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總是要踩着線走，沒有領導吭聲，就能走得遠一點。改革就是這樣一點一點前進的，大踏步前進的情況是沒有的。我問書記兼市長李灝：“這個階段我在廣東，沒有去北京，連電話也沒打過。廣東沒有動亂，深圳也沒有，我是如何支持動亂和暴亂？”
老高按：今天接着昨天轉發楊繼繩採訪羅徵啟的長文下半部分。
人們往往更關注羅徵啟在“六四”後被開除黨籍、撤職，其實羅本人對這一遭遇倒並不太在意，我在閱讀中對這一部分也不太在意。他被整肅，實在是題中應有之意，太自然不過了。但是我看到下面他說的這些，感到很有感觸—— 廣東省委派人到深圳大學收集情況，在學生中也收買一些材料。有關我的情況一條10元錢，重要情況一條15元。
經過省委和市委領導同意，我們還把深大黨委組織部、宣傳部和統戰部、武裝部都取消了，只設一個黨辦，……我還主張不要強化黨的機關工作的神秘性，不設保衛處，只設環保處。所有黨的幹部都由有行政職務的幹部或教師兼職。沒有全脫產的黨的專職幹部。黨委書記可以是教書的，也可以是掃地的，都有自己的工作，自食其力，有自己的工資。
政府靠納稅人的錢養着，這是應當的；黨靠納稅人養着，算什麼事？
我說：“這次出國使我非常震撼。在某些方面，我們共產黨不如美國教會。我看到三所教會大學，所有的校產、校舍、設備都是教會出錢。我們黨出錢了嗎？教會還設獎學金資助困難學生，令我最感動的還是全體教職員工都是教會的成員，教友，都是義務地工作。我看到一個花房裡有位老人在修剪花枝，我問他多大年紀，他說78歲。原來他早就退休了，到這裡來義務工作，是教會派來的。而我們的黨吃人民的，拿人民的，什麼也不給人民，還要人民熱愛我們、聽從領導，這樣能行嗎？能長久嗎？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因此，我在深大開會，提出四條建議，希望大家支持……
經過那個歲月的人，或許能掂出這些這些做法、這些言論的分量，知道在當時是何等石破天驚，是冒了何等風險。但在三十多年之後的今天看來、在海外看來，或許並無出奇之處，有人可能還會說羅徵啟沒有看到、更沒有直斥中共正是中國一切弊病之源，羅徵啟還在那裡抱着幻想修修補補，為中共續命……有什麼可稱頌的？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吧！羅徵啟在清華、在深大，竭力追求、營造的不就是這樣暢所欲言的空間麼！他已經盡到了他那一輩人披荊斬棘的責任，我們後人如何？
羅徵啟訪談錄（下）
楊繼繩，網刊《記憶》 2022年5月15日，第319期
時間：2009年2月17日下午至19日下午
地點：深圳市清華苑建築設計有限公司
訪談人：楊繼繩
（續前）1990年我被開除黨籍後，（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王照華馬上派人來看我，以後他每次來深圳都要叫我去見他，對我有鼓勵，也有批評。他對我說：“你是耀邦同志交代給我的，說是他要親自安排，他還沒安排好就走了，我還得關照你。”
1981年暑假培訓班畢業了，大部分人都安排了工作，但沒有安排我工作，中組部也沒有安排，清華也回不去了。1981年下半年到1982年我在家裡待了7個月，成了“待業中年”。
楊：你調團中央沒有成功，怎麼知道與陳元出國的事有關呢？
羅：後來中組部告訴我，我不能去團中央，是“陳辦”不同意——“陳辦”就是陳雲辦公室。
我“待業”的那段時間，高沂（曾任清華黨委副書記，後任教育部副部長）打電話讓我去他家一趟，說有要緊事兒。到他家後，他說：“南翔同志授權我跟你談話。問你為什麼要反對陳雲的經濟思想？”我說：“高沂同志，你信嗎？”他說不信。我說：“我不是搞經濟的，我也不懂經濟，我怎麼會反對陳雲的經濟思想？文革期間我和梁鴻文到你家，罵江青，罵文革，我們是什麼話都可以說的，我如果真反對陳雲的經濟思想，我會瞞你嗎？”高沂自說自問：“南翔同志怎麼會有這個信息呢？”我把陳元出國的事跟他講了一遍。高沂說：“南翔同志那兒我去說一說。你的事兒我明白了。包餃子吃！”我就在他家吃了一頓餃子。
楊：陳雲看過你的信沒有？
