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稀世珍宝，被英法俄美日考古学家从无知无识的王道士手上骗走，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957年台风横扫到千佛洞，上演摧残知识分子的大悲剧，套用陈寅恪的话：“敦煌者，吾国学者之伤心史也。”——例如“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和人称“敦煌魂”的毕可
老高按：“常书鸿”这个名字，有多少人知道？恰巧我在三十年前读过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祁连山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文革”前夕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的，而且是分成上下，刊载在两期上，记述两个爱国知识分子常书鸿、孙健初。他写得感人至深，影响也很大，虽然赶不上他后来写的关于数学家陈景润的《歌德巴赫猜想》。
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了这个被誉为“敦煌保护神”的常书鸿——他创办了并主持着敦煌研究所，为保护千佛洞的壁画与彩塑这些中华民族的瑰宝，付出艰巨的努力，立下不朽的功勋。
八十年代初，我有一个机会前往敦煌。一位长辈听说之后，写了一封信要我带去交给敦煌研究所的所长。我一看所长的名字：段文杰？不解地问道：不是常书鸿吗？长辈笑了：你以为人都长生不老呀？常书鸿快八十了，早交班了！你去就找这位段所长，他能安排你参观不开放的洞窟，看到一般游人看不到的艺术珍品！
很遗憾那次我没去成。这位长辈的介绍信，我保留了很长时间，到1987年带女儿去兰州，我身上还揣着这份介绍信，但终究无缘踏进敦煌的莫高窟……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读到李昌林的文章《“敦煌魂”毕可祭》如此震撼了：“敦煌保护神”常书鸿还有另一面：竟然如此狠心地迫害知识分子部属，不仅由于他瞒上欺下，导致本文的主人公、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家毕可活活饿死在夹边沟，而且还狠心地打压我那位长辈认识的第二任所长段文杰。致使后来敦煌研究院不管哪一派，都坚决拒绝他再回到敦煌……
真可惜我那次没有去成敦煌，否则我一定能获知更多有血有肉有泪的故事。
常书鸿
常书鸿（1904年4月6日－1994年6月23日）就是这样具有两面性。多么可悲啊，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是像他这样具有两面性的。而他们自己的内心，我相信，一定也深深受着煎熬。只有他们的同代人，因为曾经同样经历严酷的时代，同样在炼狱中煅烧过，或许能够理解他们的光荣与耻辱、骄傲与内疚、弘扬与忏悔……这二者之间的诸多纠缠，以及他们灵魂蜕变的亘古悲剧。而像万维上许多年轻一点、头脑简单一点的朋友，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经历过怎样的浩劫，留下多么深重的病灶，当然更无法理解常书鸿、毕可、段文杰这些悲剧人物的悲剧所在。 更让我悚然而惊的问题是：如果当时我在敦煌，如果今天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年代，我，会是常书鸿呢，还是毕可或者是段文杰呢？
“敦煌魂”毕可祭
李昌玉，网刊《往事微痕》第88期
敦煌有个千佛洞，千佛洞里有着中华民族的千年瑰宝——数量庞大的壁画与彩塑，尤其是1900年发现了一个贮藏了大量千年古籍的“藏经洞”，但是由于无人管理，大量的稀世珍宝，被英、法、俄、美、日等国家的“考古学家”从一个无知无识的王道士手上骗走，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943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国民政府的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于1944年建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敦煌千佛洞实行研究与管理，经过易帜之变，常书鸿风雨不惊，所长照当。1957年的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台风，也横扫到这个惊沙大漠中的千年洞窟。天高皇帝不远，敦煌千佛洞里，上演了一场摧残知识分子的大悲剧，我们可以套用陈寅恪的话说：“敦煌者，吾国学者之伤心史也。”
敦煌从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来，人们推举出两个象征性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两朝的所长常书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一个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工作过很短时间的画家毕可，人称“敦煌魂”。
这里，我要记叙的是被称为“敦煌魂”的毕可在反右运动中的惊天大悲剧。他在所里被打成右派，立即被送到甘肃省著名的劳教农场夹边沟劳改，但是二十几年后人们发现，省委并没有批准《右派分子毕可的呈批报告》。作为打他右派的所长常书鸿和党支部书记李承仙夫妇，隐瞒省委拒批的实情，没有把毕可调回平反，因此使毕可饿死在夹边沟。毕可当然不可能知道红色文件橱中的这份黑色档案。对于毕可的遭遇，人们分外同情，也分外愤慨，所以称之为“敦煌魂”。
这样的悲剧，在55万右派中不是没有，但毕竟比较少。
