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前半生大部分歲月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信奉的是“鬥爭哲學”，是“八億人民，不鬥行嗎”的最高指示。如果要選一個詞來概括20世紀，這個詞是“革命”；選一個詞來概括21世紀，這個詞應該是“和解”。運用今天發展出來的眼光，審視和矯正自己的過去，令民主和尊重生命的原則進一步延展，這便是和解的動力
老高按：北京電影學院崔衛平教授在中國大陸的《經濟觀察報》，發表了一篇很有份量的長文《和解的年代》。文章開篇講述的是英國與印度的關係，文中所舉的大部分例證，都是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的那些世仇們，如德國與法國、波蘭與德國、捷克與德國……是如何妥善地撫平歷史傷痕，實現和解。
崔衛平的文章側重論述國與國之間、民族之間的和解，但她也講述了南非、危地馬拉、南韓、菲律賓、阿根廷、智利和薩爾瓦多等國家，由軍政府轉變為民主政府時，面臨的共同問題，即如何補償由前統治者造成的嚴重的非正義；她還指出，即使是成熟的民主國家，比如美國、德國、瑞士和法國，同樣必須面對自己的各種歷史問題，諸如奴隸制、殖民地、反對殖民的獨立戰爭、戰爭罪行以及與納粹權威的合作等。
讀者很自然地會對照、聯想起中國目前面臨的難題——既有中國與外國、外族的仇恨、對立；也有自己國內民族對民族之間的仇恨、對立，也有階級（階層）對階級（階層）的仇恨、對立。該怎麼辦？過去我們耳熟能詳的兩句話是“強權即公理”“落後就要挨打”，且不說在過去年代這兩句話是否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了，這樣的兩句話，在今天還能成為我們處理民族、階級矛盾的不二法則嗎？
筆者前半生在中國大陸生活，大部分歲月是在毛澤東時代，那個時候，我們信奉的就是“鬥爭哲學”，是“八億人民，不鬥行嗎”這樣的最高指示。如果說，要選一個詞來概括20世紀，這個詞是“革命”；那麼要選一個詞來概括21世紀，這個詞應該是“和解”。不是說20世紀沒有和解（中美在七十年代戲劇性地從宿敵變為夥伴，就是一例）；也不是說21世紀就沒有革命、沒有翻臉、沒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動用武力的必要，但是從世界的總的趨勢看，我想這兩個概括，應該還是符合實際的。崔衛平在文中提到：中國前輩外交學者何方先生於1986年，提倡運用“和平與發展時代”來替代從前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年代”；而我也記得，長期旅居海外，前幾年海歸回國的學者、作家趙無眠，有一次從國內回美，告訴我，他寫了一個電影劇本，講述的是日本1945年投降、美國占領日本、改造日本，由你死我活、雙方死傷千千萬萬人，逐步化解民族之間的仇恨的那段歷史。趙無眠對我講述的看法之一就是：20世紀是彼此爭奪的世紀，21世紀是互相合作的世紀。他認為，他寫這段歷史，正是為了給21世紀提供一個成功的歷史範例。
結下仇恨的雙方是否擁有高瞻遠矚的領袖，可以說是能否實現和解的關鍵因素之一，不是每個民族都有這樣的幸運的。
當然，誰也不會認為，世世代代的宿敵、有無數積怨夙債未償、又有許多現實主權、領土等利益衝突的民族、階級、集團，會因為器量、善心等等，一夜之間化干戈為玉帛，做到魯迅所說的“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不是說因為要和解，於是對“公正”、對“暴行”等等都一勺燴一風吹，統統存而不論，殺人犯與受害者抱作一團互相親吻；更與胡錦濤先生那一屆班子所大力鼓吹的“和諧”、以致北京奧運開幕式也花樣翻新地突出“和”字，根本風馬牛不相及；要實現和解，有無數的真相要揭露和承認，無數的是非曲直要釐清，有無數的具體問題要逐個解決、妥善處理。這不用我多說。崔衛平教授的文章，涉及很多問題，在此推薦給諸位網友一讀。
