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之死，不僅是中共、中國的一件懸案，在國際上也算得一件懸案。2007年，蒙古歷史研究所所長朝倫·達西達瓦寫了一本小冊子《林彪元帥之死》，沒有公開出版，僅印了300冊。林彪研究專家舒雲得到一本，從中讀到了一些“九一三事件”細節，過去很少人說到過
老高按：今天讀到林彪研究專家舒雲的一篇文章，介紹蒙古學者的一本未公開出版、只印了三百冊的書《林彪元帥之死》——舒雲說是“小冊子”。
此書提供的許多細節，過去很少人說到過，有些甚至似乎是大有玄機的線索。例如，機內很可能發生爭鬥；再如：專機既然迫降，為什麼不打開翅膀上的燈？還有，如果葉群和林立果策劃了飛往國外，為何一點外幣都不帶，人民幣也只有區區65元（不過，也有可能燒掉了或者散落在很大面積的飛機墜毀現場，又被風颳得不知所蹤）？
舒雲這篇文章中，有若干處文字比較費解，不知是舒雲寫得不夠清楚，還是原作就說得不清楚。例如文中說，蒙古專家認為，“按一般迫降應該是尾部先着地，但林彪專機不是這樣，飛機頭部先着地。證據是所有儀表在着地一剎那都已經碎了，降落時發動機沒有熄火。”但緊接着又說：“空軍專家組的研究報告認為，林彪專機是以較大速度尾部接地。”這裡所說的“空軍專家組”，我反覆查看上下文，似乎是指“中國空軍專家組”，即中國專家的意見與蒙古（以及蘇聯）專家的意見相左。但作者這裡應該更明確地標明。
不管怎樣，舒雲這篇介紹，似乎讀到的人不太多，轉載如下，供關心林彪問題的朋友參考。而她介紹的這本小冊子，更不為人所知，若譯成中文，建議中國大陸或海外的出版社出版。
蒙古學者披露1971年林彪飛機墜毀細節
舒雲，人民網 2012年10月9日
2007年，蒙古歷史研究所所長朝倫·達西達瓦寫了一本小冊子《林彪元帥之死》，沒有公開出版，僅印了300冊。我通過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有幸得到一本，從中讀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九·一三事件”細節。
蘇聯人拿走了林彪飛機上的黑匣子
達西達瓦教授在書中披露：1971年9月13日1時53分至55分，蒙古邊防總隊的哨兵發現一架大飛機自中國方向414號界碑入侵，聲音非常大，沒有燈光，飛向蘇赫巴托省那倫縣。2時，肯特省貝爾赫螢石礦的警衛也發現了從東北向西南飛去的這架大飛機。不久聽見巨響，看見火光。
2時27分，在貝爾赫礦西南14.8公里的蘇布拉嘎盆地，這架大飛機墜毀。
這是首次披露林彪飛機墜毀的準確時間，過去都是說2時30分。而達西達瓦的這個墜機時間是準確的，後面還要交代。
最早到墜機現場的是肯特省公安廳駐貝爾赫礦小組代表珠爾默德，其他還有數人到場。
墜機現場燃起大火，面積有一平方公里。他們首先是把火撲滅，同時採取保護現場的措施，白布單蓋着的九具屍體沒有挪動。然後搜集沒有燒毀的文件、物品，派人騎摩托車到省會報告。
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帶着孫一先、沈慶沂、王中遠到墜機現場時，蒙古人和蘇聯人已經把重要的物品拿走了。
蒙古肯特省公安廳廳長奧特根扎爾嘎勒中校在休養所休養，9月12日晚上他去參加舞會，13日凌晨2時多他聽到飛機的聲音，並不知道是什麼飛機。
這說明林彪專機飛得低，所以聲音非常大。
