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之死，不仅是中共、中国的一件悬案，在国际上也算得一件悬案。2007年，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朝伦·达西达瓦写了一本小册子《林彪元帅之死》，没有公开出版，仅印了300册。林彪研究专家舒云得到一本，从中读到了一些“九一三事件”细节，过去很少人说到过
老高按：今天读到林彪研究专家舒云的一篇文章，介绍蒙古学者的一本未公开出版、只印了三百册的书《林彪元帅之死》——舒云说是“小册子”。
此书提供的许多细节，过去很少人说到过，有些甚至似乎是大有玄机的线索。例如，机内很可能发生争斗；再如：专机既然迫降，为什么不打开翅膀上的灯？还有，如果叶群和林立果策划了飞往国外，为何一点外币都不带，人民币也只有区区65元（不过，也有可能烧掉了或者散落在很大面积的飞机坠毁现场，又被风刮得不知所踪）？
舒云这篇文章中，有若干处文字比较费解，不知是舒云写得不够清楚，还是原作就说得不清楚。例如文中说，蒙古专家认为，“按一般迫降应该是尾部先着地，但林彪专机不是这样，飞机头部先着地。证据是所有仪表在着地一刹那都已经碎了，降落时发动机没有熄火。”但紧接着又说：“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林彪专机是以较大速度尾部接地。”这里所说的“空军专家组”，我反覆查看上下文，似乎是指“中国空军专家组”，即中国专家的意见与蒙古（以及苏联）专家的意见相左。但作者这里应该更明确地标明。
不管怎样，舒云这篇介绍，似乎读到的人不太多，转载如下，供关心林彪問题的朋友参考。而她介绍的这本小册子，更不为人所知，若译成中文，建议中国大陆或海外的出版社出版。
蒙古学者披露1971年林彪飞机坠毁细节
舒云，人民网 2012年10月9日
2007年，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朝伦·达西达瓦写了一本小册子《林彪元帅之死》，没有公开出版，仅印了300册。我通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有幸得到一本，从中读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九·一三事件”细节。
苏联人拿走了林彪飞机上的黑匣子
达西达瓦教授在书中披露：1971年9月13日1时53分至55分，蒙古边防总队的哨兵发现一架大飞机自中国方向414号界碑入侵，声音非常大，没有灯光，飞向苏赫巴托省那伦县。2时，肯特省贝尔赫萤石矿的警卫也发现了从东北向西南飞去的这架大飞机。不久听见巨响，看见火光。
2时27分，在贝尔赫矿西南14.8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这架大飞机坠毁。
这是首次披露林彪飞机坠毁的准确时间，过去都是说2时30分。而达西达瓦的这个坠机时间是准确的，后面还要交代。
最早到坠机现场的是肯特省公安厅驻贝尔赫矿小组代表珠尔默德，其他还有数人到场。
坠机现场燃起大火，面积有一平方公里。他们首先是把火扑灭，同时采取保护现场的措施，白布单盖着的九具尸体没有挪动。然后搜集没有烧毁的文件、物品，派人骑摩托车到省会报告。
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带着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到坠机现场时，蒙古人和苏联人已经把重要的物品拿走了。
蒙古肯特省公安厅厅长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在休养所休养，9月12日晚上他去参加舞会，13日凌晨2时多他听到飞机的声音，并不知道是什么飞机。
这说明林彪专机飞得低，所以声音非常大。
9月13日一大早，县政府叫他快到省会去，中午，省里派了一架双翼小飞机送他到现场。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在空中绕着坠机现场飞了两圈，用电话向蒙古公安部长德吉德少将汇报了看到的坠机现场情况。
不久，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登比列格、公安部长德吉德、情报局局长德钦将军，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坐伊尔－14飞机也来到现场视察。
