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能解释吗？是人死后“阴魂不散”，聚而为形，在深夜人们沉睡、理性卸甲之际，悄悄潜入其下意识？或者，是某些人脑神经细胞具备特别敏锐的能力，能超越时空探知已故者残留的信息？或者，在我们生存的三维空间之外，还有另外的平行空间，突兀地嵌入了一角？


　　◆高伐林

　　小引：我这大半生如何归纳？一字以蔽之：平。资质平庸，性格平衡，语言平白，运气平凡，人际关系平和，人生轨迹平缓……现在进入晚年，不能免俗地想写写经历过的事儿，却发现乏善可陈。就算做过点儿什么“贡献”，真写下来、端出来的，也不过就是一杯一杯平平淡淡温吞吞的白开水而已。
　　不管怎么样吧，因为疫情没法到处游山逛水，就翻拣旧书、咀嚼往事。想起一点儿写一点儿，不图解惑，纯属解闷，无害于人，只求娱己，写完改完后束之“高”阁——放在属于自家的堆放陈谷子烂芝麻的阁楼。


　　我现在要讲的这件事，称得上是一件怪事，与天门花鼓戏有关。
　　文革前《补锅》里的李谷一让人眼睛一亮，天下就此知道了湖南花鼓戏。文革中我插队到了湖北天门，才知道花鼓戏不是湖南专利，这里也有，由穷苦人乞讨谋生的“沿门花鼓”和薅草秧歌，发展而成了天门、沔阳一带的地方剧种。当地有句俗话：“听了花鼓哟喂哟，害病可以不吃药！”——这句话要用天门方言说，才够韵味。
　　我至今不喜欢听天门花鼓戏，虽然觉得亲切。印象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不管男声女声，都经常在中低音区盘旋几下之后，忽一下用尖利的假嗓翻上去高八度，然后还步步攀升，大幅度翻滚俯冲，让我直担心唱“劈”了（尤其是男声的对比太强烈）。这么个草根性的剧种，唱腔真是不该设计得这么难，戏迷们轻声哼哼两句还行，若自不量力地要拔高，那拖腔十有八九是在旁人的哄笑声中碎落一地。后来有比较内行的人告诉我说：各地都有地方剧种，要在这片江湖丛林中站住脚、冒出头，得有具备相当难度的“独门铳”，花鼓戏班子还特地要找能拔高腔的小孩，从娃娃抓起呢。
　　我第一次来到天门县小板区费塆的那一天，是1969年4月1日。这个日子记得这么准确，不是因为它是西方的“愚人节”，而是因为正赶上中共九大开幕，那天傍晚电台广播了“特大喜讯”。从天门城关的长途汽车站走出来，步行到费塆，十来里路，右边是波光粼粼的天门河，左边是人烟稠密，村村相连，也都贴满挂满红红绿绿的标语，不时也飘来天门花鼓戏的高腔……还真有普天同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气氛。
　　顺便说一句，好些个文革过来人说“九大是秘密举行”，真让我纳闷。鲁礼安的长篇回忆录《仰天长啸》这么说，我采访过写出《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的舒云，她也这么说。他们肯定弄错了，前者当时被关在黑牢，后者在深山保密单位形同监禁、不许听广播看报纸嘛。我记得很清楚，九大开幕当晚就广播了公报，要求各地连夜游行庆祝；然后每天报，一直报到4月24日闭幕。四年后的中共十大，那开得才是匆匆忙忙、鬼鬼祟祟。
　　到天门时我其实已经是个插队知青。1968年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12•21”最高指示发出来第六天，我哥和我就被工宣队催逼着下了武汉户口、打起背包，去了黄梅县。在那儿干了一个多月，春节前回武汉。比我大三岁的堂姐、高中六六届毕业生，也从她插队的天门县（天门改市是好多年以后了）回来过年。她一听我在黄梅的境况，立即劝我办投亲靠友，转到她那儿去。
　　她一一告诉我转到她那儿有什么好处：天门是全中国有名的棉花产区，收入高，正常年景，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高达一块二、三毛；地少人多，活路轻松；县离武汉近，社离县城近（六里），队离公社近（五里）。距离近，就带来极大的方便。后来有位在云南插队的北京朋友，对我讲过从西双版纳回北京探亲的苦难历程：先挑着行李翻几座山，到县城过一夜好赶上第二天早上的班车，辗转坐到昆明，再坐上T62次列车到北京，要开多久？正点为54小时18分钟——那是“特快列车”啊！
　　离城近，更大的好处就是开化。我姐对我描述：近郊的青年农民不出工时穿得就像县城职工，见识广，脑子开通，文化活动多，她所在的费塆大队，贫下中农业余文艺宣传队就能排出整场花鼓戏《红灯记》，到公社、到县里参加样板戏汇演。“水平当然不能跟北京的样板团比，可那乐队就有小二十人呢！”
　　我姐讲的最打动我的是：没有语言障碍。我最初下放到黄梅县小池区，其实离城市也不算远，九江就在长江对岸啊，农民说，天气好，能看见云雾缠绕的庐山呢。但黄梅方言却相当难懂，地处鄂、皖、赣三省交界，黄梅方言更受安徽浸染——黄梅戏就是安徽的主要地方剧种。我与村民的交流疙疙瘩瘩，他们每每笑话知青的武汉口音。天门方言就不一样了，有人甚至说，就是“夹生普通话”么，知青只要憋着讲普通话，就离天门话八九不离十了。方言中难免有些特别的词汇，像“打鼓泅”（游泳玩水）、未出嫁的女孩叫“酒坛子”或更简化为“坛子”；还有，“什么”说成“耸”，于是常听见“搞耸”（干什么），联系前言后语也不难领会，知青见面也常带戏谑地问：“齐耸嘎”（吃什么），与青年农民自然沟通无碍，很容易称兄道弟打成一片。
　　到天门来的武汉知青，除了对口的位于武昌区的几所中学数千学生，还有跨校来的一批学生文艺骨干。这些人，在文革造反高潮过去之后，就组织成武汉市电视台宣传队、武汉市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的简称）第一、第二、第三宣传队、话剧队等几支队伍，吹拉弹唱的水平在武汉三镇有口皆碑。专业文艺工作者们那个年月有的进了“牛棚”、有的扯旗造反夺权，都撤出了舞台，就属这些人蹦跶得欢了。老三届都得上山下乡，这些业余文艺骨干也不例外，但是通过种种运作，数十名来自各个中学的文艺骨干就相对集中到天门县的小板区和黄潭区。知青在县里集中时，组织了一场美其名曰“慰问贫下中农”演出，确实轰动了县城，据说把天门县的专业剧团镇傻了。我姐学过几年钢琴，又会拉小提琴，也常常被一起抽调到县里和各个公社巡回演出。

