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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一”想起女儿在美国当童工的日子 |
| | 送报这活其实不累，可也得付不少代价，最让女儿受不了的是每天早上6点不到就得起床——如果不送报，她绝对不可能起这么早！——睡眼朦胧地洗把脸清醒一下，就背着大包出门。下雨天就更麻烦了，她得把报纸一份份地装到塑料袋里，还要小心，就是淋湿了自己的衣服，也不能淋湿报纸
老高按：原来在国内时就听说过这种说法，美国是“儿童的天堂，成人的战场，老人的坟墓”。來美国之后，发现都未免言过其实。不过，少年儿童一来美国就都喜欢上这里，倒真是百分之百的事实。我很多朋友的孩子，刚来没几天，英文说不上几句，也都爱上了美国的中小学，问他们再回中国去上学好不好，个个不乐意，甚至哭天抹泪。此中奥秘，值得探究，不是仅仅归结为“作业少，负担轻”就能解释的。
美国担了个“儿童的天堂”的名儿，但我看美国人对孩子，放纵归放纵（瞧瞧孩子房间里有多少玩具、怎么乱得一塌糊涂、无法下脚吧），也真舍得花钱，但是，家长们倒一点不娇惯。他们怂恿孩子勇于尝试，勇于探险，勇于负责，也乐于给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独立去面对、去处理他们应付得了的事，包括人际关系。
在来新大陆之前就听说过许多美国孩子小小年纪就打工，有很多闯荡社会的趣事，一直向往着我们的女儿到美国后，也如此这般地“经风雨，见世面”，没想到，打工机会真的就来了——是当小报童。那时，她来美国已经一年多，住在宾州一个有点规模的镇，上七年级。她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我是送报的小行家”》，回忆那段日子，标题源自我们这代人个个会唱的《卖报歌》：“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大风大雨满街跑，一边跑一边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记得我小时候唱这歌就纳闷：同样的报纸，干嘛买两份？
下面就是女儿的作文。
网上找到一张美国儿童公园的雕塑图片，题为“送报小子”，倒挺符合我脑海对女儿当年送报的记忆。送报看来是美国少年儿童的“常见职业”。
“我是送报的小行家”
“打过电话，又去跟他们经理面谈，我还挺高兴的呢，以为这下在这个冷冷清清的小镇找着个好工打了。没想到一早上只送27份报，一个月只给60多块钱！连一个人的饭钱都不够，还天天起大早不能睡好觉，太不值得了，我不去！真是的……”我妈到本地的《波可诺记事》报社应聘，一回来就不满地数落开了。
“唉！别忙。”我忽然灵光一现：“你把这份工作让给我吧！我不在乎天天早起，就算锻炼吧！而60美元嘛，对于我来说可是一笔巨款了！怎么样？”
“你？”我妈怀疑地看著我，而一向赞成我多锻炼锻炼、增加新体验的爸则极力称好。
不过，一切不能违法，我13岁，是否可以打这份工？童工可是被禁止的。还有一个在美国的外国人“身份问题”：我妈是留学生，有工作许可；而我是“留学生家属”，并没有谁批给我工作许可，送报算不算非法打工？一打听，说是可以。不过，因为开始是妈去登记要的这份工作，她转让给我之后，如果换名字，报社的手续特别麻烦，管理这些兼职送报员的经理说：“就别劳神改名字了，反正你们谁去送，我们不管！”
就这样，我顶着我妈的名字，得到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工。
开始挣“一个鸡蛋的家当”