羅：我不知道陳雲看過我寫的信沒有。我分析他後來應當知道的。1993年，田夫找我（田夫在清華當過副書記，他和陳家關係好比……可以直接到陳雲家裡。因為在文革中他照顧過陳雲的家人。陳雲親自批准建立管理科學研究院，讓田夫當院長），他說，“他退休後，想讓我接他的管理科學院院長。”我說：“我被開除黨籍了，不合適。”他說：“沒事兒，我這個院是陳雲批的。”我說：“那我更不能去了。”於是，我把陳元出國的事跟他講了。他說：“非常感謝你說了真話。我跟你講兩點：第一，我用人格擔保陳雲同志一定不知道這事，他決不會做出這樣的事；第二，你來管理科學院的事，先不要說死，我盡力疏通。可能中間有誤會。”但後來，他就再沒消息了。
組織上後來又讓我去中信（榮毅仁那裡）工作。我說：“榮老闆跟陳雲關係不錯，我願意去，也不一定去得了。”又曾想讓我去天津，接胡啟立的班，他從天津調任中央辦公廳主任。胡啟立也說：“我跟市委全體常委都說了，大家歡迎你去。”我說：“不願意去。”“他問：“為什麼？”我說：“我父親不同意。為什麼呢？我父親解放後曾在天津租了大光明電影院來經營，一位英籍巴基斯坦人是他的老闆。1953年，外國老闆要走了，他把大光明電影院和其他在天津的產業包括幾條街和北京東交民巷的一批產業都要交給我父親。我父親徵求我的意見，我建議上繳天津市政府。我父親把外國老闆送上了船，立即把電影院和其產業都交給政府了。接收電影院等產業是天津文化局的周科長。當時父親沒有要他開收據，自己留了一份財產清單。文革中紅衛兵抄家時把這份清單抄出來了，說是變天帳。我父親向紅衛兵說明原委，紅衛兵就帶着這份清單到天津找那位周科長，周科長說沒有這回事，是外國人直接交給政府的。我父親就被動了。所以我父親聽說我要去天津，就說天津無情無義，不能去。我想如果真去了，由於有我父親‘產業’這件事，估計前途也是凶多吉少。”
楊：如果你願意去天津，陳辦會讓你去嗎？天津畢竟是直轄市呀。
羅：你說的對，即使我願意，也不一定去得成。
楊：對你這位“待業中年”，清華怎麼辦？
羅：1981年冬天，我在家“待業”，胡德平到我家看我，我正在翻譯建築方面的技術資料。德平說：“你關心點政治吧，不要完全鑽到技術里去了。”“待業”7個月後，中組部才讓我回清華，仍擔任我去黨校學習前的職務——黨委副書記。
楊：你是怎麼來深圳的？
羅：1983年春節後，我接到香港清華大學同學會建築系同學的信。信中說：我們這裡聽說你要來深圳籌建深圳大學，香港同學歡迎你來深圳。我拿着信問劉達是怎麼回事。劉達說不知道。還說：我不會調你去深圳的，我沒有這個意思。後來我才知道，是梁湘為深圳大學找校長，恰好張健（曾任清華黨委副書記，那時是教育部副部長）到深圳。梁湘請他推薦黨委書記和校長。張健說：清華的羅徵啟合適。張健還建議可以把錢偉長調來當頭面人物，讓羅徵啟全面負責。張健是個“大炮”，可能是他把這事兒說出去了。後來劉達到深圳出差。梁湘見劉達提起羅徵啟和錢偉長。劉達說：羅徵啟是廣東人，會講廣東話。錢偉長已經去上海工業大學當校長了（後合併為上海大學），你們找張維吧。羅徵啟可以主持工作，他能團結人，但清華還是想用羅徵啟。
但是我倒想離開清華。在“四人幫”倒台前，劉冰就打算安排我調離清華。劉冰說，你在這裡，遲群總盯着你，將來還是要整你的。劉冰讓我去李昌那裡，李昌那時是中科院黨組書記，想讓我去當秘書長，以後接李昌的班。已經找我談過話了。很快，“四人幫”倒台了，李昌、蔣南翔、劉達在一起商量，說：劉達需要人，讓羅徵啟留在清華吧，因此沒走成。
1983年7月開始有動作了。當時劉達已退休，並且正在東北考察義務教育。林克（當時任清華黨委書記）找我談話，說調令來了，調你去深圳。我說：我去深圳合適嗎？上級會不會同意？深圳那可是邊境啊！林克一下子若有所思地說：“我明白。今天不談。”第二天一早，林克又通知我去，他說：“三部一辦都同意你去。你就去吧！”我說：“哪‘三部一辦’呢？我知道三部是教育部、中宣部、中組部，一辦是不是中央辦公廳？”“不是，是‘陳辦’。”林克說。
楊：從工作分管範圍上看，你到深圳大學的事應當與陳辦沒有關係。看來，你一直在“陳辦”控制之中，一直沒有跳出如來佛的手心。
羅：可不是嗎？想起來真有點可怕！
劉達退休後，林克接任清華書記，何東昌調任教育部長。何東昌患植物神經紊亂病，但一聽說調任教育部長，病就好了。
