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四人帮”、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所有重要文件——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被告律师的辩护词，特别法庭的《判决书》……无一不呈送中共中央最高层审核批准。彭真谆谆指示：“两案”应“独立进行审判”，“公、检、法是三道关”，但他还有一句话：“中央领导小组是第四道”
2013年8月22日上午8点半，薄熙来庭审大戏开锣。虽然正赶上《新史記》双月刊第15期这一天要发稿到香港付印，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我已经心不在焉——注意力转到“薄案”上了。匆匆忙忙赶写出一篇卷首语，话题也离不开“薄案”。
很自然地联想起33年前的“两案”审判——对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这两个集团的审判。“两案”的被告，一共十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于1980年11月20日开庭，1981年元月25日终审裁定，十名被告均判有罪，刑期从十几年有期徒刑，到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随手记下了若干“两案”的资料。不妨将“薄案”与“两案”进行比较，看看中国的法治，33年来前进了多少？——或者是不进不退？甚至是倒退？
◆1980年的两个“反革命集团”都非同小可。一个，是以“毛泽东的接班人”“全党全军的副统帅”为首（虽然他已经死去九年，仍要冠以他的名字）；另一个，是以毛泽东的夫人为首。两个集团的成员，不是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员，就是上将、中将。对规格如此之高的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审，实在是当时政治生活中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
从现在获得的资料看，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于在“两案”审判中遵守法制、通过“两案”审判推进法治，表示有相当的意愿。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法律；9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64号文件：《关于坚决贯彻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领导人讲话中，口口声声要求，“两案”应由“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
1980年1月，中央成立政法委员会，彭真任书记。对如何审理“两案”，他具体指示说：公安部要搞好预审，检察院要搞好起诉，法院要搞好审判。
彭真指示：“起诉书应当以证据做后盾，以预审做基础。四道程序把关，公、检、法是三道关，中央领导小组是第四道。”——最后这句话，一下使“独立审判”成为一句笑话。
◆“两案”审判，有无数让人瞠目结舌的红色幽默。
特别法庭的会场安排，就极有“中国特色”。
国际上任何法庭的格局都是原告与被告两造分列两旁，法官居中；但“两案”的排列方式，却是国徽下法官、检察官两个板块的座位呈八字形左右对称，左边是法官，右边是检察官。墙边有两排座位，右侧是被告辩护人，左侧是书记员。这就意味著，法官与检察官是并列的，辩护人低其一等。
为什么会如此？张思之律师介绍说，特别检察厅检察长、井冈山时期的老革命黄火青，“坚持我检察院和你们法院是平等的，你代表国家，我也代表国家……为什么你坐中间，我坐旁边？”法庭工作小组按照国际惯例安排，把法官摆在中间，这边是检察，那边是律师。但黄火青不干，认为“我们怎么和律师是这么一个（对等的）关系”？张思之律师说，为这个事情争论了很久，最终，“彭真拿黄火青没有办法，老革命啊”。
法庭公然当庭剥夺被告的合法权利，例如，当法官最后问邱会作还有没有话要说时，邱会作大声说：“有！我还要说，徐向前全军文革怎样同江青搞乱总后的……”。他的话音未落，法官就大喊：“你不许讲话！你不许讲话！”法警也竟然上前动手把邱向外面推。再例如，张春桥自始至终不开金口。从法律上看，沉默也是被告的权利，但有位法官就沉不住气了，反反覆覆地声称：张春桥，你不吭声，就是默认对你的控诉了！
最荒唐的就是对江青的庭审调查中，法官与江青竟多有口舌之争，甚至在法庭上辩论起“谁怕谁”来！“老娘”当众哈哈大笑。
◆上面所说，还不是原则缺陷，可以用“经验不足”等等来解释，“两案”审判最根本的问题，是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裁决先于审判：党中央那几位元老先给被告定了罪，整个司法体系就全力围绕所定的罪，罗织罪状。为此，出现了一系列荒乎其唐的咄咄怪事。
江腾蛟竟然升格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就是一例。
这个江腾蛟，毫无知名度，仅仅是林立果的亲信，与黄、吴、李、邱等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地位相距甚远，怎么成了“集团主犯”？民众百思莫解。邱会作最先领悟了其奥妙：“要抓我们中央军委几个人武装政变”，苦于毫无证据，在侦查预审中找不到发现“四大将”与《571工程纪要》、与谋害毛泽东、南逃广州等等有关的罪证，就将与这些事扯得上一些关系的江腾蛟升格为“主犯”，于是就有理由将他们打成一个“集团”，“策划武装政变”了！
另一件滑稽事，是将素来与张春桥有隙、被江青多次斥骂，且被毛泽东定为“林陈反党集团”的陈伯达，改划为“江青集团主犯”受审——难怪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共制造的又一大冤案。
◆为了将所有事实都装进党中央设定的框架，威胁被告、培训证人、限制律师等等行径，都干出来了。
被告之一吴法宪回忆：两位审判员来告诉我，要进行法庭辩论，我可以在法庭上发言，这是法律允许的，“但是要注意，起诉书上的问题，不准推翻，否则要判重刑”。张思之则披露：当时有一个小组，是专门管证人的，这个小组“主要的是，要证人配合起诉，证明起诉的是事实……这样就没有公平了”！
律师在“两案”审判中亮相，十分引人瞩目。律师辩护多少有点效果，但是辩护空间极为有限。当局给“两案”律师制定《律师小组办案基本原则》，张思之将之概括为“实际上就是这么两回事：第一，不能够动定性，第二，事实不能变”。他回忆说：拿到这个《律师原则》，“第一反应是蒙了。这样我们干什么呢？……可以讲被告人认罪态度好，请求法院从轻——傻子也可以讲这句话，要律师干什么呀”！？
◆法庭所有重要文件，都是党最后敲定。
张思之律师披露，律师起草了辩护词，都是先在律师小组里讨论，再报给司法部，司法部审完之后，再交给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上报给中央定。
辩护词是这样，起诉书和判决书，就更是这样了，必须送到中共中央最高层。知情人士披露，《起诉书》写了14稿，《判决书》更多，改了27稿。这些以司法名义起草的文件，最后报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审阅，他又请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动笔修改。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文件，都是中央定的，谈何“司法独立”“尊重司法程序”？
◆罪行认定后，怎样量刑是个难题，全国众说纷纭：有人主张轻判，将这些人定了罪养起来算了；有人主张从严，一定要判几个死刑。法官们哪里做得了主？只有陈情于中共中央来定：开不开杀戒？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还在武汉大学当学生，在宣判的前一天夜间，被紧急召集拢来开会。会议只开了几分钟，宣读传达中央关于“不杀”的简短决定。
后来得知，邓小平说，党中央“经过反覆考虑”，决定“还是一个不杀为好”。——“反覆考虑”什么？那当然不可能是什么“法律准绳”，而是政治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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