正如崔教授說：“如何運用今天發展出來的眼光，來審視和矯正自己的過去，令民主和尊重生命的原則進一步得到延展，這便是和解的動力。在這方面，許多歐洲國家有了一個值得稱讚的和解起點。一些棘手的問題也開始解凍。”歐洲如此，亞洲如何？
 2008年，崔衛平教授來到紐約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高伐林攝）
道歉的趨勢
2013年2月21日，正在印度訪問的英國首相卡梅倫前往西北部城市阿姆利則，在1919年英軍鎮壓示威群眾的遇難者紀念碑前，鞠躬行禮，並獻上花圈。當年英國官方統計該事件的死亡人數為400多人，傷者1000餘人，這是英國殖民地歷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頁，由此而觸發了印度獨立運動。BBC報道中稱，卡梅倫表示為當年的做法感到“deeply shameful ”（“深深的羞愧”）。
然而中國媒體在報道此消息時，引用的大幅標題卻是“卡梅倫訪阿姆利則未就1919年屠殺道歉”，事情仿佛轉了一個面向，似乎卡梅倫正好做了一件相反的事情。理由是卡梅倫沒有直接說出“sorry”或者“apologies”。的確，多元化的印度媒體存在不同程度的批評，然而中文媒體轉述時，應該考慮釋放卡梅倫此舉釋放的基本信息：為過去的做法深感不當和表示愧疚。這個舉動首先應該被理解為正面的。
中文媒體報道這則消息時，同時配發了卡梅倫的照片，他身着黑色西裝，在遇難者紀念碑前深深鞠躬，兩手下垂。難道這個肢體語言不能幫助說明問題嗎？有意前往紀念碑前低頭的人，難道是為了抵賴而不是為了承認錯誤？也有印度人感受到了卡梅倫的道歉之意。《印度時報》的報道中稱卡梅倫“表達了歉疚”（appeared apologetic），稱卡梅倫的語調中帶着悔恨（“There was remorse in his voice”）。
與此同一天，捷克總理彼得·內恰斯在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議會發表演講，代表捷克向當年蘇台德地區德意志族居民被驅逐的歷史事件道歉。1938年的《慕尼黑協定》中，捷克境內的蘇台德地區被割讓給德國。二戰結束之後，捷克收回該地區，並將240萬德意志居民驅逐出境，沒收其財產。內恰斯並在現場重申1997年《捷德和解宣言》中的相關部分。該宣言中，德方承認要為歷史積怨的源頭負責，“納粹對於捷克人民的暴力政策”為“戰後的逃亡、驅逐和強迫遷移”埋下了隱患。德國和捷克都為各自犯下的過錯感到遺憾。
十分明顯地，冷戰結束之後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政府及政治領導人，就過去歷史上不光彩的行為進行了公開道歉，承認曾經對於他人所造成的傷害，可以視為新的世界潮流之一。
道歉當然不是事情的全部，但無論如何是一個起點，從這個起點出發，才有可能創造新的空間。站在這個新的門檻之上，才有可能開拓未來。
我國前輩外交學者何方先生於1986年，提倡運用“和平與發展時代”，來替代從前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年代”，以此描述中國所面臨的新的世界局勢，一時引起爭議。該爭論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中後期才平息下來，逐漸為人們所接受。今天，在“和平發展的時代”這個主題之下，還可以加一個副主題，或者增添一個注釋，那就是“和解的年代”。在民主、和平、人權意識普遍提高的情況下，過去年代的加害者和受害者，正在從未有過的嘗試互相接近，消除怨恨，取得諒解與和解。