9月13日一大早，縣政府叫他快到省會去，中午，省里派了一架雙翼小飛機送他到現場。奧特根扎爾嘎勒中校在空中繞着墜機現場飛了兩圈，用電話向蒙古公安部長德吉德少將匯報了看到的墜機現場情況。
不久，蒙古外交部副部長額爾登比列格、公安部長德吉德、情報局局長德欽將軍，國防部第一副總長圖門登貝爾勒少將坐伊爾－14飛機也來到現場視察。
9月14日零時，蒙古公安部部長德吉德接到中央電話，讓去現場的人員立即返回烏蘭巴托，向以澤登巴爾為首的政治局匯報。可是溫都爾汗機場沒有夜航設備。正一籌莫展時，蒙古人民軍空軍司令朝克將軍責成機場，準備一批小鐵桶，隔一百米放一個，裝上木塊，澆上汽油，點上火，以此充當跑道燈。
——原來溫都爾汗機場沒有夜航設備，潘景寅夜間駕機，就是飛到溫都爾汗機場上空，也不可能發現簡陋的紅土跑道。
9月14日這一天，空軍司令朝克將軍到墜機現場。一批蘇聯軍事人員從俄羅斯赤塔州後貝加爾軍區乘坐米格－8直升機也到了。朝克將軍和蘇聯人在現場會晤。
蘇聯人剛開始關注的是這架英式三叉戟飛機的技術資料，並沒有關心飛機上的乘員。
雲登副外長回憶，蘇聯大直升機9月15日上午拉走了一台發動機。
蘇聯人拉走發動機的動機非常可疑，過去人們都說是蘇聯人想研究英國的先進技術，現在看未必，很可能蘇聯人想掩蓋什麼。
達西達瓦說，蘇聯人把墜毀飛機的黑匣子也取走了。黑匣子裡有很多儀表，記錄着工作情況和人員談話，是比較可靠的工具。奧特根扎爾嘎勒中校認為不行，不能讓他們拿走，但是朝克將軍還是把黑匣子給了蘇聯人。蘇聯人拿走黑匣子之後，從來沒有對蒙古講過黑匣子裡有什麼內容，這給我們調查飛機墜毀原因帶來了困難。
林彪專機的黑匣子在蘇聯人手裡，可至今俄羅斯仍秘而不宣，還大量散布“林彪專機飛到蘇蒙邊境”的謊言。至於中國人為什麼不要黑匣子？首先國內沒有指示，當時大使許文普、孫一先等並不知道飛機失事首先要找黑匣子。更何況因為中蒙談判中斷，現場所有物品都沒有移交中國。
“林彪手令”和航圖也不見了
朝倫·達西達瓦在《林彪元帥之死》中比較詳細地列舉了墜毀飛機的有關物品。他在擔任蒙古歷史研究所所長前，曾任蒙古國家檔案館館長，他應該是看到墜毀的林彪飛機清單的。
達西達瓦說蒙古的調查人員在現場看到一些文件，如飛機低空高度儀的俄文說明書等有關材料。可能是飛機的遺物太多了，達西達瓦並沒有詳細列舉所有物品。
孫一先《在大漠那邊——親歷林彪墜機事件和中蒙關係波折》一書中提到，他在現場揀到一張英文注意事項，寫明飛機型號Trident-IE（三叉戟IE），據此孫一先估計這是一架專機。再往前走孫一先看到一條寬條紋的小型毛毯，上面印着PIA（巴基斯坦國際民航縮寫）。這些達西達瓦都沒有提到。
沈慶沂在墜機現場發現一個紅色塑料皮的小冊子，64開。紅塑料皮大部分燒焦，看不出書名，裡面的文字只燒掉一個角，開頭是“首長和同志們”，結尾是“長時間熱烈鼓掌”。看來是一個講用報告，講了空軍的發展，其中講到技術革新，舉例說有一種微型電台超過國際水平，還有型號和數據。孫一先用照相機把這幾頁拍了下來，心中奇怪為什麼蒙方沒有拿走？
當時孫一先、沈慶沂他們並不知道這是林立果的講用報告。據空軍副參謀長胡萍回憶：林立果把這個講用報告放在上衣口袋裡，裡面夾着一張橫寫的“林彪手令”。1971年9月8日，林立果從北戴河到西郊機場，下飛機時他曾出示給空軍副參謀長胡萍看，以後林立果又給林辦的老秘書關光烈看過。
沈慶沂和孫一先在墜機現場翻過這本小冊子，想拿走，但被現場看守的蒙古人制止。他們注意到小冊子裡面並沒有夾着“林彪手令”。