9月14日零时，蒙古公安部部长德吉德接到中央电话，让去现场的人员立即返回乌兰巴托，向以泽登巴尔为首的政治局汇报。可是温都尔汗机场没有夜航设备。正一筹莫展时，蒙古人民军空军司令朝克将军责成机场，准备一批小铁桶，隔一百米放一个，装上木块，浇上汽油，点上火，以此充当跑道灯。
——原来温都尔汗机场没有夜航设备，潘景寅夜间驾机，就是飞到温都尔汗机场上空，也不可能发现简陋的红土跑道。
9月14日这一天，空军司令朝克将军到坠机现场。一批苏联军事人员从俄罗斯赤塔州后贝加尔军区乘坐米格－8直升机也到了。朝克将军和苏联人在现场会晤。
苏联人刚开始关注的是这架英式三叉戟飞机的技术资料，并没有关心飞机上的乘员。
云登副外长回忆，苏联大直升机9月15日上午拉走了一台发动机。
苏联人拉走发动机的动机非常可疑，过去人们都说是苏联人想研究英国的先进技术，现在看未必，很可能苏联人想掩盖什么。
达西达瓦说，苏联人把坠毁飞机的黑匣子也取走了。黑匣子里有很多仪表，记录着工作情况和人员谈话，是比较可靠的工具。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认为不行，不能让他们拿走，但是朝克将军还是把黑匣子给了苏联人。苏联人拿走黑匣子之后，从来没有对蒙古讲过黑匣子里有什么内容，这给我们调查飞机坠毁原因带来了困难。
林彪专机的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可至今俄罗斯仍秘而不宣，还大量散布“林彪专机飞到苏蒙边境”的谎言。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要黑匣子？首先国内没有指示，当时大使许文普、孙一先等并不知道飞机失事首先要找黑匣子。更何况因为中蒙谈判中断，现场所有物品都没有移交中国。
“林彪手令”和航图也不见了
朝伦·达西达瓦在《林彪元帅之死》中比较详细地列举了坠毁飞机的有关物品。他在担任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前，曾任蒙古国家档案馆馆长，他应该是看到坠毁的林彪飞机清单的。
达西达瓦说蒙古的调查人员在现场看到一些文件，如飞机低空高度仪的俄文说明书等有关材料。可能是飞机的遗物太多了，达西达瓦并没有详细列举所有物品。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一书中提到，他在现场拣到一张英文注意事项，写明飞机型号Trident-IE（三叉戟IE），据此孙一先估计这是一架专机。再往前走孙一先看到一条宽条纹的小型毛毯，上面印着PIA（巴基斯坦国际民航缩写）。这些达西达瓦都没有提到。
沈庆沂在坠机现场发现一个红色塑料皮的小册子，64开。红塑料皮大部分烧焦，看不出书名，里面的文字只烧掉一个角，开头是“首长和同志们”，结尾是“长时间热烈鼓掌”。看来是一个讲用报告，讲了空军的发展，其中讲到技术革新，举例说有一种微型电台超过国际水平，还有型号和数据。孙一先用照相机把这几页拍了下来，心中奇怪为什么蒙方没有拿走？
当时孙一先、沈庆沂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据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回忆：林立果把这个讲用报告放在上衣口袋里，里面夹着一张横写的“林彪手令”。1971年9月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到西郊机场，下飞机时他曾出示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看，以后林立果又给林办的老秘书关光烈看过。
沈庆沂和孙一先在坠机现场翻过这本小册子，想拿走，但被现场看守的蒙古人制止。他们注意到小册子里面并没有夹着“林彪手令”。
难道是蒙古或苏联人把讲用报告扔下，把里面的“林彪手令”拿走了？
沈庆沂注意到两堆尸体中间，有一堆物品，明显是蒙古人堆集起来的。其中有两个飞行员图囊，一个烧了一半，另一个基本完好。孙一先打开图囊，里面只有几只黑铅笔和红蓝铅笔。他问航图哪去了，蒙方陪同人员摇头不语。
图囊旁边是一堆手枪，大多完好，有几只枪的枪把烧焦，露出空子弹梭子。孙一先数了数，子弹43发，没有空弹壳。还有两个手枪套和几个空弹夹。沈庆沂看到手枪有六支，一支苏制AK型，五支写有“59SHI”。蒙方问“59SHI”是什么意思，孙一先回答，是手枪型号，1959年中国制造。
坠毁飞机上有一块手表定格在2时27分
达西达瓦在《林彪元帅之死》中记录的坠机现场物品：
六支枪（蒙古和苏联的联合调查报告中说是八支枪），有的枪上了膛，有的保险关着。还有一支微型冲锋枪，两把匕首。
中国纸币65元，一张5元，六张10元。
李平出入证，3726部队营门出入证。
林立果证件，002003号。
一张合影照片。
