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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张提供的材料全文：
据2004-5月刊动向杂志透露，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
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二OO二年十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
以下便是张玉凤亲身经历的一些重要情况片段。
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
林彪事件后，毛主席患有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等。
这时，毛主席对其他老帅和老将军的疑心加深。他点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的名，还定下了老帅、将军可以出来挂个职，但不准带兵的决定。
毛主席多次把周总理请来，重覆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总理总是照例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捍卫主席思想，紧跟主席干革命！」毛主席也总是会重覆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
然后，毛主席会仰头哈哈大笑，发著呆。
七二年国庆节前夕，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近三十名老帅、老将军。主席要我做些记录，要汪东兴也参加。主席开场白说：「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伤害过，那请多多包涵！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
关于六六年毛致江青信的真伪
席间，有老帅、将军赞主席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江青的信，已对林彪有防备，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阴谋家等。
主席听后，摇摇手，插话：「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亲密的战友了！我劝（你们）不要信这封信！」
宴请结束后，汪东兴下令，在记录上把这段话全部取消，说：「这是主席的伟大胸怀和品质。如果扩散出去，会给阶级敌人，帝、修、反作反面宣传。」
张玉凤回忆说：主席曾多次谈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内容，问过总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关于党内外的反应和议论。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说：「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顾全大局，让林彪有个（暴露的）过程」等。主席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还问过总理：「你也信吗？」总理听后也不知如何回答。主席接著说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张玉凤。在晚餐前，主席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
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总理，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主席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
当进晚餐时，主席临时又通知：请总理、叶帅、陈锡联将军、吴德也参加。
张玉凤说：后来，主席、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
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周恩来逝世
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主席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主席定论」。
主席就召见江青、张春桥、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说：「总理病不轻，我很著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指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帅、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指江青）也不会真服。」
七六年一月，周总理逝世。当时有四十名老帅、将军给主席写信，要求和盼望主席能出席追悼会，哪怕到场一下。主席看了信后，说：「老帅、老将军对总理爱得很深，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搞文化大革命。」
宋庆龄也给主席来信，也要求主席能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体现国家、人民、党的团结，主席健在。主席请汪东兴代覆宋庆龄，内容称：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问题还是丛生，并说：「自己也快走了！」
七六年「天门事件」后的毛泽东
张玉凤回忆：七六年清明节天门事件后，主席病情恶化，但头脑、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汪东兴和我（张玉凤），商议身后的党政军领导班子。
主席曾当著汪东兴的面说：「我对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后，你会有野心！」汪东兴听后，即跪著向主席发誓，主席才又说：「是我错责你了。」
主席对天安门事件是作了多次评价的，他说：「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
主席常在沉思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主席常把毛远新、我（张玉凤）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覆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著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
毛对华国锋接班人批条的真相
张玉凤还澄清了盛传毛泽东对华国锋为接班人批条的真相。张回忆说：七六年五月初，华国锋向主席汇报工作时，表示：力不从心，政治局会议都吵得没法取得共识，连进口五万吨糖，都要拖上一个月的争议。主席就劝导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这句话是汪东兴记录的。
有关「你办事，我放心」的批条，张玉凤说：我没听到，也没有记忆，那是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后，来向我「核实」的。汪要我认真回忆，说：这是政治大问题，对我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他还拿出据说是主席亲笔写的条子，要我确认。
然而张玉凤此次在回忆材料中证实：从七六年四月十日后，主席就没有用笔写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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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历史再探秘——众说纷纭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五）
张玉凤抛出她的回忆录，首次向世人披露：那封所谓著名的“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完全是当时的中央为了应对林彪出逃所造成的被动局面，由康生提议，张春桥执笔，毛泽东首肯的彻头彻尾的造假产物。
这如一发重磅炸弹，进一步引发了对“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真伪讨论的嚣然大波！
虽然不少人对张的回忆录的真实性质疑，或对香港刊物《动向》的有无再加工持异议，但由于此信原件已销毁，目前存档的仅仅是抄件，尽管有毛的修改字迹，但出现的只是片言只语，所以始终难以服众。
