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分缕析地论证《杨尚昆日记启封》纯系捏造，未免有点书生气——戳穿假货，还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但是，对假货“杀鸡用牛刀”或许也是有必要的，否则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它又死灰复燃。我实在搞不懂：中共犯下的罪行已是罄竹难书，将真相揭露出来已足够骇人听闻，有什么必要再去虚构？
老高按：因为工作和兴趣的关系，经常接触一些史料、回忆录，也就有人误以为我了解很多内幕，来向我求证一些史实。例如，前天就有人来函问我：中国大陆某党史报刊2008年一篇文章说1967年江青打了周恩来一个耳光，是否可信？
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的民众得到信息的方便程度和信息量，都是20、30年前无法想象的。但也带来困扰，最大的问题就是海量信息泥沙俱下，良莠莫辨，鱼目混珠，许多消息真相夹杂不实之词，究竟是真是假？更让人束手。例如有篇文章介绍令计划，言之凿凿地说他是山西大学毕业，又说他在团中央担任胡锦涛的秘书云云，让我啼笑皆非。
为什么会有不实信息？原因也很多，一言难尽，中共的信息管治和封锁，应该是主因，因为真实信息被禁锢，虚假信息自然就大肆泛滥。而有的真信息被人斥之为假，有的假信息又被人力辯其真，更增加了其复杂性。
昨天有人貼出署名“袁隆平”（中国水稻专家）的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袁隆平：中国最大的劫难已无法避免》，但很快就出来辟谣的文章《假袁隆平博文虚构供应危机 中国种业实供大于求》（http://192.237.216.218/MIB/news/news.aspx?ID=N000012130）
我在编辑《新史記》杂志时，读到有一篇文章郑重其事地引用《楊尚昆日记》讲述的故事。但我恰巧了解这篇《楊尚昆日记》是伪作，因为这篇东西用当时还健在的人民日报社前社长胡绩伟来为之背书，而在此前不久，有一位我也认识的学者去看望胡绩伟，向他求证，他断然否定。再加上其它的一些因素，让我不予采信这篇《楊尚昆日记》的说法。
《杨尚昆日记》中最离谱的部分是说邓小平和胡耀邦杀害北京公安干部和告状群众。8月5日日记称：“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19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只看这一段，就可以断定全系谎言！
今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条分缕析地论证了这篇东西是捏造。在我看来，未免有点书生气——戳穿这篇假货，还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我是舍不得花这么多时间去驳斥这一派胡言的。但是既然有人写出了批驳的文章，我也乐于传播。毕竟，对假货，“杀鸡用牛刀”或许也是有必要的，否则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它又死灰复燃。
《楊尚昆日记启封》涉及重大问题甚多，居然还有人真相信，我在这里转贴这篇文章，澄清史实。此文顺便介绍的许多邓、胡、华、叶等中共高层的互动，也颇有可读性。
我百思莫解：中共犯下的罪行已是罄竹难书，将真相揭露出来已足够骇人听闻，是什么人一定要花这么多工夫再去虚构？
质疑《杨尚昆日记启封》
盛平，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54期
杨尚昆是中国党史和国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一生波澜壮阔，历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草创、板荡各个历史时期；从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到邓小平时代的国家主席，经历跌宕起伏。2001年9月，在杨尚昆去世三年后，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杨尚昆日记（1949年至1965年）》上下卷。《杨尚昆日记》是国内迄今出版的地位最高的中共前领导人的日记，也是内容最为丰富、部头最大的一部日记，日记问世后即受到各界关注。“文革”十年，杨尚昆受到监禁，绝少可能写有日记；其复出后，升至党内中枢重臣，参与党内重大事件，动向引人关注。但期间是否记有日记，坊间说法不一，官方亦无公告。
2011年来，网上流传《杨尚昆日记启封》一文，此后又有《胡绩伟谈杨尚昆日记》一文在网上出现。两篇文章都假托《杨尚昆日记》的名义，互为托衬，互作伪证，编造出许多抹黑攻击胡耀邦和邓小平的邪恶说法。该文捏造1988年7、8月间，杨尚昆6次到胡耀邦家与胡深谈，胡向杨透露党内重大机密，杨将谈话内容写入日记。经笔者考证，以上均系捏造。现对《杨尚昆日记启封》一文真伪做一个详细说明，以正视听。
一、杨尚昆日记档案纯属捏造，胡绩伟也从未发表对《杨尚昆日记启封》的看法
《杨尚昆日记启封》文中称：“（2005年）11月18日到11月21日，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次公开了杨尚昆日记档案、公布了胡耀邦病危期间与杨尚昆的谈话档案。”笔者曾询问过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章百家，他驳斥了这种说法。他说：2005年11月，中央党史研究室没有和中央党校组织过这个研讨会，中共更不存在中央理论研究室这一机构，所谓“首次公开杨尚昆日记档案”和“公布胡耀邦病危期间与杨尚昆的谈话档案”纯属子虚乌有。他也从未耳闻有“杨尚昆日记档案”和“胡耀邦病危谈话档案”之事。胡耀邦1989年4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住进北京医院，4月15日早晨不幸病逝。在病危期间，胡耀邦亲属始终陪伴在胡耀邦同志身边，身边工作人员也守候在北京医院病房。杨主席去北京医院探过病，但与处于病危状态的胡耀邦没有单独交谈过。据《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1989年4月8日至15日条：“护士轮流守护。病情有波动，一天比一天趋于稳定。很多人来探望，医生不准进入病房。……一再要求看书看报，医生不准，叮嘱护士和陪护家属，不要同他谈时事政治，以免激动。”
杨尚昆和胡耀邦没有在胡耀邦病危期间单独交谈过，所以不可能有这种所谓的政治“日记”，也不可能有记录，更不可能存档成为归档的“档案”，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对于《胡绩伟谈杨尚昆日记》一文的真伪，在胡绩伟生前，我们曾经向他核实此事。胡绩伟是《人民日报》正部级退休干部，他表示，他看病住院都在北京医院，从未在西安住过院，他90多岁了，怎么可能去西安住院？他也从未就杨尚昆日记启封一事接受过采访，《胡绩伟谈杨尚昆日记》完全系伪造之作。近日，我们又向胡绩伟女儿胡雪涛核实，她表示，他父亲胡绩伟从未接受过他人就杨尚昆日记的访谈。胡雪涛对伪造他父亲的访谈来丑化胡耀邦和邓小平的作法，表示愤慨。
二、《杨尚昆日记启封：胡耀邦临终忏悔》严重抄袭《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造假手法如出一辙
仔细阅读《杨尚昆日记启封》，我们发现该文与《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的写法如出一辙，无论是文章标题、段落编排、遣词用句，还是内容情节的杜撰，完全是一个套路。当然抄袭时也有变化，杨文抄邓文时，很多人名换了，汉字数字改成了阿拉伯数字。
1、关于《杨尚昆日记启封：胡耀邦临终忏悔》的文章标题。相信同时看到《杨尚昆日记启封：胡耀邦临终忏悔》和《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的读者，一定忍不住哑然失笑，这两篇文章的标题何其相似，党史大人物“临终忏悔”，确实能够吸引眼球，但如此一模一样，杨文编造者也太缺乏创意了，连文章标题也不避抄袭之嫌。
2、关于中央党校等召开 “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研讨会”。《杨尚昆日记启封》中说：“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11月18日到11月21日，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次公开了杨尚昆日记档案、公布了胡耀邦病危期间与杨尚昆的谈话档案。这一切，可以从杨尚昆日记中得到印证。”本段文字抄袭自《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一文的开头：“今年一月八日，是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次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小平、叶剑英的谈话档案。……这一切，可以从邓颖超日记中得到印证。”（笔者注：本章引文部分用标黑提示两文一致处）
