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文·吉里尚卡爾（Navin Girishankar）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經濟安全與技術部主任。2025年12月30日， 他在《外交事務》雜誌發文認為，新的治國方略需要新型戰略家。他吶喊，美國需要經濟勇士：

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和中國一直處於冷戰狀態，雙方在經濟和技術優勢方面的競爭與在軍事優勢方面的競爭一樣激烈。在華盛頓，兩黨都支持對中國傾銷補貼商品、收購軍民兩用技術、猖獗的知識產權盜竊以及脅迫性做法做出回應。因此，過去三屆美國政府都實施了一系列經濟安全政策，以保護美國市場、供應鏈和資產，並重建美國工業基礎，從而在與北京的競爭中占據上風。

例如，第一屆川普政府對中國徵收關稅，以重新平衡貿易，並阻止與技術轉讓、互聯網協議和創新相關的歧視性政策。拜登政府隨後大幅擴大了出口管制——這些工具最初旨在防止武器擴散——以限制中國獲得對人工智能競賽至關重要的先進半導體。2025年重返白宮後，唐納德·川普總統更加積極地使用關稅來重塑與中國的經濟關係。與此同時，這三屆政府都推行了產業政策，採取了不同的方式對市場進行國家干預，以提高供應鏈韌性：喬·拜登總統使用補貼和稅收減免來鼓勵芯片製造回流，而川普則入股了包括芯片製造和關鍵礦產在內的多個戰略領域的公司。

然而，儘管經濟政策發生了這些重大轉變，華盛頓卻難以實現其既定的經濟安全目標。川普目前的關稅策略從包括日本、韓國和台灣在內的盟友那裡獲得了投資承諾，但也造成了廣泛的經濟不確定性、中國對美國產業的報復以及許多貿易夥伴尋求對衝風險。他第一任期的關稅也沒有減少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拜登政府在《芯片與科學法案》下的激勵措施確實擴大了幾個州的國內芯片製造，出口管制似乎也暫時保持了美國在尖端芯片領域的優勢。但這些措施也助長了中國發展國內先進芯片的動力，並促使北京將稀土礦物出口管製作為一種強制手段，用來對抗美國及其盟友。

華盛頓喜憂參半的記錄不僅僅反映了個別政策的失誤。它反映的是兩個競爭對手之間的較量：一方難以着眼長遠，而另一方卻已精通此道。美國將現有工具應用於新的挑戰，但往往沒有充分預見到後果。它尚未展現出系統地整合各個政策領域、開展經濟戰爭推演以及制定戰略的能力，以形成一套全面有效的經濟安全策略。

換句話說，美國採取的是零敲碎打的臨時政策，並寄希望於最好的結果，而中國則將戰略願景與制度協調相結合，並投入大量資源來培養實施這種策略所需的人力資本。華盛頓需要提升其經濟安全能力。為此，它需要培養一批新的經濟勇士，精通國家權力、韌性和全球影響力的新工具。

如何構建人才儲備

北京已經做好了準備。中國對美國的關稅和出口管制措施採取了針鋒相對的反制措施。它利用自身在稀土加工領域的主導地位，利用美國供應鏈的脆弱性，並投入巨額資源來主導包括造船業在內的戰略領域。諸如“鹽颱風”（Salt Typhoon）和“伏特颱風”（Volt Typhoon）等網絡攻擊行動都帶有中國的痕跡。“鹽颱風”繪製了西方電信網絡的地圖，“伏特颱風”則在美國關鍵基礎設施中預先植入了惡意軟件。北京在產業補貼和新興領域的基礎研究方面的支出也超過了美國及其盟友，並且在基礎設施融資和技術轉讓方面，將市場准入保障作為一項有吸引力的條件提供給全球南方國家——而此時美國卻開始撤退。

華盛頓的許多人常常忽略的一點是，中國的競爭優勢不僅源於黨的指令，也源於其訓練有素的人員的聰明才智。中國的2023-2027年國家幹部培訓計劃要求官員通過強制性培訓項目，包括在線自學和線下“集體培訓”，掌握全球經濟、供應鏈韌性、軍民兩用技術和金融風險。在中央黨校，幹部們學習國際政治經濟學、“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國評估國家實力的框架。頂尖大學也為人才輸送提供支持：隸屬於工業和信息化部的七所國防院校（即“國防七子”）為戰略產業培養技術人才。清華大學和武漢大學提供與“一帶一路”相關的研究、諮詢和培訓活動。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則培訓外國工會領導人，使其了解中國的經濟和勞動理論與實踐，以增強“一帶一路”夥伴之間的團結。

