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科學能解釋嗎？是人死後“陰魂不散”，聚而為形，在深夜人們沉睡、理性卸甲之際，悄悄潛入其下意識？或者，是某些人腦神經細胞具備特別敏銳的能力，能超越時空探知已故者殘留的信息？或者，在我們生存的三維空間之外，還有另外的平行空間，突兀地嵌入了一角？


　　◆高伐林

　　小引：我這大半生如何歸納？一字以蔽之：平。資質平庸，性格平衡，語言平白，運氣平凡，人際關係平和，人生軌跡平緩……現在進入晚年，不能免俗地想寫寫經歷過的事兒，卻發現乏善可陳。就算做過點兒什麼“貢獻”，真寫下來、端出來的，也不過就是一杯一杯平平淡淡溫吞吞的白開水而已。
　　不管怎麼樣吧，因為疫情沒法到處游山逛水，就翻揀舊書、咀嚼往事。想起一點兒寫一點兒，不圖解惑，純屬解悶，無害於人，只求娛己，寫完改完後束之“高”閣——放在屬於自家的堆放陳穀子爛芝麻的閣樓。


　　我現在要講的這件事，稱得上是一件怪事，與天門花鼓戲有關。
　　文革前《補鍋》裡的李谷一讓人眼睛一亮，天下就此知道了湖南花鼓戲。文革中我插隊到了湖北天門，才知道花鼓戲不是湖南專利，這裡也有，由窮苦人乞討謀生的“沿門花鼓”和薅草秧歌，發展而成了天門、沔陽一帶的地方劇種。當地有句俗話：“聽了花鼓喲喂喲，害病可以不吃藥！”——這句話要用天門方言說，才夠韻味。
　　我至今不喜歡聽天門花鼓戲，雖然覺得親切。印象中最突出的特徵，就是不管男聲女聲，都經常在中低音區盤旋幾下之後，忽一下用尖利的假嗓翻上去高八度，然後還步步攀升，大幅度翻滾俯衝，讓我直擔心唱“劈”了（尤其是男聲的對比太強烈）。這麼個草根性的劇種，唱腔真是不該設計得這麼難，戲迷們輕聲哼哼兩句還行，若自不量力地要拔高，那拖腔十有八九是在旁人的鬨笑聲中碎落一地。後來有比較內行的人告訴我說：各地都有地方劇種，要在這片江湖叢林中站住腳、冒出頭，得有具備相當難度的“獨門銃”，花鼓戲班子還特地要找能拔高腔的小孩，從娃娃抓起呢。
　　我第一次來到天門縣小板區費壪的那一天，是1969年4月1日。這個日子記得這麼準確，不是因為它是西方的“愚人節”，而是因為正趕上中共九大開幕，那天傍晚電台廣播了“特大喜訊”。從天門城關的長途汽車站走出來，步行到費壪，十來里路，右邊是波光粼粼的天門河，左邊是人煙稠密，村村相連，也都貼滿掛滿紅紅綠綠的標語，不時也飄來天門花鼓戲的高腔……還真有普天同慶“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的氣氛。
　　順便說一句，好些個文革過來人說“九大是秘密舉行”，真讓我納悶。魯禮安的長篇回憶錄《仰天長嘯》這麼說，我採訪過寫出《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的舒雲，她也這麼說。他們肯定弄錯了，前者當時被關在黑牢，後者在深山保密單位形同監禁、不許聽廣播看報紙嘛。我記得很清楚，九大開幕當晚就廣播了公報，要求各地連夜遊行慶祝；然後每天報，一直報到4月24日閉幕。四年後的中共十大，那開得才是匆匆忙忙、鬼鬼祟祟。