本文作者写作过程中，遇到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采访到1948——1952年间毕可的领导、战友、同事高芒和石可，还电话采访了毕可在夹边沟的“窝友”并埋葬毕可的宁里。请让我按照我了解毕可的过程，来叙述这个悲剧，揭示这个悲剧，思考这个悲剧，以此来祭奠遥远沙漠中玉门关附近的那个冤魂毕可！我和毕可的朋友高芒、石可、宁里，我们作为共命运的右派分子，遥向毕可的冤魂致以深深的哀悼！我们要把你的千古奇冤，报告给世人，使世人看清反右运动和专制制度的丑恶、邪恶、罪恶本质！
安息吧，毕可！
（一）我第一次知道的毕可
一年多以前，我从网上查到毕可的资料，只有寥寥几句，说他生于1930年，卒于1960年。“鲁艺”毕业，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死在那里。范华说：“其实他人不错，没有知识分子架子。”仅此而已。范华是事务员，老职工。[1]我推测，从毕可1930年出生来看，有可能是解放前进所的人员。
（二）我第二次知道的毕可
最近，我从网上查到甘肃作家王家达写的《血泪铸敦煌》，对毕可有了更多的了解。王家达是这样记叙的：
毕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准确地说是沈阳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主动要求来敦煌工作。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里，这位红小鬼出身的艺术家被打成了“阶级敌人”，送到夹边沟农场去改造。一年之后，他和一大批文化人饿死在那里。尸体找不到了，同伴们从夹边沟捧回了一包黄土，埋葬在三危山下的沙坡上。风华正茂，壮志未酬，就早早地和他刻骨铭心热爱的敦煌艺术分手了。为了安慰他的英灵，他的亲人、他的学生，从鸣沙山上捡来一颗颗红色的石子，镶嵌在墓砖上面，组成了三个大字：敦煌魂。[2]
由此可知，毕可有了“敦煌魂”的美誉。这个美誉是由他的亲人、学生加封的。
（三）毕可1948年在胶东文化协会的同事高芒如是说毕可
5月16日，朋友高芒女士和丈夫刘禹轩到北京走亲访友归来，光临寒舍，扯东谈西。本来他们都要告辞了，不经意间，我说起敦煌，说起常书鸿，说起敦煌的反右运动，又引出了新话题。于是高芒又坐下来继续说：她在北京参加一次饭局，巧遇《经历，我的1957年》的作者和凤鸣，因为这本书是写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故事的，就问她，有一个叫毕可的人，你可知道？因为高芒曾经和毕可共事过，后来只听说他到了敦煌，打了右派，死在夹边沟。和凤鸣说，我在书里写到了，你没有读？高芒说，我是在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刚开始看。于是，和凤鸣介绍了毕可的情况。
现在，我先写出高芒的回忆。
高芒是青岛的作家。她陷在深沉的回忆中，向我介绍了毕可：毕可是处在胶东半岛尖端的荣成石岛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可能有点小学文化，会画几笔宣传画。1948年起，他们在胶东文化协会共事。文协的主要人员是文工团，集合了音乐美术唱歌跳舞这么一大帮人，这些人过的是集体生活，但是因为工作特点，造成生活作风吊儿郎当自由散漫，而毕可是更加邋遢得出名。他的衣服上有了虱子，他不洗不抓，窝一窝，塞到雪堆里去冻，冻过之后，再撒泡尿用尿硷杀，毕可认说那样就把虱子杀死了，那种极端不修边幅邋邋遢遢的样子，就是在当时那文工团员中也是属于异类。
后来进了青岛，毕可分在工人文化宫工作，但是和高芒仍然在文化系统，还有见面的机会。后来知道他和一个纺织女工结了婚。不过，进城后，美术人才多得很，毕可的那点本事就差远了。这恐怕对他刺激太大，去了沈阳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上学。按照文化水平，毕可恐怕难以上大学，但是，他在专业上，毕竟糊弄了几年，比那些高中生绝对占先，那时考大学，考艺术院校，当然和目下几十个录取一个的情况不同，所以，他得到了深造的机会。
这就是高芒勾勒出的毕可形象。这样的人怎么会打成右派呢？实在费解。
（四）和凤鸣记叙夹边沟的著作《经历，我的1957年》记叙的毕可
《经历，我的1957年》已经上网。关于毕可，我把和凤鸣在《经历，我的1957年》中的记叙，原文转述于下：
王志在明水分站期间，认识了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来的画家毕可。此人毕业于东北鲁迅文艺研究院，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胜过于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在他们从夹边沟农场搬迁到明水河前，领导上布置，要大家精简行装，只许可带上铺盖及随身穿的用的物品，其他一概不许带走。毕可违反规定，硬是把带到夹边沟农场的几大本世界名画册又带到明水河，硬是在狭窄的地窝子里为他心爱的画册找到了容身之地。尽管腹内空空，在有暇之时，毕可仍翻出大画册，神游在名画的艺术殿堂里，大享精神会餐，直至忘记了一切。
毕可告诉王志，他当右派，是因为自己高傲，看不起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在1957年以前已经入了党，毕可对×××常顶撞，出言不逊，说什么：“我参加革命时，你还不知道在干什么着呢！”到反右派斗争时，毕可反对党员领导×××，以反党反领导罗织罪名，早早地就送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内心当然不服，但莫可奈何。在死人大量增加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王志有事到办公室里去，看见几个干部在火炉上搭锅煮着什么吃的，只见几个人从几本厚画册上不断撕下画页塞入炉膛充当燃料，王志一眼就认出撕扯的正是毕可心爱的画册，他立即断定毕可已不在人世。听见他们撕扯画页发出的清脆的‘嘶嘶’声，王志的心被震颤了。他觉得那‘嘶嘶’的声音是那样尖锐刺耳，以至他看到那几个干部冷漠无情地继续撕扯画页的手的动作，竟突然萌发了一种应把那几只手砍断的奇想。毕可是他内心非常敬重的难友。毕可在艰苦的劳教生涯中经历各种难以想象的磨难，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依然执著于他热爱的绘画艺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超凡脱俗，可他的血肉之躯无法超越人类生命的极限，他依然只能饮恨离去。在他视为比自己生命更为珍贵的艺术瑰宝，在失去了他生命的卫护后，就成为了管教人员煮食羹汤时的燃料，灰飞烟灭，变作了灰烬。