　　我初来乍到，在我姐的知青组吃了饭。晚上睡在哪儿呢？
　　我姐是在费塆大队的第八生产队落户，一共三个知青，两女一男，女生宿舍我当然没法去挤；那么与那位男生王哥凑合几个晚上？他是以话剧队演员的身份来这儿的，还是我武汉市一中校友呢，不过读书时并不相识，我是初中，他是高中六六届。但他的豪宅仅够他容身，无法挤住。
　　“到六队去住？……”晚饭桌上，那位女中音唱得非常漂亮的女生，吞吞吐吐地提议，话一出口就马上刹车，好像这个提议十分不合时宜。
　　前此她们已经告诉过我，在费塆大队第六生产队插队的是三个小女生，都是十七岁，三人中小王、小刘是舞蹈演员，小孙跟我一样投亲靠友，并无艺术特长。能踮起脚尖跳芭蕾舞的小王正被县里抽去搞庆贺九大演出，眼下只有小孙和小刘两个女孩在队里。六、七、八、九四个生产队，实际上就是一个百多户的大村。从八队走到六队，就是从村头到村尾，不过六、七分钟。
　　我姐姐沉吟了又沉吟，彷佛很难下决心，最后对我说：“去六队住吧。不过，我可先告诉你，你胆子要放大一点，万一出现什么情况，也不要大惊小怪……”
　　怎么了？
　　我姐姐压低声音：六队的小刘，遇到过鬼……不，遇到一件怪事。