而网上最近又爆出“姚文元回忆录”，姚文同样证实：当时中央为了应对被动局面，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不仅造了很多假，而且，还对此作出过“正式决定”！
请看 海上浪子所写的文章《“四人帮”在林彪案中造假》一文中的片断：
关于张玉凤、姚文元的两段回忆文章，读来令人毛骨悚然。如此“惊天的造假丑闻”，怎能不使世界舆论哗然？！怎能不使天下世人瞠目结舌？！
张玉凤、姚文元都是极其重要的直接当事人！他们的回忆，其份量之重，不言而喻！他们两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同一事件，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说法，其可信度，不言而喻！因此，“四人帮”在林案中造假，已是“铁案”！
他们俩人，对造假的动机，提供了相同的证词：维护毛的“光辉形象”和权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合乎逻辑，可信。据姚文元说，中央还为此，做了“决定”，历史还企盼着，这个“中央决定”公布于世！
他们对造假的内容，在范围上，有区别。姚文元提出了比张玉凤更为宽泛的造假领域：“［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
据此，当时的“中央文件”，绝不可信，已成不争的事实！
当年举世瞩目的那场“正义的公审”，基本上，延用了当时的“中央文件”的指控，其可信度，还有多少？不言而喻！当然，历史还企盼着图们等人，这些“正义的审判”的重要当事人，对专案和起诉过程的“实事求是”的回忆！据我们了解，已有几位专案当事人，在写这段历史。届时，又要爆出“惊天丑闻”。
根据姚文元的说法：“［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
我们注意到，“参了很多假”和“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的说法，我们有理由提出：那个至今找不到一个直接目击证人的、被法庭确认为武装政变的“纲领”的“571工程纪要”，完全是张春桥、康生，“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
不要忘记，当时，老奸巨猾的康生，在解读那“571工程纪要”时，故弄玄虚地说，纪要中，有些话很幼稚；有些话，就不是20几岁的人，能讲出来的了。这正是他们造假时的阴险用心所在！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历史和人民是多伟大！不管你多会造假，相关的知情人们一造反，一揭发，丑闻全暴露，挡也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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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历史再探秘——众说纷纭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六）
在引用了上述相关文章后，最后还要谈谈本人对“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的真伪的判断。
为什么只能讲是判断？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出现真正令人信服、确切过硬的材料能证明这封信的真伪！
一、尽管在毛泽东最后生命中一直陪伴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在香港出版的《动向》杂志2004年5月刊中，登载了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而其中谈到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的问题，张在文章中信誓旦旦的肯定：这封信是假的！
而且“后来，主席、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主席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
让人感觉可疑其文章的真实性问题是在后面的一节，《七六年「天门事件」后的毛泽东》中的说法，同样也使我开始对张玉凤文章的真实性问题失去信心！
张在文章中回忆说：“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覆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著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
请注意张叙述的二次毛对身后的接班人的名字圈定——
第一次是五人，分别为：毛远新、、江青、陈锡联、纪登奎。这五个人基本符合当年毛心中的理想。国内外相关学者也基本认定。
第二次变成了七人，分别为：毛远新、、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比第一次的名单多了二人，分别为汪东兴及张玉凤。根据当年的政治形势，和毛为人处世的风格，增加汪东兴，不是没有可能，要是增加此文的作者张玉凤为政治局常委简直是闻所匪闻，断断不可能的事！毛最年老头昏，也不至于做出这种决定！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的事，已经让毛丢尽了脸，类似此种十分严肃的事，毛不可能不考虑百年以后再次出现怡笑他人的情况。
除非是“逗你玩”！
如若张不可能的话，那么汪东兴也成了不可能的事！
道理很简单，政治局常委不可能定成双数！
那么，假如张的这段文字成了真伪莫测的东西后，文中的其它事情呢？又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
二、真正较有学术意义的资料是发表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何云峰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的一篇文章，据说是花了不少功夫研究此信的真伪问题权威之作，起码在当年度，张玉凤发表在香港出版的《动向》杂志的文章和姚文元的回忆录之前，应该说是扛鼎之作。
何的文章汇集了当时国内外相关文章后作出了综述，同时也结合着谈了自己的研究和推断。（见本文的续三）
但是我与“何文”有不同看法，分岐主要在论证信是谁写的问题上。
为什么不可以假设：1、毛有此信的想法，实则“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后再给毛看，毛作修改的呢？
请注意张玉凤的文章中说的： 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总理，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主席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
是否可以作此假设的参考呢？
同时姚文元的说法与张的说法完全相同。
2、毛当时仅仅是写了一封很短的信，起码没有作为“批林”文件中1500多字那么洋洋大言，后来为了维护毛的形象的需要，为了批林的需要，为了摆脱用错林彪的察人之责需要，“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然后，把增加了内容后的信再给毛看，毛作修改的呢？
这个假设同样符合张和姚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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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历史再探秘——众说纷纭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七）
作上述二个假设，不是没有依据。
因为肯定此信是毛写的人认为：此信的引典用语符合毛的一惯风格和特色，即“古今中外，离题万里”。但我们恰恰要注意的是：毛的行文风格是可以模仿的，而且中间不泛能者高手！尤其在文革中，这种模仿甚至成为了一种时尚。
江青便是其中的一个，这是文坛政坛上人所共知的事实。至于康生、张春桥之流，要成心模仿毛的文章，对他们而言，也不是难事。
另外，还有毛的几个有名的秘书，长期受毛的影响，写出的文章，都带有毛的风格，也是非常正常的事。但是在一般的人眼中，几可乱真。如胡乔木，就为毛和中央写了不少文章。1971年夏，毛泽东南巡中在回答丁盛“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时说道：“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
才气横溢的秘书田家英，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毛泽东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毛泽东的开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 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毛不作此说明,谁能怀疑开幕词不是出自毛之手?
