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患尿毒症不治而病逝。从那个时刻起袁家开始跌落，旋转著陷入黑色泥淖。滚落而下的过程周而复始，在历史一轮又一轮的暴力中，袁家人的那些生命就在这么一件无效又无望的劳作中，慢慢地消耗殆尽。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追求和奋斗，没有停止过个人伦理的向善选择
老高按：今天读到《中华读书报》上一篇书讯，介绍张永久的新书《摩登已成往事——鸳鸯蝴蝶派文人浮世绘》（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突然想起来，张永久有一篇写袁世凯家族后人的未定书稿的片段，值得介绍。
记得我去年在介绍作家廖亦武的时候，说起过，“诗”与“史”莫非有暗道相通？中国有不少人，年轻时写诗，年齿渐长就转到了写历史。廖亦武本人早年颇有诗才，写出许多在诗坛上颇有影响的作品，后来转而从事中国底层人士的口述历史；还有赵无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本名“徐晓鹤”写诗，是所谓诗坛的“黄埔军校”（诗刊社主办的“青春诗会”）第一期的学员，后来他专门论述历史的《百年功罪》一书，也赢得无数读者，在国内换了书名出版（据说也不得不做了些删节），大受重视。
这里所说的张永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是中国的青年诗人，是我的武汉大学校友兼湖北同乡（他生于湖北宜都）。网上资料显示，他出版有《逃亡记》、《鹿城挽歌》、《袁世凯家族》（简、繁体版）、《刘湘家族》、《粉色官场——晚清旧事》、《民国三大文妖》（简、繁体版）、《革命到底是干吗？》、《摩登已成往事——鸳鸯蝴蝶派文人浮世绘》等。
不好意思，我都不记得是否见过他本人，但是肯定通过信（八十年代没有互联网、电子邮件，通信只能通过邮局），我更从文学期刊上拜读过他的作品，后来读过他的《袁世凯家族》。去年通过袁世凯的曾孙、居住在加拿大的画家原始（本名袁缉燕）牵线，彼此联系上时，彼此一点都不觉得陌生，却有老友重逢的欣喜。
他在网易上的博客叫“迷宫与圣殿”，取“穿行于历史迷宫·沉醉于文学圣殿”之意，可见他与我还不一样：我是彻底告别诗坛文苑了，他则还是一个文学与历史的“双栖动物”。
永久写《袁世凯家族》，在大陆和台湾分别出版了简、繁体版，也与袁氏家族建立了密切联系，得到更多资料。他打算写一本新著，暂时定名为“因为姓袁”，专门描写史称“民国第一家”的袁世凯庞大家族后人，一百年来共同而又不同的命运、悲欢离合的故事，记录袁家数代人在特殊历史时刻的心路历程。
这本书他还没写完，我得到该书稿第一章“血脉深处的守望”中最开头的章节，征得他本人的同意，发表在《新史記》杂志第9期（2012年8月出版）。前不久上了网，由明镜历史网等刊出。现转载在这里。他写的虽然只是“民国第一家”，但是命运类似的，又何止百家、千家、亿万家？
永久在文中提起，有一次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学者马勇先生说了一句话：以我等三流人物的识见去揣摩袁世凯这个民国一流大人物的胸襟，往往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距离真实的袁世凯相去太远。其实这也是我在重温和反思其他许多历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时常常涌起的念头。这也是“一流大人物”的宿命：终究要接受一代代像我这样的“三流人物”的品评！
因为姓袁：百年厄运下的守望
张永久，《新史记》第９期
袁家来信惹我思绪纷飞
2012年清明节过后第五天，我的邮箱里安静地躺著一封信：
“项城袁氏祖墓陵园揭碑仪式暨《项城袁氏历代谱系志》首发式在项城市高寺镇袁阁村隆重举行，来自各地袁氏宗亲四千余人参加庆典的公祭……”
电子邮件从河南项城发来，这则消息文体并不特殊，是常见的公文格式，然而对我来说，外表冷冰冰的官样文字底下却蕴藏了炽热的温度。附件里附了一组照片，赶紧点开来看：隆重的祭祖民俗活动场面，气派的汉白玉墓碑群落……那一张张照片，刹那间勾起了我记忆中的斑驳碎片。
 项城袁氏祖墓陵园揭碑仪式。