20多年后，王志以自由之身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参观，见到了此时的所长段文杰。在此时期，全国经过拨乱反正，全国原划右派分子99。98%以上都已‘改正’平反。王志不能忘记早已离世的难友毕可，便向段文杰问起他的情况，段文杰的回答使他大为吃惊。段文杰沉重地说：“毕可根本不是右派分子，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原来，当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将毕可定为右派分子，经过批判斗争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宣布了开除公职的处分，作为极右分子将他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也按规定将其材料报请省上有关领导部门批准。过了些日子，送往省上的材料发还回来，批文认为毕可只是对×××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能定为右派分子。批文到达所里时，所里对毕可的处分决定早已宣布，毕可早已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多日了。为了维护所长×××的面子，所里将错就错，将批文压下，对毕可不予召回平反，直到毕可历经磨难含冤离世，他自己并不知道省上的批文早已给他平反昭雪。
×××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创建者和缔造者，他早已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功不可没。可当他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后，就容不得一个对他出言不逊、态度不恭的后辈——论年龄、论艺术资历，毕可都不及他，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私欲膨胀的他有了充分发泄和报复的机会。作为所长，他又是党的领导的化身，按照当时的思维模式，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稍加引导，就将自己视为眼中钉的毕可打翻在地，使革命资历比他更早的毕可成为阶级敌人，即使后来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批准，他仍一不做二不休，将发落在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毕可钉死在那里，以至在3年后将其置之于死地。如果不是20年后中国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对55万多含冤受屈的右派分子甄别改正，省上未批准毕可为右派分子的材料依然沉睡在档案袋里，几经人事变动，一般人已不知有一纸对毕可的批文躺在档案袋里。此时的所长已更迭为段文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复查1957年的右派冤案特别认真，所以才出现了毕可的沉冤大白。[3]
和凤鸣行文中的“×××”是谁，只要略略知道一点敦煌的读者就不难悟到，不过，也许，我估计，作者遵照为尊者讳的古训不便点穿，因为这个人，如今成了世界文化名人，获得“敦煌守护神”的桂冠，把他揭穿了，对国家，对敦煌，都不是美事。
他就是常书鸿。
（五）推测毕可去敦煌的原因
问题是毕可在沈阳毕业之后，为什么要跑到敦煌去呢？现在，笔者，我，提供一个推测：1944——1945年间，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画家中，有三位东北人。他们是李浴和周绍淼与乌密凤夫妇。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了沈阳，任教于鲁迅美术学院。2001年7月5日，我专程到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拜访了李浴和乌密风先生（周绍淼去世）。我是为写作1944年在敦煌临画的美籍华人艺术家邵芳而去采访他们的。关于常书鸿，他们唯一说到的话题，是浙江女作家叶文玲写了一部文学传记《敦煌守护神》，写的时候没有访问过那些参与过敦煌研究的开创者，完全是由常书鸿的第二任妻子、1946年去到敦煌的李承先一手操办的，因此，虽然李承先给他们寄去了书，他们都觉得没有读的必要。
现在联系到毕可，我想，最大的可能，是毕可在沈阳鲁迅美院听了这几位到过敦煌的老师的介绍，产生了对敦煌艺术的向往。李浴是研究敦煌艺术史的，周绍淼与乌密凤夫妇是临摹壁画的。他们在敦煌的时间大约一年半到两年的样子，因此述说起敦煌来，那还不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感动了毕可，使毕可对那个东方艺术的神秘洞窟，产生了向往，决定前去献身。如果毕可是1952年入学，那应该在1956年毕业，如果读的是专科或进修班，时间就更短了，因此，分配到敦煌不算太久，一筋斗就栽到了夹边沟。