其他物品：钢笔、铅笔、罐头、糖、梳子、餐具。
还有烧坏的一只白色女鞋；烧坏的一只灰白手提包，里面有一件绿色军上衣；还有三件旧蓝布裤、胶鞋、白背心、手帕等。
物品记录本、燃油记录本、手电、轮胎压力表、逆光镜等。
飞行员包一个。
3726部队第三中队邰起良的空勤工作记录。
布票，飞行员须知，飞行专业课本。
便携式录音机一台，三盘录音带，录有毛主席语录歌曲。
手表五块，一块上海牌，表针指在2时27分。
这个时间准确说明了林彪飞机坠毁的时间。因为飞行人员的手表必须准时。而叶群、林立果等人要跑，也需要准确对时。还有一块黑盘表没停，17时30分，与乌兰巴托时间相符。此表可能是林立果的，确定了蒙古政府官员到达坠机现场的时间。
飞机交接记录本，新疆地区飞行图，泰山机场图，油本，低空技术说明书，使用细则，华东地图，飞行时刻表，译文四页，报务制度，航空简语。
在这些地图中，应该有达西达瓦没有提到的山海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图。
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云登事后回忆，机内发现一张标出航线的航图，从河北省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
迫降在怀柔的直升机现场也发现同样的航图。就像“林彪手令”有横竖两个一样，山海关到伊尔库茨克的地图也应该有两个。不知道为什么，达西达瓦没有提到这张标有伊尔库茨克的航图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及讲用报告里面的“林彪手令”。很可能这张航图同三叉戟主发动机、黑匣子一起，被到坠机现场的苏联人拿走了。
在这些物品中，孙一先和沈庆沂见到了林立果出入证，没有贴照片，但写有林立果的名字，男，24岁，干部。沈庆沂让孙一先把这个出入证拍下来。
孙一先和沈庆沂还见到达西达瓦省略的一些物品：一本《法兰西内战》，一个巴掌大的拍纸本，用铅笔写一些零散的字，内容不连贯，难以猜透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红塑料皮空白日记本，一个汽车驾驶执照的塑料封皮，数张一角钱，以及扑克、小勺、水果刀等。
至于白色女鞋，达西达瓦说见到一只，而沈庆沂和孙一先则见到了两只，是乳白色半高跟浅口女皮鞋，其中一只鞋腰和后跟烧焦了，另一只完好。鞋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在迫降前，机上所有人已经脱掉了鞋。也就是说，飞机坠毁时，鞋和人不在一起。
关于林彪专机的有关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朝伦·达西达瓦披露了林彪专机坠毁现场发现的“飞行登记本”的内容。
从1970年12月5日至1971年9月12日，每月飞行6至50次，共飞270次；1971年9月，飞行80次。
1971年1月至9月12日，每月夜航2至18次，特别是9月2、6、7、8、9、10日夜航。
8月飞行50次，9月20次。
在新疆沿苏联边界12个城市飞过。
从华中8个城市，加油17次，共加油63492升。
这些数据是真实的吗？
林彪专机地面机械师沈宝发解释说：加油本应该是256号三叉戟的。加油63492升，并不多，三叉戟一次就可以加20吨以上的油。至于“飞行登记本”，不是256号三叉戟的，而是某飞行员个人的，与256号三叉戟无关。因为专机机组成员是临时组合，并不是完全固定在某一架专机上。
也就是说，达西达瓦公布的飞行记录是飞行员个人的飞行记录，不是256号三叉戟的飞行记录。
256号三叉戟1971年9月6日才交付使用。沈宝发回忆：此前256号三叉戟一直在改装，拖得我们都烦了。
据沈宝发讲，本来林彪专机是要用254号三叉戟的，这是巴基斯坦总统座机。但因为飞行时机头被小鸟撞过，有一个小坑，显然不适合再作为一号专机，于是决定改装256号三叉戟，用作林彪专机。四架三叉戟进口时已经在巴基斯坦飞过好几年，一些机件老化，必要的备件买不到，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四架三叉戟的飞行时间不一，原则上把四架三叉戟上最好的零件换给256三叉戟。西郊机场修理厂和林彪专机的机械师一起，开始大规模改装。除把普通客舱拆掉，隔出单间，设置卧室、办公室外，还按林彪怕风、怕光和喜欢绿颜色的习惯，精心布置机舱，整整改装了三个月。
“九一三事件”后进驻空军34师的总政工作组成员刘岩回忆：1971年8月潘景寅试飞，去过山海关，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9月11日，潘景寅再飞东北航线，经沈阳二台子机场，再到长春，接回在长春解放军医院治疗小儿麻痹的大女儿。有人看潘景寅情绪不好，询问他。潘景寅回答飞机落地还是不理想。