本段文字基本一样，不过换了人名和时间而已。中共中央没有中央理论研究室这样一个机构。抄袭者把这个错误也照搬过来了。据查，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没有开过“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研讨会”，更何谈公开杨尚昆日记档案。
3、关于杨尚昆日记档案的保存。《杨尚昆日记启封》中说：“1997年11月，杨尚昆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我身体极度虚弱，有可能去见马克思，如何处理有关我的日记资料档案？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杨尚昆：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本段文字抄袭自《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一九七八年十月，邓颖超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档案？’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邓颖超：‘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
本段文字基本一样，只不过将人名和时间替换而已。
4、关于杨尚昆同志日记档案解密。《杨尚昆日记启封》说：“1998 年3月2日，在中共第十五届第三次全会后，杨尚昆又提出有关资料问题。中共中央主席江泽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杨尚昆说：‘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个方面：党内团结、党的形象、邓小平同志功过评价等方面。’直至杨尚昆逝世后，他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2009年3月，中央对杨尚昆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本段文字抄袭自《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该文说：“1981年7月2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邓颖超说：‘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个方面：党内团结、党的形象、毛主席功过七三开评价、人民对总理热爱等方面。’直至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二００四年三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
即使是抄袭也是漏洞百出，缺乏对中共历史和现实的基本常识。比如，“中共第十五届第三次全会”的表述，而且1998年3月前召开的是十五届二中全会，而不是三中全会。
再有，把江泽民称为“中共中央主席”，显然抄自《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中所说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如何如何。众所周知，中共早在1982年9月十二大以后就不设中共中央主席一职了，此后中共最高领导人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第三，《杨尚昆日记启封》说“他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这依然是抄自《邓颖超日记启封》“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实际情况是，中央政治局属下机构中没有机要局，只有中央办公厅下设有机要交通局，负责中央文件传送等工作。
至于说2009年3月启封日记，“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等，经笔者向中共中央党研室原副主任章百家询问，他说这完全是子虚乌有。
5、关于胡耀邦突然发病。《杨尚昆日记启封》中说：“1989年4月8日上午9时，耀邦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7次会议时，突感胸闷难受，经过一时抢救后住院，直至4月15日突然逝世。在这七天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4月12日、4月14日和4月15日发出三次病危通知。” 本段文字抄袭自《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五月七日、七月十一日、九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十二日、次年一月五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
据胡耀邦女儿满妹《思念依然无尽》一书记载，胡耀邦住院期间，北京医院从未发出过病危通知，更没有发出3次病危通知。至于《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中所说周恩来住院发出5次病危通知，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5年1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香港客人费彝民；5月7日，周恩来前往北京医院看望谭震林、汪东兴；7月11日，周恩来同朱德谈话；9月25日和11月12日年谱无记录；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治疗手术，下午至夜间，在京大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分批前往医院探望。邓文中关于周恩来病危通知的说法纯系瞎编。
6、关于请小平探视耀邦。《杨尚昆日记启封》中说：“1989年4月13日，邓小平在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李鹏和乔石提出：‘小平同志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耀邦？’邓小平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他的情况我了解，不是大病，住几天医院就好了。’”本段文字抄袭自《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该文说：“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
1989年4月13日，邓小平在家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是编造者的杜撰。《邓小平年谱》没有这次会议的记录。另据《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试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应由总书记主持召开，并在《人民日报》公开报道。此时总书记赵紫阳并未出访，即使有这样的一个会议，也应该由赵紫阳主持。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5年5月3日，周恩来去中南海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会议。大家在同一个会议室开会，何必还要去“探望”周恩来？