（六）毕可1950年的领导、青岛文联美术组组长石可如是说毕可
高芒说，对毕可知道得更清楚的要数石可。只是不知道石可现在是在济南，还是在青岛。第二天，她打听到石可正在济南住院，因此前去医院探望了卧床的石可，并且联系了我去采访的事宜。
关于石可，上网查询，得知如下：石可（1924-），字无可，号未了公，山东诸城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肄业。功书法、篆刻、金石、版本、考据之学，师从考古学家王献唐，先后加入中国木刻研究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大型雕刻壁画《孔子事迹图》长期陈列于曲阜孔庙诗礼堂。1991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予“中国新兴版画贡献奖”，已出版个人版画集《人民的新时代》、《石可版画集》、《鲁砚初探》、《论语言印》等。系山东省美协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
总之，石可是山东艺术界的名家。
5月19日下午，我骑车前往山东省中医院病房采访了石可先生。
石可因为尘肺住院，长期卧床休养治疗。患这种病主要是呼吸困难，要昼夜不间断地吸氧。
今年78岁的石可，被这么一种疾病困扰，对身体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可是当我提起五十几年前的这位小同事时，使他激动不已。这对于他的疾病来说，是非常忌讳的。医生和他的女儿，不断地劝说我，有话以后慢慢说，谈话时间不要太长，云云。
下面是石可回忆中的毕可。
青岛是1949年6月解放的。毕可从农村进到青岛后，分配到文联美术组。组长是石可——1952年后他是文联住会副主席。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从农村第一次进到大城市的毕可，遇到像石可这样专业功底深厚的美术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把原名毕远来改为毕可，以示尊敬仰慕之意。他真心实意地拜石可为师，虚心地向他学习。石可对于他，也不厌其烦地指教，不是老师，胜似老师。
石可认为，毕可好学好问，腿脚口舌都很勤快，能讨人喜欢，但是毕竟文化底子太差，见不多识不广，因而在艺术上不是富有灵性的人。艺术在于创造，不是依样画葫芦。
毕可虽然艺术才能一般，但却是来自老解放区，根正苗红，和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如石可相比，他又有一种隐藏内心的优越感。有一次，石可带了荆涛、毕可两人，到沧口的国棉六厂画画。那时候国棉六厂出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女劳模郝建秀，可了不得，艺术家下厂画画，是去为工人阶级服务，是和工人结合，改造思想的，厂里当然不会把他们当作上宾无微不至地接待。他们一直画到半夜，需要休息。纺织厂里到处是灰尘绒絮，工人们邋遢惯了，哪里都可以坐。一向讲究干净的石可，找了一张报纸，垫在一个条凳上坐。可是等到抬起屁股一看，正好坐着毛泽东的像。毕可认为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原则问题，必须立刻向上汇报检讨。石可他们认为已经处在深夜，回到市里有三十华里，可以等到第二天汇报也不迟。这位年青气盛的毕可自己一人深夜回到市里汇报。好在那时离开文革还有十几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走火入魔的地步，所以听了汇报的领导，劝说毕可，对这种无意差错，不必大惊小怪。这件事总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在石可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
后来，毕可调到文化宫，也是搞美术。文化宫主任吴杰觉得毕可好学，勤快，对他挺喜欢的，正好遇到机会，保送他进了沈阳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至于是两年制的进修班，还是四年制的本科就不知道或者忘记了。
毕可是在青岛结的婚。妻子是纺专毕业的技术员。他后来到了敦煌工作，和妻子分居两地，相隔几千里。妻子去了无法安排工作，大概他也回不了青岛，这大概是和所长常书鸿发生矛盾的一个关键。
解放前，人员流动自由，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第一批人员，抗战胜利后，要走也就走了，全部走光。可是解放后一切由组织决定，调进一个人不容易，常书鸿当然不会轻易放走毕可，矛盾也就势所必然。石可估计，这恐怕是他和常书鸿发生矛盾的焦点。毕可虽然年龄、资望等等都在常书鸿之下，但还有一个相对优越的“老革命”本钱，为了妻子的调动问题，出言不逊，矛盾激化，伤害了常书鸿是完全可能的。
常书鸿虽然1957年前已经入了党，撑起了红色保护伞，但是毕竟是国民党时代过来的人，心理是非常敏感脆弱的。这个时候，常书鸿在敦煌所长的位子上，坐了十几年，背后有了共产党作靠山，老婆李承仙是党支部书记，官僚架子已经养成，绝对不是1944年邵芳信中那个谦虚平和的常书鸿。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艺术上未必很强，但在政治上优越感十足的毕可，哪里会买常书鸿的帐，不知怎么触动了常书鸿的哪根神经，点着了常书鸿的死穴，所以常书鸿必欲置之死地不可。反右运动正好逢其时，遂其志。
（七）毕可在夹边沟的窝友宁里的记忆
石可介绍，现在住在蓬莱的艺术家宁里曾经在夹边沟和毕可住在一个地窝里。他最有资格作证。
