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经济学”还是“穷国经济学”？一字之差，意义大变。前者的重点在公平，后者的重点在发展：研究“穷人经济学”，针对的是部分社会成员，关注财富分配和社会公平问题；而研究“穷国经济学”（或“贫穷经济学”），针对的是整个社会，关注社会整体经济增长
老高按：今天读到一则消息：5月19日，温家宝总理参观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做了长达50分钟的即兴演讲。温家宝称，一个领导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占全国大多数的穷人，就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经济。
这让我想起，我2005年写过一篇文章，也是由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引起的。他那年在人大会议之后回答记者提问，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西奥多·舒尔茨（1902～1998）的名言：“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恰巧当时我也对以这位以研究贫穷经济学著称的舒尔茨比较感兴趣，一知半解地知道点皮毛，在接到国内一家财经杂志约稿信之后，就不揣浅陋地写了一篇文章来抛砖引玉。现贴在这里。
说起来，我也是温家宝所说的“不懂得农民，不懂得占全国大多数的穷人”（虽然不是“领导人”），自然也“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经济”。出身医生家庭，在中共治下，家长和我本人在政治上时刻夹紧尾巴，家境却还是被大多数人所羡慕的。不过，我从青少年时期起，尤其是在上山下乡期间，在工厂当工人期间，接触过不少穷人。
记得1973年，工厂被分配到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一位被视作我的竞争者的同事对我讲起他的成长经历：童年时就每天要粘上百个信封贴补家用，粘一个半分钱。我听后几乎要向厂革委会主任申明退出上大学的竞争，让他去——后来他与我都没有去成，厂领导钦点了另外一个小伙子；
还记得1976年，那时我已经离开工厂到了机关，被派到五七干校轮训半年，到武汉郊区的东西湖农场一个生产队的崔副队长家“三同”。那可真叫“家徒四壁”，连张小桌子都没有，与我们两个干校学员共餐，他把三个孩子赶到门外，用一个笸箩翻过来当“饭桌”，那笸箩上满是鼻涕虫亮晶晶的印迹，端出的是菜叶子煮面疙瘩——这就是他能拿出的最好饭食了，就是举债也不能让毛主席派来的干部吃包谷杂粮。“解放”27年了，劳动人民还过这种日子，真是让我心里不是滋味：这位老崔绝对不是好吃懒做和吃喝嫖赌之人啊！“三同”一天，我们两位国家干部各拿出了五元钱给他，用毛泽东的话说，“聊补无米之炊”……
靠高素质的人战胜穷困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和他的学说
听在法学院念过书的女儿谈起，法学界不少人特别讨厌法学某些分支——譬如“法律经济学”：“经济学研究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对根本没有能力投入的穷人来说，学者当然就毫无兴趣。你想啊，如果法律都这样钻到交易成本啊、回报率啊中间去，岂不是跟它最应该关注的社会公正和秩序问题背道而驰？”
法学分支暂且不论，至少对于经济学，她说错了：事实上，许多学者关心的恰恰就是穷人，例如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1902～1998）。
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1902～1998）
2005年的阳春三月，舒尔茨一夜间在中国家喻户晓，全中国人民都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议之后回答记者提问，引用了舒尔茨的名言：“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 温家宝总理道出了舒尔茨经济思想值得国人关注的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还有许多人并不富裕甚至并未摆脱穷困——而舒尔茨正是研究穷困问题的；
第二，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迄今仍然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舒尔茨的贡献，正是将农业经济学引进经济学殿堂；
我想，还可以补充国人应该关注舒尔茨经济思想的第三条理由：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舒尔茨正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
如果我说，在所有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之中，舒尔茨是最值得中国人钻研其理论的一位，这并非言过其实吧。
来自农场，关注农业
西奥多·舒尔茨在二十世纪第三个春天，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阿灵顿郡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父亲是个小农场主。
提起南达科他，人们大概首先想起那座刻有四位总统巨像的拉什莫尔山。这个位于美国中央平原的州，其实大部分土地坡度平缓。在美国50个州中面积居第16位，人口却是第44位，据2003年人口普查，全州才76万人，每平方公里上人口密度仅为9.9人——可想而知，在一个世纪前舒尔茨诞生时，这里更何等地广人稀了。
南达科他88％是白人，其中半数是德国后裔，8.3％是印地安原住民。阿灵顿与其说是镇，不如说是村，才400余户人家，人口不足一千。舒尔茨童年与所有德国移民家的孩子一样，远离尘嚣，日子单调。绿油油的庄稼地和草场一望无涯，很少参天大树，所以也没有什么柴禾，不少邻居孩子整个夏天推着手推车在草地上到处跑，拾起牛粪饼，拖回家去，在柴草棚里码得整整齐齐，晾干了做燃料。
