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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張提供的材料全文：
據2004-5月刊動向雜誌透露，近日，張玉鳳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個人關於毛澤東晚年的回憶資料以及部分檔案資料，暴露了若乾重要歷史事件的真象。
據張玉鳳稱：這些談話記錄資料，在毛澤東逝世後，是交給警衛組長保存的，直至二OO二年十月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才要回來自己保存的。張聲稱：當初將這些資料轉移，是怕江青、汪東興要拿走。
以下便是張玉鳳親身經歷的一些重要情況片段。
林彪事件後的毛澤東
林彪事件後，毛主席患有高血壓症、狂躁症，常常摔東西、撕文件、罵人。他經常失眠，睡夢中驚叫「親密戰友」、「接班人」、「副統帥」、「永遠健康」等。
這時，毛主席對其他老帥和老將軍的疑心加深。他點了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等的名，還定下了老帥、將軍可以出來掛個職，但不准帶兵的決定。
毛主席多次把周總理請來，重覆地問：「我周圍還有沒有親密戰友式的人物？」總理總是照例地說：「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熱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捍衛主席思想，緊跟主席幹革命！」毛主席也總是會重覆反問：「是真心嗎？我看不是。（對）親密戰友，我，你，都沒有發覺嘛！我整了不少人，他們會保衛我，你信嗎？」
然後，毛主席會仰頭哈哈大笑，發著呆。
七二年國慶節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請近三十名老帥、老將軍。主席要我做些記錄，要汪東興也參加。主席開場白說：「我們之間是戰友加同志，有誤會，有爭議，也有傷害過，那請多多包涵！我的親密戰友不告而別，今天還是百思不解」。
關於六六年毛致江青信的真偽
席間，有老帥、將軍贊主席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給江青的信，已對林彪有防備，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陰謀家等。
主席聽後，搖搖手，插話：「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親密的戰友了！我勸（你們）不要信這封信！」
宴請結束後，汪東興下令，在記錄上把這段話全部取消，說：「這是主席的偉大胸懷和品質。如果擴散出去，會給階級敵人，帝、修、反作反面宣傳。」
張玉鳳回憶說：主席曾多次談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給江青信中內容，問過總理、汪東興、江青、張春橋關於黨內外的反應和議論。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說：「主席英明、偉大，洞察一切，顧全大局，讓林彪有個（暴露的）過程」等。主席聽後，總是哈哈大笑，還問過總理：「你也信嗎？」總理聽後也不知如何回答。主席接著說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親自點將，邀請了康生、江青、張春橋、汪東興、張玉鳳。在晚餐前，主席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給江青信中的內容。
主席說：「康老，還有春橋，在信中做了文章。動機、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為文件下達，世人皆知，是主動還是被動，難下結論，總而言之，會成個謎。我不信，總理，還有一些老帥，會被『謎』迷倒。」主席又說：「這件事，我是很違心接受的。」
當進晚餐時，主席臨時又通知：請總理、葉帥、陳錫聯將軍、吳德也參加。
張玉鳳說：後來，主席、汪東興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給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張春橋和江青研究後寫成的。
關於鄧小平復出和周恩來逝世
張玉鳳回憶：鄧小平當年復出，毛主席是遲疑不決的，問了葉劍英、李先念，他們很贊成；問了汪東興、江青、張春橋，他們很反對；問了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他們都表示：「主席定論」。
主席就召見江青、張春橋、華國鋒、陳錫聯、汪東興，說：「總理病不輕，我很著急，他催得我好緊。我不至立即去見馬克思，諒他（指鄧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論：請第二號走資派出來，不要太固執。春橋出來主持工作，老帥、將軍不會服，今天在座的也不會服，你（指江青）也不會真服。」