難道是蒙古或蘇聯人把講用報告扔下，把裡面的“林彪手令”拿走了？
沈慶沂注意到兩堆屍體中間，有一堆物品，明顯是蒙古人堆集起來的。其中有兩個飛行員圖囊，一個燒了一半，另一個基本完好。孫一先打開圖囊，裡面只有幾隻黑鉛筆和紅藍鉛筆。他問航圖哪去了，蒙方陪同人員搖頭不語。
圖囊旁邊是一堆手槍，大多完好，有幾隻槍的槍把燒焦，露出空子彈梭子。孫一先數了數，子彈43發，沒有空彈殼。還有兩個手槍套和幾個空彈夾。沈慶沂看到手槍有六支，一支蘇制AK型，五支寫有“59SHI”。蒙方問“59SHI”是什麼意思，孫一先回答，是手槍型號，1959年中國製造。
墜毀飛機上有一塊手錶定格在2時27分
達西達瓦在《林彪元帥之死》中記錄的墜機現場物品：
六支槍（蒙古和蘇聯的聯合調查報告中說是八支槍），有的槍上了膛，有的保險關着。還有一支微型衝鋒鎗，兩把匕首。
中國紙幣65元，一張5元，六張10元。
李平出入證，3726部隊營門出入證。
林立果證件，002003號。
一張合影照片。
其他物品：鋼筆、鉛筆、罐頭、糖、梳子、餐具。
還有燒壞的一隻白色女鞋；燒壞的一隻灰白手提包，裡面有一件綠色軍上衣；還有三件舊藍布褲、膠鞋、白背心、手帕等。
物品記錄本、燃油記錄本、手電、輪胎壓力表、逆光鏡等。
飛行員包一個。
3726部隊第三中隊邰起良的空勤工作記錄。
布票，飛行員須知，飛行專業課本。
便攜式錄音機一台，三盤錄音帶，錄有毛主席語錄歌曲。
手錶五塊，一塊上海牌，錶針指在2時27分。
這個時間準確說明了林彪飛機墜毀的時間。因為飛行人員的手錶必須準時。而葉群、林立果等人要跑，也需要準確對時。還有一塊黑盤表沒停，17時30分，與烏蘭巴托時間相符。此表可能是林立果的，確定了蒙古政府官員到達墜機現場的時間。
飛機交接記錄本，新疆地區飛行圖，泰山機場圖，油本，低空技術說明書，使用細則，華東地圖，飛行時刻表，譯文四頁，報務制度，航空簡語。
在這些地圖中，應該有達西達瓦沒有提到的山海關到伊爾庫茨克的航圖。
時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長雲登事後回憶，機內發現一張標出航線的航圖，從河北省北戴河穿過失事現場，一直畫到貝加爾湖附近的伊爾庫茨克。
迫降在懷柔的直升機現場也發現同樣的航圖。就像“林彪手令”有橫豎兩個一樣，山海關到伊爾庫茨克的地圖也應該有兩個。不知道為什麼，達西達瓦沒有提到這張標有伊爾庫茨克的航圖和林立果的講用報告，及講用報告裡面的“林彪手令”。很可能這張航圖同三叉戟主發動機、黑匣子一起，被到墜機現場的蘇聯人拿走了。
在這些物品中，孫一先和沈慶沂見到了林立果出入證，沒有貼照片，但寫有林立果的名字，男，24歲，幹部。沈慶沂讓孫一先把這個出入證拍下來。
孫一先和沈慶沂還見到達西達瓦省略的一些物品：一本《法蘭西內戰》，一個巴掌大的拍紙本，用鉛筆寫一些零散的字，內容不連貫，難以猜透是什麼意思。還有一個紅塑料皮空白日記本，一個汽車駕駛執照的塑料封皮，數張一角錢，以及撲克、小勺、水果刀等。
至於白色女鞋，達西達瓦說見到一隻，而沈慶沂和孫一先則見到了兩隻，是乳白色半高跟淺口女皮鞋，其中一隻鞋腰和後跟燒焦了，另一隻完好。鞋不能說明問題，因為在迫降前，機上所有人已經脫掉了鞋。也就是說，飛機墜毀時，鞋和人不在一起。
關於林彪專機的有關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朝倫·達西達瓦披露了林彪專機墜毀現場發現的“飛行登記本”的內容。