　　到天門時我其實已經是個插隊知青。1968年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12•21”最高指示發出來第六天，我哥和我就被工宣隊催逼着下了武漢戶口、打起背包，去了黃梅縣。在那兒幹了一個多月，春節前回武漢。比我大三歲的堂姐、高中六六屆畢業生，也從她插隊的天門縣（天門改市是好多年以後了）回來過年。她一聽我在黃梅的境況，立即勸我辦投親靠友，轉到她那兒去。
　　她一一告訴我轉到她那兒有什麼好處：天門是全中國有名的棉花產區，收入高，正常年景，一個勞動日的工分值高達一塊二、三毛；地少人多，活路輕鬆；縣離武漢近，社離縣城近（六里），隊離公社近（五里）。距離近，就帶來極大的方便。後來有位在雲南插隊的北京朋友，對我講過從西雙版納回北京探親的苦難歷程：先挑着行李翻幾座山，到縣城過一夜好趕上第二天早上的班車，輾轉坐到昆明，再坐上T62次列車到北京，要開多久？正點為54小時18分鐘——那是“特快列車”啊！
　　離城近，更大的好處就是開化。我姐對我描述：近郊的青年農民不出工時穿得就像縣城職工，見識廣，腦子開通，文化活動多，她所在的費壪大隊，貧下中農業餘文藝宣傳隊就能排出整場花鼓戲《紅燈記》，到公社、到縣裡參加樣板戲匯演。“水平當然不能跟北京的樣板團比，可那樂隊就有小二十人呢！”
　　我姐講的最打動我的是：沒有語言障礙。我最初下放到黃梅縣小池區，其實離城市也不算遠，九江就在長江對岸啊，農民說，天氣好，能看見雲霧纏繞的廬山呢。但黃梅方言卻相當難懂，地處鄂、皖、贛三省交界，黃梅方言更受安徽浸染——黃梅戲就是安徽的主要地方劇種。我與村民的交流疙疙瘩瘩，他們每每笑話知青的武漢口音。天門方言就不一樣了，有人甚至說，就是“夾生普通話”麼，知青只要憋着講普通話，就離天門話八九不離十了。方言中難免有些特別的詞彙，像“打鼓泅”（游泳玩水）、未出嫁的女孩叫“酒罈子”或更簡化為“罈子”；還有，“什麼”說成“聳”，於是常聽見“搞聳”（幹什麼），聯繫前言後語也不難領會，知青見面也常帶戲謔地問：“齊聳嘎”（吃什麼），與青年農民自然溝通無礙，很容易稱兄道弟打成一片。
　　到天門來的武漢知青，除了對口的位於武昌區的幾所中學數千學生，還有跨校來的一批學生文藝骨幹。這些人，在文革造反高潮過去之後，就組織成武漢市電視台宣傳隊、武漢市紅代會（紅衛兵代表大會的簡稱）第一、第二、第三宣傳隊、話劇隊等幾支隊伍，吹拉彈唱的水平在武漢三鎮有口皆碑。專業文藝工作者們那個年月有的進了“牛棚”、有的扯旗造反奪權，都撤出了舞台，就屬這些人蹦躂得歡了。老三屆都得上山下鄉，這些業餘文藝骨幹也不例外，但是通過種種運作，數十名來自各個中學的文藝骨幹就相對集中到天門縣的小板區和黃潭區。知青在縣裡集中時，組織了一場美其名曰“慰問貧下中農”演出，確實轟動了縣城，據說把天門縣的專業劇團鎮傻了。我姐學過幾年鋼琴，又會拉小提琴，也常常被一起抽調到縣裡和各個公社巡迴演出。

　　我初來乍到，在我姐的知青組吃了飯。晚上睡在哪兒呢？
　　我姐是在費壪大隊的第八生產隊落戶，一共三個知青，兩女一男，女生宿舍我當然沒法去擠；那麼與那位男生王哥湊合幾個晚上？他是以話劇隊演員的身份來這兒的，還是我武漢市一中校友呢，不過讀書時並不相識，我是初中，他是高中六六屆。但他的豪宅僅夠他容身，無法擠住。