七六年一月，周總理逝世。當時有四十名老帥、將軍給主席寫信，要求和盼望主席能出席追悼會，哪怕到場一下。主席看了信後，說：「老帥、老將軍對總理愛得很深，是為總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題促我反思搞文化大革命。」
宋慶齡也給主席來信，也要求主席能出席周總理的追悼會，體現國家、人民、黨的團結，主席健在。主席請汪東興代覆宋慶齡，內容稱：文化大革命已經十年，問題還是叢生，並說：「自己也快走了！」
七六年「天門事件」後的毛澤東
張玉鳳回憶：七六年清明節天門事件後，主席病情惡化，但頭腦、思維還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汪東興和我（張玉鳳），商議身後的黨政軍領導班子。
主席曾當著汪東興的面說：「我對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後，你會有野心！」汪東興聽後，即跪著向主席發誓，主席才又說：「是我錯責你了。」
主席對天安門事件是作了多次評價的，他說：「是炮打我，是對總理的緬懷，是對江、張的聲討，是對翻案主帥下台抱不平，總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
主席常在沉思回憶戰爭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犧牲的戰友時，感到淒涼。主席常把毛遠新、我（張玉鳳）叫到身邊，說：「小毛（遠新）、小張（玉鳳），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後，可能不出一年，長了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覆地。民心、軍心，我看不在（我們）這邊。你們要信！」對此，毛遠新也有記錄資料。
張玉鳳回憶：主席從（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維還正常時，多次就身後黨政軍領導班子圈劃，但未有定論，憂慮政局會有劇變。主席是圈了、提了五個人名：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對此，毛遠新和張玉鳳，都有記錄資料。
張玉鳳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張玉鳳），提出毛後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江青聽後，要主席再重覆一次，並問：洪文、春橋呢？主席當即指著江青說：「你好幼稚！」舉手往左右方各斬一刀，說：「老帥，王（洪文）、張（春橋）都不進！」
張玉鳳還交代：打倒四人幫後，汪東興曾以黨中央的名義，命令張玉鳳將此記錄交出，並不准對外透露主席對中央領導的評價。張玉鳳聲稱：該記錄已毀掉了。
毛對華國鋒接班人批條的真相
張玉鳳還澄清了盛傳毛澤東對華國鋒為接班人批條的真相。張回憶說：七六年五月初，華國鋒向主席匯報工作時，表示：力不從心，政治局會議都吵得沒法取得共識，連進口五萬噸糖，都要拖上一個月的爭議。主席就勸導說：「慢慢來，不要着急！」 這句話是汪東興記錄的。
有關「你辦事，我放心」的批條，張玉鳳說：我沒聽到，也沒有記憶，那是汪東興在打倒四人幫後，來向我「核實」的。汪要我認真回憶，說：這是政治大問題，對我是一次政治立場的考驗，他還拿出據說是主席親筆寫的條子，要我確認。
然而張玉鳳此次在回憶材料中證實：從七六年四月十日後，主席就沒有用筆寫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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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歷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五）
張玉鳳拋出她的回憶錄，首次向世人披露：那封所謂著名的“毛澤東在滴水洞寫給江青的信”，完全是當時的中央為了應對林彪出逃所造成的被動局面，由康生提議，張春橋執筆，毛澤東首肯的徹頭徹尾的造假產物。
這如一發重磅炸彈，進一步引發了對“毛澤東在滴水洞寫給江青的信”真偽討論的囂然大波！
雖然不少人對張的回憶錄的真實性質疑，或對香港刊物《動向》的有無再加工持異議，但由於此信原件已銷毀，目前存檔的僅僅是抄件，儘管有毛的修改字跡，但出現的只是片言隻語，所以始終難以服眾。
而網上最近又爆出“姚文元回憶錄”，姚文同樣證實：當時中央為了應對被動局面，為了維護毛澤東的“崇高威望”，不僅造了很多假，而且，還對此作出過“正式決定”！
請看 海上浪子所寫的文章《“四人幫”在林彪案中造假》一文中的片斷：
關於張玉鳳、姚文元的兩段回憶文章，讀來令人毛骨悚然。如此“驚天的造假醜聞”，怎能不使世界輿論譁然？！怎能不使天下世人瞠目結舌？！
張玉鳳、姚文元都是極其重要的直接當事人！他們的回憶，其份量之重，不言而喻！他們兩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對同一事件，發表了內容相同的說法，其可信度，不言而喻！因此，“四人幫”在林案中造假，已是“鐵案”！