7、关于胡耀邦同志病危。《杨尚昆日记启封》中说：“1989年4月14日，在医院第二次发出胡耀邦病危通知后，江泽民，李鹏，乔石，杨尚昆等联署上书邓小平：‘盼小平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邓小平委托邓林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本段文字抄袭自《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该文中对应的内容为：“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韦国清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毛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1989年4月14日，江泽民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他不可能排在常委和杨尚昆前面，联署上书邓小平。中央既然没有发过胡耀邦的病危通知，何来大家联署上书邓小平呢？此时的总书记是赵紫阳，造假者却没有把他编排进联署第一名。同样，1975年9月25日中央并未发过周恩来病危通知，叶帅等人9月28日何必要联署上书毛泽东呢？当时毛远新正在赴新疆参加新疆自治区的庆典活动，怎么能受毛委托传话呢？
8、关于胡耀邦同志追悼会。《杨尚昆日记启封》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19日，中央政治局请示邓小平的意见：‘是否出席耀邦同志的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邓小平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紫阳致悼词便可，我身体不好，就不便去了’。但4月22日邓小平在卓琳的劝说下，还是参加了胡耀邦的追悼会。” 本段文字抄袭自《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该文说：“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十二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相隔十多年，毛泽东和邓小平说的话竟然一样，造假者的水平和创造力可见一斑。
9、关于杨尚昆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杨尚昆日记启封》1989年6月23日处写到：“人民军队怎能向人民开枪？我（指杨尚昆）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改革开放有十年了，可是物价飞涨，官倒横行，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强烈不满。64事件中学生是有错，可也不能开枪呀。” 本段文字抄袭自《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中 1975年10月3日一段：“我（指周恩来）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二十六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著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这三句套话完全是抄袭，足以判断《杨尚昆日记启封》的真假。
通过以上9段文字的比对分析，《杨尚昆日记启封：胡耀邦临终忏悔》无疑是一篇托名伪作，完全是模仿抄袭《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或许是出自一人之手也未可知。
三、对《杨尚昆日记启封》捏造历史情节的批驳
《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已被中共有关机构和周恩来、邓颖超亲属证明是伪造之作，抄袭《邓颖超日记终于启封》的《杨尚昆日记启封》一文自然更是欺世之作。既然该文已被证伪，本无需多费笔墨，但是鉴于该文在网络上流布甚广，且掺杂着若干坊间流传的涉及胡耀邦的谣言和诬蔑之词，笔者在此，对该文中涉及的有关内容作进一步的批驳：
1、关于胡耀邦和杨尚昆是否有六次谈话。《杨尚昆日记启封》说：“1988年7月13日—8月24日，杨尚昆去胡耀邦家6次，每次长谈约5个小时”。即7月13日、7月14日、7月19日、8月5日、8月6日、8月24日共6次。据向胡耀邦警卫秘书、中央警卫局李汉平了解，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欲见胡耀邦，作为警卫秘书的李汉平不可能不知道。几乎时刻不离胡耀邦同志左右的李汉平回忆，在8月1日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建军节纪念活动上，杨主席见到胡耀邦。胡坐在沙发上，杨俯下身，关切地询问胡的身体情况，建议胡出去走走、散散心。除此之外，1988年7、8月间，胡耀邦同志和杨尚昆同志不曾在胡耀邦家里会过面，也不曾在其他地方见过面。如果按《杨尚昆日记启封》所说，杨尚昆见胡耀邦是了解情况，并无其他不可告人之秘密，则没有必要避开身边警卫人员。根据中央警卫工作的规定，李汉平职责所在是每天始终不离胡耀邦左右。首长6次会见杨主席，每次5个钟头以上，警卫秘书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简直是匪夷所思，何况杨尚昆贵为国家主席。据向胡耀邦同志的亲属了解，他们也从来不知道这件事。结论是，除了8月1日胡杨在公开场合偶然碰过一次面之外，在这段时间内胡杨没有见过面，故也没有6次累计30个小时以上的谈话。既然会面都不存在，又何谈杨尚昆记有见面谈话内容的日记？又何来关于杨尚昆日记的“档案”呢？
另据2005年出版的《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记载，1988年7月，陆定一、胡绩伟和秦川曾拜访过胡耀邦，并没有杨尚昆见胡耀邦的记录。8月1日后，胡耀邦同志去山东烟台疗养，何来杨尚昆去胡耀邦家六次？据沈宝祥编印的《胡耀邦诗集》一书记载，8月初，山东省原团省委书记林萍看望在烟台休养的胡耀邦，胡耀邦赠林诗一首；8月10日，胡耀邦赠作家魏巍诗一首：“禹域乾坤变，人间爪鸿新。梁音千百啭，此曲最牵情！”胡耀邦在同日给魏巍的信中说：“我现在在烟台治疗，情况甚好。” 8月14日，胡耀邦在烟台又赠肖克诗一首：“寂寞沙场百战身，青史盛留李广名。夜度将军罗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诗后注“8月14日”。8月下旬，胡耀邦在烟台东山宾馆接见来烟台疗养的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陈曾在中央党校做他的秘书，两人相见甚欢。9月1日，陈维仁又来胡耀邦住所看望，胡耀邦并于当日诗赠陈维仁：“碧海秋昊又相逢，忽闻退作长寿翁。十载辛耘莫嗟少，栽得桃李到瀛蓬。”陈维仁吟诵赞老首长诗，有4句是：“戎马倥偬为大同，十年开拓振雄风。壮心难酬忧国运，神州功盖有三中。”胡耀邦在与陈维仁的谈话中说：我们党犯过错误，有的错误往往重复多次都没有接受教训，搞个人迷信，历史上大的有两次，结果都不好。但看来有的人至今没有吸取教训。
有文字记录的胡耀邦在北京和在烟台疗养时的活动，再一次证实7、8月间杨尚昆不可能像基辛格秘密会见毛泽东一样，在北京秘密会见胡耀邦，也不可能从北京坐飞机到烟台秘密会见胡耀邦。
2、关于华国锋职务变动及民主墙问题。《杨尚昆日记启封》1988年7月14日称：“耀邦告诉我，没想到小平同志这么霸道，听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见。竟然搞垂帘听政。很后悔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扶持邓小平。耀邦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但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便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
华国锋同志的职务变动，是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酝酿的，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公之于世。华国锋去职以后，胡耀邦正确对待华国锋，反对丑化华国锋同志。
1980年下半年，党内和社会上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舆论，认为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犯了严重错误，如宣扬个人迷信，坚持“两个凡是”，影响老干部的解放使用，要对“洋跃进”负责，有的老同志还指责他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党内也流传有“八人帮”的说法。胡耀邦不赞成说华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也不赞成说华是“坐飞机”上来的。他说：国锋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见《胡耀邦思想年谱》（上）P551）。关于“洋跃进”，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这个责任我们大家都有份。因为当时大家都同意了。处理华国锋的决议，胡乔木起草，经胡耀邦修改，措辞较和缓。