　　“到六隊去住？……”晚飯桌上，那位女中音唱得非常漂亮的女生，吞吞吐吐地提議，話一出口就馬上剎車，好像這個提議十分不合時宜。
　　前此她們已經告訴過我，在費壪大隊第六生產隊插隊的是三個小女生，都是十七歲，三人中小王、小劉是舞蹈演員，小孫跟我一樣投親靠友，並無藝術特長。能踮起腳尖跳芭蕾舞的小王正被縣裡抽去搞慶賀九大演出，眼下只有小孫和小劉兩個女孩在隊裡。六、七、八、九四個生產隊，實際上就是一個百多戶的大村。從八隊走到六隊，就是從村頭到村尾，不過六、七分鐘。
　　我姐姐沉吟了又沉吟，彷佛很難下決心，最後對我說：“去六隊住吧。不過，我可先告訴你，你膽子要放大一點，萬一出現什麼情況，也不要大驚小怪……”
　　怎麼了？
　　我姐姐壓低聲音：六隊的小劉，遇到過鬼……不，遇到一件怪事。

　　三個女孩的住房，是生產隊在知青到來之前搶着蓋起來的：在原來牛屋和倉屋之間的空地，前後各砌起一堵牆——牛屋和倉屋的兩面現成的外牆就成了知青屋的內牆，再用瓦片蓋了屋頂，就成了。我姐細細告訴我：“中間用竹子、蘆葦杆打了個隔斷，掛個布門帘，分出前房後房，小王和小孫住前房，小劉一個人住後房。說是‘兩間’，前房就是掉下根針後房也聽得見。”
　　且說三個小女生剛住進去一個多星期，有天晚上，跟着老鄉薅了一天草，她們腰酸背疼，都早早睡了。小劉迷迷糊糊睡到半夜，不知怎麼就一下驚醒了。
　　雖然早把油燈吹滅了，但她清清楚楚地看見本來插上門閂的後門一下就開了，一個年輕的農村姑娘不知怎麼就閃到了屋當中。是個光頭……
　　“光頭？！姑娘是光頭？”
　　沒錯，我姐告訴我：小劉也不知道怎麼就認定那光頭是個姑娘，她腦袋的後面、下面有一縷縷頭髮，頭頂卻是光光的。形象夠怪異的！
　　小劉急着要喊前面睡的小王小孫，一聲也喊不出；急着要翻身下床，一下也動不了。就像《西遊記》裡說的被施了“定身法”，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光頭姑娘張嘴就唱起了花鼓戲。哪一出哪一段？小劉聽不出來，這個女孩唱得極為投入，不時唱出前面我提到的那種翻高八度的旋律，在高音區輕鬆自如，真箇是穿窗掀頂，聲遏行雲！但是前房的小王小孫，竟然熟睡不醒。
　　唱着唱着，這個姑娘走上前來俯視小劉，小劉就覺得胸口窒息喘不過氣；一會兒她退後一步，小劉才覺得鬆快點兒，涔涔冷汗早浸透了衣服。光頭姑娘這麼反反覆覆折騰了一個時辰，直到遠處雞鳴，她才結束獨唱，不知怎麼就閃出了後門。
　　這個時候，小劉才狂叫出聲，把小王和小孫也嚇醒了。小劉跳下床，三步並作兩步地衝到前屋，跳上床，一骨碌鑽到兩個夥伴中間，將被子蒙住頭。不管她倆怎麼問她，也不吭聲。
　　天亮了起床做飯，她才對她倆講起半夜這件怪事。這個時候再去看後門，門閂卻是插得好好的。小王、小孫半信半疑：你做惡夢了？心神昏亂？幻聽幻視？黑暗之中認錯了什麼東西？……一到她們做飯就照例來看稀奇的那些老鄉家半大孩子，更是起鬨亂猜，笑話這城裡來的女學生越怕鬼越見鬼。
　　但小劉說到光頭姑娘唱天門花鼓戲，半大孩子突然靜了場。有個孩子擠出門，一會兒拿回一個鏡框：“劉姐，這照片裡有你半夜見到的女伢嗎？”
　　鏡框裡有四五張照片，男女老少都有。但有一張，是五個年齡相仿的女青年前三後二的合影，這張照片我後來也看過，看來是在天門縣照相館裡照的。小劉一拿過鏡框，眼睛一掃，毫不猶豫地指着其中一個女青年說：“是她！”