舒尔茨的青春期，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经济衰退日益深重的岁月，南达科他是美国最大的产金之州，更是美国的“粮仓”——黑麦产量居全美第一，春小麦产量居全美第二，畜牧业也很发达。南达科他人本来很以此为豪，但是经济衰退打击最狠的是农业，南达科他便首当其冲。舒尔茨后来在自传中曾这样勾勒：“从小就知道农民生计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农产品价格骤然大幅下降，跌幅超过一半，农民无力偿还贷款，银行倒闭……”
自己家和周围邻居家的遭遇，孩提时代田园风光的熏陶，刺激了小小年纪的舒尔茨“穷则思变”，去追问农业经济的奥秘，思索穷困的本质和脱贫致富的机制。
名校并非成就事业的通行证
有谁要反驳“想有出息就得上长春藤名校”的偏见，最有力的例证就是舒尔茨。
舒尔茨的成才，与名校完全不沾边。他年轻时并未显得出类拔萃，没上过中学，是在农业学校学习了几年。1921年，19岁的舒尔茨在南达科他州立学院短期修了一门农业课，三年后他进了这所学院，三年内学完农业专业。学院名不见经传，建校时间也不长，刚开始时就叫“达科他农业学院”，眼下它虽是南达科他州最大的一所大学，学生有一万一千多，课程还是主要集中在农业、工程、护士、药剂以及文科各专业上。大学自己饲养奶牛和羊，有自己的肉类加工厂和乳品工厂，每个星期将一万磅牛奶加工成奶酪和冰激凌。
毕业之后，舒尔茨进了在大学排行榜上名次也不甚起眼的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1930年戴上了博士帽。
在某些人看来学历平平的舒尔茨，竟能在那个失业率涨得一塌糊涂的年代，没太费事地在爱荷华州立大学谋得一份教职，靠的当然不是运气和文凭。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他在学术道路上开始脱颖而出，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农业危机的论文。随后他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全球发展中国家。舒尔茨在担任经济学与社会学系主任期间，凭借其学术管理能力，使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系，一跃成为美国著名的经济系之一。
对于舒尔茨来讲，“人往高处走”的含义，就是“人往东边走”：一步一步，从南达科他州立学院，往东到了威斯康星大学；又往东到了爱荷华州立大学，一干14年；1943年时，他再次往东：被经济学精英荟萃的芝加哥大学聘用为教授。1946至1961年间，他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成为“芝加哥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从农业经济学前辈到人力资本理论之父
舒尔茨最初研究的是农业经济学，《纽约时报》在他获诺贝尔奖时称他是“农业经济学老前辈”。他的突出贡献是突破了将农业经济局限在农学范围内的传统，使农业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自50年代起，舒尔茨通过研究农业经济，延伸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由教育、保健、人口流动等投资所形成的人的能力提高和生命周期延长，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指出人力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所以后来他又被经济学界称为“人力资本理论之父”。
舒尔茨也是最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把对农业经济问题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对发展经济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与一般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唱反调，在经济发展策略上，他认为，现代农业也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从1952年之后的21年，舒尔茨一直荣膺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哈琴逊特殊贡献教授。1960年，他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舒尔茨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1972年，他在70岁古稀之年荣获美国经济学会最高荣誉——弗朗西斯·沃尔克勋章。也就在这一年，舒尔茨退了休，退休后仍被聘任为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
1979年，由于“在经济发展研究领域中所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所做的首创性研究”，77岁的舒尔茨，与另一名比他小13岁、出生于原英属西印度群岛圣卢西亚岛（现为圣卢西亚共和国）的美国黑人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顺便说一句：也在这一年，一名台湾青年从金门游泳来到大陆，几经辗转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后来成了舒尔茨的关门弟子，他就是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林毅夫。林毅夫回忆说：“要是没有碰到舒尔茨的话，大概也就不见得会真正地成为经济学家。”
舒尔茨晚年依然笔耕不辍，91岁时还出版了《报酬递增的源泉》论文集，分析对特殊形式资本的投资，它构成产生递增报酬的人力资本的大部分，还细致考察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冲突。1998年2月26日，这位经济学泰斗以96岁高龄与世长辞。
舒尔茨著作等身，把代表作列出来，是一张长长的书目：