中國媒體在報道這個新的世界趨勢時，可以採取一種更加開放的態度，而不是一味加以扭曲和抹黑。有些事情，對於不熟悉情況的中國讀者來說，也需要一定的背景交代。尤其是，如果光瞪大了眼睛盯着別人，而不去反省自己從前和現在的所作所為，肯定更不意味着自己沒有犯過同樣可怕的錯誤，以及不需要向別人道歉。
和解與民主進程
日本著名外交評論家船橋洋一先生將這本書《亞太地區的和解》送給我時，我感到一種沉甸甸的責任。船橋先生原為日本報紙《朝日新聞》主筆，曾任該報駐中國記者。他向我談了一段往事。1980年鐵托去世，胡耀邦一行人去機場送華國鋒參加葬禮。他突然感到有人在拉他的衣角，回頭一看，是胡耀邦。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先生問：“可以談一會兒嗎？”接下來，是胡耀邦與三位年輕的日本記者坐在了一起。胡詢問了有關日本青年情況種種，包括升大學比例、找工作等，後來便有了邀請3000日本青年訪華。
這本書由船橋先生主編，他撰寫了導言《為什麼和解》以及結論部分，傅高義先生作序。該書主體部分是七位不同的學者談論這個地區的歷史問題及其和解，其中包括朝韓之間、韓日之間、中日之間、台灣二二八、柬埔寨、東帝汶、澳大利亞與土著之間，每一個都是棘手的問題。
船橋先生在導言中寫道，必須承認，當他運用“和解”（reconciliation）這個詞時，他感到了猶豫。如此影響巨大的大屠殺沉冤，受害者與施害者如何取得和解？然而，他接着說：“我是這樣的許多日本人之一，我們雖然沒有直接捲入二戰及這之前日本侵略戰和殖民戰爭，但是同樣感到了一種責任感。進一步說，我相信日本因為沒有適當處理歷史遺產，因而沒有能夠發展出與鄰國之間建設性的安全關係，也阻礙了這個地區發展出多邊的安全框架。日本如果想要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只有更加鄭重其事地對待歷史遺產，以及尋找與周邊國家之間歷史和解的道路。”
船橋認為重返痛苦歷史問題的全球性趨勢，受着這樣幾個因素的推動，其中重要的是貫穿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世界上不同國家發生的民主化進程，隨之而來的便是稱之為轉型正義，使得遺留的歷史問題得到了一個當下的關注。在諸如南非、危地馬拉、南韓、菲律賓、阿根廷、智利和薩爾瓦多，當這些國家由軍政府轉變為民主政府時，面臨着一個共同的問題，即如何補償由前統治者造成的嚴重的非正義。只有處理好這些問題才能獲得轉型正義，而不至於毀掉羽翼未豐的民主進程，以及毀滅人們建設一個更好社會的希望。對於前蘇聯和東歐陣營來說，在自身民主化的過程中，這也越來越成為一個新的壓力。
同樣，對於成熟的民主國家來說，比如美國、德國、瑞士和法國，同樣必須面對自己的各種歷史問題，諸如奴隸制、殖民地、反對殖民的獨立戰爭、戰爭罪行以及與納粹權威的合作等，如何運用今天發展出來的眼光，來審視和矯正自己的過去，令民主和尊重生命的原則進一步得到延展，這便是和解的動力。在這方面，許多歐洲國家有了一個值得稱讚的和解起點。一些棘手的問題也開始解凍。
這一和解趨勢與當今世界中整個民主進程有關：對於暴虐行為的痛恨譴責，對於受害者痛苦的深切同情，對於哪怕是已經褪色的遙遠過去，也要重新做出評估和矯正，這體現了今天人們人權意識的普遍提高，和對於和平未來的決心。這個進程不應該理解為從前施害者一方的自動覺悟，而要充分看到受害者本身人權意識的提高，她/他們越來越多的發出自己的籲求，從種種被遮蔽的狀態中走出來，表達了自身尊嚴的要求。
然而伴隨着這個過程，同時也存在另一種危險。人們在打開的世界面前感到一種緊迫感，在全球化面前感到危機，於是更加急切地要求返回自己，包括返回自己受害者的身份，以此作為確立自我身份的起點。而一旦鬆綁，先前存在的積怨便會得到一個大爆發，沉渣泛起。
記憶及教育在這裡起着一個關鍵作用。從小被仇恨灌輸長大的人們，被看不見的緊身衣或符咒緊緊裹着，如果沒有獲得另一個思想起點，在新的寬鬆的條件之下，他們能夠釋放出來的仍然是他們曾經被餵進去的東西。船橋先生舉例“9·11”攻擊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那些人，從根本上說，是歷史傷痕發炎化膿的結果。
