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死后34年来，至今很多民众仍然崇敬毛泽东。陈小雅认为，这并不能用“洗脑”来解释。“毛热”具有以毒攻毒的意义，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之前，在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恶势力没有被制衡的情况下，老百姓不能没有自我保护的工具，打毛的旗号维护自己的利益是本质
◆陈小雅／高伐林
（续上篇）还原一个活生生的毛泽东
陈小雅：前人的研究对我都有启发。俗话说得好，画虎画皮难画骨。如果说，我自认为还有必要写这本书，而不算多余的话，只不过是我想把一个“机械”的毛泽东，一个旧式研究中的“政治人”，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毛泽东，一个生活在我这片土地上，大家一看就觉得似曾相识的毛泽东。我想把毛泽东的“魂”还给他，把毛泽东的“神”还给他，而不是把他披上虎皮或癞蛤蟆皮就算了。毛泽东曾经把我变为一个没有思想、没有个性、没有感情和人性，甚至没有性别的“机械人”，但我要用我的复活，来为毛画一幅像送给他，作为我对此生的回报。
高：你通过什么方式才能把一个“机械人”变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陈：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有成长过程的，而且他的成长是受周围物质文化条件制约的。比如我在本书中提出的“毛泽东的第一桶金”问题，相信每个不富裕家庭的孩子都碰到过，但得没得到过一笔来路不正的“横财”，我相信对他们今后的道路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不仅在经济境遇上，在精神素质上也会产生很大影响。比如你做一件善事，这件善事就会成为你人格的一部分，佛教讲究修行，不是要你做表面文章，而是它真的对你的身心有益；你做一件坏事，一件苟且的事，你的人格也会得到部分的扭曲。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历史学”的创立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它还没有成熟，或发展出引人注目的成果。又比如，人与人的关系是互动的，不会存在一方的绝对无理和另一方的绝对清白，除非你面对的是一个偏执狂、一个精神病患者。这几乎是常识。但一个人被一种野心驱动时所表现出的占有欲、控制欲、扩张欲，与一个处在收缩状态或心平气和过日子的人是不同的，而只要确证了这一点，基本就断出了是非……我想，这大概就是“活生生的人”，比“机械人”更难描述和评价，而研究起来也更有意思的原因吧！
也就是说，对于“活生生的人”，你要不断地注意“变量”；而“机械人”是没有变量的，只要看看尺寸合适，贴上标签就完事了。
北京学者陈小雅。我2005年跟陈小雅作了这次长篇书面漫谈，一年多后才在北京第一次见面，我拍下这张照片。
毛是否越到晚年越背离“水浒精神”
高：你从毛泽东与《水浒》的关系入手来分析毛的心理、性格，别具慧眼。但是《水浒》强调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一个“义”字，而毛泽东，我们知道越到晚期越孤独。你怎么解释他这种与“水浒精神”相背离的现象？
陈：我非常感谢你提这个问题，也是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我认为，任何用于比喻的外在事物，都不可能与主体完全重合。但我肯定是做得不够周到。我可能应该强调一下：道统的继承，不是文化精神的继承。前者是政治范畴的事物，后者是文化范畴的事物。给我写序的王鹏令博士，批评我过分强调《水浒》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意义，恐怕也是出于和你的同感。
毛从青年时代起，就已经确立起“自我中心”的世界观，这在他的《伦理学原理》读书笔记（又称《心之力》）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种世界观、人生观与《水浒》所表现的“江湖伦理”，完全是对立的。《水浒》描述的是江湖上的故事，但又不是完全的江湖，它是“理想化”了的江湖。我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辑大辞典·政治学》中，介绍了两本研究中国民间政治的专著：一本是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一本是蔡少卿的《中国秘密社会》。这里所说的“教会”不是基督教的那个教会，而是“教门”和“会党”的合称。事实上，中国在有现代政党之前，除了几大宗教是“非政府组织”外，民间存在的就是教门和会党。近代中国的教门，始于元朝；会党始于清朝。他们都是国家破碎时民间自组织的产物。教门和会党的出现，都与民族主义有关。所以我说，小说家的“玻璃飞沙”理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深厚民间自组织传统的社会，几乎没有演示的可能。