不久，教育部由黃辛白主持開了一個會，清華的校長高景德，副校長張維和我參加，還有人大副校長謝韜和方生教授，廣東省高教局副局長黃其江和潘澤琳也參加了。黃辛白說：“中央已批准建立深圳大學，請清華、北大和人大支持，現第一批調張維任校長、羅徵啟任黨委書記，方生任副校長抓教學。今天請大家來具體落實。深大已經招生了，九月開學上課，還沒有校長呢！”於是，高景德、謝韜發言代表清華和人大表示支持。張維和方生表示同意，只有我不表態。黃辛白點我名，要我表態。我說：“我還在考慮，我現在在清華忙得很，而去深圳大學當黨委書記，聽說深大現在只有不到二十個黨員，又聽說省委決定實行校長負責制，我去了沒事幹，所以我還在考慮。”廣東省高教局的黃其江說：“我明白了。今天先不定吧，我明天到清華去拜訪你，我們用家鄉話談心。”第二天，他果然到訪，告訴我說：“廣東省委常委連夜開會，聽取他的電話匯報，決定聘請羅徵啟同志任黨委書記兼第一副校長，主持深大的全面工作，即第一把手。”黃其江又補充說：“你也不忙表態決定，省委還決定請你、張維和方生先回家鄉看一看，然後再作決定不遲。”
於是8月底，我們一行人來到廣州，見了省、市領導，又到深圳參觀了深圳大學未來的校址。一平方公里，一片荒地，一張白紙，我感到這是我施展才能的地方，而且天高皇帝遠，干擾會少一些。我立刻愛上了這片荒丘野地。在和深大籌備辦的二十幾位教師和工作人員見面的時候，張維、方生兩位表了態，我就利用這個機會講了幾句話：“同志們，大家辛苦了。很對不起大家，我來晚了。”廣東省教育局的同志立即打長途電話向高教局匯報說：“他同意來了。他說，對不起，我來晚了。”
離別清華時，我去向副校長張光斗老教授告別時，他說：“你去深圳既合適，又不合適。”他進一步解釋說：“不合適，是指你是在紅旗下長大的，你不懂資本主義，深圳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你怎麼應付？”但一來到深圳，我看到這裡朝氣蓬勃，日夜奮戰，正是我嚮往的令人興奮不已的景象。一次，接待中外記者，當大家站在當時深圳最高樓（國商大廈）的樓頂上觀看深圳全貌時，一位香港記者問我有什麼感想。我說：“我來深大之前，一位老同志告訴我，深圳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到這裡一看，我覺得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因素最多、最好的地方！這裡建設速度快。難道慢才是社會主義，快反倒是資本主義？”陳雲、彭真從來沒到過深圳，其他中央領導人都來過。陳雲夫人于若木來過幾次，但從不沾深圳大學的邊。
1979年，恢復中紀委，陳雲任中紀委書記，何東昌當了中紀委委員。他就把自己當做陳雲的人了。後來，李兆漢告訴我，何東昌知道我到深圳大學，就說：“讓他去吧，反正這個學校建不起來！”李兆漢說，聽到這話汗毛都豎起來了。
清華有很多高乾子弟，他們中不少人和我的關係不錯。有的幹部子弟說：“羅老師太耿直了，本來是可以上去的。為陳元的事弄成這樣，代價太大了。”我倒不這樣看，我覺得這樣的結果對我未必是件壞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三、“八九”風波
楊：在1989年的政治風波中，聽說你受到處分，處分之重，在大學領導中是少有的。你能不能講一講這方面的情況？
羅：好。1989年“六四”世人皆知，由北京學生、群眾悼念耀邦同志開始，逐步演變為北京各高校學生“反腐敗”、“反管倒”的學潮，並迅速席捲全國，最後將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被鎮壓。深圳也當然會捲入其中，不能倖免。但是深圳大學在整個事件中出現的問題其實並不算嚴重。四月份深圳大學還很平靜。4月15日耀邦逝世後，深圳大學才有悼念活動。直到9月份新學期開學，整個期間深圳大學本科只停課一個半星期。我一號召回來上課，大家都回來了。專科（半工半讀）一天課沒停過，圖書館、電腦中心一天也沒有停過。
事後第一個整肅深圳大學真是沒有道理。廣東省委派人到深圳大學收集情況，在學生中也收買一些材料。有關我的情況一條10元錢，重要情況一條15元。如5月20日有學生找我，說鮑彤要我給他打電話，讓我跟他聯繫。我沒有注意這個學生是誰，只把這個學生給我的條子往口袋裡一塞，沒有給鮑彤打電話。因為我不認識他。這個情況也有人報給省委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1987、1988年，有媒體批評深圳大學黨的工作。但是有的領導卻表揚了，說深圳大學的改革是對的。1988年胡喬木來深圳，我猶豫見不見，深大幹部說：“別理他，左得要命！”我說，見一見，聽一聽意見也好。胡喬木到深大，還說，深大黨的工作做得好，把灰塵都掃掉了，乾淨了，這就好了。
有史以來，對所有的改革必然會有褒有貶，但孰是孰非，歷史自有公論。
楊：你說的黨的工作，具體是指哪些方面？