《改变农业》（1943年）
《世界粮食》（1945）
《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1945）
《农业经济组织》（1953）
《由教育形成的资本》（1960）
《人力资本投资》（1961，1971）
《教育的经济价值》（1963）
《改造传统农业》（1964）
《世界农业中的经济危机》（1965）
《经济增长和农业》（1968）
《人力资源》（1972）
《处理不平衡能力的价值》（1975）
《农业刺激的扭曲》（1978）
《对人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1981）
《恢复经济均衡——经济现代化中的人力资本》（1990）等。
经济学家往往是一名社会活动家，试图运用自己的满腹经纶来出谋划策。舒尔茨不仅著书立说的才华像井喷一样连续迸发几十年，还先后担任过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农业部、商业部、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国会的经济顾问。他不是在书斋里坐而论道，而是始终接近和注视活生生的现实。不论是他早年在南达科他，还是后来走遍各大洲——包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来到启动农村改革的中国，只要有机会，他就会走下田间，与农场主和农工交谈，饶有兴致地观察和推敲他们怎么解决生产和经济问题。
1929年夏天，他短期去苏联调研考察。当时苏联的集体农庄正在斯大林号令之下“星火燎原”，当年有1百万户农民进了农庄，占农户总数3.9％，到第二年一下就激增到6百万农户，占农户总数23.6％。这次考察使舒尔茨亲眼看到共产主义红星照耀下的集体农庄制度。1960年，舒尔茨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后，和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再次前往苏联，进行交流、讲学。这时正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试验各种改革手段来振兴农业之际，舒尔茨后来说：“用上了我1929年的实地经验”。
他还说：我一般避免呆在学校里讲课，为了得到我想了解的，我到乡下去，到真正的农庄去。相形之下，和大学人士、政府官员，美国驻苏人员打交道，就不是我最能获益的了。
“穷人经济学”还是“穷国经济学”？
舒尔茨获诺贝尔奖演说的标题“穷人经济学”这一概念，眼下在中国已耳熟能详，有人还渲染说，舒尔茨“将视角投入到被社会忽视的群体”，“为穷人疾呼，因为他敏锐地体察到，穷人更紧迫地渴望改变他们自身以及他们孩子的命运”。但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学者韩朝华指出：这其实是误读了舒尔茨——舒尔茨原话是“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而“Being Poor”在英文中并非指“穷人”，而是指“贫穷”或“贫穷的状态”，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社会或国家。照韩朝华看来，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舒尔茨文集《论人力资本投资》中，将他这篇演讲的题目译成“穷国的经济学”，更为妥当。
“穷人经济学”还是“穷国经济学”？一字之差，意义大变。前者的重点在公平，后者的重点在发展：研究“穷人经济学”，针对的是部分社会成员，关注财富分配和社会公平问题；而研究“穷国经济学”（或“贫穷经济学”），针对的是整个社会，关注社会整体经济增长。
舒尔茨在这篇获奖演说中，既谈了“穷人”的问题，也谈了“穷国”的问题，对其“Being Poor”应该怎么翻译才符合原意，见仁见智；在当今中国发展和公平这两个主题都非常重要，学界目前左派和自由派又激烈争论的背景下，双方都希望从舒尔茨那里获得思想资源，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这一边”，也可以理解。不过，我个人看来，应该承认，尽管在这篇获奖演说中，舒尔茨批评“经济学家不懂穷人和富人一样，渴望改变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孩子的命运”，但他的理论主要还是有关“穷国”、“穷社会”或“穷经济体”的理论，研究各类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特征，目的在于揭示传统农业社会陷于贫困的根源，并寻找推动其发展、进步的条件和途径。
三领域研究成果熔为一炉
舒尔茨对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都有开创性贡献，虽然在一生的不同时期，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他将这三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熔为一炉，成为彼此贯通的完整有机理论体系。正是通过对农业生产率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大量实证研究，他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并进而将其应用到经济发展领域。
自20世纪初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对改造小农经济以及农业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地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舒尔茨的理论正是这种认识的小结。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普遍重工轻农，将农业部门视为“落后部门”，认为农业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拖工业后腿。舒尔茨不以为然，他指出，欧洲、以色列、墨西哥和日本，都说明“现代农业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台强大发动机”。舒尔茨对比了各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策略的成功与失败的例证之后，断言“重工轻农的国家无不遭到极大困难，而给予农业足够重视的国家都至少是衣食无忧”。