9月12日傍晚，林立果坐林彪专机从西郊机场到山海关机场，9月13日凌晨林彪第一次坐256号三叉戟，就机毁人亡。
蒙古政府关于林彪专机的现场调查
达西达瓦在《林彪元帅之死》中披露，蒙古政府调查人员从林彪专机坠落地点向南500米的地方看到第一具尸体。九具尸体散布面积为50米×20米，尸体之间相隔3米至15米。烧伤程度1至2度。
蒙古政府调查人员开始只拍了八具尸体，没发现第九具（飞行员潘景寅），后来才发现，他爬远了。
而据孙一先拍的潘景寅的尸体照片，潘景寅仰面朝天，两臂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似举手投降状。他的两脚叉开，左腿挺直，右腿弯曲，脚跟蹬地，像是要挣扎着站起来。孙一先说：看来潘景寅生前似非常痛苦而折腾过。翻过身来，他的后背尚贴着衣服残片及枯草，臀上剩有裤腰碎布及一段腰带。
难道潘景寅在飞机爆炸时还活着，并在火中爬行了一段，然后挣扎翻身想蹬地站起来？但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谈判的蒙方人员认为，中国这架256号三叉戟在蒙古坠毁，可能有特殊任务。蒙方要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提供飞机乘员名单，中国方面没有正式答复。蒙方认为：如果真是民航飞机，蒙方的要求是可以满足的。
在这种情况下，蒙古政府认为，要确定这架飞机坠毁和人员死亡的原因，必须要有一个调查报告。
蒙古政府组成由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为首的政府委员会，成员以去过现场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为主。应蒙方邀请前来的苏联有关部门高级专家协助该委员会调查。
1971年10月12日，在蒙古国防部、总参谋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中，苏军驻蒙古司令官克里夫达中将介绍了苏方对坠毁飞机调查的看法。克里夫达说：坠毁的中国飞机隶属驻扎在北京郊区的第34师，中方说该机民用。我们很容易证明，这架飞机属于军用，机上人员穿着军衣，这是否认不了的。还有所有人都带了手枪，还有自动枪、飞行地图、呼号，从这些来看，完全表明这架飞机是军用的。找到的枪大部分是有子弹的，有一支上了膛。是什么原因要子弹上膛？是用于野外降落，被俘时自己使用？除此没有别的目的。估计飞机的平均时速670公里，说迷航没根据，这架飞机装备现代化，不可能不知道飞到哪里。如果说迷航，飞机应该发出求救信号，但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潘景寅没有发出求救信号？因为通信师陈松鹤没有上去，潘景寅不会发求救信号，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克里夫达强调雷达是看不见的，当地人看见这架飞机飞得非常低，声音很响。
克里夫达认为，至于燃料用尽完全是谎言。剩多少油？还能继续飞多长？通过仪表就能知道。从着火情况看，证明这架飞机有足够的燃料。
林彪专机在坠毁时决不止2吨半油。
迫降也不可能。要迫降，大飞机必须照亮降落地点。
如此说，林彪专机迫降时没有打开飞机翅膀上的灯，那蒙古目击者再老眼昏花，又怎么可能把灯光看成火光？
蒙古专家认为，当时飞机翅膀灯没有打开，根本没有考虑照明，也没有放下起落架。林彪专机在迫降时确实没有放下起落架。按一般迫降应该是尾部先着地，但林彪专机不是这样，飞机头部先着地。证据是所有仪表在着地一刹那都已经碎了，降落时发动机没有熄火。飞机落地后又第二次跳起来，再着地，飞机就解体燃烧了。不过发动机没有完全烧毁。
空军专家组的研究报告认为，林彪专机是以较大速度尾部接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先后折断，机身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
克里夫达说：飞机弹起又第二次着地时，机上的人还活着。为什么？因为尸体主要是在机舱左边，说明有准备，企图通过舱门下飞机。
从九具尸体都没有戴手表和穿鞋看，他们是做了迫降准备的。
如果我们到现场早一些，也可能有轻伤员被活捉。从九具尸体的最后动作看，至少潘景寅和林立果在被飞机甩出时还活着。因为他们的表情痛苦，似在火中挣扎过。
苏联克格勃任命侦察员扎格沃茨丁将军和病理学家托米林组成鉴定小组，10月中旬来到蒙古温都尔汗坠机现场。