当时形成的主流意见是华的党中央主席的位置应该变动。在杜导正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赵紫阳的一段回忆，赵紫阳说：叶帅不赞成动华国锋，他和胡耀邦也不赞成动华国锋。“耀邦不愿动华国锋，主要考虑是怕自己来接”。
耀邦同志认为动华而引起的人事变动，不是一件小事，甚至还是一步险棋。据胡德平1980年10月12日日记记载，胡耀邦说：新的考虑，我认为是步险棋，我、赵（紫阳）、胡（乔木）都不太同意，但想的也并不完全一致。……把人事放在第一位，不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行！关于中央领导体制，胡耀邦设想：“我想设一个主席团，我在主席团中占据一个很不突出的角色。我也认为我在主席团中也不合格，……在这样的位置上多做工作。”（1980年11月23日胡德平日记）他认为党的最高领导最好搞主席团制，职务都是主席，制度是常委（制），每个人都是一票的关系。我们索性在最高的领导中，搞彻底的民主制，彻底的集体领导。……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这样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1980年12月27日胡德平日记）胡耀邦的设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提出过，但没有被接受。
实行主席团制，华国锋是党的副主席，是主席团成员，这是胡耀邦针对华国锋退出党的最高领导职位之后的一种设想。为了实现这个构想，他找了很多党内同志讨论此事。他为此构想一直努力到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十二大上，华国锋落选政治局委员，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只有6位常委，第7位华国锋落空。在胡耀邦的推动下，将党的主席制改为总书记制。
胡耀邦还向邓小平等几位老同志谈到：“党的主席我不能当！”前后共达10次之多。在1980年12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时，胡耀邦没有参加投票，他提前到湖南向地方说明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华国锋问题的讨论意见。
1984年1月9日，胡耀邦在湖南溆浦视察，听取省委负责同志关于湖南整党工作情况汇报后，对在湖南要不要提肃清华国锋影响的问题，明确指出：不要搞，不应该搞，不能搞。否则，势必引起混乱。他说：如果提肃清华国锋同志的影响，无非是两种办法：一是宣布华国锋的错误，层层讨论；第二是要说清谁跟华国锋犯过错误。这样做下来，后果难以预料。层层讨论，则势必搞成层层揭批，凡是和华国锋有过接触的，都得讨论一番，自我解剖一番。那就可能搞成上挂下联，以人划线，显然会引起混乱。胡耀邦指出：党内斗争决不能搞以人划线。如果在整党中去划分谁是跟华国锋的，谁是反华国锋的，人为地划分这个派那个派，这实际上是以人划线。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人划线的事，再也不能干了。
华国锋落选后，陈云讲不再做工作了。但胡耀邦坚持给华国锋政治局委员的待遇。新当选的办公厅主任胡启立看望华国锋，曾被老同志制止，并称“下不为例”。胡对华的态度，是邓对胡不满的原因之一，也是胡被迫辞职的原因之一。1987年初，邓与胡的几次见面中，邓都说胡对华的态度不对。
胡耀邦去世前十天，曾对人谈到华国锋问题。胡耀邦认为华的主要问题是继续搞“两个凡是”个人崇拜，这是受了几个秀才的影响；他认为对华国锋的问题处理不要过急，要宽一些，保留在政治局好，不要搞丑化。胡耀邦特别强调，粉碎“四人帮”，华和汪东兴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胡耀邦的看法得到党内大多数老同志的赞同，他的讲话彭真还特别称赞“讲得好”。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根本不存在胡耀邦“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
关于民主墙，这是华国锋时代中国民主进步的标志性事件。西单民主墙是北京人民在要求平反“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冤假错案，批判教条主义，批判极左路线中形成的类似英国海德公园那样一块社会民主之墙。民主墙始于1978年4月清明节贴于该墙上要求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字报《捂得捂不得》。高潮始于为《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事件鸣不平，与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内外呼应。叶帅讲，中央工作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民主墙是社会民主的典范。邓小平说：关于群众贴大字报的问题，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他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有些问题群众有疑问，有些话对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利，要向群众说清楚，要善于领导。1979年初，在谈到全国政治思想动态时，华国锋说：要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起来。这是三中全会决定的一条政治方针，是坚定不移的。这应当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前提。现在我们要避免出现一九五七年那种反复，千万要防止“翻烧饼”。当发扬民主时，号召大家鸣放，出了问题，接着又来个反无政府主义。要引导我们的民主生活健康地、有秩序地发展，避免走弯路。
西单民主墙的兴起，推动了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务虚会的进程。西单民主墙并没有针对华国锋，也不存在邓小平怂恿以民主墙搞掉华之事。
3、关于胡耀邦是否见过师东兵。《杨尚昆日记启封》称：“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了的。他已经与作家师东兵在88年3月和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是秘密地在家里与师东兵见的面，连家人和秘书都瞒住了’”。该说法来自师东兵的《政坛秘闻录》一书，该书所记胡耀邦见师东兵一事，2009年已被证明是编造的（详情见《师东兵中共高层<政坛秘闻录>风波》，《凤凰周刊》2009年第22期和2009年7月底《南方周末》文章）。
据胡耀邦的秘书高勇回忆，1988年春节到4月底，胡耀邦一直在解放军305医院住院，出院后到河北考察。胡耀邦警卫秘书李汉平说，胡家有中央警卫局警卫守卫，师东兵不可能进胡耀邦家而不被询问。凡要见胡的人，都须经他联系安排，在胡耀邦辞职后的敏感时期，除了中央领导人以及熟人外，陌生人都被拒之门外。况且此时胡耀邦在部队医院住院。
另据《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记载，“春节后，因长期废寝忘食地工作落下的胃病、腰痛、颈椎病日益加重。先到怀柔休养所疗养一段时间，春节后住进解放军三○五医院治疗。带去很多书。”“3月15日至19日，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因病请假，未出席会议。”
曾任山东、四川省委书记的谭启龙曾著文回忆，1988月3月，他携夫人严永洁和子女到医院探望胡耀邦。于光远曾著文回忆，4月下旬他到解放军305医院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对于光远说：几个月来自己的体重一直下降，而且直到现在体重还没有出现回升的趋势。于光远建议，像他那样的人，那样的经历，特别是他当总书记后那几年的经历，应无顾虑地如实写出来，为研究当代中国历史提供第一手材料。（见于光远回忆）
《杨尚昆日记启封》中说，1988年3、4月份胡、师见面是瞒着家人在家中秘密会面，实际上此时胡耀邦住在305医院，根本不在家中。胡耀邦对待同志、家人一贯坦荡真诚，怎么会背着家人、秘书，偷偷摸摸在家里见师东兵？2009年，胡耀邦的几位秘书和胡耀邦亲属已经证明：胡耀邦根本没有见过师东兵。2011年《杨尚昆日记启封》还以假做真，引用师东兵的说法来散布传播谎言，更进一步证明该文是欺世之作。因此可以这样说，凡是引用师东兵描述胡耀邦的文字作品，都是造假之作。