不少学者和官员认为，农村落后根源在于农民没有经济头脑，缺乏管理知识，不能充分利用资源。舒尔茨认为这些说法都戴了有色眼镜。他斩钉截铁地认为，农民并不愚昧，相反，“全世界的农民在权衡成本、收益和风险时，心中都会有一本账。在闭塞的、孤立的、分散的范围以内，他们都是精打细算的‘生意人’”，具有“关键的一种天赋，即企业家精神”。他根据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撒尔和印度的塞纳普尔这两个传统农业地区的资料证明：传统社会中，在世世代代试错过程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大都有很高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虽然只拥有极有限的资源，但能很经济地利用，从中获得最大化产出。然而，传统社会中效率虽高，劳动生产率却极低，所以还是贫困社会。舒尔茨这里将“效率”与“生产率”两个不同概念区别开来，别开生面。他强调，经济发展不是一个增加投入的简单问题，经济学中有一条严酷的“边际报酬递减法则”，在舒尔茨看来，各类穷经济体都是受困于收益递减法则的社会，尽管在当代世界，几乎所有穷国都开始经济增长，但当资本、劳力、自然资源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被不断投入生产过程时，很快就会进入收益递减状态。所以，必须将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
“知识是生产中最强大的引擎”
改造传统农业，必须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如何引进呢？舒尔茨开出三副药方：建立适当的制度；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创造条件；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他在研究美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时，发现“土地被高估”，而“人口质量被低估”——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才是现代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的更重要源泉，因为土地面积是一定的，土地因素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正逐步下降，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远高于其他投资。贫穷和贫富悬殊，都并非源于土地资源不够或土地分配不均，“在改善穷人福利上的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
传统的经济学普遍强调物力资本的作用，舒尔茨将这种认识扭转过来，强调人力资本。一个人的人力资本，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价值的总和；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劳动者的数量、质量以及劳动时间来度量。人力资本是投资形成的，投资渠道包括营养及医疗保健费用、学校教育费用、在职人员培训费用，择业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事成本和迁徙费用。根据他的测算，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源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从1919年到1957年38年中美国的生产总值增长额，49％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
而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学校教育又是关键一环，“知识是生产中最强大的引擎”。舒尔茨堪称教育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在《由教育形成的资本》、《教育与经济增长》、《教育的经济价值》等专著中，第一个系统分析教育投资如何影响农业生产率以及经济发展。他通过对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定量研究，测算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投率最高的投资。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等理论都受到不少批评，计算方法也被人质疑。不过，他的开拓性研究，让经济学界的思想冲破了牢笼；他提出的脱贫致富思路，确实是“点土成金”的治本之策，比起发放补贴啊、援助财物啊、免除农业税啊之类，他提出的方略，确实更有利于穷国和贫困地区旧貌变新颜。
附：温家宝：领导人不懂得穷人就不懂得政治
据武汉汉网讯，5月19日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回到自己的母校——中国地质大学看望师生，参观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后，当晚8时34分，走进地大西区教一楼第二阶梯教室，200余学子全体起立鼓掌，掌声和欢呼声持续约半分钟。
温家宝以祝贺地大登山队登顶珠峰为演讲开场白。
温总理说：“今天的新闻联播播出了我们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珠峰登顶成功的好消息，我向他们表示祝贺。这告诉我们，不畏艰苦和挫折，一定能到达光辉的顶点；而且，这也是我们的传统。”