他們倆人，對造假的動機，提供了相同的證詞：維護毛的“光輝形象”和權威。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合乎邏輯，可信。據姚文元說，中央還為此，做了“決定”，歷史還企盼着，這個“中央決定”公布於世！
他們對造假的內容，在範圍上，有區別。姚文元提出了比張玉鳳更為寬泛的造假領域：“［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資料中，摻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
據此，當時的“中央文件”，絕不可信，已成不爭的事實！
當年舉世矚目的那場“正義的公審”，基本上，延用了當時的“中央文件”的指控，其可信度，還有多少？不言而喻！當然，歷史還企盼着圖們等人，這些“正義的審判”的重要當事人，對專案和起訴過程的“實事求是”的回憶！據我們了解，已有幾位專案當事人，在寫這段歷史。屆時，又要爆出“驚天醜聞”。
根據姚文元的說法：“［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資料中，摻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
我們注意到，“參了很多假”和“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的說法，我們有理由提出：那個至今找不到一個直接目擊證人的、被法庭確認為武裝政變的“綱領”的“571工程紀要”，完全是張春橋、康生，“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
不要忘記，當時，老奸巨猾的康生，在解讀那“571工程紀要”時，故弄玄虛地說，紀要中，有些話很幼稚；有些話，就不是20幾歲的人，能講出來的了。這正是他們造假時的陰險用心所在！
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歷史和人民是多偉大！不管你多會造假，相關的知情人們一造反，一揭發，醜聞全暴露，擋也擋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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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歷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六）
在引用了上述相關文章後，最後還要談談本人對“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的真偽的判斷。
為什麼只能講是判斷？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出現真正令人信服、確切過硬的材料能證明這封信的真偽！
一、儘管在毛澤東最後生命中一直陪伴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在香港出版的《動向》雜誌2004年5月刊中，登載了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個人關於毛澤東晚年的回憶資料以及部分檔案資料，暴露了若乾重要歷史事件的真象。而其中談到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的問題，張在文章中信誓旦旦的肯定：這封信是假的！
而且“後來，主席、汪東興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給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張春橋和江青研究後寫成的。”
讓人感覺可疑其文章的真實性問題是在後面的一節，《七六年「天門事件」後的毛澤東》中的說法，同樣也使我開始對張玉鳳文章的真實性問題失去信心！
張在文章中回憶說：“主席從（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維還正常時，多次就身後黨政軍領導班子圈劃，但未有定論，憂慮政局會有劇變。主席是圈了、提了五個人名：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對此，毛遠新和張玉鳳，都有記錄資料。
張玉鳳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張玉鳳），提出毛後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江青聽後，要主席再重覆一次，並問：洪文、春橋呢？主席當即指著江青說：「你好幼稚！」舉手往左右方各斬一刀，說：「老帥，王（洪文）、張（春橋）都不進！」
張玉鳳還交代：打倒四人幫後，汪東興曾以黨中央的名義，命令張玉鳳將此記錄交出，並不准對外透露主席對中央領導的評價。張玉鳳聲稱：該記錄已毀掉了。”
請注意張敘述的二次毛對身後的接班人的名字圈定——
第一次是五人，分別為：毛遠新、、江青、陳錫聯、紀登奎。這五個人基本符合當年毛心中的理想。國內外相關學者也基本認定。