尽管法律允许我打工，但父母还是有些不放心。早上天刚蒙蒙亮就出门，安全不安全？过马路时被车撞了怎么办？遇见坏人怎么办？迷了路怎么办？拿不动怎么办？……于是我妈决定每天早上起来陪我去送报。尽管牺牲了睡觉的大好时光，但换来的是女儿安全的保证。我爸不赞成：“她当年在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排练时，不才9岁吗？不是也每回转几次车自个儿来回？怎么现在送报就不行了？就在周围几条街嘛，一个人送报还再搭一个？”但妈坚持要陪：“中国是中国，美国是美国，这里人生地不熟，万一出点事，你哭都来不及！”她说，至少一开始她要陪我去。
报社事先发给了每个送报员一个装报纸的大背包和一大叠子防雨的塑料袋，还交待了：报纸在早上5点多钟派车送来放在我家门口前廊，要求在早上7点之前送到每一个订户家的指定地点，不能弄破，不能弄脏，不能打湿（下雨就要将报纸装进塑料袋），再累再忙，也不能偷懒不送。这也算职业规矩吧。还有许多细小的注意事项，例如：每天早上收到报纸后要先点数，如果份数不足，就得马上打电话通知报社让他们立刻补送来，等等，就不细说了。我感觉，报社对于时间极为重视，“一定要让订户早上上班前端起咖啡时能够打开他订的报纸！”
算算时间，我送完报回来也来得及从从容容吃完早点，再背上书包上学去。每天打一小时工，一个月60美元呢！60美元能派什么用场？自己的零花钱不用再向父母伸手了，自己的文具图书可以自理了，可以跟同学们周末去看场电影了，朋友们过生日可以送点小礼品了……我领到第一份工资首先要买个小钱包装美元，不，还是在银行里开个我自己名字的户头吧……
爸爸听见我喜孜孜地这么盘算，总是给我泼冷水说：“这一个鸡蛋的家当，你还没有得到手呢！”我知道，他说的是那个人，有了一个鸡蛋，马上盘算蛋生鸡、鸡生蛋、卖蛋买羊、羊多了换牛、牛多了挤奶……最后娶妻置产，却在他发财梦作得最得意忘形时，将唯一可能起家的家当，那一个鸡蛋摔破了！不过，人有时做做前途光明的梦，才有信心往前走嘛。
出师不利
事先爸爸已经开着车带我将分配给我的地段、路线勘测了一番，头次送报前一晚他早早催我上床合眼睡觉。那时正是初夏，天亮得早，5点45分闹钟响时，东方已经泛白发亮了。头一次嘛，不光妈和我按时起床，连爸也起了床，三个人慌慌张张地一起下楼，一大叠报纸已经静悄悄地等在门外了——嗬，竟有那么大一堆？！
我们数完报纸(数了三遍！)，确认不仅没有少，还多出了三份，后来才知道报社每次都会多给一点，以防万一有破碎有污损。我妈帮著我把它们放进背包里，我把包一拎起来才知道厉害：美国报纸厚，一份就有五六十大版，二十多份重得不得了。我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就不行了，累得直喘气。
得，一开始就遇到这么个难题！我的斗志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不要紧，”爸忙给我打气说：“万事开头难。”也说得是。怪我对送报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于是又勉强背起报纸朝前走，一边走一边纳闷，每天有那么多重要信息吗？干嘛印这么多版，弄得这么沉甸甸的？！我妈看我的样子，早动了恻隐之心，接过去帮我背一会儿；然后我再拿回来背一会儿，走不到一半时已经累得腰酸背疼了。我心里暗暗叫苦：完了，简直是活受罪嘛！第一天就这样，以后可怎么办？
好不容易蹭到分配给我的订户的地段，送一份出去就少一份，背包的重量总算开始一点一点地减轻。我一面熟悉路线，一面使劲回忆经理介绍给我的这些订户事先提出的要求。伊撒雅街58号的订户要求把报纸放在后廊上；拉卡瓦纳路7号订户是残疾人，不能弯腰，要求把报纸放在信箱里；戴维森小径2号的订户怕报纸被人抄走，要求把报纸放在纱门和木门之间……等等，五花八门，我都得不折不扣地照办才行。妈一路上反反复复地对我强调，报纸不能折，不能皱，不能破，不能湿，不能少页，也不能搁错地方——千万别出一点差错！顾客就是上帝，如果得罪了上帝，他们马上就会毫不留情地打电话给报社抗议，结果当然是你自己倒楣。