羅：主要是想改善黨的工作作風、工作方法、黨的形象。
楊：你對黨的領導方式進行了哪些改革？
羅：在清華時我就對黨的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等方面有想法。我覺得從反右及文化大革命以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黨已慢慢脫離老百姓，高高在上，並逐步蛻化為特權的黨，寄生的黨。政府靠納稅人的錢養着，這是應當的；黨靠納稅人養着，算什麼事？清華有《教師工作六十條》。這個文件規定，教師黨支部書記減少三分之一工作量，我就覺得不對。我來深圳想改變這種做法。1985年整黨學習，深圳市委每個辦公室都貼條子：“下午整黨學習，有事請明天再來”，他們半脫產整黨一個半月。對這種做法我很不滿意。
深圳大學規定：政治學習、組織生活和整黨學習都不許占用工作時間。市里要求我們整黨學習一二百個小時、全脫產要一個月，半脫產也要一個半月。我們沒有這樣做，而是不占用工作時間，搞了個周末黨校。把午休取消了。每天增加半小時工作，把星期六下午也空出來了。周末黨校星期六半天、星期一整天。還搞了個黨員閱覽室，在那裡學習整黨文件。文件很多，其實有的原來學過。黨員閱覽室全天開放，教師黨員隨時可以去看。規定每個文件學習多少時間，每人一個手冊，看完文件就在自己名字上打鈎。黨員分三批，每批兩個月。這樣做沒有占用教學時間，效果很好。只是黨員幹部辛苦一點。
同時，經過省委和市委領導同意，我們還把深大黨委組織部、宣傳部和統戰部、武裝部都取消了，只設一個黨辦，而且組織部和人事處，校辦和黨辦溝通協作，這樣精簡了機構提高了效率。我還主張不要強化黨的機關工作的神秘性，不設保衛處，只設環保處。所有黨的幹部都由有行政職務的幹部或教師兼職。沒有全脫產的黨的專職幹部。黨委書記可以是教書的，也可以是掃地的，都有自己的工作，自食其力，有自己的工資。解放前地下黨員還拿出工資來資助黨的工作呢，取得政權以後卻要靠國家財政養活，這不應該。清華規定黨的幹部減少三分之一的工作量，我們倒過來，要增加工作量。黨員幹部的平均工作量要比黨外教師職工的平均工作量要高。如果低了，這個支部就不合格。做黨員就得辛苦一些，就得多做些工作。在深圳大學，我這些做法黨內外都認可。
1987年我去美國訪問了幾所大學，其中有三所教會大學。10月底回來召集黨辦的幹部開會，我說：“這次出國使我非常震撼。在某些方面，我們共產黨不如美國教會。我看到三所教會大學，所有的校產、校舍、設備都是教會出錢。我們黨出錢了嗎？教會還設獎學金資助困難學生，令我最感動的還是全體教職員工都是教會的成員，教友，都是義務地工作。我看到一個花房裡有位老人在修剪花枝，我問他多大年紀，他說78歲。原來他早就退休了，到這裡來義務工作，是教會派來的。而我們的黨吃人民的，拿人民的，什麼也不給人民，還要人民熱愛我們、聽從領導，這樣能行嗎？能長久嗎？這樣下去是不行的！
因此，我在深大開會，提出四條建議，希望大家支持：第一，從1988年1月1日開始，學校取消黨組織的活動經費撥款，由黨組織自籌資金；第二，1989年一年內創辦一、兩、三個黨辦的企業，自己養活自己，為黨組織提供活動經費；黨辦企業必須奉公守法，不能利用黨的權力，占用國家資源；第三，從1990年開始，用黨辦企業賺的錢設立共產黨的獎學金，資助困難學生，獎勵優秀學生；第四，1991年用黨辦企業賺的錢設共青團獎學金，資助困難學生，獎勵優秀學生。”
我講完後，大家都表示贊同。黨辦主任唐才儒給我一份資料：1957年蘇聯共產黨的活動經費70％來自黨辦企業。我說：我們差距太大了，不得了啊，我們得下決心搞。從1988年1月開始直到我下台，我一直努力做這件事。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裡，我們黨組織的活動經費確是自籌的。
我採取“三上三下”的方式進行整黨。我先寫了個整黨檢查，放在閱覽室讓大家提意見（真有人給我提意見），這叫一下一上。根據大家提的意見，反覆改三次。然後在大會上說：這是我第三次檢查，這三次都有書面檢查放在黨員閱覽室，請大家看過，提過意見。現在再徵求大家的意見，還要不要我再作一次面對面的檢查，面對面地聽取大家的意見？下面說：不要了，夠了。
深大從建校開始，就不斷地在推出改革舉措。深圳市委開始對我們的改革不放心，總派人到我們周末黨校來檢查，他們看得認真。梁湘同志就認為我們搞得不錯，有一次市里開會，他讓我作個發言講一下。我發言時放了一炮。我說：“這是我們由革命黨變為執政黨的一個大問題。我們不能變成特權黨、寄生黨。”