第二次變成了七人，分別為：毛遠新、、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比第一次的名單多了二人，分別為汪東興及張玉鳳。根據當年的政治形勢，和毛為人處世的風格，增加汪東興，不是沒有可能，要是增加此文的作者張玉鳳為政治局常委簡直是聞所匪聞，斷斷不可能的事！毛最年老頭昏，也不至於做出這種決定！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黨章的事，已經讓毛丟盡了臉，類似此種十分嚴肅的事，毛不可能不考慮百年以後再次出現怡笑他人的情況。
除非是“逗你玩”！
如若張不可能的話，那麼汪東興也成了不可能的事！
道理很簡單，政治局常委不可能定成雙數！
那麼，假如張的這段文字成了真偽莫測的東西後，文中的其它事情呢？又有幾分是真？幾分是假？
二、真正較有學術意義的資料是發表在“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上，何雲峰 (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河南開封)的一篇文章，據說是花了不少功夫研究此信的真偽問題權威之作，起碼在當年度，張玉鳳發表在香港出版的《動向》雜誌的文章和姚文元的回憶錄之前，應該說是扛鼎之作。
何的文章匯集了當時國內外相關文章後作出了綜述，同時也結合着談了自己的研究和推斷。（見本文的續三）
但是我與“何文”有不同看法，分岐主要在論證信是誰寫的問題上。
為什麼不可以假設：1、毛有此信的想法，實則“是康生出的主意，張春橋和江青研究後寫成的。”後再給毛看，毛作修改的呢？
請注意張玉鳳的文章中說的： 主席說：「康老，還有春橋，在信中做了文章。動機、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為文件下達，世人皆知，是主動還是被動，難下結論，總而言之，會成個謎。我不信，總理，還有一些老帥，會被『謎』迷倒。」主席又說：「這件事，我是很違心接受的。」
是否可以作此假設的參考呢？
同時姚文元的說法與張的說法完全相同。
2、毛當時僅僅是寫了一封很短的信，起碼沒有作為“批林”文件中1500多字那麼洋洋大言，後來為了維護毛的形象的需要，為了批林的需要，為了擺脫用錯林彪的察人之責需要，“是康生出的主意，張春橋和江青研究後寫成的。”然後，把增加了內容後的信再給毛看，毛作修改的呢？
這個假設同樣符合張和姚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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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歷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七）
作上述二個假設，不是沒有依據。
因為肯定此信是毛寫的人認為：此信的引典用語符合毛的一慣風格和特色，即“古今中外，離題萬里”。但我們恰恰要注意的是：毛的行文風格是可以模仿的，而且中間不泛能者高手！尤其在文革中，這種模仿甚至成為了一種時尚。
江青便是其中的一個，這是文壇政壇上人所共知的事實。至於康生、張春橋之流，要成心模仿毛的文章，對他們而言，也不是難事。
另外，還有毛的幾個有名的秘書，長期受毛的影響，寫出的文章，都帶有毛的風格，也是非常正常的事。但是在一般的人眼中，幾可亂真。如胡喬木，就為毛和中央寫了不少文章。1971年夏，毛澤東南巡中在回答丁盛“胡喬木是什麼樣的人”時說道：“胡喬木曾為中央起草了許多重要文件。《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別人搞了幾個月，沒有搞出頭緒，他一寫，就寫出來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也是他寫的，寫得不錯。”
才氣橫溢的秘書田家英，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 毛澤東要致開幕詞。陳伯達給毛澤東準備了一個講稿,毛澤東沒有採用,嫌其文字太長離題太遠。開會日期很近了,毛澤東要田家英起草一個講話稿,田家英用了一個通宵寫出來,毛澤東首肯以後,又經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修改審定。毛澤東的開幕詞有一句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後來流傳很廣,影響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筆。會議休息的時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澤東面前,稱讚這個開幕詞簡短有力,鼓舞人心,寫得好。毛澤東也很讚賞地說：“這不是我寫的,是一個少壯派, 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書。”
毛不作此說明,誰能懷疑開幕詞不是出自毛之手?
還有張玉鳳的回憶錄用字用語,更象毛的一慣風格.