宁里，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在烟台地区颇有名气。当初，他当八路军排长，去到东北沈阳，在大街上看到苏联红军强奸妇女，气愤难忍，鸣枪警告，因此被开除党籍军籍。后来发配西藏，想要翻案，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教。夹边沟的劳教农场是由劳改农场改的。夹边沟劳教农场只是一个总称，它包括了好多个分场，分布在一个很大的地域里。夹边沟突然涌进了三千名右派劳教人员，连最简单的住房也难以分配，许多人只好住在地窝里。所谓地窝就是地下比较大的岩石孔穴，可以住两三个人不等。宁里和毕可在一个地窝里住了一年。后来毕可饿毙，是宁里掩埋的。
宁里今年81岁了。在电话里他一再说记性很不好了，往事都模糊了。他写过一部回忆录，20年前交给了北京的一位朋友，以后音信杳然，连下落也不知道了。
他唯一记得的一件事是，一个饿死的右派，由三个难友抬去掩埋。他们看看死者身上还有肉，于是三个人商量了一下，一起跪在死者的面前，流着眼泪说：老伙计，对不起了。我们今世不报，来世报你的恩吧！三个人磕了三个头，然后就动刀动火，忍着心，吃下了这个同伴身上仅剩的肉，但是最后他们三个人也没有逃脱死神的魔手。
总之，有了宁里作证，更加可以确认毕可饿毙夹边沟，加上高芒、和凤鸣、石可的介绍，我们对于毕可的遭遇可以勾勒出一个相当具体的轮廓。按照1957年打右派的情况来说，只要是“攻击”、“反对”了具体单位的党员领导就是“反党”，就可以打右派的，可是甘肃省委“认为毕可只是对×××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能定为右派分子”，总算表现了相当的理智和宽容。这本来为毕可留下了一条生路，但是这条生路却断送在常书鸿手上。
（八）天高皇帝不远
经历过解放后每一场政治台风的我，唯一确信的事实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找不到一个死角、防空洞、避风港。台风总是以摧枯拉朽、横扫千军的威猛，把每一个旮旮旯旯都要荡涤冲决。莫高窟虽然远离北京，但天高皇帝不远，岂能逃避逃脱？问题是反右运动对于莫高窟是一场九级地震，十二级台风，铺天盖地的海啸。
当我从一些书籍刊物的字里行间了解到莫高窟反右运动的情景时，真是惊诧莫名，莫名惊诧。
（1）右派孙儒僩和李其琼夫妇的遭遇
1947年来到敦煌的孙儒僩和晚他5年到来的李其琼是一对艺术家夫妇。1957年反右运动来临，夫妇俩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控制使用。但即使背负这样的精神包袱，仍然阻挡不住他们对艺术的激情。白天李其琼被监督着劳动，晚上她则偷偷地钻进洞窟研究壁画，物我两忘。右派帽子摘掉后，在美术组的李其琼继续投入壁画临摹，石窟保护组的孙儒僩对1963——1966年大规模的维修加固工程，则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更大的“文革”风暴将他们卷到了四川老家乡下。[4]
（2）右派史苇湘的遭遇
史苇湘和欧阳琳是有着同样遭遇的一对艺术家夫妇。1948年就来到了莫高窟的史苇湘，熟悉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塑像，石窟和佛经的内容全都在他的大脑里，因而被大家誉为“活资料”、“活字典”。然而就是这本“活字典”，反右运动时成了“右派分子”，“文革”到来后，他被赶到乡下放羊去了。[5]
当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时候，史苇湘著文深情地回忆《初到莫高窟》的情景：那是1948年9月25日：
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负责管理窟区，共计二十多个工作人员，流沙籁籁在危崖上飘流，像瀑布一样，窟前沙丘起伏，长着一丛一丛的骆驼剌和红柳，下层洞窟多半被沙堙埋，危岩残壁上栈道早毁，上层洞窟大部份要从清末王道士雇人毁壁凿成的洞穴穿过，奇异的是尽管这些破洞残壁如此褴褛，其中的壁画与彩塑却处处神采奕奕，放射着诱人的艺术魅力，诱惑着我要急切地去认识这个被人类历史遗忘了的艺术世界。
当段文杰、范文藻、孙儒僩、黄文馥、欧刚琳这些老同志领我第一次进入石窟时，我被这些古老瑰丽的壁画和彩塑惊吓得发呆了，假若说人间确曾有过什么“威慑力量”，在我充满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见莫高窟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憾与冲激可以比拟。当时，我很快就回忆起1943年在成都为张大千先生的“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会上服务时，见到的那些大幅壁画摹本，如何使我动心。大千先生为我解说敦煌壁画时说的：“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的谆谆教导，五年以后的1948年秋天，我终于进入了莫高窟，才发现展览会上我见到的不过是千分之—万分之一而已，而且那些精湛的临本，是张大干先生以他精深、睿智的艺术慧眼理解、研究过的艺术，今天这些壁画海洋的原貌就在我的眼前，陆离斑驳、五光十色、处处有人类历史的脚迹，也有人间的幻梦……
当时，我刚从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五年中学到的绘画基本技法和一些初步的装饰画原理，以及一点西洋美术史知识、美学常识，就要来换取进入敦煌艺术殿堂的“门票”，显然是太自不量力了。
但，作为一个风尘千里的朝圣者，我终于踏进这座圣殿的门槛了。[6]
这些痴情敦煌艺术的青年，为敦煌艺术，也为常书鸿的事业与理想，奉献了一切可能奉献的精灵，但是，他们在常书鸿的夫妻店里掉进右派深渊。
（3）段文杰的遭遇
段文杰这个人，对常书鸿太富有戏剧性了。他是继常书鸿之后，担任敦煌艺术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长。