我講到市委有關部門門口貼“下午整黨學習，有事請明日上午再來”的條子說：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能說“今天下午政治學習，有仗明天再來打”嗎？台下開始哄堂大笑，過後突然一點聲音沒有了。會後有人說：“你今天捅大婁子了。專職做黨的工作的人恨不得把你吃了。你好辦，你有專業，別人怎麼辦？”我問他：“你的看法是什麼？”他說：“我支持你的看法，但我不敢說。這股力量太大了，是惹不得的。”
這件事後來（特別是“六四”以後）成了我“取消黨的領導、淡化黨的領導”的第一大罪狀。他們說：取消黨的領導，連黨的經費都取消了，還不是取消黨的領導？工作組把我送到從化“反思”，並組織深大師生對我進行背靠背地揭發，但據我所知，沒有黨員批評我的這些做法。
其實，“淡化黨的領導”這句話趙紫陽講過，我沒有講過這句話。我是講黨的機關、黨的機構要簡化，黨的形象要改變。但是我認為，這句話沒錯。
楊：他們什麼時候開始批判你？
羅：1987年1月17日，我去廣州開會，當時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一下汽車，我感到不對頭。沒有人打領帶，都不穿西裝了，互相不說話，很緊張。當天晚上廣播耀邦下台，大家都沒說話。
第二天在省委禮堂開會。廣東省委書記林若在報告中說：“胡耀邦淡化黨的領導、取消黨的領導，我們這裡沒有這種現象？不會沒有的吧？深圳大學羅徵啟來了沒有？”我舉手，表示來了。林若接着說：“你在深圳大學搞‘三化’黨的活動業餘化，黨的幹部兼職化，為黨工作義務化。你這就是淡化黨的領導。”散會後出來，誰也不理誰，相互間不說話。開了兩天半小組會之後，第三天，林若派兩名幹部找我談話，他們說：“羅徵啟同志，林若書記在大會上點了你的名，批評了你淡化黨的領導的錯誤，你到現在一言不發，現在該向組織有個交代，表個態吧？”我說：“我怎麼交代？你說我淡化黨的領導，你得拿出證據來，先不說這句話對不對，請你們先說明，我在什麼地方、什麼文章中講過或寫過淡化黨的領導？”他們說：“你沒有聽說過？”我說：“聽過。是1月18日林若同志在會上講的。你們也在場，應該知道是誰說的，你問林若好了。他說羅徵啟淡化黨的領導，羅徵啟沒有說過，那就是他說的。”
楊：2000年5月28日我訪問軟禁中的趙紫陽，還是林若買的錄音機。去年林若還托人要我的《墓碑》一書。這兩件事說明，林若是同情趙紫陽的，也不會很左。他為什麼對你這樣？這中間有沒有“陳辦”的作用？
羅：“陳辦”有沒有作用不好說，我沒有根據。你說林若不左那是退休以後，在位時就不一樣了。在黨的領導這個問題上，我是另類，他們總是找機會批判我。宋平在一次講話中說：在這次事件（指1989年政治風波）中深圳大學出格了。
新中國的改革總是要踩着線走。沒有領導吭聲，就能走得遠一點。領導瞪你一眼，咳嗽一聲，你就退回去。改革就是這樣一點一點前進的，一帆風順、大踏步前進的情況是沒有的。但是89年時，黨突然撤回來了，我來不及撤，因此就叫“出格”了。別人退回去了，我退不回去，就晾在這裡了。
1987年胡耀邦同志被罷黜之後，林若點了我的名，我和深圳大學渡過了艱難慘澹的一段日子。梁湘時代深圳市委、市政府的一些老領導差不多都走了，只剩下常委副市長鄒爾康同志奮力保護着深大，但是到1988年，鄒爾康同志也調到海南去了。
楊：1989年春天深圳大學發生了什麼事情？抓你什麼問題？
羅：4.26（人民日報）社論廣播後，學生鬧起來了。我會見學生代表時說：“你們在學校關起門來鬧我沒意見，你們一出校門，涉及上層，涉及中央，我肯定要下台，上級不免我的職，我也要辭職。1986年12月你們遊行是我的錯，我有一個條例定得不合適。你們上了街，堵塞了交通，砸了一輛車，那時我還可以做工作，保護一下你們。這一次你們鬧過了頭，我肯定要下台，我下來了，就沒有人保護你們了。”這一次我基本把學生按住了，沒有出去。
4.26社論之後，全國各地主要的大學都捲入了學潮中，其中學生沒有上街遊行的除了深大以外，幾乎沒有。直到5月17日，因學校無法再阻止，深大學生才第一次上街遊行，而且秩序井然，沒有任何暴力破壞現象。
5月中旬，北京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深圳大學的教師學生聯合召開記者招待會。我沒有參加，按規定香港的記者是不能來參加的。主持人首先問：“這裡有沒有境外來的？”有一位記者說：“我是亞洲電視台的。”主持人說：“對不起，請你們退席。”亞視記者當場退席，但聽說後來又進來了，情況混亂，沒人管。當晚亞視播了。這也算成我的一個問題。