还有张玉凤的回忆录用字用语,更象毛的一惯风格.
当年陪同毛住进神秘的西方山洞的警卫负责人张耀祠，在他的回忆里说：“主席在"滴水洞"思考什么？ 在滴水洞里，我没有看见他写下什么东西，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没有见到。
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
但张耀祠的回忆录里又说：在武汉期间，主席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思想显然是主席在滴水洞思考的结果。
说是给江青写的，但主席还是给王任重同志看了。当时周恩来不在武汉，没有先给周恩来看。为什么主席把政治问题，采用家书的形式写给江青，我认为里面主要阐明左、中、右的现实和这种政治现象的未来归宿，而这时的林彪正在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同时林彪大吹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这两个问题毛主席都不便于公开讲。江青那时是"文革"小组领导成员之一，给她写信是让她对政治问题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数，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毛主席的信写毕，叫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备存，原信寄给了江青。然而，江青不但没有帮上毛主席的忙，反而所作所为与毛主席背道而驰。她接到毛主席的信后，感觉自己不得了啦，变得猖狂起来了，成了一位"复仇女神"，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请注意上述原话的分析：
一、张耀祠说，“主席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张本人却没有看到信，则是：“说是给江青写的，但主席还是给王任重同志看了。”说明了什么？没有看到信、或没有看到是长信还是短信的人，写的回忆录有多大的真实性？
二、张耀祠说：“当时周恩来不在武汉，没有先给周恩来看”，那么，周是什么时候看到信的？遗憾的是王任重和周恩来都没有关于此信的任何片言只语遗存！真是令人奇怪？
中央党校的张志明博士, 他具体记述了事情的经过:“毛泽东写信后,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了一份,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字,交徐业夫存档,而把原信寄给了江青。当时,周恩来正好陪外宾来武汉见毛泽东。其间,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这封信。
而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 1949 -1976) 》则作了如下记述:“信写好后,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这里纠正了张志明对毛泽东把原信寄给江青的说法。另据金春明的说法,为了让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当着叶群而非林彪的面烧毁了毛泽东给她的这封亲笔信 。这与谭宗级的说法一致,而与张志明的说法不同。此外,金春明还提供了当事人周恩来在1972 年5 月21 日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权威说法:“主席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 月8 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 月11 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
从以上各自的说法中，前后矛盾颇多：1、真正的当事人出来作权威证实不多；2、“当事人周恩来在1972 年5 月21 日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讲话找不到出处；
三、张耀祠说：“毛主席的信写毕，叫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备存，原信寄给了江青。”
中央党校的张志明博士说：“机要秘书徐业夫誊清了一份,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字,交徐业夫存档”。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即是此份徐业夫抄写的，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字的那个原件。
问题在于徐业夫抄的倒底是谁写的原文？徐业夫不说，只有“天知地知自己知”，别人永远不会知道。
还有，倒底是毛改了几个是徐抄错的字（就一般而言，绝不可能！金春明的说法不能服众）还是毛另有发挥，改动原意而去改了的？
四、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 1949 -1976) 》说：以后,由周恩来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泽东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这里纠正了张志明对毛泽东把原信寄给江青的说法。
另据金春明的说法,为了让林彪放心,江青在北京当着叶群而非林彪的面烧毁了毛泽东给她的这封亲笔信 。
林彪和叶群都没有这封信的片言只语，而爱好记日记的林彪的日记里记录了此事没有？只能等档案公开的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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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历史再探秘——众说纷纭的“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八）
与国内研究学者肯定此信为毛所写的论证中，透显出来的诸多矛盾和缺乏直接的证明相比，张玉凤的回忆录中对此信为毛所写的否定之言，既明了又有力，尤其对那些喜欢研究毛行文特点的人来说，更是跌破眼镜，因为张的回忆录里的“毛味”更重！
正在不少人对张的回忆录真实性持怀疑时，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即姚文元的回忆录《回顾与反思》在网络上暴料登场。
姚文元四十二万字的回忆录被当局封杀之后，又写了一部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爆出了中共毛泽东王朝在最后日子里的一些历史真相。
姚文元出狱后的两个愿望
姚文元是中共六、七十年代红得发紫的笔杆子，「无产阶级理论家」。在文革浩劫高潮时期，毛泽东更封姚文元为「南姚（文元）北戚（本禹）」。文革期间，他一直主管中共的「宣传口」。
一九九六年，姚文元获释后，先后在上海市的川沙、青浦隐居，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还画画写生。一九九八年六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回忆录，能重新入党。二○○一年九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不准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经过四稿，已搁笔，共四十二万字，从一九五六年写到一九七六年他被捕的一刻为止。
五百万买断姚文元回忆录版权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的消息传出去后，国内有二十多家出版社盯着，香港也有几家左派出版社开出高价。最后，内地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五百万元买断版权。