　　“福枝？！”這下，這些孩子們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小王小孫也看，照片上的福枝可不是光頭，而是一頭短髮，那個年月很時興。但小劉卻非常肯定：見到的就是她，沒錯。
　　福枝是誰？是哪個生產隊的？我們怎麼從來沒見過？
　　天門這一帶，婦女叫什麼“枝”的很普遍，哪個生產隊都有桂枝、秀枝、英枝，一律寫作“枝”不是“芝”；而男丁往往多叫什麼“兒”，小名居多，但也有不少是大名，在名冊上寫出來，一律作“佴”，絕不寫作“兒”，狗佴、群佴、忠佴。“福枝”是非常普通的名字。
　　聞聲趕來的老鄉說：福枝就是六隊的，去年不到二十歲就死了——腦瘤。縣醫院治不好，她是被家人送到武漢去治的，這張照片，就是她在得病之前與幾個夥伴一起照的。去了武漢大醫院，大夫把她的頭髮剃光動了開顱手術，但最後還是束手無策，死在武漢。屍體抬回來時，擔架就在這裡——當時還是牛屋與倉屋之間的空地——停放過……
　　老鄉說：“福枝是我們大隊唱花鼓戲唱得最好的，她是鐵梅，她一死，我們大隊的《紅燈記》演不成了。”
　　“啊？！”小劉本來只是覺得此事蹊蹺，但聽到這裡只覺得脊背發涼，渾身寒毛直豎。

　　這件無法解釋的怪事，一傳十十傳百，費壪六隊家喻戶曉，馬上又傳遍整個大隊、擴散到全公社，連外區的知青也都在打聽“費壪的知青見到鬼了”，難免人心惶惶。公社革委會知青安置辦公室的老姚緊張了，火速來隊裡找小劉談話，板着臉警告她：你是來接受再教育的，不是來宣傳封建迷信神神鬼鬼的！還召集各知青組長開會訓話：引起思想動盪，影響春耕生產，後果自負！嚇得小劉絕對不敢再說了，再遇到老鄉問，她只說自己做了惡夢。
　　我姐對我講完，老成持重的王哥立即跟上一句叮囑我：你剛來，千萬別對人提這事！
　　三個女生再沒誰敢睡在後房，兩個多月來，每天夜裡三個人都擠在前房那張雙人床上。若小王小劉兩個女孩都被抽調出外演出，那剩下的小孫就跑到我姐這兒來借宿。他們到處求外隊的男知青住在後房給她們壯膽，但是知青天天早上都要在各生產隊出工，哪能夜夜去給女生當保鏢呢。“今天你要去住後房，小劉小孫肯定喜瘋了！”我姐對我說。
　　我姐帶着我摸到六隊的知青點時，已經深更半夜了。但是這天特殊，田埂上還不時有農民打着手電遊行慶祝九大呢，口號聲在原野上滾來滾去。我姐告訴我，也通知了知青都得參加遊行，但她找了個理由請假：近視眼晚上看不清路，萬一一腳踩空眼鏡摔碎了，第二天就不能出工了。隊長也就恩准了。之所以晚點兒再去六隊，也是怕去早了小劉小孫遊行還沒回來。幸虧她們隊遊行結束了，兩個女孩見到天上掉下個男知青，果真喜出望外，將我當保護神一樣供着。我在男中待了好幾年，完全沒接觸過異性，哪經過這個？不由得臉熱心跳。送走堂姐，暈暈乎乎地插好後門的門閂，在後房的床上躺了下來，聽見前房兩位女孩悉悉索索地吹滅油燈上床，憑空生出些遐想。
　　小劉一個字也沒有對我提到福枝。但這個陰影一直盤踞在我心裡——福枝會來嗎？
　　黑暗之中，我的聽覺格外敏銳，睡在一個陌生地方，更是聽到四面八方都發出怪聲。有的能聽出是什麼：老鼠出來逡巡，夜風掀動屋外的樹葉……但是有兩種聲音我百思莫解，也不敢起來查看：踢踏踢踏……嘁嚓嘁嚓……聲音似遠似近，若內若外，是人還是鬼？不知過了多久，才迷迷糊糊不省人事。