這種制度架構體現了目前在斯坦福大學胡佛曆史實驗室擔任研究員的丹·王（Dan Wang）所稱的中國“工程型國家”——一個將技術人才導向國家經濟目標的體系，形成了一個旨在培養能夠通過掌握市場、物流和技術“不戰而勝”的官員的生態系統。中國決策者早已明白，贏得地緣經濟的長期競爭需要培養一批在技術、經濟和投資領域擁有廣度和深度的頂尖人才。

自掘墳墓

對於複雜的市場經濟而言，構建經濟安全能力比北京的任務更具挑戰性。當美國將技術和市場專業知識、可行的經濟情報以及正確的政策結合起來時，他們就取得了成功。例如，2019年，川普政府成功地迫使荷蘭政府阻止芯片設備製造商ASML向中國出售先進的芯片製造設備。但隨着芯片競賽的加速，同樣工具的應用卻產生了不同的結果。例如，拜登政府官員並沒有完全預料到英偉達在2022年宣布實施半導體管制後能夠（而且確實）找到了規避措施；幾個月內，該公司就推出了符合出口規定的芯片，並繼續向中國銷售。對美國政府而言，建立和維持經濟安全能力是一項挑戰，部分原因是公務員制度的規定以及難以吸引具有相關技能的頂尖私營部門人才。為了實施《芯片與科學法案》中的製造業相關條款，拜登政府不得不繞過公務員薪酬規定，以便迅速為商務部招募技術人員和投資者。川普政府曾試圖通過其所謂的“政府效率部”來改善聯邦機構的某些運作效率低下問題，但最終由於混亂的啟動方式而適得其反。

無論是量身定製的改革措施還是全面改革，都沒有建立起一個協調一致的經濟安全體系，也沒有像H.R. McMaster和Andrew Grotto所指出的那樣，建立一支具有獨特身份認同的專業隊伍。美國決策者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政府招聘廣告中列出了構成經濟安全隊伍骨幹的職位空缺：商務部各局的出口管制官員、技術人員和投資官員，財政部的制裁分析師和經濟學家，以及國家科學基金會和能源部的科學家。但是，如果經濟安全專業人員缺乏合適的技能組合、健全的制度框架和團隊精神，那麼沿襲舊有的招聘方式將無法應對當前的挑戰。

華盛頓迫切需要在這些領域培養人才，但來自大學和私營部門的人才儲備卻十分薄弱。美國大學每年授予約6000個公共政策學士和碩士學位，超過25萬個工程學學位，以及55萬個商科學位，過去十年間，這些學位的授予數量每年增長約3%。美國明確將經濟學、技術和國家安全相結合的學位項目寥寥無幾。如果不採取干預措施，美國註定會重蹈覆轍：出口管制漏洞百出，制裁措施被規避，產業政策也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培養一支經濟領域的“勇士”隊伍應該成為政府、企業、大學、智庫和慈善機構共同的國家優先事項。這項挑戰並非史無前例；美國政府此前也曾動員專家來應對國家挑戰。問題在於華盛頓是否會再次提供指導、動員支持並調動資源來實現這一目標。

山姆大叔需要你！

華盛頓無需效仿北京的做法。事實上，美國應該從其分散的知識生態系統所帶來的優勢中汲取力量：這種生態系統能夠使其快速適應變化、鼓勵辯論並淘汰不良想法。面對重大的國家挑戰，美國政府和獨立研究機構一次又一次地革新政策研究和培訓方法。在大蕭條時期，社會保障局為管理新型國家社會保險體系的行政人員設立了培訓項目。二戰後，蘭德公司率先將系統分析應用於複雜的國防問題，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將這些方法引入五角大樓。到1970年，大學開始開設研究生課程，用這些方法培訓政策分析師。

大學也為應對政策挑戰，尤其是在危機時刻，孕育了許多創新方法。古巴導彈危機後，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發展了決策科學，如今這門學科已在政策學院中教授。同樣，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促進了能源經濟學專業知識的發展；蘇聯解體後的轉型時期催生了對市場改革專家的需求；2008年金融危機提升了系統性風險分析的重要性；而最近的新冠疫情則凸顯了研究供應鏈韌性的必要性。中國的自上而下的體系可能看起來更有效率，但美國的分布式創新已被證明更具適應性——前提是領導者能夠設定明確的優先事項並調動資源。在最佳狀態下，美國生態系統受益於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的合作關係。政府資金、基金會支持和市場需求為大學提供了響應並重新設計課程的條件。聯邦機構發出勞動力需求信號，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的合作項目培養科學家，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撥款則發展研究人才隊伍。