從1970年12月5日至1971年9月12日，每月飛行6至50次，共飛270次；1971年9月，飛行80次。
1971年1月至9月12日，每月夜航2至18次，特別是9月2、6、7、8、9、10日夜航。
8月飛行50次，9月20次。
在新疆沿蘇聯邊界12個城市飛過。
從華中8個城市，加油17次，共加油63492升。
這些數據是真實的嗎？
林彪專機地面機械師沈寶發解釋說：加油本應該是256號三叉戟的。加油63492升，並不多，三叉戟一次就可以加20噸以上的油。至於“飛行登記本”，不是256號三叉戟的，而是某飛行員個人的，與256號三叉戟無關。因為專機機組成員是臨時組合，並不是完全固定在某一架專機上。
也就是說，達西達瓦公布的飛行記錄是飛行員個人的飛行記錄，不是256號三叉戟的飛行記錄。
256號三叉戟1971年9月6日才交付使用。沈寶發回憶：此前256號三叉戟一直在改裝，拖得我們都煩了。
據沈寶發講，本來林彪專機是要用254號三叉戟的，這是巴基斯坦總統座機。但因為飛行時機頭被小鳥撞過，有一個小坑，顯然不適合再作為一號專機，於是決定改裝256號三叉戟，用作林彪專機。四架三叉戟進口時已經在巴基斯坦飛過好幾年，一些機件老化，必要的備件買不到，只能拆東牆補西牆。四架三叉戟的飛行時間不一，原則上把四架三叉戟上最好的零件換給256三叉戟。西郊機場修理廠和林彪專機的機械師一起，開始大規模改裝。除把普通客艙拆掉，隔出單間，設置臥室、辦公室外，還按林彪怕風、怕光和喜歡綠顏色的習慣，精心布置機艙，整整改裝了三個月。
“九一三事件”後進駐空軍34師的總政工作組成員劉岩回憶：1971年8月潘景寅試飛，去過山海關，也飛過較遠的航線。但他始終對自己的落地動作不滿意。9月11日，潘景寅再飛東北航線，經瀋陽二台子機場，再到長春，接回在長春解放軍醫院治療小兒麻痹的大女兒。有人看潘景寅情緒不好，詢問他。潘景寅回答飛機落地還是不理想。
9月12日傍晚，林立果坐林彪專機從西郊機場到山海關機場，9月13日凌晨林彪第一次坐256號三叉戟，就機毀人亡。
蒙古政府關於林彪專機的現場調查
達西達瓦在《林彪元帥之死》中披露，蒙古政府調查人員從林彪專機墜落地點向南500米的地方看到第一具屍體。九具屍體散布面積為50米×20米，屍體之間相隔3米至15米。燒傷程度1至2度。
蒙古政府調查人員開始只拍了八具屍體，沒發現第九具（飛行員潘景寅），後來才發現，他爬遠了。
而據孫一先拍的潘景寅的屍體照片，潘景寅仰面朝天，兩臂伸過頭頂，手心朝前，似舉手投降狀。他的兩腳叉開，左腿挺直，右腿彎曲，腳跟蹬地，像是要掙扎着站起來。孫一先說：看來潘景寅生前似非常痛苦而折騰過。翻過身來，他的後背尚貼着衣服殘片及枯草，臀上剩有褲腰碎布及一段腰帶。
難道潘景寅在飛機爆炸時還活着，並在火中爬行了一段，然後掙扎翻身想蹬地站起來？但終於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與中國駐蒙古大使館談判的蒙方人員認為，中國這架256號三叉戟在蒙古墜毀，可能有特殊任務。蒙方要中國駐蒙古大使館提供飛機乘員名單，中國方面沒有正式答覆。蒙方認為：如果真是民航飛機，蒙方的要求是可以滿足的。
在這種情況下，蒙古政府認為，要確定這架飛機墜毀和人員死亡的原因，必須要有一個調查報告。
蒙古政府組成由國防部第一副總長圖門登貝爾勒少將為首的政府委員會，成員以去過現場的有關部門負責人為主。應蒙方邀請前來的蘇聯有關部門高級專家協助該委員會調查。