它们的地域分布、内部结构和运作方式有什么不同呢？一般来说，教门的活动地域在北方，而会党的活动地域在南方。教门的大派鼻祖是白莲教（又称“红巾”），发源于荆襄。朱元璋依靠红巾军起义建立王朝以后，白莲教也在民间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我在《中国“牛仔”》一书中，曾经提到毛泽东的祖源，就在离荆襄不远的原阳，毛太华曾经参加“红巾军”——这里其实就埋下了一条研究的线索，谁能够做出这个题目，肯定是博士无疑！以后的“闻香教”、“八卦教”、“在礼教”，都是从白莲教演变而来的。而会党的大派鼻祖是天地会（又称“洪门”），发源于闽浙，毛泽东的祖上在浙江也逗留过。“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青红帮”，都是从这个组织中生长出来的。
北方的教门与南方的会党
教门主要靠神权迷信维系。《水浒》中宋江要托“九天玄女”的密札来确定自己的领导地位，和鼓吹“天才论”树立毛的权威没什么两样。而且教门里的等级制度比较森严，是一种很“专制”的民间组织。金庸的《鹿鼎记》对此有些反映。有金庸的读者看出，书中那个“洪教主”不就是毛泽东吗？其实换句话说，毛泽东是后代的“洪（红）教主”。《水浒》小说产生的初期，也就是白莲教产生的初期，这种民间政治组织的发育还不明显，所以哥们义气还比较重，但到了小说成熟的时代，宋江已经可以命令弟兄们喝下毒酒，这已经显现“教门”的狰狞面目了。
南方的天地会是反清民间政治组织，更重视江湖义气一些，也有一些“共和”的气象，所以孙中山起事，很借重这股力量。但由会党发展起来的“太平天国”，一旦坐上龙庭就变质。这并不是李自成才有、也不是洪秀全才有的悲剧。毛泽东所处时代，是一个不新不旧的时代，他和他的同代人的人生轨迹，以及与党内其它派系的关系，有很多是不合现代政党规范的，毛泽东本人基本也遵循这同一发展的方向。所以，我近年来比较重视“规则”、“规范”的建立。但我的研究都是初级的，我希望有人站在我的肩上继续向上。
高：中国“教会”的这种分布，与中国近现代史有什么关系吗？
陈：太有关系了。一般来说，北方党（教门）比较难于联络，成员思想比较保守，但保守秘密，易于统一指挥，就是说，它有整合的便利。一旦得其襄助，便会为你效死力。这和北方人的性格很相似。大概是由于天气寒冷，人们喜欢扎堆取暖的缘故。南方党（会党）成员思想比较活跃，追求平等，所以组织发展很快。但它们很容易闹“山头主义”，内讧、叛变之事时有发生。这与南方人的性格也很相似。大概与天气炎热，人们需要各自凉快有关系。用这个思路去考察共产党、国民党，为什么都是从南方兴起，在北方取得成功，蒋介石为什么始终不能整合“桂系”，就很好理解了。而且我认为，蒋的失败，其实不是对共产党的失败。他的关键性失败是内部整合失败——他没有成功的处理与桂系的关系——这都是能出博士的题目！对于如何任用南方人、北方人，应如何与南方人、北方人打交道，也可以由此得出一些启示。但是，这千万不能视作教条。
中国当局精心维护毛泽东的形象。
中国民众崇敬毛泽东是否“洗脑的结果”？
高：毛泽东死后中国几度掀起“毛泽东热”，至今为数相当不少的民众仍然崇敬毛泽东。张戎对这种现象解释为是“中国人被洗脑的结果”。你认为呢？
陈：我认为，“崇敬”毛，是一种表面现象；打毛的旗号维护自己的利益则是本质。被“洗脑”的问题肯定也是存在的，比如我就是一个典型。但我的体会是，“洗脑”一事，对于不同的人，意义和效果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靠信仰、靠价值追求支撑全部生命的人，被“洗脑”的后果是严重的；而一个平凡的体力劳动者，生命、生活和追求的动力完全是另一些很朴实的东西，毛泽东政治攻势的洪水对他们来说，犹如“水过鸭背”。这后一部分人，无论何时，在中国都是占大多数的。
据我的观察，我的同胞们在政治思维和行为方式上有一个特点，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也是一致的，就是善于“微调”——注重每一个细节和时间段的平衡。一无所有时，他们很容易扯旗造反；一旦篮子里有了几个鸡蛋，首先是护鸡蛋要紧；尽管他们一肚子意见，但他们不和强大的东西公开作对，而是喜欢搞“暗渡陈仓”——腐蚀你、软化你，最后实际上抛弃了你，还给你“面子”——依然打你的旗号。取消人民公社制度的是谁？不是邓小平，而是农民的消极怠工。他们即使是被“洗脑”，也不会“洗”到算不清自家的那本账。如果农民不消极怠工，工人不消极怠工，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反毛的底气从哪里来？邓小平搞改革的依据是什么？不就是他们要反映民间欲望吗？最近，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的三十多集连续剧《如此多娇》，那个贪腐分子简直就是毛的缩影，从语言、做派，生活经历——包括儿子参加抗美援朝，最后牺牲；出了两炉废钢；被老婆甩了以后找个“唱戏的”人民群众进行“联系”，最后也是“孤家寡人”——都在影射毛。而且他所有的镜头，都是以毛像为背景的，没有人看不懂这个安排的意义。