4、邓小平、胡耀邦是否是四五运动的后台？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文革”、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极左路线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四五运动”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杨尚昆日记启封》重点篇幅是抹黑“四五运动”。该文7月19日日记又称：“耀邦告诉我，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今天我给总理致悼词，或许我们死后就没有人给我们致悼词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一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胡绩伟谈杨尚昆日记》中说，“1976年清明节时北京的群众给总理送花圈是完全自发的。但有人张贴和宣读攻击江青和张春桥的诗歌和演讲，的确是邓小平和胡耀邦策划的”。
邓小平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说法来源于“四人帮”。“四人帮”为了达到打倒邓小平，将邓小平置于死地的目的，诬陷他是事件的总后台，将“四五运动”描述成一场有预谋的右倾复辟活动，邓小平、胡耀邦两位革命家成了阴谋家。
姚文元在炮制人民日报《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时说：“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此后，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评论、文章，就把 “邓纳吉”、“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总根子”种种诬陷之词，加在邓小平的头上。姚文元控制的人民日报写作组与反动写作班子梁效合写的《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说 “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姚文元亲笔把“一手造成的”改为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四人帮”在《人民日报》上诬陷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是中国的邓纳吉，中央据此撤销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
《邓小平年谱》1976年3月下旬—4月初条记述：“三月下旬，南京等地爆发声讨‘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四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夜召开会议，决定向各地下发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经毛泽东圈阅），要求全部覆盖‘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彻底追查‘幕后策划人’。四月四日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二百多万人次参加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使全国性的悼念、抗议活动达到高潮。为了不使江青等找到借口，邓小平要求全家人在这期间都不去天安门广场。”
1977年3月10日—20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指出，经中央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须知，此时的华国锋并不会袒护邓小平，“四五运动”也是拖了一年半后，1978年底才平反的。因此华国锋1977年3月代表中央作出的结论，并不是被迫的，也不是为了解脱邓小平而违背历史事实的。
据胡耀邦女儿满妹所作《思念依然无尽》一书记述，在1976年那个风雨如磐的岁月，胡耀邦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人帮”，支持广场上的群众。在他曾经整顿过的中国科学院系统，觉悟了的广大干部群众，不惧生死，走向天安门广场，成为那个历史事件中一道绚丽的风景线。但据后来披露的材料来看，胡耀邦只是他们的精神导师，而不是幕后推手。
在中央已经给出明确结论的情况下，《杨尚昆日记启封》编造者杜撰这些内容，与“四人帮”当年对天安门事件的栽赃和对邓小平的栽赃如出一辙，居心何其险恶。
《杨尚昆日记启封》7月19日还说：“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一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透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但他谎称是去北京饭店理发的。其实邓小平一直都是让北京饭店的师傅去他家理发。”这也是一派胡言。
事实上，在风谲云诡的1976年3月下旬以来，作为中国头号批判对象的邓小平，此时已经被软禁在宽街家中，限制了自由，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视。叶帅讲，当时邓小平已经做好做罗迈的心理准备。罗迈即李维汉，在“文革”中被赶出北京，仅发生活费。
《邓小平年谱》1976年4月7日条说：“‘四人帮’毫无根据地认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声称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要把邓小平抓起来。汪东兴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表示：不能冲击，也不能把人抓走。指示汪东兴将邓小平转移到安全地方。本日下午，邓小平夫妇被迁至东交民巷一处住所住下，并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仍住在宽街的邓小平的子女和工作人员不久也接到通知：不准自行外出，就地集中办‘学习班’。”
邓小平女儿毛毛（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在那些震撼人心的日子里，北京几乎所有能去的人都到天安门广场去了。他们去送花圈，去写诗词，去抄诗词，甚至仅仅去感受这悲壮而令人震撼的场面。唯独我们——邓小平的家人们，不能去天安门广场，不能亲赴现场去参加这一伟大的人民运动。‘四人帮’正在‘揪后台’，他们正在说邓小平是这场群众运动的‘大后台’。如果在天安门广场现场抓到邓小平的家人，那就会立刻成为他们栽赃的‘证据’。父亲命令我们全家人，在这个时刻，不许去天安门广场，不能给‘四人帮’以任何借口。我们家的人，都服从大局，遵从父亲的命令。我们不能去天安门广场，最多只能骑着自行车从长安街路过，在远处一睹那激动人心的壮观场面。”
邓小平在1979年9月明确讲过：“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
胡耀邦同志在1976年初也受到各种批判，并引发重病，住进“反帝医院”（即今天的协和医院），中国科学院造反派还闯进医院要继续揪斗胡。在当时的环境下，邓胡既不可能私下串通，更没有可能去组织策划两百万人参加的政治抗议运动。
中央领导人中去过天安门、坚决支持人民抗议运动的是叶帅。在“四五”期间，叶剑英元帅每天都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天安门广场去了解动态，抄写革命诗词。他看到讽刺、鞭挞“四人帮”的诗词，心里非常痛快。4月4日傍晚，他亲自乘车到天安门广场，在周边缓缓行车，目睹了广场上花山诗海的壮观场面，只是由于随行人员的劝阻，才没有下车进入广场。这是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