　　福枝沒來探訪我。第二天早上醒來，鬆了一口大氣，又不禁有幾分悵惘。大白天了，這才屋裡屋外看看到底是怎麼個環境。一側是牛屋，那嘁嚓嘁嚓，原來是牛屋裡的幾頭牛在吃草和反芻呢；後面是天門河的河堤，踢踏踢踏，想必是半夜遊行結束，有人在堤上趕回家呢。
　　我在三個女孩那裡（小王幾天后演出結束也回來了）住了一個多星期。第二個晚上，我躺下時就平靜多了，到後來，完全沒了什麼異樣的感覺。我姐與我終於磨得公社老姚鬆口同意接收，給我分定了在費壪大隊旁邊的大隊落戶，離我姐大概四五里路，我就告別了女孩們，回黃梅辦手續、搬行李。三人格外依依不捨——她們當然不是爭先恐後愛上我，而是又不得不重新回到懸心吊膽、疑神疑鬼的日子。
　　看來，福枝夤夜造訪的怪事就這麼過去了。
　　沒想到啊，我走後沒多少日子，小王又被縣革委會抽去排練五一聯歡演出的舞蹈，剩下兩個女生還是害怕，就將我姐隊裡那位王哥，死說活說拖去睡在後房保駕。他去住的第一個晚上，就遇到了福枝。
　　怎麼會？！
　　我姐告訴我，有小劉大驚小怪喳喳呼呼受到公社幹部訓斥的前車之鑑，年長几歲老大哥型的王哥守口如瓶，對老鄉什麼都不說。但他私下對小劉盤根究底：她遇到的福枝穿什麼衣服、唱什麼戲文，大概是要核對是否與自己遇到的是同一個“鬼”。他對我姐和隊裡另一女知青，只是含含糊糊吐露過一句：“我見到的她，不是光頭……”再不肯多說。我回到天門，也私下想跟他探討一番：為何我就沒有遇到呢？他一句話封住了我：“你的運氣好！”不肯說他究竟遇到誰，只說：跟小劉見到的一樣。
　　我還是好奇，打破沙鍋問到底：你怕不怕？他說：一點都不怕，不騙你！只是煩她吵得我不能睡覺，就想揮手要她別在這裡唱了，但手揮不出去，也喊不出聲來。“這跟小劉感覺被施了‘定身法’完全一樣。”
　　沉吟片刻，他再次鄭重其事地叮囑：你莫對人講，免得影響不好。

　　這件怪事後來就慢慢沉寂了，沒人再提起。但我滿腹狐疑，沒法解開。
　　遇鬼的兩人，都肯定沒有撒謊造假的動機，也肯定不是譁眾取寵的性格。小劉一眼就能認出從來沒見過的福枝姑娘，福枝善唱花鼓戲、頭髮全剃光，遺體在這個地方停放過……這幾點，最有力地證明了這事絕對不是“裝神弄鬼”。現代科學能解釋嗎？是人死後確實“陰魂不散”，聚而為形，在深夜人們處於沉睡、理性意識完全卸甲鬆懈之際，悄悄潛入他們的下意識？或者，是小劉和王哥，他們的腦細胞、腦神經具備了某種特別敏銳的能力，能夠超越時空探知故去者殘留的信息？或者，在我們生存、活動的三維空間之外，確實還有另外的、與我們兩不搭界、我們也毫無察覺的平行空間，因為某種特殊機緣，突兀地嵌入了我們世界的一角？又或者……
　　知青陸續被招工，天各一方。那幾個女孩我再沒有見到過，倒是王哥與我又當了校友，在珞珈山上重逢：他考進了武漢大學物理系，我考上了中文系，但宿舍離得挺遠，學業緊張，沒工夫多聊。又過了好多年，我從美國回國探親，到深圳看望堂姐一家，才知道王哥竟然也調到了深圳，在市委黨校任教。他得知我遠路而來，與夫人宴請我姐和我兩位“插友”。酒過三巡，我又提起這件事，很想再從他那兒挖出一點能夠解讀的線索——現在總不至於顧忌落下什麼罪名了吧。他卻淡然一笑說：我做了個噩夢而已，你還沒忘呢？
