成就一番事业。我所见过的右翼人士，没有谁要求过着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奢华生活，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他们感到沮丧的是，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遥不可及。 令我震惊的是，共和党内似乎只有佐治亚州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看清了这一点。过去几周，她因为承认许多“年轻人生活拮据”并指责川普的盟友在生活成本问题上对美国民众进行精神操控而遭到攻击。周六，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我与如今在美国挣扎求生的美国人同在。” 值得称赞的是，她始终将生活成本问题放在首位——自唐纳德·川普上任以来，共和党内这种做法已变得极为罕见。她率先发出警告，指出随着《平价医疗法案》补贴的到期，数百万美国人（包括她自己的成年子女）的医疗保险费将翻倍，而共和党领导层却对此问题避而不谈。 我们右翼人士长期以来奉行一种“严厉的爱”的策略，这当然包括重视勤奋工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本·夏皮罗的言论并非针对那些不愿工作的人；而是针对那些辛勤工作却仍然难以负担许多前几代人习以为常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人，并让他们感同身受。 向选民解释他们错在哪里——或者更糟糕的是，直接无视他们的担忧——在政治上从来行不通，现在也不会改变。总体而言，对资本主义的支持率已降至54%，而民主党人则以66%对42%的比例倾向于社会主义。 彼得·蒂尔2020年那封如今广为流传的邮件，精准地揭示了这一转变背后的原因： 从代际契约破裂的角度来看……当一个人背负过多的学生贷款或住房负担过重时，他/她将长期处于负资产状态……如果一个人与资本主义体系没有利益关系，那么他/她很可能会反对它。 他当时是对的，现在依然是对的。唯一需要观察的是，右翼能否在为时已晚之前醒悟过来。 如果本月的表现可以作为参考，我对此并不抱太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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