5、胡耀邦、邓小平是否迫害北京公安干部和告状群众？《杨尚昆日记启封》中最恶毒、最离谱的部分是说邓小平和胡耀邦直接或间接先后迫害北京公安干部和告状群众。8月5日日记称：“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还有若干警察掌握了高干子弟、联动成员在1966年8月“破四旧”时，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打人和在北京大兴县杀“黑五类”的证据，“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这几个干部也作为三种人秘密杀掉。我听了后很震惊，说我们现在讲法治，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耀邦说，所以我内心有愧呀。但我已经指示将这24名干部作为因公死亡处理了，也给了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五个干部也授予了烈士称号。”
经笔者向有关部门查询，北京公安部门1980年从未发生过24名科处级干部集体人间蒸发的事情， 1983年也不曾发生若干“三种人”人间蒸发的事情。《杨尚昆日记启封》所述纯系天方夜谭。“四五运动”是一场自发的反对极左路线和专制主义的伟大运动，是中国当代史光辉的一页。1980年时“四五运动”已彻底平反，“四五运动”的参与者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英雄，“幕后指挥”则是大英雄了。按照文章编造者的逻辑，邓小平决定处理这24个干部，因为这批人掌握了邓小平是“四五运动”幕后指挥的材料。但历史文献已经证明，邓小平不是“四五运动”的幕后策划者，因此他没有必要杀掉所谓的“知情者”。况且此时策划“四五运动”，不仅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丑事，而且还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如真有“幕后指挥”的材料，这时也成了大英雄的功勋了。何须隐瞒？更不会发生秘密枪决掌握他们是“幕后指挥”证据者的事情。再者，社会公认胡耀邦是共产党人中正直、良心的代表，根本不会以“秘密枪决”或专政的方式对待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另外，此时的最高领导人是华国锋、叶帅等人，中央领导人之间是有牵制的，邓胡不可能独断专行。
8月6日日记又说“耀邦说还有一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
编造者显然低估了读者的智商。据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介绍，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办文办信的有关规定，像这一类攻击邓小平的信件，领导同志是看不到的。在办公厅有关部门分拣群众来信时，遇到此类信件，已提前分拣出来，送到信访局处理。因此如确有此类事件，也与胡耀邦同志无关。如是申诉本人冤假错案的，则交胡耀邦办公室相关秘书。胡耀邦去世20余年以来，坊间从未流传过此类与胡耀邦有关的事情。
从胡耀邦正确对待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可以看出胡耀邦对此类事情的态度。1986年12月初，山西省委有人向邓小平告小状，说华国锋的亲家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拥华反邓。邓小平作出严厉批示。1986年12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出面，召集山西省委常委同志到北京开会讨论此事。经过多次会议，了解情况后，胡耀邦主持公道，顶着（被指为）“拥华反邓”的巨大压力，不赞成给李立功扣上“拥华反邓”的政治帽子，并批评了告状的年轻干部，要谋做大事，不要谋做大官。而这时距胡耀邦被迫辞职不到10天了。习仲勋同志具体处理这件事时讲：这次把你们叫到这里开常委会，就是要弄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责任究竟在谁身上？你们要坐在一起好好地谈一谈，开一次组织生活会，作一个深刻的检查。你们有话当面说，不要背后议论，不能你攻我，我攻你，背后攻击。他还说：在党内要讲老实话，是红就是红，是黑就是黑，不要说过头话。（见李立功回忆录《往事回顾》）
由此一件事，则可以看到胡耀邦的襟怀、胆识、担当，也可以管窥中央高层处理类似问题的方式方法，足以证明《杨尚昆日记启封》中所述皆是虚假伪造的荒诞离奇故事。
6、胡耀邦访日，是否一下飞机便向日本国旗鞠躬。《杨尚昆日记启封》1983年11月23日写道：“今天，看了胡耀邦访问日本的电视报道，没想到他一下飞机便向日本国旗鞠躬，我看他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据笔者看到的日本NHK有关新闻的录像，胡耀邦同志下了飞机，根本没有向日本国旗鞠躬，也没有任何鞠躬的动作。他与前来欢迎的人员亲切握手后，就登上汽车离开。所谓向日本国旗鞠躬是无中生有、恶意造谣。
胡耀邦在对日交往中，一方面促进双方交流，一方面坚持原则立场。1985年8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胡耀邦获知情况后，向中曾根发出“极为遗憾”的抗议信。年底，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日本作家山崎丰子。当谈到靖国神社问题时，他说：我不愿多次地重复同样的话。我只正式地讲了一次。我要说的是，决不干涉日本的内政，但日本要考虑不要去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有的国家要利用靖国神社问题。请不要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1986年7月20日，胡耀邦在承德讲到：前些天，我同日本人谈了一次话。日本政府的中曾根首相还想去参拜靖国神社，他派来一个名叫稻山嘉宽的人，把口信带给我，要单独同我谈一下。我就告诉他说：不是你参拜了靖国神社就等于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只是一条理由，你中曾根首相不是要在国际上树立一个爱和平、爱祖国，广交朋友、主持正义的高大形象吗？可对战争罪犯，你为什么还要纪念他们呢？靖国神社中甲级乙级战犯上千人嘛。我这样一席话，稻山听后表示说：我回国以后，立刻把话带给中曾根先生。8月5日，胡耀邦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针对去年8月日本首相中曾根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之事，胡耀邦严肃指出：把侵略者的头子奉为英雄，我们是很有意见的，把14个罪大恶极的战犯作为英雄是不行的。二阶堂进向胡耀邦解释，中曾根首相重视中日关系，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尽管国内有很大压力，他决定1986年不再去正式参拜。胡耀邦说：中国和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的人民，四十多年来一直在担心日本会不会成为军事大国，会不会扩张。日本朝野应当注意自己的形象和声誉，要自重。好的国际形象是要经过多年的努力用事实来树立的，而不是自己解释宣传就能奏效的。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等都不能简单地说是你们的内政问题，而是和别的国家相牵连的。你们对战争的态度问题，是关系到要不要搞军国主义、要不要扩张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不放心。(以上见《胡耀邦思想年谱》)
1986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听从胡耀邦的劝告，不再参拜靖国神社。此后7任日本首相也遵从中曾根的决定，不再参拜。
中曾根曾致信胡耀邦，中曾根在信中说：您在1983年访问日本的时候，我们一起确认了日中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决意。第二年我回访中国，也确认了日中关系“和平友好、平等互惠、相互信赖、长期安定”四原则，并成功实现了日本3000名青年访问中国的计划。我对此感到极为满足。中曾根在信中还表示：日中两国随着交流量的扩大，两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若干的摩擦、误解，会产生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在日中关系四原则，尤其是“相互信赖”的原则基础上，尽早发现两国之间的摩擦、误解和不安定因素，真诚率直地交换意见，求大同存小异，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机敏的行动，防止问题的扩大，解决出现的问题。中曾根在信中特别谈到了自己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他说：我在战后40周年的去年“终战纪念日”，为了回应我国战死者遗属会以及各方面多年来的祈望首相参拜的夙愿，以首相的身份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我参拜的目的并不是肯定战争和军国主义，目的恰恰相反，是为了尊重我国国民的感情，追悼那些为国牺牲的一般的战死者，祈愿世界和平。但是我没有想到，虽然已经过去了40年，不幸的历史留下的伤痕还深深地铭刻在亚洲邻国国民的心中，作为负有侵略战争责任的特定的指导者，我去参拜靖国神社，结果给贵国以及亚洲各邻国的国民感情造成了伤害。所以我想我必须避免这样伤害的再度发生，所以我今年作出了不去靖国神社参拜的高度政治决断。