在這個意義上，不同背景的人們如何與過去達成協議，受害者如何與施害者達成諒解與和解，不僅是有關過去，而且直接有關當下這個世界的和平與安全。
提到“和解”，人們很快便會將它與“真相”聯繫起來，1995年，南非為解決種族歧視遺留問題而建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如此深入人心。和解以還原真相為前提，沒有真相即沒有和解，這已經為人們耳熟能詳。然而需要停下來想一想的是，真相併不是自己走出來的，它並不會自己說話，就像那些沉埋地下的人們不能發聲一樣，事實總是處於人們的講述之中。人們能夠聽到的，總是被他人講述的。
那麼如何傳達、選擇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傳達？實際上，傳遞“真相”本身成了另外一個故事，一個可能被掌控、被釋放、被刪剪或者增添的過程。所謂“真相”的前方並不一定導致和解，相反的可能性同樣存在。在某種意義上，真相也不是僅僅用來和解的，它不能被用於其他目的，真相就是真相。當提到真相與和解的聯繫，是說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必要條件。“和解”能夠開創一個新的局面，然而它本身也需要成熟的條件。假如受害者與施害者的故事每天還在上演，踐踏人權的新罪行不絕於耳，假如每個人都生活在不同程度的恐懼當中，怎麼可能對於過去的不義做出梳理、校正和了斷？當下仍然流行不義之事，需要為此而做出種種狡辯，繼續行使非正義，怎麼可能有一個恰當的眼光和評判尺度，來澄清過去？
在這個意義上，民主的價值是重要的。需要以民主的價值來衡量過去與現在，評判包括自身行為在內的種種行為。先前的對手雙方，首先需要在價值觀上分享共同的視野，尊重人權及提倡人道，用以矯正他人的立場，也用以矯正自己，這才有了共同的地平線，而不是讓其中一方超然其外。
在這本關於亞太地區和解的書中，還有幾篇附錄也很有意思。其中一篇叫做《真相不止一個》。還有一篇較短篇幅的文章介紹德國與波蘭的和解，其中說到1970年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驚世一跪，當時的波蘭政府竟然向波蘭公眾隱瞞了這一幕，為的是需要始終將德國作為仇恨對象，藉此來凝聚“民意”。波蘭民眾在納粹時期所受之罪，被統治者用於自己的政治目的。
波蘭與德國的社會和解
德國與法國之間的和解，經常為人們所稱道。而較少為中國讀者了解的是，自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德國與波蘭之間的艱難和解。這個和解發生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之間，也許對我們更有啟發性。
著有《尋找和解》一書的外交學者何憶楠博士，在其書中提出了一個“深度和解”的概念。它意味着從前對立的雙方，就政府關係而言，已經不存在戰爭期待、完全的民族和解、廣泛和順當的經濟交流；就民眾而言，已經從普遍的互相憎恨恐懼，變成共同和諧的彼此情感。而較少和解的情況下，民眾之間則感到不同程度的疏遠緊張。
在納粹占領期間，總共有超過600萬波蘭人遭到殺害，其中一半是猶太人，占波蘭總人口的22.2％。納粹占領軍還系統地摧毀波蘭領導階層，剪除知識精英和各界精英，並禁止用波蘭語出版書籍以及藝術演出，以此消除波蘭人的自我認同，將波蘭人變為一個缺乏讀寫能力的低等民族。試圖從整體上將某個民族抹去，認為某個民族不配生活在世界上，沒有比這個更邪惡的了。