當年陪同毛住進神秘的西方山洞的警衛負責人張耀祠，在他的回憶里說：“主席在"滴水洞"思考什麼？ 在滴水洞裡，我沒有看見他寫下什麼東西，其他工作人員也都沒有見到。
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外，就是思考問題。他有時拿着書躺在床上看，有時又像煩躁不安。按照主席的習慣，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來散步，或者散步時間很短。我們一般沒有什麼事，是不會去打擾主席的。”
但張耀祠的回憶錄里又說：在武漢期間，主席給江青寫了一封信，信的思想顯然是主席在滴水洞思考的結果。
說是給江青寫的，但主席還是給王任重同志看了。當時周恩來不在武漢，沒有先給周恩來看。為什麼主席把政治問題，採用家書的形式寫給江青，我認為裡面主要闡明左、中、右的現實和這種政治現象的未來歸宿，而這時的林彪正在成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同時林彪大吹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這兩個問題毛主席都不便於公開講。江青那時是"文革"小組領導成員之一，給她寫信是讓她對政治問題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數，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毛主席的信寫畢，叫秘書徐業夫抄了一份備存，原信寄給了江青。然而，江青不但沒有幫上毛主席的忙，反而所作所為與毛主席背道而馳。她接到毛主席的信後，感覺自己不得了啦，變得猖狂起來了，成了一位"復仇女神"，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很大的災難。
請注意上述原話的分析：
一、張耀祠說，“主席給江青寫了一封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張本人卻沒有看到信，則是：“說是給江青寫的，但主席還是給王任重同志看了。”說明了什麼？沒有看到信、或沒有看到是長信還是短信的人，寫的回憶錄有多大的真實性？
二、張耀祠說：“當時周恩來不在武漢，沒有先給周恩來看”，那麼，周是什麼時候看到信的？遺憾的是王任重和周恩來都沒有關於此信的任何片言隻語遺存！真是令人奇怪？
中央黨校的張志明博士, 他具體記述了事情的經過:“毛澤東寫信後,他的機要秘書徐業夫謄清了一份,毛澤東看後改了幾個字,交徐業夫存檔,而把原信寄給了江青。當時,周恩來正好陪外賓來武漢見毛澤東。其間,毛澤東讓周恩來和當時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看了這封信。
而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 1949 -1976) 》則作了如下記述:“信寫好後,給正在武漢的周恩來、王任重看過。以後,由周恩來把信帶到上海交給江青。毛澤東還委託周到大連去,向林彪講了信中的內容。”這裡糾正了張志明對毛澤東把原信寄給江青的說法。另據金春明的說法,為了讓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當着葉群而非林彪的面燒毀了毛澤東給她的這封親筆信 。這與譚宗級的說法一致,而與張志明的說法不同。此外,金春明還提供了當事人周恩來在1972 年5 月21 日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的權威說法:“主席寫這封信是在1966年7 月8 日,在武漢寫的。我是7 月11 日到的武漢。那時見了外賓,我跟主席報告我到國外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以後,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是一個底子,那個字是徐業夫同志抄的,有些字還抄錯,主席還改了的。”
從以上各自的說法中，前後矛盾頗多：1、真正的當事人出來作權威證實不多；2、“當事人周恩來在1972 年5 月21 日批林整風匯報會上”講話找不到出處；
三、張耀祠說：“毛主席的信寫畢，叫秘書徐業夫抄了一份備存，原信寄給了江青。”
中央黨校的張志明博士說：“機要秘書徐業夫謄清了一份,毛澤東看後改了幾個字,交徐業夫存檔”。現在保存在中央檔案館的即是此份徐業夫抄寫的，毛澤東看後改了幾個字的那個原件。
問題在於徐業夫抄的倒底是誰寫的原文？徐業夫不說，只有“天知地知自己知”，別人永遠不會知道。
還有，倒底是毛改了幾個是徐抄錯的字（就一般而言，絕不可能！金春明的說法不能服眾）還是毛另有發揮，改動原意而去改了的？
四、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 1949 -1976) 》說：以後,由周恩來把信帶到上海交給江青。毛澤東還委託周到大連去,向林彪講了信中的內容。”這裡糾正了張志明對毛澤東把原信寄給江青的說法。
另據金春明的說法,為了讓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當着葉群而非林彪的面燒毀了毛澤東給她的這封親筆信 。
林彪和葉群都沒有這封信的片言隻語，而愛好記日記的林彪的日記里記錄了此事沒有？只能等檔案公開的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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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歷史再探秘——眾說紛紜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八）