中曾根首相给胡耀邦送去这封信后，从此就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2001年，中曾根在日本《正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中止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他在文章中说：“我与胡耀邦是好朋友，我不能给他添麻烦。”香港大公网文章称：中日两国领导人最有信赖感，最为默契的时期，是“中曾根——胡耀邦时代”。（以上见香港大公网）
2007年6月，中曾根率日中青年世代友好代表团访华，受到胡锦涛的亲切接见。
7、关于新疆和西藏问题。《杨尚昆日记启封》1987年9月12日写到：“听王震说胡耀邦在新疆和西藏乱讲话，激化了汉族和当地民族的矛盾。我也很不满，怪不得有人称他胡乱邦。”
文章编造者编造王震、杨尚昆的言论，抹黑胡耀邦在民族工作上的贡献，手段极其卑劣。
胡耀邦在民族工作、宗教工作、西藏新疆工作上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89年4月22日，中央悼词指出：他在“促进民族团结、繁荣民族经济文化，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同日，新华社播发的胡耀邦生平说：“胡耀邦同志始终关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为加强我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合作，建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付出了心血。”2005年11月18日，在中共中央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座谈会上，中央指出：“他坚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政策，着眼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积极推进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他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建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胡耀邦在民族地区，尤其在西藏、新疆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1981年7月6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第一百零九次会议，讨论新疆的工作问题。会议提出：“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是进一步做好新疆各项工作的关键。新疆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也搞不好。”胡耀邦将这段话概括成：“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即“两个离不开”的思想。邓小平肯定和高度评价这个思想，他说：“这个观点很正确、很好，大家都这样想问题、处理问题就好了。”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民族工作、民族团结成绩斐然，有目共睹。
即便是1987年初生活会的发言和指责，也没有涉及民族问题，说明胡耀邦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没有任何争议的。王震、杨尚昆对胡耀邦领导的民族工作也没有提出批评意见。1980年9月至1981年8月，王震受中央委托，四次赴新疆考察。据当时随行采访的解放军报记者、并于1983年到1993年担任王震秘书的李慎明回忆，1980年—1981年期间，由胡耀邦主持新疆工作问题座谈会就有三次之多：1980年9月23日由胡耀邦主持，中央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1980年12月26日至1981年1月5日，中央召开了由胡耀邦主持的新疆问题座谈会。
“1981年10月19日下午，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同志同新疆自治区党委和乌鲁木齐军区领导进行了谈话，并又一次讨论了新疆工作问题。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新疆地处反霸斗争的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治区各级党委务必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断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迎接新任务。对工作中所遇到的每个重要问题，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的基础上，深思熟虑，妥善处理。全区各民族干部，要进一步发扬亲密团结，共同战斗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汉族干部，要牢固地树立长期在新疆工作，全心全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的思想。’
至此，新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逐渐恢复并发展。”（李慎明：《皓首策杖走天山——忆敬爱的王震同志晚年关心新疆往事》，2009年）
胡耀邦同志于1983年5月和1985年7月先后两次到新疆视察。在视察过程中，胡耀邦强调：希望各族干部和群众加强团结。关于新疆的地位，他说：“新疆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最大的边疆区，新疆是我国一个最大的多民族共居的自治区，新疆是保卫四化、保卫国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地区，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地区。最重要的一条，新疆和整个大西北，是我国二十一世纪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的阵地。”
1980年代初期，在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先后召开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1980年3月，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会后，胡耀邦亲临西藏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体，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实际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文革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
1984年3月，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着重研究了西藏的经济建设问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等9省市，帮助西藏建设43项中、小型工程项目。这些工程包括了能源交通、文教体育、医疗卫生、商业旅游和市政公用等方面基础设施。
后来，中央又开了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延续了前两次座谈会的精神和政策措施，并肯定了前两次的座谈会。