記者招待會的“溫度”越來越高，控制不住了，大家要出去遊行。學校擋不住了。打電話請示市里，得到的答覆只是儘量“擋住！”市里要求我們“擋住”學生，不要上街，但遊行隊伍走到市政府門前時，市政府派人送去水、食品，並且派車將遊行隊伍拉回學校。
這時，深大學生的情緒逐漸變得激烈起來，我要求黨員不要參加遊行，要求團幹部不參加遊行，要求黨員團幹部守住學校。到5月19日北京宣布戒嚴，深大就守不住了，有學生把燒着的報紙從樓上往下扔，很亂。我請最激烈的同學代表到二樓會議室，請年輕的教師幫助我安撫學生，其中有劉會遠（劉會遠是谷牧的兒子，組織能力很強，在學生中有威信）。劉會遠對學生說：“戒嚴這事兒，你們想一想，誰有這麼大的權力定？肯定是鄧小平決定的。鄧小平定的事兒肯定是不會改的。勸你們還是不要輕舉妄動。”當晚，學生仍決定第二天要去遊行，我明確表示不讓黨員幹部出去。
第二天學生要出去，我阻擋不住，又怕他們出去太亂，就說：你們最好選好自己的指揮，我還派一些非黨員的行政幹部和車子跟着。結果這天遊行秩序很好。這天晚上，市委副書記秦文俊、副市長李傳芳及市里一些領導同志來到學校，表示感謝和慰問說：“感謝你們，深圳大學的遊行隊伍十分整齊，秩序非常好，連地上的垃圾也掃乾淨了，影響很好。這樣的遊行隊伍從來沒有見過。”
但“六四”以後，省、市領導就翻臉了，連自己講過的話也不認帳了。
“六四”後，當局整肅深圳大學，主要抓住深圳大學的三件事不放：
第一件事是：“致中共中央的緊急通電”。5月中旬我見到市委副書記秦文俊，向他反映：“現在學校很難辦，很多事是政府管的，現在政府不管，推給學校，學校領導很為難。我想把意見向中央反映一下。”他問：“你怎麼反映？”我說：“我們正要開黨員代表會改選黨委，有些同志就想以黨員代表大會的名義反映。”他說：“絕對不能以組織的名義。”當時深大的劉會遠、張衛東、章必功、張文華等幾教師成立了一個寫作小組，我把秦文俊的意見通知了寫作小組。寫作小組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緊急通電”和“告全國人民書”兩份東西。5月20日中午，張文華拿着“給中共中央的緊急通電”給我看（“告全國人民書”已由遊行隊伍帶出去了，沒有給我看），說大家商量以個人簽名方式發文，讓我也簽個名。我注意到其中提到紫陽與戈巴喬夫談話透露中央有個秘密決定，大事還是請小平來定時，一方面對將秘密決定首先透露給外國人有意見，一方面寫了“不要太上皇”，這樣，矛頭是指向鄧小平了。我本有點猶豫，但還是簽了字。這就成了“一件事”。日本報紙說，下面黨組織向中央通電逼宮是少見的，只有深圳大學才做得出來。外電這種添油加醋的報道，使事態變得嚴重起來，而且我們給中央的“通電”，外國傳媒怎會報道出去呢！“六四”以後，工作組進校，我承認我看了稿子，簽了名，承擔了責任。
第二件事是：“告全國同胞書”。寫作小組在寫“通電”同時，還寫了個“告全國同胞書”。說實在的，這份東西和我的關係並不大，它的內容甚至直到今天，我尚不甚了了。但我是學校的第一把手，必須承擔領導責任，我一句話都沒有辯解。
張文華拿“通電”找我簽字時，告訴我遊行隊伍已經把“告全國人民書”帶走了。據遊行隊伍的領隊回來說，遊行隊伍走到市政府大門口時，市府派了一位官員（市府秘書長或副秘書長）接了“告書”。晚上市委副書記秦文俊來深大慰問時，當着許多人的面（包括深大校領導，黨辦主任，校辦主任，一些學生幹部，還有選舉出來的遊行的指揮等人）感謝大家做了大量工作，保證了安全，也沒有阻塞交通，遊行隊伍過後，垃圾廢雜物都清理好，許多傳媒記者都嘖嘖稱奇，都說“從來沒見過。”秦文俊還說：“你們那個‘告全國同胞書’市府已派專人送往廣州及北京了，你們就不必送了。”我此時才知道“告全國同胞書”已送出去了。
後來，“六四”事件發生後，6月17日，秦文俊召集校領導幹部到市委開會，在會上他怒氣沖沖地把一張油印的紙張甩在我面前：“你看看這是什麼東西，這麼反動，你們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怎麼搞的！”我拿起看了一眼，正是“告全國同胞書”。不到一個月，市府領導自己對之前講過的話，幹過的事及應該承擔的責任，全都忘了！