與國內研究學者肯定此信為毛所寫的論證中，透顯出來的諸多矛盾和缺乏直接的證明相比，張玉鳳的回憶錄中對此信為毛所寫的否定之言，既明了又有力，尤其對那些喜歡研究毛行文特點的人來說，更是跌破眼鏡，因為張的回憶錄里的“毛味”更重！
正在不少人對張的回憶錄真實性持懷疑時，又一個重量級的人物——即姚文元的回憶錄《回顧與反思》在網絡上暴料登場。
姚文元四十二萬字的回憶錄被當局封殺之後，又寫了一部五萬多字的《回顧與反思》，爆出了中共毛澤東王朝在最後日子裡的一些歷史真相。
姚文元出獄後的兩個願望
姚文元是中共六、七十年代紅得發紫的筆桿子，「無產階級理論家」。在文革浩劫高潮時期，毛澤東更封姚文元為「南姚（文元）北戚（本禹）」。文革期間，他一直主管中共的「宣傳口」。
一九九六年，姚文元獲釋後，先後在上海市的川沙、青浦隱居，研究中國歷史、中共黨史，還畫畫寫生。一九九八年六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兩個願望：能出回憶錄，能重新入黨。二○○一年九月，中央有關部門曾准許姚文元出版回憶錄，但要送中宣部審核，不准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撰寫回憶錄，經過四稿，已擱筆，共四十二萬字，從一九五六年寫到一九七六年他被捕的一刻為止。
五百萬買斷姚文元回憶錄版權
姚文元撰寫回憶錄的消息傳出去後，國內有二十多家出版社盯着，香港也有幾家左派出版社開出高價。最後，內地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五百萬元買斷版權。
他的回憶錄完稿後，交有關方面審核，但一直拖着無下文。據知，對此有過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難，可提高補助。從此，姚文元每月有四千元人民幣的養老費，還配備了一名警衛兼職工「照顧」他。
當局對姚文元回憶錄的「五不准」
到了二○○二年初，有關部門就姚文元回憶錄的出版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開沒有解密的黨、政、國家機密；不准公開黨和國家已故領導人的私人問題；不准公開會引起社會爭議，被國際反華勢力利用，危害國家聲譽的資料；不准公開無法核實真偽的敏感政治問題；不准公開發行。（摘自二ＯＯ三年十二月《爭鳴》雜誌 ）
姚文元在回憶錄被禁後，去年冬天又向有關部門提出要求，就本人親身經歷，所參與、所見的歷史事實，能以回顧、敘事的形式寫下來。他的這一要求獲准，還為他配備了一名資料助理員。
姚文元用了近八個月的時間，寫了五萬多字的《回顧與反思》，並澄清了若乾重要歷史事件的真偽。其中爆出了若干歷史真相，實際上這是他回憶錄的簡本。
以下是該《回顧與反思》的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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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林彪外逃事件的反應
毛澤東在獲知林彪乘飛機外逃蘇聯時，還不全信，他叫總理（周恩來）再了解進一步情況。等到林彪乘飛機外逃已四個多小時，警衛部隊找不到林彪後，總理作第三次報告時，毛澤東還半信半疑，對在場的政治局委員說：「他（林彪）會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着天花板長嘆一口氣，說：「高，高超！我被他騙了，騙了二十二年。你們都被騙了！不要做事後諸葛亮！」毛澤東還指着周恩來、江青責罵道：「一個總理，一個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樣高，我也受你們的騙了。」
姚文元寫道：林彪事件後，毛澤東一度精神恍惚，摔東西，罵人，驅趕身邊的工作人員。有時，唯有周恩來安排李敏、李訥由張玉鳳陪着，去安慰父親（毛澤東），才能使毛澤東的情緒平靜些。
毛澤東對周恩來追悼會的意見
姚文元寫道：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逝世，要開追悼會。毛澤東批示，由政治局擬一個意見。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態，請毛澤東出席；華國峰 、陳錫聯、吳德、紀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態：請主席酌情；江青、張春橋、江東興表態：反對主席出席。
毛澤東在政治局討論的意見上，圈了、陳錫聯等人表態的意見，批上「好」字。在決定誰主持追悼會時，又爭持不下，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爭什麼？還是由總理的親密戰友加同志主持好。」親密戰友加同志，指的是鄧小平。
毛澤東對「四五」的反應
一九七六年清明的，毛澤東看了簡報，派了秘書到天安門了解情況後，說：「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現代秦始皇了」；「不要瞞我，矛頭是對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債！誰說沒有政治後台？這個政治後台，你們都怕他嘛！他有社會基礎，有軍方保護。」
姚文元證實，對七六年清明的定性、鎮壓，都是由毛澤東決定的。
關於對鄧小平的處理決定
中央政治局在討論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時，葉劍英不表態，朱德離開了會場。在討論開除鄧小平黨籍時，葉劍英起身說：開除？把我也一起開除吧！說罷就離開了會場。李先念不表態。華國峰、陳錫聯、吳德、紀登奎提出：要請示毛主席。
毛澤東在政治局討論紀要上，圈了葉劍英，批上：是在指責我。圈了李先念，批上：還是給我面子。圈了華、陳、吳、紀，批上：意見相同，我還活着，留在黨內。
關於總理人選