　　三个女孩的住房，是生产队在知青到来之前抢着盖起来的：在原来牛屋和仓屋之间的空地，前后各砌起一堵墙——牛屋和仓屋的两面现成的外墙就成了知青屋的内墙，再用瓦片盖了屋顶，就成了。我姐细细告诉我：“中间用竹子、芦苇杆打了个隔断，挂个布门帘，分出前房后房，小王和小孙住前房，小刘一个人住后房。说是‘两间’，前房就是掉下根针后房也听得见。”
　　且说三个小女生刚住进去一个多星期，有天晚上，跟着老乡薅了一天草，她们腰酸背疼，都早早睡了。小刘迷迷糊糊睡到半夜，不知怎么就一下惊醒了。
　　虽然早把油灯吹灭了，但她清清楚楚地看见本来插上门闩的后门一下就开了，一个年轻的农村姑娘不知怎么就闪到了屋当中。是个光头……
　　“光头？！姑娘是光头？”
　　没错，我姐告诉我：小刘也不知道怎么就认定那光头是个姑娘，她脑袋的后面、下面有一缕缕头发，头顶却是光光的。形象够怪异的！
　　小刘急着要喊前面睡的小王小孙，一声也喊不出；急着要翻身下床，一下也动不了。就像《西游记》里说的被施了“定身法”，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光头姑娘张嘴就唱起了花鼓戏。哪一出哪一段？小刘听不出来，这个女孩唱得极为投入，不时唱出前面我提到的那种翻高八度的旋律，在高音区轻松自如，真个是穿窗掀顶，声遏行云！但是前房的小王小孙，竟然熟睡不醒。
　　唱着唱着，这个姑娘走上前来俯视小刘，小刘就觉得胸口窒息喘不过气；一会儿她退后一步，小刘才觉得松快点儿，涔涔冷汗早浸透了衣服。光头姑娘这么反反复复折腾了一个时辰，直到远处鸡鸣，她才结束独唱，不知怎么就闪出了后门。
　　这个时候，小刘才狂叫出声，把小王和小孙也吓醒了。小刘跳下床，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到前屋，跳上床，一骨碌钻到两个伙伴中间，将被子蒙住头。不管她俩怎么问她，也不吭声。
　　天亮了起床做饭，她才对她俩讲起半夜这件怪事。这个时候再去看后门，门闩却是插得好好的。小王、小孙半信半疑：你做恶梦了？心神昏乱？幻听幻视？黑暗之中认错了什么东西？……一到她们做饭就照例来看稀奇的那些老乡家半大孩子，更是起哄乱猜，笑话这城里来的女学生越怕鬼越见鬼。
　　但小刘说到光头姑娘唱天门花鼓戏，半大孩子突然静了场。有个孩子挤出门，一会儿拿回一个镜框：“刘姐，这照片里有你半夜见到的女伢吗？”
　　镜框里有四五张照片，男女老少都有。但有一张，是五个年龄相仿的女青年前三后二的合影，这张照片我后来也看过，看来是在天门县照相馆里照的。小刘一拿过镜框，眼睛一扫，毫不犹豫地指着其中一个女青年说：“是她！”
　　“福枝？！”这下，这些孩子们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小王小孙也看，照片上的福枝可不是光头，而是一头短发，那个年月很时兴。但小刘却非常肯定：见到的就是她，没错。
　　福枝是谁？是哪个生产队的？我们怎么从来没见过？
　　天门这一带，妇女叫什么“枝”的很普遍，哪个生产队都有桂枝、秀枝、英枝，一律写作“枝”不是“芝”；而男丁往往多叫什么“儿”，小名居多，但也有不少是大名，在名册上写出来，一律作“佴”，绝不写作“儿”，狗佴、群佴、忠佴。“福枝”是非常普通的名字。
　　闻声赶来的老乡说：福枝就是六队的，去年不到二十岁就死了——脑瘤。县医院治不好，她是被家人送到武汉去治的，這张照片，就是她在得病之前与几个伙伴一起照的。去了武汉大医院，大夫把她的头发剃光动了开颅手术，但最后还是束手无策，死在武汉。尸体抬回来时，担架就在这里——当时还是牛屋与仓屋之间的空地——停放过……
　　老乡说：“福枝是我们大队唱花鼓戏唱得最好的，她是铁梅，她一死，我们大队的《红灯记》演不成了。”
　　“啊？！”小刘本来只是觉得此事蹊跷，但听到这里只觉得脊背发凉，浑身寒毛直竖。