基于上面的观察， 2001年《亚洲周刊》的江迅就“毛泽东热”问题采访我之后，我就写了《俯瞰毛热第三波》。
俯瞰毛热第三波
高：这“三波”是怎样划分的呢？
陈：在毛去世以后的，最早把毛泽东再次请上“神坛”的，并非他的“家臣”，而是南方的公共汽车司机。他们挂出毛像，看中的是毛的“命硬”。在他们的眼里，毛一生大起大落，凶险无数，仇家如蚁；自家人损之八九，同道也皆无好下场；但他居然得以寿终，死在自己的病床上，从迷信的眼光看，实在是冥冥之中，自有操控的命运。而方今民众，好容易在“先富”政策的鼓励下，折冲商海，在官商巨轮的夹缝边拾得少许鱼虾，便心怀侥幸，患得患失，期待未来，有一个“守护神”来保佑他们发财。而毛，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因此，他们对毛的“崇仰”，实质是下层既得利益人众企图维持现状的一种精神寄托。我把这个浪潮定为所谓“毛热”的“第一波”。
高：九十年代初期也出现过一波“毛热”，它与第一波有何不同？
陈：九十年代初期的“毛热”，较之此前的一波，性质有了极大的变化。它的出现，和那时的“武侠热”、“军事题材热”、“传统文化热”一样，带有严重的政治色彩。作为一种大众情绪的寄托，它们对于当时的“主旋律”，既不反对也不配合，体现出人们用“不作为”进行“消极抵抗”的特点。进而以怀念前朝为借口，曲折发泄对当朝的不满。其目标虽然闪烁迷离，但意识指向，总是围绕著那个无论从感情、还是从理性上来说，都解不开的“六四情结”。此处表现的对毛的“崇仰”，实质是广大民众与当朝者精神分离的象征。我把这个浪潮定为“毛热”的“第二波”。
高：最近的这波“毛热”有什么背景呢？
陈：自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1993年）到他逝世25周年（2001年）“忌日”，这期间发生的一波“毛热”，与同时发生在知识界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则具有相重叠的历史内涵。它们都是以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现象为背景，企图对急剧转型中的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而如果说，理论上的争论是它的理性探索的话，那么，由大众文化呈现出来的图景，则是它的情感表达。此时的毛泽东，与历次运动——如“文革”、“八九”——扮演的“钟馗”形象毫无二致，不过这次反映的却是利益被损害阶层的呼声。我把它定为“毛热”的“第三波”。
高：看来，所谓“毛热”并不是简单的毛泽东的文化复辟，而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文化意义的。这是否就是你说的，让民间把毛作为“小神”保留的意义？
陈：是的。以毒攻毒的意义。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之前，民众没有法制保护。在恶势力——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势力没有制衡的情况下，老百姓不能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和工具。
如果我的“三波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那么，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作为大众文化表现的“毛热”和对历史负责的理性“评毛”，是存在天然距离的。前者直接地反映著社会现实的问题，是社会的“晴雨表”，是一切政治家与政治研究者不可忽视的征候；后者凝聚著对文明的反思，是知识分子不因气象变迁而转移的航程。这就是说，我们既不能因“毛热”的群众性，而丧失对“极左专制”复辟的警惕；也不必因“评毛”的艰巨性，而忽视新“财政－暴力集团”的“极右专制”的可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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