　　做了個噩夢而已？唉，倒也是。何止小劉和王哥遇鬼，那段歲月，不就整個兒宛如一場噩夢？但想忘懷，還真不容易。
　　（2006年草稿。2022年修改）

　　2005年春天，我隨一些知青同伴回天門時，拍下了三十多年前吃大苦、流大汗挖出的漢北新河。

　　【作者補記】
　　這篇文章寫好草稿後，直接間接地傳給幾位當年曾在天門插隊的知青，包括王哥，請他們過目訂正。當年費壪大隊第二生產隊的孫姐，很仔細地審閱，指出了多處瑕疵，例如她指出：三女生前房後房的隔斷，不是我原稿所寫的秫秸（高粱杆），而是“檗子”（天門農民這麼叫，是蘆葦杆，買來曬棉花的）；我寫“夜風掀動屋上的茅草”，她告訴我，女生的屋頂蓋的並不是草，而是瓦片。孫姐自幼彈琵琶，當年我最喜歡聽她彈《彝族舞曲》，她曾經與天門劇團的文藝工作者共過事，我文中所寫高腔是花鼓戲的“獨門銃”，就是聽她介紹的。
　　孫姐最重要的補充，是這樣一段——她寫的原文比較長，我複述大意吧：
　　……風潮過後，又悄悄傳鬧鬼。小劉說，鬼天天半夜來，很嚇人。
　　我（孫）也遇到了。那次，大約在端午前後，有客從遠方來，八隊你姐她倆、二隊的我和小陸，都到六隊女孩們那兒聚會，天晚了你姐她們就回去了，我們幾個就擠在六隊知青的前房和後房聊到夜深。
　　睡下不久，突然聽到屋頂有動靜，好像一串串小石子兒從瓦上滾過的聲音，由疏而密。我們嚇得抱住頭尖叫。屋頂滾石子聲音小了、停了；但當我們不尖叫時，滾石子聲音又響起——反反覆覆，疏疏密密，就像鼓樂《滾核桃》。
　　我突然覺得不對頭：這哪是鬼？是人！於是，擠在後房床上的我們三個女知青大聲問：“是哪個？是哪個？”頓時什麼聲音都沒有了。一束手電筒的光從瓦縫裡漏下來，把我們的臉都映亮了，同時傳來壓抑得極低的人聲。肯定是人！聽到後屋牆角有東西落地的聲音，緊接着是輕而急的腳步聲，由近及遠消失了。
　　我們壯起膽子披上衣服打開後門查看。屋檐下只有少許碎石。這分明是有人嚇唬知青！我們都氣壞了。第二天一早，我們趕回二隊上工，小王小劉小孫向她們六隊隊長告狀，要求追查。但是，村里人都是打斷骨頭連着筋的親戚，到底也沒追查……
　　孫姐所寫的這事，我沒有印象，但當時聽我姐說過，時常有半大小子們給幾個女孩搗亂。這事兒可大可小、可重可輕，往輕了說，不過是淘氣孩子惡作劇而已；但深更半夜騷擾知青，不就是“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破壞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戰略部署”嘛！
　　知青想往大了論，隊裡想往輕了說。最後不了了之，總算沒出大事。
　　對了，還有一點得記下來：孫姐在給我寫來意見時，還寫下這麼一句話：“當時我是無神論者，不信有鬼；現在，奉不可知論。”
　　無獨有偶，王哥給我的反饋，也寫上了這麼一句話：回想當年鬧鬼的事，那時年輕氣盛不畏鬼神；如今年紀大了，仔細琢磨，倒寧願相信靈魂脫離肉體而獨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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