1946年6月，常书鸿坐着傅斯年找陈诚调拨的十轮大卡车，离开重庆。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车子在路上开开停停，一个月后才到达兰州。这时又来了一个青年人叫段文杰，前些时候我在兰州开‘父女画展’时他曾帮助布置展览。他希望随我到敦煌工作。他说他是重庆国立艺专的毕业生，目前在兰州社会服务处任职业介绍股股长。我接受了他来敦煌工作的要求。在兰州，我们经过短暂的休整，继续西行，于1946年的中秋节前夕到达了敦煌。根据我的安排，郭世清负责总务，其妻刘缦云任会计，段文杰为美术组组长。”[7]
这是常书鸿为段文杰所作的记载，仅此而已，不过他还没有不着一字。
我真为常书鸿脸红。常先生啊，走笔至此，你怎么能够不向段文杰表示一丁点、哪怕只有一丁点的歉意呢？！
请读《敦煌百年》的记叙：“自从1944年在重庆看过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后，段文杰便与敦煌艺术结下了终身之缘。他告别家乡的妻子，一路历尽艰辛，在1946年来到了敦煌。多年以后，段文杰回忆他第一次到达莫高窟的情景时，依然记忆犹新：‘中秋节前夕，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当汽车驶入莫高窟时，激动的心情无法抑制，我跳下汽车便钻进了洞窟，目光贪谗地扫视，像饿牛进了菜园子，饱餐了一顿。”
10年后，做小学教师的妻子龙时英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带着儿子从山清水秀的天府之国来到了莫高窟，教那些研究所人员的孩子念书。然而等待她的不仅仅是清贫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段文杰更大的厄运还在后头。
“文革”风暴一起，段文杰成为第一批遭打击的对象。十年的两地分居，十年的患难与共，面对又一轮的政治风暴，龙时英再也支撑不住了，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被赶出研究所的段文杰，带着患病的妻子向农村走去。段文杰将自己省吃俭用购置的书籍中的精华部分捐献给了研究所资料室，将另一部分书籍拉到废品收购站，便赶着牛车，离开大路，曲曲折折地驶向了远在戈壁边缘的墩湾大队。此后的两年里，这位临摹、研究敦煌艺术的专家开始了农民的生涯：拉土、垫圈、喂猪、做土肥料，给乡亲们理发、写信，去公社里写标语、画宣传画……”[8]
《血泪铸敦煌》（王家达）则对段文杰在反右中的“厄运”记叙比较详细：“反右运动开始了！他的材料迅速地报了上去，他即将被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推进‘右派’的深渊。但是上面没有在他的材料上签字。他除了关于敦煌艺术的意见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性的言论——因为他的心里只装着敦煌。‘右派分子’批不下来，低能儿们就另谋良策。恰好有人揭发了他的一桩令人发噱的‘隐私’：有位厨师的老婆在帮段文杰洗衣服时，从裤兜里发现了一枚金戒指。那是解放前夕，被当作工资发给他的，一直在裤兜里装着。他一心扑在艺术上，竟忘了这枚戒指的存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四周张着一双双警惕的目光。这一‘反常’现象立即反馈到运动领导小组。太及时了！不容多辩，‘勾引良家妇女’的罪名成立了。一顶现成的‘坏分子’子戴在了段文杰的头上。取消了副研究员的资格，工资降到40元，内部控制使用，不准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 [9]
段文杰的问题关键在反右。段文杰是常书鸿半路上“收容”的人才，他对敦煌一往情深。他在常书鸿手下已经工作了11年。你常书鸿对他还不了解？特别是上报的右派材料已经被拒批的情况下，还要罗织罪名，打成“坏分子”，这就太不仗义了。这个责任该谁承担？常书鸿？李承先？“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低能儿们”显然是暗指常氏夫妇。
当我初次读到高尔泰的记叙云：“那天在中寺大院批斗常书鸿李承仙，我在陪斗。弯腰低头，双手后举。她（指妻子李茨林）先到家里，门开着没人。放下包裹，来看斗争会。正碰上美术组组长段文杰揪着李承仙花白的头发，一问一个耳光。一大串问题中还提到了她的名字：为什么把反革命份子的女儿李茨林拉进所里？对于段文杰的凶态有点疑惑，现在知道了前因后果，不免感到悲哀！为段文杰，也为李承先、为常书鸿……”[10]
这样的事情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是无论如何难以理解的。这就是段文杰做了第二任所长之后，常书鸿去了北京背景。
不过，我觉得段文杰的心胸还比较豁达。在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时候，他写了《悼念敦煌文物事业的开创者常书鸿先生》，发表在《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上，而常书鸿在自传中却毫无表示。难道这也要“留给后人去写”吗？
段文杰
（九）革命，谁革谁的命？
据高尔泰介绍，文革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只有49个人，那么，反右时期人员要少得多，还包括工人。按照政策，工人不打右派。再者，据段文杰记载，原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员，坚持到解放的只有14人，其中专业人员只有7人。
那么，这7个专业人员在反右运动中命运如何？这里可以指名道姓的右派就有孙儒僩、史苇湘以及段文杰 3个，李其琼和毕可是解放去的，他们都是主动投奔常书鸿的小青年，研究所的元老、骨干、中坚，和常书鸿风雨同舟过，是有功之臣。段文杰没有打成右派，却被打成了坏分子。因此，解放前进所的专业人员7个人，除了常李夫妇大概只有两个人没有打右派。这样的打右派比例，在全中国也没有听说过。常书鸿呀，你竟然下得了这个狠心。