1971年10月12日，在蒙古國防部、總參謀部舉行的一次會議中，蘇軍駐蒙古司令官克里夫達中將介紹了蘇方對墜毀飛機調查的看法。克里夫達說：墜毀的中國飛機隸屬駐紮在北京郊區的第34師，中方說該機民用。我們很容易證明，這架飛機屬於軍用，機上人員穿着軍衣，這是否認不了的。還有所有人都帶了手槍，還有自動槍、飛行地圖、呼號，從這些來看，完全表明這架飛機是軍用的。找到的槍大部分是有子彈的，有一支上了膛。是什麼原因要子彈上膛？是用於野外降落，被俘時自己使用？除此沒有別的目的。估計飛機的平均時速670公里，說迷航沒根據，這架飛機裝備現代化，不可能不知道飛到哪裡。如果說迷航，飛機應該發出求救信號，但沒有這樣做。
——為什麼潘景寅沒有發出求救信號？因為通信師陳松鶴沒有上去，潘景寅不會發求救信號，或者還有其他原因。
克里夫達強調雷達是看不見的，當地人看見這架飛機飛得非常低，聲音很響。
克里夫達認為，至於燃料用盡完全是謊言。剩多少油？還能繼續飛多長？通過儀表就能知道。從着火情況看，證明這架飛機有足夠的燃料。
林彪專機在墜毀時決不止2噸半油。
迫降也不可能。要迫降，大飛機必須照亮降落地點。
如此說，林彪專機迫降時沒有打開飛機翅膀上的燈，那蒙古目擊者再老眼昏花，又怎麼可能把燈光看成火光？
蒙古專家認為，當時飛機翅膀燈沒有打開，根本沒有考慮照明，也沒有放下起落架。林彪專機在迫降時確實沒有放下起落架。按一般迫降應該是尾部先着地，但林彪專機不是這樣，飛機頭部先着地。證據是所有儀表在着地一剎那都已經碎了，降落時發動機沒有熄火。飛機落地後又第二次跳起來，再着地，飛機就解體燃燒了。不過發動機沒有完全燒毀。
空軍專家組的研究報告認為，林彪專機是以較大速度尾部接地，形成跳躍，然後兩翼先後折斷，機身呈圓筒狀，帶慣性前衝，破碎解體。機上人員被甩出。在此過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積燃燒。
克里夫達說：飛機彈起又第二次着地時，機上的人還活着。為什麼？因為屍體主要是在機艙左邊，說明有準備，企圖通過艙門下飛機。
從九具屍體都沒有戴手錶和穿鞋看，他們是做了迫降準備的。
如果我們到現場早一些，也可能有輕傷員被活捉。從九具屍體的最後動作看，至少潘景寅和林立果在被飛機甩出時還活着。因為他們的表情痛苦，似在火中掙扎過。
蘇聯克格勃任命偵察員扎格沃茨丁將軍和病理學家托米林組成鑑定小組，10月中旬來到蒙古溫都爾汗墜機現場。
奧特根扎爾嘎勒回憶：蘇聯克格勃派來的人員住在烏蘭巴托大天口（蒙古國賓館）。這個小組到現場工作，是取得蒙古有關部門批準的。派給他們一排士兵、公安部司長姜倉巴拉桑上校、國家保安總局四處化學鑑定專家班茲拉格奇少校，陪他們一塊去現場。
為了蒙古這些工作組，在蘇布拉嘎盆地，搭了五個蒙古包。蘇聯來的人員中，還有蘇聯國防部法醫局局長、克格勃偵察局長、根據頭骨恢復原貌專家。
1994年4月17日《紅星報》提到，1971年10月19日，鑑定小組在墜機現場打開墳墓，看到兩具屍體鑲着金牙，懷疑是林彪和葉群，取走了兩人的頭骨，帶回莫斯科。11月中旬，扎、托兩人又冒風雪赴蒙古，將林彪無頭的屍體再挖出來，查看肺部是否有結核病症。托米林用雙筒顯微鏡找到林彪屍骨的右肺有鈣化點。
林彪飛機殘骸，幾經輾轉被收藏家買回，目前存在北京香山。舒雲攝 林彪飛機因機內發生爭鬥而墜毀