姚文元寫道：中央政治局在討論總理人選時，提出了三個人：華國峰、李先念、張春橋，還提出增補江青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東興提名，報送主席的。毛澤東圈了為總理，並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張、江青，同時打「□」。毛澤東還召見汪東興、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我，說：「誰提江青為黨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誠，是汪還是張提的？誰提是誰在害她，逼我早死，你們要擁江，也得等我死後。」
關於對黃、吳、邱、李的處理
姚文元還爆出史實內幕：林彪「九．一三」事件後，中央政治局曾討論如何處理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四人及其他隨從的問題，都無主意，請示主席。毛澤東說：走資派、叛徒、內奸、工賊、現行反革命，都能處理、解決，對軍事政變集團、投向北面敵人的一夥，還處理、解決不了？軍事法庭被砸了，為什麼不送軍事法庭審判？毛又指示：判黃、吳、邱、李死刑，也不過份。毛澤東還問了多名老帥，老帥對林彪無好感，但也不贊同判他們死刑。後來，四十多名將軍的意見也基本一致，認為這四個人「罪不致死」，要求「養起來」，甚至也有的將軍提出：指控他們政變、謀害，都缺乏證據，要求調查、核實。
毛給寫「你辦事我放心」子虛烏有
姚文元還爆出：「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資料中，摻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因為當時有過決議：一切要從維護毛主席形象、絕對權威，維護毛澤東思想、維護文化大革命、維護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幾大原則出發。
姚文元爆出：關於毛澤東給寫的「你辦事，我放心」，事實上並不存在，是虛構出來的。
毛為身後事憂慮
姚文元爆出：毛自從林彪事件後至臨終，常憂慮他死後老帥們會造反，出現中國軍中的赫魯曉夫，怎麼辦？
姚文元又寫道：毛澤東曾多次提及身後班子的名單：黨主席，江青；總理，華國峰；人大委員長，王洪文或毛遠新；軍委主席，陳錫聯。毛還將這一名單，詢問了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 （摘自二ＯＯ三年十二月《爭鳴》雜誌）
假若姚文元的回憶錄確實的話，那麼除了毛圈定的政治局常委人選與張玉鳳的回憶錄相左以外，（參見本文第六節）可以說其它方面是驚人的基本一致！
尤其姚文元證實的—— “「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資料中，摻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因為當時有過決議：一切要從維護毛主席形象、絕對權威，維護毛澤東思想、維護文化大革命、維護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幾大原則出發。”更是給了我們想象的無限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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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這裡，我們完全有理由作這樣的想象：
——1966年的6月底，毛在“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裡住了十幾天”。這個“西方的山洞”，即相對武漢而言的西方，湖南韶山的滴水洞。
毛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外，就是思考問題。他有時拿着書躺在床上看，有時又像煩躁不安。按照主席的習慣，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來散步，或者散步時間很短。
在武漢期間，主席給江青寫了一封信，信的思想顯然是主席在滴水洞思考的結果。這封信與平常毛的寫信習慣基本相同：
《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的意見在那裡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裡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着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
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山堯〕〔山堯〕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
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滅。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林彪事件發生後，此信經過“潤色”後，變成了洋洋1500多字的一封長信。而且信的內容煥然一新，變成了——可以基本符合當時的決議：“一切要從維護毛主席形象、絕對權威，維護毛澤東思想、維護文化大革命、維護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幾大原則出發。”形成“毛主席這封信便顯得‘高瞻遠矚’了，人們說，毛主席對林彪看得太透了”。
這封長信還同時還作為批林整風的文件之一，發到全國全黨全軍學習，從此，此信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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