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談起中國轉型，最常見的是兩種態度：一種是“聽天由命型”，一種是“革命宿命型”。小民可以不操這份心，或者簡單化、情緒化地發泄，但是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思想者，禁不住要操這份心。他們明白，革命不是誰設計的，也不是誰設計就可避免的，但絕不能以此為理由就放棄設計職責
老高按：在一個國家從專制到民主的轉型中如何減少社會成本、化解抗拒阻力、避免總體震盪，一直是人們高度關注並多方探索的難題。數百年來，世界範圍內有了無數轉型平順的先例，也有無數轉型失敗或者雖然轉型但是付出高昂代價的先例。這就讓今天討論中國走向憲政的前景時，不同觀點的人手上都有一大把支持自己的論據。
就一般老百姓而言，我與周圍朋友談起中國轉型，談起如何做到長治久安，走出“興衰周期率”，形成和鞏固良性循壞的機制，發現朋友中最常見的是這麼兩種態度：一種是“聽天由命型”：社會矛盾的演變不可知，高層博弈的走向不可知，我輩小民“喝地溝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幹嘛？！（“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曹劌論戰》的時代就有人這麼說）一種是“革命宿命型”：這個體制，這些首腦，都是不進油鹽的花崗岩，除了炸翻，別無選擇——當然，自己不想去當引爆者。至於炸翻之後天下大亂，最後是否又出來一個強人襲用老譜，重走輪迴，接續專制，那就更管不了那麼多了。
小民不操這份心，或者簡單化、情緒化地發泄，但是對中華民族和億萬生民具有關懷之心、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思想者，禁不住要、不能不認真地、理性地操這份心——被執政者打壓也罷，驅趕也罷；被老百姓漠視也罷，訕笑也罷，他們也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他們非常明白，革命不是誰設計出來的，也不是誰設計就可以避免的，但是有使命感的思想者，絕不能以此為理由，就放棄設計的職責。
讀到中國大陸最富有原創性的歷史學家吳思（“潛規則”“血酬定律”等等規律的發現者、概念的發明者）的一篇不長的文章《轉型清算律》，我就強烈地感受到他為中國順利轉型而上下求索的拳拳之心，而他的這篇文章，也別開生面，開拓我們的思路，很值得一讀。不過，我相信吳思的看法在這裡必定遭到左右兩派的猛烈抨擊。
提醒一句：無論是清算還是赦免，都有一個前提：要弄清史實真相。談到對罪犯的赦免，必須是在確認他的犯罪事實之後。
轉型清算律
吳思，《財經》雜誌
之前讀了一些關於轉型和赦免的書。這是計劃外的，因現實問題及爭論帶來的。所謂現實問題及爭論，即中國如何向民主憲政轉型，動力何在，轉型時如何處理歷史問題，如何把阻力變成動力。我提出了“以特赦促政改”的設想，引起了爭論，必須到中外歷史中尋找依據和規律。
中國史方面，開頭讀馬端臨《文獻通考》中的赦宥考，馬先生的活兒做得比較粗。再看沈家本的《歷代刑法考》中的赦考，分類細緻，考證詳實，省卻了後人許多麻煩。讀了沈先生的考證，中國歷史上有多少種赦，為什麼赦，赦宥時會出現什麼問題，如何解決，大體就明白了。
沈先生沒做清朝部分，我粗略統計了一下，得出中國歷史上的赦免數據：從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共2132年，以中原正統王朝計，有1716赦，平均1.24年一赦。為何如此頻繁？簡單說來，就是交易合算。皇帝在各方面買好，鏟事，所付不多，所得不少。
世界史部分，一查才發現，討論轉型的書還真出了一些。中國出版界沒有缺位。
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早就讀過，帶着問題再讀，又有新的收穫。後者描述了各國威權政府向民主憲政轉型的歷史，亨廷頓發現一種矛盾：追求正義和真相，有時可能威脅民主。因此，他建議民主派遵循這條準則：如果官方主導的轉型過程啟動，不要試圖因為其侵犯人權罪而懲治威權政府的官員。這種努力的政治代價將會超過道德上的收穫。
《第三波》記載，1985年，烏拉圭軍人政權向民主政權轉型成功，民選總統桑格內蒂提出了一攬子對軍方的大赦計劃。在關於大赦法的辯論階段，民意調查表明，72％的公眾反對大赦，但立法機關仍然通過了大赦法。反對派發起簽名運動，要求把大赦法提交全民公決，四分之一選民簽名。軍方則威脅說，不會默認廢除大赦法。1989年4月16日公決，53％的烏拉圭民眾贊成赦免，追討懲罰性正義的人們再次失利。
林茨和斯泰潘的《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討論南歐、南美和蘇東的轉型經驗，有史有論，質量上乘。我們可以了解已經歷過轉型的地區如何出事，如何轉型，和其他政體相比有什麼優勢，又有哪些弱點。