但是，我並沒有怨言，我是校長，是第一把手，我應當承擔責任。我只希望由於我承擔了責任，中央、省、市領導就可以放過深大：我們幾年來用血汗凝成的改革成果，不要毀於一旦。這麼多學生幹部和群眾、以及教職員工和黨政幹部日日夜夜全心全意建設和保護的這麼好的一所大學，不要因此沉淪！但是，我們的希望落空，我們擔心的情況陸續都出現了。
第三件事是：清查“非法組織”及其成員。這是一個非常可笑的罪名。我是校長和黨委書記，為什麼要搞非法組織？原來這是指5月20日群眾要上街遊行，我阻攔不住了。就宣布黨員和團幹部不准上街，留守在學校，保護好學校，但是遊行隊伍必須有指揮，我於是建議由群眾舉手表決選一個指揮組。我又指派了幾位教師、職工幹部協助。當場選出了一個指揮組。就是這個指揮組，5月20日那天，指揮得井井有條，沒有出現任何事故，受到市領導秦文俊的表揚。秦文俊表揚的時候，有指揮組的成員也在場聽到。而且5月20日之後，這個指揮組就沒有任何活動了。誰知過了兩個月。省、市公安機關，不聽我們的解釋，硬是出了個文件，說這個指揮組是“非法組織”！
到7月21日，市里通知：市公安局和南山公安分局領導22日要到學校宣讀和貫徹重要文件，要求學校組織教工隊伍參加。當天晚上，我接到一個電話，聲音低沉，說：“羅老師，我是3355……”我知道這是南山公安分局長的“BB機呼號”。我說：“請問什麼事？”他說：“老師，您的日子快到了，您要有思想準備，家裡和辦公室也收拾一下。明天要到深大宣讀關於非法組織的文件，要我代表南山分局去宣讀。我是深大的學生，是您羅老師的學生，我拒絕出席這樣的會。老師，您保重！”我以有這樣的學生而感到自豪。第二天他果然沒來，由一位副局長代。副局長對我說：“局長有事不來了，他讓我問您好。”此後，聽說這位正在讀深大專科（半工半讀）的局長辭職出國了。
省、市政府指揮的工作組進校以後，“非法組織”問題一直困擾着我們師生幹部，也困擾着工作組。因為師生當中沒有人承認自己是“非法組織”成員，這“非法”的“組織”在哪裡？它的綱領、目標、組織等等，作為一個“組織”應該有的一切，它都沒有。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對這樣一個虛擬的“組織”負責呢？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想，反正我直到現在，也不承認深大有過什麼“非法組織”。當時在深大讀書的上海代培生王滋，熱心參加各種活動，遊行隊伍選舉指揮組成員時，他第一個當選，工作做得很好，說他是“非法組織”成員，他當然不能接受，多次談話以後，被學校取消了學籍，送回上海，不知所終。此人此事，一直是我一塊心病，我不能保護他，深感內疚。
楊：上面是怎麼處置你的？
羅：7月24日，市里通知我去談話（我知道文件到了）。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灝、副書記秦文俊、廣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掛職到深圳剛到任的市委組織部長古之德三個人找我談話。古之德念了省委和市委文件，停止我書記、校長職務並進行審查。李灝說：“徵啟同志，你對廣東對深圳是有貢獻的，我們也不願意這樣處理，但領導指示，我們也沒有辦法。”又說：“你以後有事要找我不必通過辦公室和秘書，直接來我辦公室就可以了，我已經交代了。”我說：“謝謝。”
秦文俊說：“我會叫深圳大學給你安排一個生活秘書。”我說：“謝謝啦，我現在也沒有生活秘書，不必啦。”他說：“那不同了，你原來是領導，不用你說下面會安排好，現在你卸任了，看個病，用個車之類的事，總得有人安排一下。”
我又說：“我早就有思想準備。停職沒有什麼，不過我想問問，明後天你們誰去深圳大學宣布。”李灝說：“我明天接待外賓，文俊你去吧。”秦文俊說：“我明天主持一個會，老古你去吧。”古之德說：“我剛來，不認識深圳大學，深大也不認識我，我是今天才認識羅校長。還是市裡邊主要領導同志去吧。”於是，李、秦、古又推轉了一圈。我說：“你們商量吧！”我轉身就走了。
第二天，因為市里一直沒人來深大，我就召集幹部會議宣布：“我已經被免職，希望大家對我的錯誤進行批評，並希望大家和新的領導好好配合，把深圳大學辦得更好。”同時，我在電腦的校園網上，向全體師生宣布我被免職一事。
楊：後來深圳市委到深圳大學宣布沒有？