这个僻处在塞外沙海荒山中的小小单位，它打右派的人数，其比例，绝对属于“上游”水平。你常书鸿“参加”革命是从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手下跑来，他们都是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到底谁“更”革命“更”清白？真令人叫绝！
搞政治运动几乎有个铁律：某些自己有某种问题的领导，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革命，下手之重简直是令人胆战，令人齿冷！相反，有些大老粗，对知识分子反而还要仁慈一些，手轻一些。
关于反右，常书鸿在自传中无只言片语。一字不着，尽得风流。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也因为这个原因，常书鸿在自传中，对于抗战胜利前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涉笔，不过主要是记叙他们要“打回老家去”，很少记叙他们的工作成绩，而对抗战胜利后的工作人员情况，几乎没有记叙。好像从1944年元旦挂牌建所，到1949年解放，整个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都是常书鸿一个人做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很少为属下评功摆好，其实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他的属下的心血结晶，常书鸿是学油画的，国画他不在行。
一个所长，如此贪功，已经够黑心了，再把别的人都打成右派，所以王家达的文章称他是“事业上的庸人，政治上的强者”。
常书鸿先生企图以一本自传来表明，他，一贯正确。
说句真话，我对于常书鸿的做派，怀疑了好几年。曾经在电话中多次询问大洋那边的邵芳老太太。她说，那时她每天就是忙于进洞、临画，所中同仁关系也非常和睦，旁的方面，实在没有什么了解。这话我是相信的，因为有信为证。
人是会与时俱进的。常书鸿在“因缘际会，跟风走红”方面，真是能干。
（十）夫妻合一、党政合一的夫妻店
我们可以拿敦煌艺术研究所解放前后的特点加以比较。
解放前，这里没有党支部，没有搞过政治运动，人员可以自由流动，双向选择，来去自由，所以所长显得“弱势”，是一家“有限”公司，因此人际关系宽松和谐。
解放后，这里逐渐有了党员和党支部，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而人员与单位形成依附关系，没有逃遁的自由。加上这个夫妻合一、党政合一的夫妻店，处在与世隔绝的沙漠中，却是中央直属单位。因此这家“有限”公司随着改朝换代异化成“无限”公司，山沟里的独立王国，权力无限膨胀放大。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也导致人性的异化。
解放前，职工反对常书鸿没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一走了之，那个张民权就是翻了脸走的；解放后反对常书鸿要上纲上线成了“反党”，不但走不脱，而且要叫你穿小鞋、戴高帽。到1957年，和他共事的职工，最长的有11年之久，如段文杰。锅碗瓢盆，那有不磕不碰的？解放后，常书鸿一步步成了大红人，也一步步离开了群众，等到“大鸣大放”一来，也就成了众矢之的。
解放前的常书鸿没有绝对权力，没有一个党支部的靠山，也没有政治运动的需要，所以他对下属不能为所欲为。解放后他获得了绝对权力，头上的光圈越来越多越耀眼，使他拥有了绝对权力。绝对权力是销蚀人品人格人性的硝镪水。加上他们又是夫妻档，党政合而为一，不知是夫唱妇随，还是妇唱夫随，或者双簧齐奏。这更增加了他们施展拳脚的自由度随意度，没有一个可以相对制衡权力的内部力量或外部力量，来缓冲矛盾的震撼。他们夫妻最后也在绝对权力的魔力陷阱之中越陷越深而不自知自觉。悲哉！
常书鸿写自传的时候，已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十几年，历史的是非已经颠倒，尤其是在八十年代舆论仍然有相当的自由空间，反思的氛围还比较浓厚，但常书鸿自己竟然丝毫没有自我反省之心。这或许是在自传中，对十年文革不置一词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他脱离群众到这步田地，仍然想靠“中央”为他挽回名誉、面子，就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像孙纪元那样的人，当然应当唾弃，但是自己的帐还得自己算。在良心上毫无忏悔之心，毫无自责之意，毫无内疚之明，仍然以表明三忠于之类的愚忠为光荣，所以落得有“家”回不去的悲情。
他为什么非要坚持回敦煌？还是为了面子，一层涂了班驳油彩的面子，以凑足自传题目所谓“敦煌五十年”的面子。
常书鸿从1943年到达敦煌算起，到1972年4月陪韩素音游敦煌为止，前后在敦煌的时间满打满算为29年，以后大概敦煌就不是他的“家”了，因为敦煌的“两派”群众都顽固地坚决地反对他回敦煌。常书鸿最后唯一的遗憾是在北京、而不是在敦煌寿终正寝。
经过40年的改造，常书鸿确实是“脱胎换骨”了，脱了“资产阶级”的胎，换了“无产阶级”的骨，“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常书鸿却因缘际会，跟风走红。”（11）但丧失的是正常的人格与健康的胎骨。
经历过文革的人知道，一个领导被本单位的两派都残酷揪斗最后还如此拒绝的情况是罕见的个例。通常是一派保，一派革。两派都革，革到底，这种例子较少。我们无法悬测敦煌的情况，是群众不通情达理，还是常李夫妇得罪群众太过分。
我看不出常书鸿是一个擅长钻营玩世不恭八面玲珑投机取巧的犬儒。
他是属于那种矢志不逾三忠于四热爱临死先喊“万岁”的书生气十足的愚忠腐儒。
（十一）常书鸿夹着尾巴大张挞伐