第二天我妈又得陪我去送报，我还是拿不动那包，还得和妈轮流拿。这时我可真有些佩服我妈，那么重的包背在身上，脸不变色心不跳，步伐仍旧轻快，还谈笑风生地说：“这算什么？我下乡那时挑的担子比这重多了！……”轮到我可就不行了，我挺不好意思的，因为尽管妈陪我去，但她是义务劳动，说工资全归我！
送报苦不苦？
这样送了几天，大概是锻炼收到效果，渐渐地，我背得动背包了，路线也熟了。我妈也发现这条路线确实比较安全，于是放心了，早上我再去送报时，她就安心睡觉，不再跟我去了。
平时我一个人出马，但是星期天可不行，得我爸开车送我——美国的报纸周末版实在太重，比平时的报要重五六倍：有整整五六版的彩色漫画，有高尔夫球迷们的专版，有房屋建筑设计的专版，有一周电视表、政治评论、游戏天地，更有大量的、占总量的三分之一的彩色广告。这天的报纸别说我背不动，我爸，我妈都一起来“分担”也背不动。幸亏这一天在新泽西州打工的爸爸回家来，有了车，他也非常乐意与我同甘共苦。于是把报纸放在车上，他开车送我，到了某一条街，他将车停下，我背着三四份报跳下车给订户送去，然后再上车开到另一条街。有时爸爸也帮我，他送街这边，我送街那边。
过了一段时间，干脆还是到报社去换成用我的名字登记注册，这份工就名副其实地是属于我的工作了。
干熟了就觉得送报这活其实并不算累，可也得付不少代价。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每天早上6点钟不到就得起床——如果不送报，我是绝对不可能起这么早的！——睡眼朦胧地去洗把脸，清醒一下，就下楼，背着大包去送报。下雨天就更麻烦了，要把报纸一份份地装到塑料袋里，还要小心不能让雨淋湿。
我还记得第一次下雨送报的“惨状”。那天早上我一醒，听见雨声淅沥，心里叫声不好，连忙拿了塑料袋把报纸一份份地卷起来装进塑料袋。报纸一卷体积大了，二十多份报竟比平常大了一倍，只好一手拿雨伞和名单，另一手死命地扶着包，不让报纸滚落出来。雨开始还下得小，一会儿就大了起来。我的伞太小，都用来遮我的包了，而我自己半个身子露在伞外，淋得透湿。那天报纸不巧又特别重，我坚持送完报，真是精疲力尽，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咬牙切齿地骂送报这份工，赌咒发誓说当天就将它辞了，第二天就可以睡懒觉了。可第二天风和日丽，又得到了工资，我又把辞工的决定给忘到九霄云外了。
送报一段时间后，父母给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我改成骑自行车送报，可以把装报纸的背包挂在车把手上，行动也快得多。可是，我的车技不佳，出了很多惊险情况。一次从一个斜坡冲下来，在斜坡尽头拐弯处时车子失去控制，只好紧急煞车，结果连人带车和报摔在地上。我很要面子，站起来的第一件事不是检查腿上擦破的伤口，而是四处张望有没有人目睹我这出“惨剧”，见到没人，才放下心来；再看报纸是否摔脏摔破，一看安然无恙，便更觉得安心；最后再看腿上，已经血流如注了。
这些险情啊意外啊，回来当然也是会对父母绘声绘色渲染一番的，不过我也会让他们不必担心。而我爸既然抱着让我锻炼锻炼的念头，对我这些诉苦，总是一笑置之，说只要别被汽车撞上，这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
身心受益
送报也有不少好处。收入是其中一条，这让我手头松动了不少。不过，我爸看见我手头有了这点活钱，却有点“眼红”了，我刚拿到第一次工资，就来跟我说：你现在挣钱了，也要贴补家用，减轻父母负担吧？他提出一个方案：让我来负责家里的几项开销：面包，米，牛奶果汁等饮料。他讲的大道理我反驳不了，只好答应。
后来我听见他跟我妈得意地炫耀说自己提出的这几个项目是多么的巧妙：这些食品都非常便宜，按照当地的物价和我们家的消费习惯，一个月花在买面包、米和饮料上的钱，不过十几二十美元，只占女儿所挣的钱三分之一都不到；但是又是家庭的必需品，天天要吃，全家天天都能品尝女儿的劳动成果，让女儿能培养对家庭的责任感，岂不是一举多得？