而實際上，為人稱頌的德國戰後戰爭反思和道歉，是逐步做到的，並不是一開始就十分理想，這裡主要指的是西德。當然，與歐洲一體化的要求，促使西德必須儘快切斷與納粹的一切聯繫，然而，也存在另外一些因素。不僅是在廢墟上重拾信心和重建家園的急切要求，而且許多西德人也同樣將自己視為受害者。戰後西德作為對於蘇聯的賠償，其東部四分之一版圖被割讓給蘇聯和波蘭，造成數百萬德意志族人在短期甚至幾周之內被強制離開，這些人中多是婦女、兒童和老人，她們當中許多人成了蘇聯軍隊以及波蘭人復仇的發泄對象，遭到另一種種族清洗。除了途中死亡的，最終在西德定居的流離失所者有900萬人。
這些經驗抵消了西德人作為施害者的記憶，並產生出自己的“神話製造”。在戰後早期的教科書裡，關於戰爭主要集中在德國人如何受苦、如何流離失所，抱怨西方聯盟如何屈服於斯大林的版圖野心，以及把一切罪行歸於希特勒，而不提他當時如何獲得了德國人的普遍支持，並以不知道納粹暴行來為自己解脫和洗刷。妖魔化波蘭是日常功課之一，對于波蘭的古老敵意，通過對於共產主義的敵意得到進一步釋放。
當然，西德左派採取了不一樣的態度，左派提倡誠實面對歷史，但是保守派的神話更加流行。這實際上也是戰後日本所經歷的，不幸在於今天的日本人沒有完全走出這種狀態。
對于波蘭來說，同樣存在着另一種“神話製造”，有過之而無不及，主要體現在精心選擇某些“真實”，而掩蓋另外一些“真實”，教科書上的歷史記憶是扭曲的。比如將波蘭民族反對入侵的抵抗戰爭，描述成主要是由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地下抵抗活動，在一些文藝作品中，德軍入侵的悲慘事實，最終被弄成一出出高聳雲霄的英雄主義凱歌。對於令20萬波蘭人喪生的華沙起義，因為不是共產黨領導的，因而在教科書中很少涉及，也沒有任何紀念儀式。
當然，為了與蘇聯加強聯繫和保持團結，1939年秋天蘇聯入侵波蘭更是隻字不提。卡廷森林中被槍殺的一萬多名波蘭軍官，被列為最大的禁區。關於大屠殺的記憶也被波蘭化了，被殺害的死者被說成是波蘭人，而不是猶太人。波蘭人與占領軍的合作，對遭難的猶太人袖手旁觀，全都閉口不談。反猶主義實際上在波蘭執政黨內很有市場，不時被作為黨派鬥爭的工具。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波蘭經濟蕭條引發了執政者的合法性危機。政府急切地希望從西德獲得經濟和技術支持。勃朗特總理做出了積極響應。很快，西德成了波蘭除了蘇聯之外最大的貿易夥伴。越來越擴大的經濟交往促進了兩個社會的交往和理解，1972年聯邦德國與波蘭建立外交關係，提供了兩個民族政治和解的基本框架。
但是這些還遠遠不夠。驅除民眾心中的陰影，將對方不再視為具有威脅性的，不是隨時準備扭曲對方而是預備一份理解和接納，即達成深度和解，需要在兩個社會的層面上進行，需要多方面力量的參與，需要雙方的社會力量往前走幾步。而最初作出努力的人，往往承受巨大壓力。1965年波蘭天主教的主教們寫信給德國的主教們，信中寫道：“我們對你們舉起手，我們給予寬恕也請求你們的寬恕”，此舉在波蘭引起了騷動，激怒了波蘭當局，時為波蘭紅衣主教的維申斯基（即後來的約翰·保羅二世）被視為“叛國者”。
在社會層面上的和解進展，有着一系列契機，這些契機同時也是壓力，取決於人們是否能夠響應這些契機及壓力。1961年，逃至阿根廷的納粹戰犯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得到審判，證人席上受害猶太人的發言，才第一次由受害者本身大面積講述自己的故事。雖然大屠殺的惡行早已經曝光，但是受害者本人以他/她們的面孔和聲音來現身說法，對於人們的震動還是非同小可。那些悲慘的經歷沒有英雄色彩，一度被人們認為是無足輕重的，於是輕而易舉將其置之腦後。就像南京大屠殺發生多年之後，人們才陸續聽到受害者本人的講述。是否願意傾聽無權無勢的受害者講述，而不是把他們的痛苦轉換為政治能量以利用，這也能考驗今天人們的人權覺悟。這次審判引起的討論震動了西德社會。