我有幸阅读了邵芳在敦煌写的信件，只觉得那时的常书鸿是一位平易近人、体恤下级、心地坦白、毫无忌刻的领导、所长，所以尽管生活是那么艰苦，但是同仁们都和睦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亲如一家。但是到了解放后，常书鸿自己命悬一弦。他自己成了必须要改造的对象。作为像他那样来自“旧社会”，和国民党政权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领导，更是要谨小慎微、心怀惴惴，整人与生存，成了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他只能在整人与生存之间作出选择。
像毕可这位有点革命资本的青年，我们估计他对常书鸿就不买帐，所以常书鸿觉得他是自己生存的威胁，假借反右运动，挟私打击，必欲置之死地才罢休，否则当甘肃省委已经拒绝批准他为右派之后，为什么不把他从夹边调回来呢？在反右运动中，有的领导之所以左上加左，大张挞伐，其实是自己夹着一根历史问题的尾巴。他心虚，怕别人揪出他的历史问题，就以打右派多多益善来掩盖自己的历史尾巴。常书鸿的情况不是极端个别的，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有这么一批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以极端左倾的整人方式来突显自己的“革命”面目。这些投机取巧的假革命伪革命脚踩着正直的正派的同伴的政治尸体登上领奖台洋洋得意地举着党票官票招摇过市，到处卖乖，好不兴奋！
常书鸿写自传，他那颗胆怯惴惴的心跳动在笔下，所以他要极力渲染新主子上上下下的领导人对他的优渥恩宠，要对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尽量歪曲，极力表白自己和他们的对立关系，还自己一个清白之身。这大概是常书鸿要留下一部自传的心底隐秘。
我们阅读他的自传，应该颠倒过来阅读，才可能窥探事实的实情。其实，这样的传记，现在充满了坊间书肆，常书鸿的自传只是其中之一！靠这些自传研究历史的人，千万要小心，不要以讹传讹，贻害无穷。研究敦煌的历史，常书鸿的自传是最容易产生误导的资料之一。
我读常书鸿，写常书鸿，其实是解剖一个知识分子走向人性异化的过程。他只是千万个常书鸿之一。
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政治运动是万恶之源！
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题记中，用“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来形容思想改造的艰难。常书鸿是清水、血水、碱水的味道都品尝过了，历经四十余年，终于戴上一顶足以炫耀的桂冠，其实是一把精神枷锁，因此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有解放自己，没有舒筋展骨，没有站立起来，仍然怀着一颗胆怯惴惴之心，令人不禁惘然怅然！
我记得五十几年之前，郭兰英一唱走红的歌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回首这五十年的新社会，倒真是不断上演“把人变成鬼”的正剧、喜剧与悲剧。
恕我冒昧直言，作为画家、文物大家、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是成功了，永垂不朽，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拼将老骨媚公卿”，他功败垂成！
（十二）“洗脑运动”透视
常书鸿已经是作古之人。对于作古的前辈，笔者的上述议论，颇失古道厚道。但是常书鸿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思想改造成就卓越的典型、样板，通过他的事例可以再一次看到“洗脑运动”所追求所达到的目标，活生生地体现在他“这一个”身上。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性人格就是这样被扭曲、被异化！
所以对常先生言有不恭之处，敬请先生地下宽宥。
何谓知识分子？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能知者，其良知也。”（12）“洗脑运动”的过程就是逐步泯灭知识分子良能良知的过程，文革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们翻开自传，正是文革之后，常书鸿有了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频频合影的殊荣，有了在国际上频频出访或迎迓贵要的留影，所以也就敷平了心灵的伤口，所有失却的东西都得到加倍补偿，美哉！
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13）放眼今日神州大地，何处可以寻到“大丈夫”？
引文注：
（1）中国青年报记者徐百柯写的《黑色墓碑旁的敦煌》
（2）（9）王家达《血泪铸敦煌》，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
（4）（5）（8）敦煌百年——一个民族心灵的历程，刘诗平、孟宪实著，广东教育出版社（6） 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
（7）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常书鸿著，甘肃文化出版社
（10）高尔泰《寻找家园——天空地白》
（11）李廷华《敦煌轶事——王子云、张大千、常书鸿》
（12）《孟子·尽心上》
（13）《孟子·滕文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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