　　这件无法解释的怪事，一传十十传百，费塆六队家喻户晓，马上又传遍整个大队、扩散到全公社，连外区的知青也都在打听“费塆的知青见到鬼了”，难免人心惶惶。公社革委会知青安置办公室的老姚紧张了，火速来队里找小刘谈话，板着脸警告她：你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不是来宣传封建迷信神神鬼鬼的！还召集各知青组长开会训话：引起思想动荡，影响春耕生产，后果自负！吓得小刘绝对不敢再说了，再遇到老乡问，她只说自己做了恶梦。
　　我姐对我讲完，老成持重的王哥立即跟上一句叮嘱我：你刚来，千万别对人提这事！
　　三个女生再没谁敢睡在后房，两个多月来，每天夜里三个人都挤在前房那张双人床上。若小王小刘两个女孩都被抽调出外演出，那剩下的小孙就跑到我姐这儿来借宿。他们到处求外队的男知青住在后房给她们壮胆，但是知青天天早上都要在各生产队出工，哪能夜夜去给女生当保镖呢。“今天你要去住后房，小刘小孙肯定喜疯了！”我姐对我说。
　　我姐带着我摸到六队的知青点时，已经深更半夜了。但是这天特殊，田埂上还不时有农民打着手电游行庆祝九大呢，口号声在原野上滚来滚去。我姐告诉我，也通知了知青都得参加游行，但她找了个理由请假：近视眼晚上看不清路，万一一脚踩空眼镜摔碎了，第二天就不能出工了。队长也就恩准了。之所以晚点儿再去六队，也是怕去早了小刘小孙游行还没回来。幸亏她们队游行结束了，两个女孩见到天上掉下个男知青，果真喜出望外，将我当保护神一样供着。我在男中待了好几年，完全没接触过异性，哪经过这个？不由得脸热心跳。送走堂姐，晕晕乎乎地插好后门的门闩，在后房的床上躺了下来，听见前房两位女孩悉悉索索地吹灭油灯上床，凭空生出些遐想。
　　小刘一个字也没有对我提到福枝。但这个阴影一直盘踞在我心里——福枝会来吗？
　　黑暗之中，我的听觉格外敏锐，睡在一个陌生地方，更是听到四面八方都发出怪声。有的能听出是什么：老鼠出来逡巡，夜风掀动屋外的树叶……但是有两种声音我百思莫解，也不敢起来查看：踢踏踢踏……嘁嚓嘁嚓……声音似远似近，若内若外，是人还是鬼？不知过了多久，才迷迷糊糊不省人事。
　　福枝没来探访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松了一口大气，又不禁有几分怅惘。大白天了，这才屋里屋外看看到底是怎么个环境。一侧是牛屋，那嘁嚓嘁嚓，原来是牛屋里的几头牛在吃草和反刍呢；后面是天门河的河堤，踢踏踢踏，想必是半夜游行结束，有人在堤上赶回家呢。
　　我在三个女孩那里（小王几天后演出结束也回来了）住了一个多星期。第二个晚上，我躺下时就平静多了，到后来，完全没了什么异样的感觉。我姐与我终于磨得公社老姚松口同意接收，给我分定了在费塆大队旁边的大队落户，离我姐大概四五里路，我就告别了女孩们，回黄梅办手续、搬行李。三人格外依依不舍——她们当然不是争先恐后爱上我，而是又不得不重新回到悬心吊胆、疑神疑鬼的日子。
　　看来，福枝夤夜造访的怪事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啊，我走后没多少日子，小王又被县革委会抽去排练五一联欢演出的舞蹈，剩下两个女生还是害怕，就将我姐队里那位王哥，死说活说拖去睡在后房保驾。他去住的第一个晚上，就遇到了福枝。
　　怎么会？！
　　我姐告诉我，有小刘大惊小怪喳喳呼呼受到公社干部训斥的前车之鉴，年长几岁老大哥型的王哥守口如瓶，对老乡什么都不说。但他私下对小刘盘根究底：她遇到的福枝穿什么衣服、唱什么戏文，大概是要核对是否与自己遇到的是同一个“鬼”。他对我姐和队里另一女知青，只是含含糊糊吐露过一句：“我见到的她，不是光头……”再不肯多说。我回到天门，也私下想跟他探讨一番：为何我就没有遇到呢？他一句话封住了我：“你的运气好！”不肯说他究竟遇到谁，只说：跟小刘见到的一样。
　　我还是好奇，打破沙锅问到底：你怕不怕？他说：一点都不怕，不骗你！只是烦她吵得我不能睡觉，就想挥手要她别在这里唱了，但手挥不出去，也喊不出声来。“这跟小刘感觉被施了‘定身法’完全一样。”
　　沉吟片刻，他再次郑重其事地叮嘱：你莫对人讲，免得影响不好。