因为写作出版了《袁世凯家族》，这几年来，我与袁世凯后人有了丝丝缕缕扯不断的联系。袁家人每年都要召集一次家族联谊会，地点有时候在项城，有时候在安阳，也有时候在天津小站，我有幸受邀参加，每年六月（袁世凯忌日前后），我就像一只季候鸟从南向北迁徙，去兑现一个承诺的故事。
与袁家人打交道多了，我对于那个长时期以来蛰伏在时间最黑暗的深处、看上去象在冬眠、实则在忍受巨大恐惧与耻辱的大家族群落，多少有了些了解。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我们阅读本国历史，对本国历史应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但是在国家机器一双巨手的操控下，要保持温情与敬意谈何容易？二十世纪的风暴吹得中国满目疮痍，袁家人——很早就被指定为“罪人”、额角烙下了“红字”的那些老老少少，又是怎样历经一场场浩劫走过来的？
曾经，因为袁世凯，这个家族被送上时代大潮之顶峰，连袁世凯老家的项城人也跟著沾光。有民谣云：“会说项城话，戴花挂刀骑洋马。”虽说民谣有夸张成分，袁世凯铁腕当国，并没有循私情提拔几个项城老乡，但是项城人当年在皇城根下的风光体面仍是有口皆碑的。
曾经，还是因为袁世凯，这个家族又被埋入谷底深渊。民国史上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在历史书上只是概念和符号，而在他们的私人记忆库里却是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活人。历史上某时某刻的雪泥鸿爪，在他们的讲述中存活下来，像一只只蝴蝶标本，枯萎了，却依然残存美丽；或者象一块块浮雕，凝固成永恒的瞬间，生动得触手可及。听他们讲这些人那些事，仿佛跟随但丁穿过地狱来到炼狱山，到处是灵魂在风中飘荡，到处是血沙、火雨、冰雹的拷打。
1916年6月6日，早晨六点钟，袁世凯因患尿毒症不治而病逝。那是袁家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刻。从那个时刻起袁家开始跌落，旋转著陷入黑色泥淖。据三女儿袁静雪回忆：父亲刚死，娘在厅堂里大放悲声，二哥袁克文带领兄弟姐妹们在娘面前跪成一排，请求娘“赐”大家死。忽然一个丫头飞跑过来报信，三姨太太吞金自杀了！厅堂里遍地狼藉，一片惊慌，惊恐不安的气氛笼罩著袁府，诡异得能让人窒息。傍晚时分，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段祺瑞要带兵来包围总统府，杀死袁府全家，大家一听更是惊慌。虽然事后证实那是个假消息，段祺瑞并非无情无义之人，但是袁世凯一死，栋梁轰然垮塌，袁府和袁家后裔像是从悬崖上滚落而下的一块石头，无可止地往下掉，往下掉……滚落而下的过程周而复始，后来又演变成西西弗斯山上的那块巨石，必须不停地往山上推，又眼睁睁看著巨石从山顶滚落下来。在历史一轮又一轮的暴力中，袁家人的那些生命就在这么一件无效又无望的劳作中，慢慢地消耗殆尽。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追求和奋斗，没有停止过个人伦理的向善选择。
从1916年6月6日的那个早晨起，厄运之槌就一直跟随著袁家人，像是摆脱不掉的阴影。那根刺狠狠扎进肉里，越扎越深。
“我再出世，不姓袁就好了”
2007年年底，我随同北方一家电视台编导赴项城、郑州、安阳、天津、北京等地拍摄系列专题片《袁世凯家族》，第一次全方位、近距离接触袁家人。12月19日，一个普通平常的日子，在河南项城，这一天阳光明媚，那天采访的人是袁启馥，身份是周口市退休教师，袁世凯大哥袁世昌的长门曾孙。老人家生于1929年，当时78岁，看上去精神矍烁，思维也很敏捷。他坐到摄像镜头前满脸带著微笑，很开心的样子，开镜前还说了几句玩笑话，可是录著录著，老人家忽然哭了起来。起初他似乎想强忍，任泪水顺著脸颊默默流淌，叭哒叭哒，在水泥地上滴湿了一片。一旁的工作人员递纸巾请他擦擦眼泪，袁启馥再也忍不住了，悲声冲口而出，刹那间竟至嚎啕大哭起来。78岁的老人，象个孩子似地毫无掩饰，甚至顾不得旁边围看的观众，顿足捶胸，泪水磅礴，放任封存已久的感情恣意宣泄。那一刻我知道了，扎进肉里的那根刺，遇到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痛。
袁启馥声音低沉地说：“‘文革’那年，造反派抓我去游街，我对造反派说了一句话——可惜人不能回炉，要是能回炉，我再出世，不姓袁就好了。”