“80年代召开的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推动了西藏的拨乱反正，使西藏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开始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并通过休养生息，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关心西藏建设和发展纪实》，《人民日报》2001年7月18日第2版）
1990年4月13日，胡锦涛同志在《当代中国的西藏》审稿会上说：关于西藏新时期的开端，“从全国来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西藏来讲是1980年以来，在西藏历史上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见《西藏党史资料》1990年第3集）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这当然包括对胡耀邦民族工作的评价。
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肯定了中央在西藏的一系列政策：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目前西藏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西藏人民生活有了不小的改善。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邓小平：《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
1987年10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施特劳斯时，再次强调：“我们对西藏采取扶持的方针，要内地帮助西藏发展。关键是要使西藏人民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邓小平：《关键要使西藏人民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邓小平同志的这两次讲话就发生在 “1987年9月12日日记”前后，讲话对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使西藏人民比较快地，在物质上、在文化上，比较快地提高起来”、“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一系列政策是充分肯定的，对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是高度赞扬的，这对《杨尚昆日记启封》散布的谣言和谬说是最好的驳斥。
1980年9月23日，胡耀邦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决定派王震到新疆考察帮助工作。关于干部内调问题，王震在考察中指出：“西藏和新疆不同。西藏海拔高，到西藏工作的内地同志，年龄大了，不适应西藏，患各种疾病，并且生活费用较高，可以内调。”（见李慎明《皓首策杖走天山》）由此也可以断定，1987年9月12日日记中王震的说法是编造的。
1980年至今，中央和国务院的各种关于民族政策的文件，与胡耀邦的西藏新疆工作政策措施是一脉相承的。胡耀邦在民族工作上的一系列政策和思想，得到了高度评价。据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国家民委主任的伍精华指出，所有攻击胡耀邦在西藏新疆问题上犯了错误的说法，始作俑者是2005年出版的邓力群的个人回忆录《十二个春秋》，而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对该书的准确性和客观性，评价很低。
此外，《杨尚昆日记启封》中不乏明显的“硬伤”。比如，把“杨白冰”写成“杨白斌”。杨尚昆同志的弟弟杨白冰同志曾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三届五中全会增补），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造假者可能不知道杨尚昆、杨白冰的兄弟关系，五哥杨尚昆能把自己十二弟的名字搞错吗？只能说明从各个方面都露出该文造假之马脚。
四、对《杨尚昆日记启封：胡耀邦临终忏悔》作者的猜想
由上可知，《杨尚昆日记启封：胡耀邦临终忏悔》内容充满谎言，以帝王宫廷阴谋小说的手法编造党史重大事件。而《胡绩伟谈杨尚昆日记》一文则明显是在附会《杨尚昆日记启封》，为里面的谎言做伪证。这些政治谣言，意在抹黑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挑拨他们的关系。其动机阴险，其行为应负法律责任。
该文作者编造的故事，对不了解情况的人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这些故事里掺杂了一些坊间某些人制造的高层流言，似真似假，虚虚实实，令人不辨真伪。该文充满对邓小平、胡耀邦和其他一些老同志的刻骨仇恨，作者为什么这么做？耐人寻味。是国内的什么政治势力，抑或海外的什么政治势力？希望编造者站出来对质辩论。
伪造历史文献，抹黑历史人物，扰乱政治局面，是近年来坊间的一个创造。“文革”后期，曾流传周总理遗嘱，后查是民间所为。目的在于借总理的威望，反对“文革”和极左路线。近些年，网络上流传的《林彪日记》、《邓颖超日记》、《杨尚昆日记》，则目的各异，《林彪日记》是美化林彪，《邓颖超日记》是为了针砭体制，《杨尚昆日记》则是抹黑胡耀邦和邓小平。不管怎么样，都是无中生有，以假乱真。按共产党的原则，应该由有关部门出面辟谣澄清，却事与愿违。做相关工作的似有失职之嫌。建议党史研究部门应该设立发言人机制，建立一个辟谣平台。但据笔者与有关方面领导聊天，领导表示，如果假的都辟谣了，那没有辟谣的都是真的了，怎么办？
附：“四五运动”时胡德华是否鼓动朱德之孙朱国华闹事。《杨尚昆日记启封》中提到，邓小平让胡耀邦找一些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一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但有个别人把矛头对准主席，这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抢，打伤了许多的解放军，小平后来也很生气。认为这是让他下台的直接导火线。这也是后来我们没有给四五高调平反的原因。因为如果那几个人如果不把矛头对准主席，不搞打砸抢，主席根本就不会让小平下台。而他就会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击江青和张春桥了。”
前面已经批驳了邓小平、胡耀邦是“四五运动”幕后黑手的谬说，上述内容就没有必要再费笔墨了。
《胡绩伟谈杨尚昆日记》中还绘声绘色讲述了朱国华如何受指使，去煽动首都工人参与“四五运动”，并“打解放军，烧房子”。文中说，胡耀邦之子胡德华找到当时在北京当工人的朱国华，“请他喝了一顿酒，又讲了一些江青和张春桥迫害他爷爷的事情。当时朱国华曾经问过，这些事他怎么没有听说？胡德华便说，您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怕您生气，没有告诉您。这下把朱国华气坏了”。经向胡德华核实，胡德华说，1976年“四五运动”时，他正在重庆军事学院读书，军事学院请假销假制度严格，不可能随便离校。胡德华1977年毕业，1986年回京，1989年以前胡德华不认识胡绩伟。他没有参加过“四五运动”，也不认识朱国华。胡德华讲自己从不喝酒，今天也是这样。朱国华父亲朱琦已在1974年病逝，“您爸爸怕您生气，没有告诉您”，也因此是无稽之谈。胡德华说，“爷爷（指朱德）‘文革’中受迫害，还用外人讲吗？”此外，文中还煞有介事谈到1983年严打期间朱国华遭枪决是否是“杀人灭口”，称“朱国华的案子最后报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又转给康克清。康克清说了一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才把朱国华给枪毙了。”其实，朱国华母亲赵力平曾经明确表示，对于当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邓小平、康克清等领导均未介入，完全系法院自主判决（以上详情可参阅《朱德儿媳赵力平：悲欢家事》，赵力平口述，周海滨整理，《中外文摘》2012年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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