　　这件怪事后来就慢慢沉寂了，没人再提起。但我满腹狐疑，没法解开。
　　遇鬼的两人，都肯定没有撒谎造假的动机，也肯定不是哗众取宠的性格。小刘一眼就能认出从来没见过的福枝姑娘，福枝善唱花鼓戏、头发全剃光，遗体在这个地方停放过……这几点，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事绝对不是“装神弄鬼”。现代科学能解释吗？是人死后确实“阴魂不散”，聚而为形，在深夜人们处于沉睡、理性意识完全卸甲松懈之际，悄悄潜入他们的下意识？或者，是小刘和王哥，他们的脑细胞、脑神经具备了某种特别敏锐的能力，能够超越时空探知故去者残留的信息？或者，在我们生存、活动的三维空间之外，确实还有另外的、与我们两不搭界、我们也毫无察觉的平行空间，因为某种特殊机缘，突兀地嵌入了我们世界的一角？又或者……
　　知青陆续被招工，天各一方。那几个女孩我再没有见到过，倒是王哥与我又当了校友，在珞珈山上重逢：他考进了武汉大学物理系，我考上了中文系，但宿舍离得挺远，学业紧张，没工夫多聊。又过了好多年，我从美国回国探亲，到深圳看望堂姐一家，才知道王哥竟然也调到了深圳，在市委党校任教。他得知我远路而来，与夫人宴请我姐和我两位“插友”。酒过三巡，我又提起这件事，很想再从他那儿挖出一点能够解读的线索——现在总不至于顾忌落下什么罪名了吧。他却淡然一笑说：我做了个噩梦而已，你还没忘呢？
　　做了个噩梦而已？唉，倒也是。何止小刘和王哥遇鬼，那段岁月，不就整个儿宛如一场噩梦？但想忘怀，还真不容易。
　　（2006年草稿。2022年修改）

　　2005年春天，我随一些知青同伴回天门时，拍下了三十多年前吃大苦、流大汗挖出的汉北新河。

　　【作者补记】
　　这篇文章写好草稿后，直接间接地传给几位当年曾在天门插队的知青，包括王哥，请他们过目订正。当年费塆大队第二生产队的孙姐，很仔细地审阅，指出了多处瑕疵，例如她指出：三女生前房后房的隔断，不是我原稿所写的秫秸（高粱杆），而是“檗子”（天门农民这么叫，是芦苇杆，买来晒棉花的）；我写“夜风掀动屋上的茅草”，她告诉我，女生的屋顶盖的并不是草，而是瓦片。孙姐自幼弹琵琶，当年我最喜欢听她弹《彝族舞曲》，她曾经与天门剧团的文艺工作者共过事，我文中所写高腔是花鼓戏的“独门铳”，就是听她介绍的。
　　孙姐最重要的补充，是这样一段——她写的原文比较长，我复述大意吧：
　　……风潮过后，又悄悄传闹鬼。小刘说，鬼天天半夜来，很吓人。
　　我（孙）也遇到了。那次，大约在端午前后，有客从远方来，八队你姐她俩、二队的我和小陆，都到六队女孩们那儿聚会，天晚了你姐她们就回去了，我们几个就挤在六队知青的前房和后房聊到夜深。
　　睡下不久，突然听到屋顶有动静，好像一串串小石子儿从瓦上滚过的声音，由疏而密。我们吓得抱住头尖叫。屋顶滚石子声音小了、停了；但当我们不尖叫时，滚石子声音又响起——反反复复，疏疏密密，就像鼓乐《滚核桃》。
　　我突然觉得不对头：这哪是鬼？是人！于是，挤在后房床上的我们三个女知青大声问：“是哪个？是哪个？”顿时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一束手电筒的光从瓦缝里漏下来，把我们的脸都映亮了，同时传来压抑得极低的人声。肯定是人！听到后屋墙角有东西落地的声音，紧接着是轻而急的脚步声，由近及远消失了。
　　我们壮起胆子披上衣服打开后门查看。屋檐下只有少许碎石。这分明是有人吓唬知青！我们都气坏了。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回二队上工，小王小刘小孙向她们六队队长告状，要求追查。但是，村里人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戚，到底也没追查……
　　孙姐所写的这事，我没有印象，但当时听我姐说过，时常有半大小子们给几个女孩捣乱。这事儿可大可小、可重可轻，往轻了说，不过是淘气孩子恶作剧而已；但深更半夜骚扰知青，不就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破坏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嘛！
　　知青想往大了论，队里想往轻了说。最后不了了之，总算没出大事。
　　对了，还有一点得记下来：孙姐在给我写来意见时，还写下这么一句话：“当时我是无神论者，不信有鬼；现在，奉不可知论。”
　　无独有偶，王哥给我的反馈，也写上了这么一句话：回想当年闹鬼的事，那时年轻气盛不畏鬼神；如今年纪大了，仔细琢磨，倒宁愿相信灵魂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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