中国人讲究光宗耀祖，往往以姓氏为家族最神圣的图腾，即使丢命，姓氏也决不容更改。可是启馥老人的这句话，却从伦理上推翻了千年来国人关于姓氏的价值观，带给我更深层次的思考：在人的生命面前，家族的荣耀和耻辱都会退居次席，然而这种重与轻的关系，经常被人为的混淆和颠倒。
 张永久《袁世凯家族》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别出版。
袁启馥沉默的当儿，摄像机仍在运转，声音很低，像花开的声音，此刻却清晰可闻。另一位袁家人——随袁启馥一起从周口市赶过来录制节目的袁家琼（袁世凯六弟袁世彤的曾孙女）一直站在旁边流泪，此时插话道：“姓袁的人家，那些年日子不好过呀！”袁家琼说，她家里有五个弟兄，都不敢姓袁，改姓了周、方之类的别姓。虽然不姓袁了，但多少与袁（圆）扯得上关系，暗寓与袁家有血缘之属。听上去似乎荒唐，却是袁家人百分之百的现实生活。在时间黑暗的深处，袁家人不知用了多少这类的“机智计谋”，才得以活下来——隔著岁月回望，那种屈辱的活，也许只能叫苟且偷生。
那天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烙下了深刻的烙印；
类似那天的情景，在我后来与袁家人打交道中曾反覆出现。
与袁家人断断续续交往了几年，对这个史称“民国第一家”的庞大家族群落了解渐多。那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那么多寓言式的江湖传说，那么多来自官方或民间的捕风捉影的谣传，那么多袁家人的生命——他们和民国以来的无数大小事件交织在一起，难割难舍，分离不开。写下他们的故事，记录袁家人在特殊历史时刻的心路历程，对于认识中国社会当具有特殊的意义。
计划已定，却发生了一点意外。2011年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里，先是小孙孙出生，第一声啼哭带给我的喜悦无以言表。此后不久，我情同手足的胞弟因患肝癌离开人世，在他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我守候在病床前，反覆咀嚼著绝望和无助。接连经受著生与死的冲击，生命的秩序犹如发生了一场地震，大滑坡和泥石流呼啸而过，我终于触碰到了“生死之外无大事”的人生境界。去世的弟弟使我警醒：一个人的谢幕竟然会来得那么突然。让人猝不及防，该做的事一定要尽快去做。
2012年初夏，心灵中的余震渐渐平息，我开始动笔写这本书。
从一团乱麻中抽出线头
然而一旦真正做起来，才深感到难度巨大。
首先是袁世凯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你从哪一个入口走进来，都不可避免会与这个人相遇。袁世凯是座绕不过去的山峰，多少波诡云谲的史事围绕他而铺陈，跌宕起伏，荡气回肠。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座山峰长时期被锁闭在云天雾海中，真实面目，识者甚少。围绕袁世凯的贬损和谩骂太多了，近世以来情况虽有改观，也只是融化了冰山一角。
有一次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学者马勇先生说了一句话，我深有同感。他说：以我等三流人物的识见去揣摩袁世凯这个民国一流大人物的胸襟，往往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距离真实的袁世凯相去太远。好在这本书以讲述袁氏后人的故事为经纬，并非专事解剖袁世凯，涉及袁世凯生平的并不多。仍要说明的是，本书中凡事涉袁世凯，丑化和美化都是我所摒弃的态度，只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用齐邦媛《巨流河》中的一句话说：“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
其次是这本书时间跨度大，涉及人物众多，上溯袁世凯祖父辈的袁甲三，下连袁世凯曾孙一代。一个庞大家族六七代人近二百年的历史，要在一本书里一一道来，如果没有合理的构思与剪裁，将会如一团乱麻，读者读来也会如入云山雾海。大到如何谋篇布局，小到材料的取舍，无不费尽周折，斟酌再三。
为了写好这本书，2011年11月，我赴天津对袁家人进行了又一次采访。如果说二十世纪曾埋藏著巨大的悲伤，对一般的平民之家、官宦之家、商贾之家、知识分子之家如此，对帝王之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对面坐著的八旬老人袁家楫（袁克文之子）讲述他的身世声泪俱下时，我深深地体味到，生命对于任何人都具有同等珍贵的意义。