温家宝说：“我在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学习了近8个年头，很早就想回学校看看。我本想准备演讲稿的，但想着，回家跟家人谈话不需要准备演讲稿，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说，他在担任领导工作后，还一直关注地质问题研究。他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很关注二叠纪和三叠纪的界限问题，这是一个古生物的问题。“刚才，参观了学校的一个实验室，现在用新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感到很高兴。”
“2008年，在接受《科学》主编布鲁斯·艾伯茨的采访时，我说过，要是我不从政，很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地质学家。”
温家宝说，地质学不是一门简单的科学，是一门深奥博大的科学，需要有志青年为它献身，需要有志青年利用地质学造福祖国，造福人民。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有地球存在，只要人类发展，只要地球变化，地质学就不会枯竭！
温家宝说，从政后，没有忘记对科学发展的关注，仍在思考地球发展方向。对于地球科学的发展，在冰岛考察火山和地热时，与学习地热的学生座谈时，讲了地质科学发展的六点方向。
一是地球科学应研究地球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还应包括天体。二是地质构造，特别是板块变化对地球带来的变化。三是矿产资源和能源，特别是需要新的实践和理论。四是地质灾害防治是涉及人类利益的重大问题，应该做到有效预报、预防和治理。五是现代科学在地质学的应用。六是地质科学要开发新领域。
温家宝说，“1960年，我在校期间，很热爱地质课程，除书本外，还曾钻研过河流走势变化和力学原理，还有北方磷矿成因。在工作之后，我还自己研究地质力学。作为科学工作者，思维应该是开放的，而不应是禁锢和封闭的，要只承认规律和真理，不屈服于任何权威”。
“一所学校最重要的，是要倡导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青年学生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这是最宝贵的。”
温家宝说，“在母校的学习，使我养成了从不迷信权威的习惯，遇事总是要问一个为什么，通过自己，探寻追求真理的脚步。热爱科学，追求真理，是母校教给我的。现在，许多老师、同学也是这样的。地球太大、宇宙更大，自然处在变化中，人类和社会存在发展，要不断地探索，这才是科学精神。”
“今天，我们学校登山队登上珠峰了，相信地质工作也会登上高峰，母校又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
温总理讲起自己的学生生涯，读大一时，他一进校就生病了，需要隔离。生病期间，不能去上课，他还是认真钻研。那一个学期，加上最难的结晶学在内，每门课程仍然得了优秀。
从那以后，他坚持锻炼，刮风下雨都没间断，从开始争取4小时上课、到后来8小时上课时间，一直到大学毕业，脱掉了病痛这顶帽子。
参加地质工作，就要跋山涉水。在祁连山工作，常常是带一个馒头，一路上遇到柴火就捡起来，在山上烤馒头吃；没有柴火，晚上回住地，吃一碗面条、一个馒头。参加工作后，生活条件艰苦，恶劣环境下，他告诫自己，人要有愿意吃苦、而毫无（不）叫苦的精神。只要努力，不畏艰难，不怕挫折，总会进步。
温总理说，当时他从来没有测过遥控点，每一次，都是爬到设定地点，做好素描，填好图，定好点。有时，下山还要背一包石头回住地，累得不能坐下。
在工作的时候，曾经有过几次危险经历：在祁连山主峰，夜遇暴雨，深夜搬了三次家，总是先转移设备和数据资料，之后才是自己的生活用品。
“还有一次是在过疏勒河时，走到水中间，突遇河水暴涨，水流很急，我紧紧抱着牦牛的脖子，半个身子已经浸泡在水里，这样过河。”
温总理说：“跟大家讲这些，我是想说，吃苦可以锻炼人，不仅磨练一个人的性格，而且能造就一个人的精神。对于任何工作，能担起来就勇敢的担起来，不怕任何困难，甘受任何打击和委屈，把工作做好，不把困难丢给别人。这种精神也是母校给我的。”
“上大学后，我开始思考社会、思考人生。除学好专业外，还大量阅读历史、哲学、经济等方面的书，一心想着为人民做点事情。”
温总理说，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想得最多的，是要和人民在一起。母校给了这样的环境和条件，1963年、1964年在湖北、河南进行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经常到农村参加劳动，吃在老乡家、住在老乡家。假期到农村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炕，利用这样的机会了解群众，认识他们的思想、感情，学习他们的品质。
在地质队工作时，交了许多农民和牧民朋友。当时看到他们为了买瓶酱油、买点盐要跑很远的山路，拿几个鸡蛋到地质队换钱，他就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这是最根本的，为国家和人民献身的人生观也是在母校期间形成的。
担任领导职务后，走遍了全国的农村，特别是贫困山区、矿山、油田，住过山村、下过矿井。工作繁杂时间不多，但在周末还是下乡视察，觉得和人民在一起非常亲切。
温家宝说，这些年，实行了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免除了农业税，结束了推行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建立了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
他说，一个领导人不懂得农民，不懂得占全国大多数的穷人，就不懂得政治，不懂得经济。一方面推进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努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是我们的目标。
温总理在地大阶梯教室与师生们交流。记者周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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