他的回忆录完稿后，交有关方面审核，但一直拖着无下文。据知，对此有过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姚文元每月有四千元人民币的养老费，还配备了一名警卫兼职工「照顾」他。
当局对姚文元回忆录的「五不准」
到了二○○二年初，有关部门就姚文元回忆录的出版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摘自二ＯＯ三年十二月《争鸣》杂志 ）
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去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
姚文元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其中爆出了若干历史真相，实际上这是他回忆录的简本。
以下是该《回顾与反思》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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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林彪外逃事件的反应
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还不全信，他叫总理（周恩来）再了解进一步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四个多小时，警卫部队找不到林彪后，总理作第三次报告时，毛泽东还半信半疑，对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着天花板长叹一口气，说：「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二十二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毛泽东还指着周恩来、江青责骂道：「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
姚文元写道：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摔东西，骂人，驱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唯有周恩来安排李敏、李讷由张玉凤陪着，去安慰父亲（毛泽东），才能使毛泽东的情绪平静些。
毛泽东对周恩来追悼会的意见
姚文元写道：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要开追悼会。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毛泽东出席；华国峰 、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江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的意见上，圈了、陈锡联等人表态的意见，批上「好」字。在决定谁主持追悼会时，又争持不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
毛泽东对「四五」的反应
一九七六年清明的，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姚文元证实，对七六年清明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
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峰、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关于总理人选
姚文元写道：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总理人选时，提出了三个人：华国峰、李先念、张春桥，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东兴提名，报送主席的。毛泽东圈了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张、江青，同时打「□」。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也得等我死后。」
关于对黄、吴、邱、李的处理
姚文元还爆出史实内幕：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政治局曾讨论如何处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四人及其他随从的问题，都无主意，请示主席。毛泽东说：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现行反革命，都能处理、解决，对军事政变集团、投向北面敌人的一伙，还处理、解决不了？军事法庭被砸了，为什么不送军事法庭审判？毛又指示：判黄、吴、邱、李死刑，也不过份。毛泽东还问了多名老帅，老帅对林彪无好感，但也不赞同判他们死刑。后来，四十多名将军的意见也基本一致，认为这四个人「罪不致死」，要求「养起来」，甚至也有的将军提出：指控他们政变、谋害，都缺乏证据，要求调查、核实。
毛给写「你办事我放心」子虚乌有
姚文元还爆出：「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姚文元爆出：关于毛泽东给写的「你办事，我放心」，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虚构出来的。
毛为身后事忧虑
姚文元爆出：毛自从林彪事件后至临终，常忧虑他死后老帅们会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
姚文元又写道：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峰；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摘自二ＯＯ三年十二月《争鸣》杂志）
假若姚文元的回忆录确实的话，那么除了毛圈定的政治局常委人选与张玉凤的回忆录相左以外，（参见本文第六节）可以说其它方面是惊人的基本一致！
尤其姚文元证实的—— “「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更是给了我们想象的无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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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们完全有理由作这样的想象：
——1966年的6月底，毛在“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这个“西方的山洞”，即相对武汉而言的西方，湖南韶山的滴水洞。
毛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
在武汉期间，主席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思想显然是主席在滴水洞思考的结果。这封信与平常毛的写信习惯基本相同：
《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林彪事件发生后，此信经过“润色”后，变成了洋洋1500多字的一封长信。而且信的内容焕然一新，变成了——可以基本符合当时的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形成“毛主席这封信便显得‘高瞻远瞩’了，人们说，毛主席对林彪看得太透了”。
这封长信还同时还作为批林整风的文件之一，发到全国全党全军学习，从此，此信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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