删繁就简三秋树，渐渐的，这本书的轮廓在我脑海里清晰起来。
袁世凯有一妻九妾，儿子17人，女儿15人。何不以他们的人生故事为线索逶迤展开，象一棵树，从根部向上生长，每到分杈处，各有枝条舒展，摇曳生姿，自成一种风景。事实上，在与袁家人接触的过程中，我也屡次三番体会到，血缘关系在这个家族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同一母亲生下的儿女感情最浓，他们的后代走得亲近，人生观、价值观也大略相同。袁世凯儿女众多，后裔子孙数百，在袁氏家族的大圈子内，他们因上述原因聚集成一个个小的家族群落，悄然发生著数不清的故事，鲜为人知。
袁家的家族故事分为两类：一是向政治和威权聚拢，一是逃离政治和威权。最明显的分界线是颠峰上的那个大人物——袁世凯。
这本书，主要讲述的将是袁家人逃离政治和威权的故事。
“窃国大盗”的祖坟
上文说过，2007年年底，我随北方一家电视台编导拍摄系列专题片《袁世凯家族》，第一站就是项城县袁阁村。
中原大地，绿油油的麦苗一眼望不到边，微风一吹，阵阵扑鼻的芬芳沁人肺腑。远处是杨树柳树，再远处是隐影绰绰的村庄、房屋以及一缕缕袅袅升起的炊烟。
进村时是早晨八九点钟。浓浓的雾霭笼罩著柳树林，此时正渐渐散去，模糊的景色变得清晰，大地脱去了朦胧的外衣，透露出生机盎然的气息。
忽然，远处响起了一阵鞭炮声。
循著鞭炮声朝村东北小跑过去，那儿就是颇具声名的袁氏陵园。
一眼看过去，迎面是用白石灰粉刷了的一堵低矮土墙（有村民告诉我，那是袁氏宗族牌坊），牌坊上贴著花花绿绿的宣传标语，正中比较醒目的标语是：热烈庆祝袁氏陵园改造工程隆重开工！牌坊前摆了一张桌子，桌上供放著一只猪头，旁边散放著几个苹果、桃子和杏子。香炉里一束线香静静地燃著，给眼前的景色注入了一丝哀思祭祖的味道。
导演和摄像师很快投入了拍摄，我站在一旁，心头有些诧异。这就是传说中的袁氏陵园吗？
袁氏牌坊简陋得近乎潦草，墙背后是一座座低矮的坟包，埋葬著袁世凯家族的一个个先祖。据记载，袁氏墓群原占地约500平方米，采取集葬的形式，安放著袁家祖宗的43座坟茔。乾隆年间悄然下葬的袁耀东（袁世凯的曾祖父），是这块坟地里下葬的第一个袁家人。 安葬在这里的其他袁家人有一品诰封郭太夫人、二品官员袁保龄以及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等。43座坟一律坐北朝南，取南北至尊之义。
起初袁氏陵园规模并不大，清代同治年间，袁甲三之子袁保恒修缮坟茔，在墓地四周植满了柏树，这里开始热闹起来。袁世凯发迹后，袁氏陵园进入鼎盛时期，墓地四周建起了一米多高的围墙，除了培护那一片象征肃穆的柏树外，又在陵园里栽种了桃树、柳树，榆树、枣树、梅花、栀子花……每年清明节，前来扫墓的人络绎不绝，带著花束、鲜果、檀香以及各种祭品。
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袁氏陵园的热闹光景随著袁世凯的倒台而渐趋冷清。上世纪50年代，“窃国大盗”的祖坟列入铲除对象，围墙在一夜之间拆毁，土改工作队动员村民们提高认识，继续去捣毁那些祖坟，村长迟疑不决说了一句话：“全村人都姓袁，只怕他们不愿意。”后来的情况果然如村长所说，袁阁村上千人，同一个袁姓，挖祖坟的事没有人会去做。
那些坟茔虽然保住了，但是不再有人管理，年久不事修缮，任凭日晒雨淋，岁月侵蚀，到2007年我们来造访之时，坟茔规模已不复当日，坟包大多数坍塌沉陷，杂草丛生，枯枝败叶，一派荒芜破败的景色。
看著牌坊中央张贴的那幅标语：热烈庆祝袁氏陵园改造工程隆重开工！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眼前的景象哪里谈得上“隆重”？一台小型挖土机，十几个手拿挖锄、铁锨和扁担的村民，遍目凋零的荒草和树叶，一地鞭炮炸过之后的碎纸屑……唯一与“隆重”二字沾得上点边的，是陵园附近围观的数百名老人、妇女和孩子们，密密匝匝，眼睛里充满了期盼与憧憬。
在袁氏陵园，我与一个姓袁的老人随口聊了几句。
老人说，几十年来，总是会有人来这里祭祀，即使是在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文革”时期，仍然有人趁天黑偷偷来，那年头不敢放鞭，就点一把香，烧几张纸钱，敬供几个果子。地底下埋的是袁家先人，无论袁世凯是好是坏，祖宗的血脉不能更改，我们的血管里流著祖宗的血液。