誠然，已有早期跡象表明，這種情況正在經濟安全領域發生。例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生院就設有經濟安全專業。喬治城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都開設了將技術、能源和治國方略相結合的課程。喬治·梅森大學提供國家安全方向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普渡大學提供公共服務創新證書，卡內基梅隆大學則提供工程和公共政策方面的高級學位。美國國防大學提供經濟安全方面的培訓，包括面向安全從業人員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經濟戰課程。在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中，韓國大學、延世大學、東京大學和巴黎政治學院也提供能源安全和經濟治國方略方面的研究生課程。

但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商學院和工程學院教授的傳統框架——成本效益分析、系統建模、情景規劃、金融、微觀經濟學和國家安全——應該鼓勵學生將這些框架應用於緊迫的實際問題；例如，關稅如何影響戰略供應鏈，或出口管制如何影響創新。慈善組織和企業也應該加大投入，以與他們有時投入到氣候變化和公共衛生領域同樣的緊迫感，資助經濟安全獎學金。智庫可以召集盟國研究人員，分享他們在經濟安全主題方面的見解，包括現代產業政策、技術保護和國家安全投資。這些平台可以在無需建立新的多邊結構的情況下，促進盟國之間的協調。

經濟安全的重要性將長期存在。

政府也必須在這方面發揮領導作用。川普應該發布行政命令，建立一支專業的經濟事務專家隊伍。該命令應包括設立一個常設經濟安全委員會，效仿國家安全委員會下屬的副部長委員會，負責指導戰略經濟安全優先事項，並協調商務部、財政部、能源部、國防部以及情報部門的工作。經濟安全委員會應與人事管理辦公室合作，界定經濟安全方面的能力要求，對聯邦職位進行相應標記，並優先填補這些空缺，從而向勞動力市場發出政府需求的明確信號。該行政命令還應指示各部門與大學合作開發課程，為教職員工提供在政府部門休假的機會，並與業界建立輪崗項目。

當然，如果沒有立法支持（以及專項資金），行政措施是行不通的。國會應設立一個經濟安全智庫基金會，效仿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授權設立的能源部能源安全與創新基金會（FESI），以更有效地利用私人資源。國會還應指示國家科學基金會和能源部將經濟安全列為研究重點，並提供撥款，激勵大學開展相關研究。每年約1000名新研究生組成的儲備人才隊伍將能夠滿足政府和私營部門對經濟安全人才的需求。每年約1.8億美元的成本可以通過國會撥款和私人配套資金來支持，從而促進經濟安全領域的發展，包括資助研究生獎學金、設立捐贈教席、提供帶薪實習機會以及在供應鏈韌性、投資審查、制裁、產業政策和經濟情報等領域開展應用研究。

誠然，在一個似乎對擴大政府規模或資助研究持敵對態度的政府中，建設政府能力會面臨政治阻力。但川普政府已經表現出對雄心勃勃的經濟安全舉措的興趣，通常是通過利用私營部門資源來實現公共目標。例如，政府最近宣布的“創世紀計劃”旨在十年內將美國的科學生產力提高一倍，通過動員能源部17個國家實驗室的科學家和聯邦科學數據，並與工業界和大學合作夥伴合作，應對包括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在內的重大科學挑戰。本屆政府縮減了聯邦政府雇員規模，並解散了幾個聯邦技術部門，但同時也提出了組建一支由1000名年輕技術人員組成的“美國技術部隊”的計劃。這些技術人員將通過與25家科技公司合作，在政府部門服務兩年。在某些領域，政府甚至增加了資金投入。例如，國防部的戰略資本辦公室已從拜登政府時期的9.84億美元試點項目發展成為一個擁有2000億美元貸款能力的強大機構。

經濟安全的重要性將長期存在。美國必須做好準備，贏得這場價值數萬億美元的經濟競爭。中國已經組建了相應的幹部隊伍和體系來實施其經濟戰戰略；而美國尚未做好準備。正如冷戰是由那些精通威懾戰略的戰略家贏得的一樣，今天的經濟競爭也將由那些能夠利用相互依存關係來增強國家實力和韌性的專業人士贏得。現在是時候培養他們，讓他們像他們的前輩運用軍事力量一樣熟練地運用經濟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