朝倫·達西達瓦說，蒙古政府委員會進行大量工作後，於11月20日寫出《查明飛機墜毀原因的報告書》。其結論如下：有民航標記的256號飛機是軍用飛機，用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需要。多數座位被拆除，用於特種的軍事需要。中國256號飛機由於飛行員犯下了飛機駕駛錯誤而墜毀，不是因為某種迫降原因而降落的。
關於“九一三事件”，有三個國家的人到過溫都爾汗墜機現場：蒙古、蘇聯和中國。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外交官最後到墜機現場，沒有拿走任何東西。蘇聯雖然比蒙古晚到墜機現場，卻拆走了飛機的主發動機和黑匣子。後來為了證實是不是林彪，蘇聯人又第二次、第三次來到墜機現場，挖開墳墓，取走了林彪和葉群的頭骨，並檢查林彪的肺部鈣化點。
關於林彪飛機墜毀原因，1972年，中國空軍專家組根據墜機現場的照片，結論是“油料不夠”。
2006年9月13日，日本共同社駐烏蘭巴托記者獲得了蒙古政府1971年11月20日關於林彪墜機的調查報告——《中國飛機在蒙古境內墜毀原因的確定文件》。這份調查報告共有16頁，包括現場照片。蒙古的調查報告否定了林彪飛機因燃油不足而在迫降墜毀的說法，蒙古相關人士暗示當時機內曾就逃亡問題發生爭鬥。日本共同社記者採訪了蒙古國家檢察廳前副長官，曾作為當地治安最高長官的奧特根扎爾嘎勒。
調查報告說：1971年10月8日至18日，蒙古專家和蘇聯專家共同進行了林彪飛機失事調查。排除了林彪飛機被擊落的可能性。英國製造的三叉戟在氣候良好時極少犯航線錯誤，而且也沒有接到這架飛機的任何無線電通信。中國解釋說這架飛機犯航線錯誤是說不通的。調查報告還對燃油不足表示了懷疑，說墜機引發的大火，在極廣的範圍（975米×321米）內燃燒了很長時間。
調查報告說林彪飛機的發動機是正常的。而且沒有證據證明機上人員作出了降落的決定。蒙古專家和蘇聯專家得出一致的結論：導致這架飛機墜毀的直接原因是機內發生了爭鬥，一方想去蘇聯，另一方想返回中國。在發現的八支槍中，有一支已經上膛。但機上是否發生與槍擊有關的暴力行動，還是一個謎。
據日本共同社得到的另一份蒙蘇聯合調查報告中，說在林彪屍體上沒有發現彈孔。
蒙古和蘇聯的調查報告為什麼不提蘇聯拿走的黑匣子？蘇聯人對溫都爾汗墜機現場最積極，但卻始終緘默，更隻字不提林彪專機上的黑匣子。只有一位採訪過蘇聯知情者的澳大利亞記者漢納姆在報道中披露，黑匣子裡沒有與地面通話的聲音。還說林彪的死因，在蘇聯只有勃列日涅夫等四個人知道。
至於林彪專機的殘骸，奧特根扎爾嘎勒回憶：在墜機現場，我看見有些很好看的殘留小地毯、餐具碎片，當地人作為紀念品拿走了。還有到當地旅遊的人找金屬碎片做刀子。當地人說尤其在90年代初蒙古搞出口廢鐵運動，飛機金屬片完全沒有了。有中國國旗和飛機標誌的飛機尾部，曾存放在貝爾赫螢石礦的一個院子裡，90年代初把它作為廢鐵出口到中國去了。還有一個發動機，“雄鷹”公司經理、歷史學家思赫賽汗在烏蘭巴托西南26公里處建立了成吉思汗庭院旅遊點，用吊車、貨車把林彪出逃時墜毀的飛機發動機殘骸拉到旅遊點的空地展覽。
（此文得到沈慶沂、孫一先老師的大力協助，並經他們逐一審稿，特向他們和朝倫·達西達瓦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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