朱雲漢等人的《台灣民主轉型的經驗與啟示》，金雁的《從東歐到新歐洲——20年轉軌再回首》，讀來也有類似的體驗。
奧唐奈和施密特的《威權統治的轉型》是一套四卷本大作中的最後一本，為前三卷做結論。在他們筆下，轉型好比一場大戲，有開幕，有發展，還有高潮。不同的角色在戲中互動，有分有合，各有各的算計。可惜前三卷未譯成中文，結論固然精彩，卻少了史實的鋪墊。
蘇聯轉型，有科茲和威爾合著的《來自上層的革命》。從官僚集團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解讀蘇聯轉型，出人意料又言之成理，讀了頗受啟發。確實，蘇聯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是一個常量，變化不大，變化最大的是官僚集團的想法和行為。那麼大的一個集團，他們想什麼？追求什麼？如何實現？追問下去，蘇聯轉型動力的另外一面便浮現出來。
英國教授瑞格比的《暴力之後的正義與和解》，專論歷史罪行的清算與赦免。從“二戰”之後的歐洲清洗，說到蘇東轉型之後，橫跨南非、拉美和中東。從世界史的角度一看，其對階級敵人的清算是最徹底的，極右的西班牙佛朗哥也不相上下。兩端相似，中間則大打折扣，一折再折。從歷史後果的角度看，打折比徹底好。
上述書中有一例涉及赦免的法律問題：1991年，前南斯拉夫在轉型中發生了種族戰爭，四年間死亡25萬人，其中九成是平民。200萬人流離失所，三四萬婦女被強姦。1993年2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成立前南斯拉夫國際法庭，負責審判1991年以來嚴重侵犯人權者。1995年10月，經過國際斡旋，交戰各方達成停火協議。問題在於，實現停火、維護和平均需要一些政治家和指揮官的參與，而這些人正是謀殺、強姦、虐待和種族清洗的直接行動者或慫恿者。一種聲音認為，許諾大赦也許更為妥當，它將對軍事和政治領袖產生強烈刺激，促使不同派別達成和平協議，挽救更多的生命。面對兩難處境，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辦法是：拖延14個月後，才任命了特別法庭的總審判官。第一年的特別法庭工作計劃成為一紙空文。而且，特別法庭無權查找和逮捕那些被起訴的人犯，國際部隊也不執行捉拿通緝犯的任務。
在這個案例中，法律落空了，但和平實現了。
阿塞莫格魯和羅賓遜的《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滿篇數學模型，但抽象出來的幾個影響轉型的變量及其關係，確實既有新意，又有見地。他們認為，貧富兩極分化，中產階級缺乏，將造成民主的困境。一極想共產，一極想自保，在衝突如此激烈的社會裡，民主如何誕生，又如何鞏固？南美民主制度的幾次反覆，由此可以得到解釋。
讀中國史，我很想按照老路子找找定律，但沒有找到。讀世界史，不敢有找規律的抱負，卻和一條疑似的定律撞了個滿懷。
亨廷頓在《第三波》中寫到，威權向民主憲政的轉型大概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改革，執政黨主導；第二種是替代，民眾推翻政權；第三種是改替，官民勢均力敵，上下協商改革。在亨廷頓筆下，這三類轉型與清算的關係非常清晰：官方主導的轉型不會有清算；民間主導的轉型會有清算；官民協商的轉型比較折騰，通常以揭露真相代替清算。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亨廷頓沒說。依我之見，在各國的轉型歷史上，赦免程度，甚至揭露真相的程度，都是由官民之間的力量對比決定的。其背後的道理是：赦免和清算的力度，由決策者的利害計算決定，也就是說，由決策者的成本收益決定。在官方主導的轉型中，決策者趨利避害，自然會努力降低成本，自己赦免自己。實力對比和利害計算都是真傢伙、硬東西，不以人的好惡為轉移。
在我看來，三種轉型與清算的對應關係，分明就是一條定律，可稱為“轉型清算律”。簡單說來只消一句話：政府主導的轉型沒有自我清算。不過，沒有對加害方清算，對受害方的補償還是會有的，如果受害者努力爭取的話。只是平反補償的比例高，清算的比例卻低得不值一提。
幾年前我寫過一篇《平反清算周期律》，依據的是明朝史實。現在擴展一下，進入世界各國的轉型史，就成了轉型清算律。時空距離遙遠，但背後的道理相同。明白了這條定律，不僅可以預測未來，各種勢力如何主動運用，趨利避害，更是引人遐想。
中國的轉型尚未完成，我們是後發國家。後發有後發的優勢，那就是通過讀史，學習成功者的經驗，吸取失敗者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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