羅：沒有，直到今天20年了，市政府一直沒有人到深圳大學宣布免我的職務，也沒有下達我被免職的文件。但以後開除黨籍是來人了的。開除黨籍以後關於工作安排任免和調動，只有省、市委組織部的文件，沒有行政的調令和文件。1991年3月20日，市紀委書記莫華樞來向深圳大學的全體黨員宣布開除我的黨籍。會上有人遞條子問：趙紫陽還沒有開除黨籍呢，為什麼急着開除羅徵啟的黨籍？新任深圳大學黨委書記吳澤偉念這個條子後說：“問得很幼稚嘛，這是我們黨的一貫政策嘛！過去偽縣長、偽保長可以拉去槍斃，但李宗仁回來我們卻熱烈歡迎，安排工作。”他說完，會上哄堂大笑。
據說中央某位領導同志（我不知確切是誰）關於我的處理問題提出三條意見：
一、開除黨籍；二、免除行政領導職務；三、送回原籍。前兩條很快就辦了，第三條很難落實。開始要調我去清遠市房地產公司任副總經理。我拒絕了。因為總體上我不同意對我的處理，如果我默然接受了這項安排，則等於我接受了對我的處理。後來在當時接替林若新任廣東省委書記謝非的關照下，改為調任在廣州的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任副院長，我仍然拒絕，直到現在。
從1992年初開始，我就失去了工資、社保、退休醫療保險等所有的權益，戶口也被違法強行調離（在公安部長賈春旺的干預下，2001年戶口轉回深圳）。
為逼我離開深圳，1992年深大還把我愛人的工資也停發了，她的教學工作和指導研究生的工作都停了。直至她向各方寫信抗議這種的做法，半年後才恢復了她的工資和教師資格。
1992年10月，李灝曾經召集全體常委找我談話，要我離開深圳。先說了許多好話，說我有貢獻，是上級決定的，我們沒辦法留。又說在廣州給我買了126平方米的新房子……我仍不接受，除了前面的理由外，我還指出：中央、省、市三令五申不准動用公款買商品房私用，你們買這126平方米的商品房是個陷阱，會陷我於不義。
我同時質問紀委書記莫華樞：你在宣布開除我黨籍的深大黨員大會上，就坐在吳澤偉旁邊。對他說的“過去偽縣長、偽保長可以拉出去槍斃，但李宗仁回來我們卻熱烈歡迎，安排工作”，你就能容忍？他把我比作偽縣長，偽保長，我可以不說什麼，因我已被開除出黨，但他把紫陽同志，我們黨的前總書記比作國民黨的頭目，我不能容忍。我想請問你，是應該開除我，還是開除吳澤偉？
我又問李灝：“開除我的省、市委組織部和省、市紀委的文件說：‘羅徵啟在八九的政治風波中，錯誤地支持北京發生的動亂和暴亂，嚴重違犯黨的組織紀律。’所以開除出黨，我想請問，這個階段我在廣東，沒有去北京，連電話也沒打過。廣東沒有動亂，深圳也沒有，我是如何支持動亂和暴亂？至於黨員個人在‘通電’上簽名，即便內容有所不妥，甚至有錯誤，也不能定性說我違犯了黨的組織紀律吧！”
他們都沒有回答。他們也無法回答。我不諱言，我不同意4.26社論的基本觀點，我支持青年學生愛國反腐敗的行為，但是我不承認我個人和深圳大學支持過動亂和暴亂，不承認我嚴重違反黨的組織紀律。
楊：聽說你沒有去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院就職，自己辦了一個建築設計公司，這個公司經營得怎麼樣？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如何？
羅：我被逼得無路可走了，被拋到體制之外，人、財、物的資源都沒有了。幾乎是從零開始，白手起家。還好老婆不棄不離，等她到退休年齡，立即退下，在清華、深大兩個母校和許多校友的支持下，艱難起步，慘澹經營，逐漸成長起來，到2007、2008年，已達到400人，營業額兩年都超過1億，每年納稅近千萬。這樣做和這樣做的結果，也滿足了我在1987年參觀美國教會大學之後所立的心願，不用國家的資源可以辦企業。當然，我已被開除出黨，有利潤，雖不能建“共產黨獎學金”，但可以支持一些公益事業。如我們每年捐贈給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設的梁思成建築教育發展基金、蔣南翔獎學金以及中國民居的調查研究等。雖然現在還不是很多，但還是有一些成就感。所立心願，矢志不移！
近期文章：
一封信斷送了他的政治前程，也改變了中國歷史走向
黑社會不能管理高科技？那怎麼解釋俄國與中國
中國高考作文：賈寶玉的政治素養
不擇手段地戰勝了一個魔鬼，算勝利嗎？
端午節，兩千年來是不是紀念錯了人
道歉還是不道歉，這是一個問題……嗎？
如何避免無處不在的“眼鏡蛇效應”？
參與策劃多樁恐襲事件的日本前赤軍女司令刑滿出獄了
2022年，簡體中文大約的確已經死了
知青遇鬼記——《束之高閣》漫憶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