1959年的一項調查表明，西德高等中學學生57％對於納粹時代所知無幾。而進入1970年代大為改觀。年輕的歷史老師，他們正是經歷過1968年學生風暴的一代，他們追問父母的過去，追問上一輩不願意談論他們曾經作為納粹的過去。年輕一代師生的追究和講述，使得西德社會中受害者（受驅逐者）的神話大為褪色。關於失去大片東部領土的事實，也越來越變得為更多西德人所接受。
值得提到的還有1979年一部美國電視劇《大屠殺》播出，一半以上的西德成年人觀看了此劇，廣播電台、報紙、雜誌和公共機構收到了無數電話和郵件，引起關於民族不光彩過去的熱議，許多學校自動帶領年輕學生訪問達豪集中營等。而到了1985年法國人製作的長達九個小時紀錄片《浩劫》，全都是訪問當年猶太人親歷者，則進一步促成了一種社會風氣，促進了對戰爭的深刻反省。這些由公共傳播渠道上釋放的內容，鋪就了社會意識進步的台階。
就波蘭方面來說，民間發生關鍵轉變也是在1970年代。隨着波蘭經濟困境加深，公眾民主意識的提高，人們已經不滿足於官方流行的那一套，而開始重新認識這個世界和自身歷史。一些教授在家中開辦飛行大學（flying university），講述課堂上不被允許講述的課程。歷史研究者、歷史教學的努力，很快促成了西德和波蘭的學者共同編寫教科書的計劃。1972年，由著名歷史學家率領的西德教科書委員會抵達華沙，受到了來自波蘭科學院歷史學家的歡迎，由此成立了一個民間的“教科書委員會”機構，一年兩次見面討論共同歷史問題，然後將所取得的共同視野推向學校，推向社會。圍繞着共同歷史教科書的進展，被人們稱之為“教科書外交”。
能夠直面歷史，直面自身歷史中那些黑暗的部分，始終是一件需要勇氣的事情。有關戰爭反省，在西德始終存在着左派與右派的分歧。1985年，西德總統魏茨澤克在紀念二戰結束四十周年紀念會上發表演講，其中提到了納粹統治期間普通德國人的責任，人們目擊或聽到了納粹罪行卻沒有阻止它們發生。魏茨澤克的演講也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包括保守派的反彈。1986年有保守派歷史學家出版書籍試圖將納粹“正常化”，並辯解希特勒的解決方案是向1930年代斯大林學習而來。這些倒行逆施的說法，很快遇到了來自左派學者的嚴厲批評，時任德國歷史學家協會主席克里斯提安·邁亞呼籲德國人“要學習承擔真相，接受因為我們引起和以我們的名義而做下那些事情的責任。”這場大討論的結果，是在全社會樹立起承擔納粹過去是一種民族責任的共同視野。
波蘭進入1980年代初期，社會氣氛有一個特殊的寬鬆時期，那便是團結工會時期。當格但斯克造船廠的工人們為自己的權利而罷工時，當地的歷史老師也走到大街上，要求他們能夠講述真實的歷史而不是服務於政治目的。儘管官方仍然試圖控制歷史講述，但是民間立場的歷史學者與此展開了和平的話語競爭。團結工會發起了一個類似“講述真相”的運動。不僅是波蘭人受害，猶太人受害也被提了出來。有人呼籲波蘭人必須面對自己曾經對於猶太人的冷漠，承擔波蘭人在大屠殺面前的歷史責任，以及反思自身反猶傳統。
如果僅僅是譴責他人的邪惡，並非能夠得到足夠的歷史教訓。而如果能夠從他人的邪惡暴行這面鏡子中，也看到自身同樣的問題，並決心以同樣人道和人權的尺度來矯正自己，那才是從歷史中學到了一點東西。
進入1990年代之後，德國和波蘭社會和解的前景完全明朗，對於民主與人權的認同，令以自我為中心的民族主義衰落。1991年波蘭總統瓦文薩在以色列議會，向受害的猶太人公開致歉。1994年德國眾議院修改刑法，規定不管以何種形式否定屠殺猶太人的歷史都將被判刑。
這個長長的故事告訴人們，事情是一點點往前走的，“羅馬城不是一天建起來的。”我們所期待的局面，包括中日關係的前景，也都取決於我們自身的努力。 近期文章： 歷史學的關注重點在於把史實搞清楚 堅持黨領導，中國教育不會有起色 他說不遵循自由規律社會將走向懸崖和崩潰 閒話中國對引進圖書中文版的刪改 “文革”宣傳品：是垃圾還是文物？ 大陸版《鄧小平時代》哪些文字被刪改了 林彪與江青之間難道不是“權力之爭”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