老人淳朴的话语，使我想起了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中说过的话：人的身体是一座殿堂，里头回荡著无数亡灵的名字，“挤满了倔强、怀旧的鬼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些亡灵们仍会顽强地活著。中国没有西方人的感恩节，但是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深藏著一种叫“祖先崇拜”的东西，对列祖列宗的感恩，是我们精神血脉的所在。
老人还告诉我，1984年腊月，满天雪花纷飞，地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有一支袁家后裔回乡省亲，前来陵园里祭拜，当时出现了奇异的一幕。那天，鸣炮焚纸的仪式过后，从袁保中（袁世凯生父）的墓穴里爬出了一个金色的动物，头部象青蛙，身子象一条蛇，那只“青蛙蛇”停歇在一簇草丛里，探头探脑地张望了一会，然后不慌不忙地慢慢离开了。对这一异象，袁家人众说纷纭，有各种猜测和解释的版本。但是在祖宗的坟茔面前，气氛神圣肃穆，谁也不敢轻易乱动，仓促对“青蛙蛇”钻出的小口子进行掩埋，怕走漏了坟茔里的灵气。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个困惑人类的千年一问，不知引发了多少人的无穷思考。家族史是一个家族的根，断垣残壁的祠堂，陈旧发黄的家谱，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记忆，也是社会变迁的斑驳画面。
那么，袁氏家族这一路又是怎样走过来的？
绳子断了，棺木重重落地
据项城袁氏家族史记载，他们的始迁祖是袁持衡，从汝南郡迁移而来。袁持衡只有一个独子，名叫袁膺举。从文献上看，袁膺举是个读书的种子，两个儿子名字取得相当雅致，一个叫袁抱月，一个叫袁步月。人生最遗憾的事莫过于，诗意的抒情往往扛不过世俗的锻打，抱月步月两兄弟长大成人后，遭逢到一场百年难遇的大水灾，袁抱月跟随他人逃难去了南方，从此杳如黄鹤，断了音信。袁步月带著妻子和两个儿子袁学诗和袁学礼，迁移到永丰南13华里的秦波村，砍了几棵树，挨崖壁边搭了个窝棚，临时安顿下来。
项城袁氏家族史料上，有一段描述当年情景的文字：
当时秦波人烟稀少，周边十几里地没有村落，且地势低洼，杂草丛生。袁氏一家，就在这里垦荒种粮。农闲之时，父子三人到野外蒿草中，捡取野鸭蛋补食用不足，生活十分艰难拮据。
从上述文字来看，这还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耕之家。
就这样又过了半个世纪，当年跟随父亲去野外蒿草中捡野鸭蛋的孩子也成了爷爷，其中的一个爷爷（袁学诗）老死了。送葬那天，儿孙们扶灵出殡，一路上走走歇歇，往南行至秦波村与袁阁村交界处时，抬灵柩的绳子突然断了，棺木重重地落在地上，唢呐和锣鼓声戛然而止，送葬的队伍安静下来，族人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们从四面围拢来，有的站著，有的蹲在地上，仔细琢磨棺木落地所隐含的各种寓意。
最后还是由家族中的老者一锤定音：学诗留恋这里的风光呢！
老者这句话，改变了项城袁氏家族后来的走向。
儿孙们在袁阁村找了块空地，就地挖坑，埋葬好棺木。当时季节是冬天，北风萧瑟，草木摇落而变衰，枯树枝上的乌鸦怪叫一声飞远了。人们举目所触的景色皆是冷清凄楚，然而在冬季的沉静之美中，大地在悄然孕育来年的春天。
时光如漏斗中流失的沙子，不知不觉又过了若干年。每年清明节、鬼节以及元宵节前后，袁学诗的子孙后代都要来焚香祭祖。为了方便祭祀，后来他们索性举家从秦波村迁移到袁阁村，在这里修建陵园和祠堂，袁氏家族世系繁衍生息的传奇故事，从袁阁村开始了新的延伸。
这不是袁家祖坟，而是位于河南安阳市洹水北岸的袁世凯墓——袁公林。 近期文章： 为什么要揪住不堪回首的过去不放？ 诺奖得主分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研究中共党史，在中国不是一般的难 稀奇古怪各种节之后，有了首个历史节 西方记者问是否告密，袁世凯直言“哭笑不得” 在信息泛滥年代回顾有关“保密”的史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