奥特根扎尔嘎勒回忆：苏联克格勃派来的人员住在乌兰巴托大天口（蒙古国宾馆）。这个小组到现场工作，是取得蒙古有关部门批准的。派给他们一排士兵、公安部司长姜仓巴拉桑上校、国家保安总局四处化学鉴定专家班兹拉格奇少校，陪他们一块去现场。
为了蒙古这些工作组，在苏布拉嘎盆地，搭了五个蒙古包。苏联来的人员中，还有苏联国防部法医局局长、克格勃侦察局长、根据头骨恢复原貌专家。
1994年4月17日《红星报》提到，1971年10月19日，鉴定小组在坠机现场打开坟墓，看到两具尸体镶着金牙，怀疑是林彪和叶群，取走了两人的头骨，带回莫斯科。11月中旬，扎、托两人又冒风雪赴蒙古，将林彪无头的尸体再挖出来，查看肺部是否有结核病症。托米林用双筒显微镜找到林彪尸骨的右肺有钙化点。
林彪飞机残骸，几经辗转被收藏家买回，目前存在北京香山。舒云摄 林彪飞机因机内发生争斗而坠毁
朝伦·达西达瓦说，蒙古政府委员会进行大量工作后，于11月20日写出《查明飞机坠毁原因的报告书》。其结论如下：有民航标记的256号飞机是军用飞机，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需要。多数座位被拆除，用于特种的军事需要。中国256号飞机由于飞行员犯下了飞机驾驶错误而坠毁，不是因为某种迫降原因而降落的。
关于“九一三事件”，有三个国家的人到过温都尔汗坠机现场：蒙古、苏联和中国。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外交官最后到坠机现场，没有拿走任何东西。苏联虽然比蒙古晚到坠机现场，却拆走了飞机的主发动机和黑匣子。后来为了证实是不是林彪，苏联人又第二次、第三次来到坠机现场，挖开坟墓，取走了林彪和叶群的头骨，并检查林彪的肺部钙化点。
关于林彪飞机坠毁原因，1972年，中国空军专家组根据坠机现场的照片，结论是“油料不够”。
2006年9月13日，日本共同社驻乌兰巴托记者获得了蒙古政府1971年11月20日关于林彪坠机的调查报告——《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原因的确定文件》。这份调查报告共有16页，包括现场照片。蒙古的调查报告否定了林彪飞机因燃油不足而在迫降坠毁的说法，蒙古相关人士暗示当时机内曾就逃亡问题发生争斗。日本共同社记者采访了蒙古国家检察厅前副长官，曾作为当地治安最高长官的奥特根扎尔嘎勒。
调查报告说：1971年10月8日至18日，蒙古专家和苏联专家共同进行了林彪飞机失事调查。排除了林彪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英国制造的三叉戟在气候良好时极少犯航线错误，而且也没有接到这架飞机的任何无线电通信。中国解释说这架飞机犯航线错误是说不通的。调查报告还对燃油不足表示了怀疑，说坠机引发的大火，在极广的范围（975米×321米）内燃烧了很长时间。
调查报告说林彪飞机的发动机是正常的。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机上人员作出了降落的决定。蒙古专家和苏联专家得出一致的结论：导致这架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是机内发生了争斗，一方想去苏联，另一方想返回中国。在发现的八支枪中，有一支已经上膛。但机上是否发生与枪击有关的暴力行动，还是一个谜。
据日本共同社得到的另一份蒙苏联合调查报告中，说在林彪尸体上没有发现弹孔。
蒙古和苏联的调查报告为什么不提苏联拿走的黑匣子？苏联人对温都尔汗坠机现场最积极，但却始终缄默，更只字不提林彪专机上的黑匣子。只有一位采访过苏联知情者的澳大利亚记者汉纳姆在报道中披露，黑匣子里没有与地面通话的声音。还说林彪的死因，在苏联只有勃列日涅夫等四个人知道。
至于林彪专机的残骸，奥特根扎尔嘎勒回忆：在坠机现场，我看见有些很好看的残留小地毯、餐具碎片，当地人作为纪念品拿走了。还有到当地旅游的人找金属碎片做刀子。当地人说尤其在90年代初蒙古搞出口废铁运动，飞机金属片完全没有了。有中国国旗和飞机标志的飞机尾部，曾存放在贝尔赫萤石矿的一个院子里，90年代初把它作为废铁出口到中国去了。还有一个发动机，“雄鹰”公司经理、历史学家思赫赛汗在乌兰巴托西南26公里处建立了成吉思汗庭院旅游点，用吊车、货车把林彪出逃时坠毁的飞机发动机残骸拉到旅游点的空地展览。
（此文得到沈庆沂、孙一先老师的大力协助，并经他们逐一审稿，特向他们和朝伦·达西达瓦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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