爸爸如此用心良苦，让我哭笑不得。我妈就粗线条多了，觉得此举大可不必。
送报第二条好处，是清晨新鲜的空气和锻炼身体的机会。平时我很懒，早上不愿起床，现在有了动力，不想起也得起。几个星期下来，我的身体健康了许多。平时我晚上经常看电视，10点钟才看完，然后又在床上翻来复去，每次都快到11点了才睡着，白天自然没有精神。送报以后，不敢晚睡了，每天晚上准时九点上床，白天就有精神多了，晚上睡得也香了。
早上不仅空气清新，而且可以看到很多白天喧闹时看不到的景象。送报时我经常看见小灰兔、小松鼠在寂静的早晨出洞游玩寻食，一见我来了，扭头便跑，不管我怎样小心地尽量不发出任何响动，它们却总是能发觉我。我还经常看见许多美丽的鸟，还见过小鼹鼠，像松鼠一般站立著，可个头比松鼠小得多，棕黄的毛上黝黑色的条纹，可爱极了。有一位订户是位牙医，住一栋其大无比的豪宅，这栋豪宅又座落在他的其大无比的庭园正中间。他的信箱不设在院子门口，却在房子门口——牙医不愿意走很远的路去取报取信，只好由送报员和邮递员来走这段路了！每天早上，我都要跨进他的院子，在草地和树丛中走很长一段路，将报纸塞进信箱，再走一遍很长的路返回。为这一个订户所花的时间，相当于其他五六个订户都不止，心里头难免有些抱怨。但是在他家院子里总有两三只灰色的野兔出没，使我的心情变得好起来，我甚至会抱著一种与它们重逢的期待，猜测它们会在哪儿出现，这样也就不觉得“牙医小径”长得好像永无尽头了。
见识订户
送报员不光管送报，还要负责从订户那儿收报钱，交给经理。这是又一件麻烦事。在收报费之前，先要打电话到订户家，约定好什么时候到他家去取。大部份订户十分爽快，说交就交，笑脸迎人，有时还会塞给我一些小费。有的订户则会赖帐，明明没交却硬说上个星期已经交过了。太不像话的，或是拖欠了太长时间的，就要报告经理，停止给他们送报。
去各家收报钱，令我见识了不少订户。这里只说一位老太太吧。
这位老太太腰有点毛病，不能弯，要求把她订的报纸放在半人多高的信箱里。我每次都一丝不苟地按她的要求做到了，在我看来，这点小事算得什么？她却因此对我非常满意——不知是否我的前任是个马大哈，让她印象太深，形成了对比？有时候一点小疏忽会给人带来很大不便，稍微细心一点又会使人倍感舒畅。或许是因为她觉得我很有责任心、可以信任的缘故吧，她问我愿不愿意去给她家的草坪割草。我当然愿意，多打工多挣钱嘛。她教我推着割草机，割了三个小时，把她的后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从她手里接过了5美元的工资。如果按照工时来说，这个“工资”标准就太低了，不过我是新手，这三小时学会了一门使用割草机的技术，也算合算了！
不过，后来我对这位老太太印象不好了：有一次她对我谈话时提到黑人，口气轻蔑，还用了些贬意称呼。在美国，“种族歧视”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罪名，要是说谁“种族歧视”，可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那人一定会急得跳起来跟你分辩否认。而这位老太太居然敢当着我的面吐出有明显种族歧视色彩的词儿，我想，要么她以为我是个孩子，还不懂事，要么她认为我不是黑人，能成为她的“知音”，与她还能结成“统一战线”，应和她几句。我听了她的话，心里却很不受用：一来我们在小学和中学所受的教育，都是反对种族歧视的；二来我有好几个同学、朋友是黑人；三来呢，谁知道她背后怎么说我？！
老太太是报纸订户，我送报纸当然不能怠慢这位“上帝”；但是从此我对她就敬而远之了，她后来再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推说“没空”不去了。我爸笑说我这是不受“嗟来之食”。
报社每天早上都给我两三份多余的报纸，以防我的报纸破了、脏了、或是缺少页数——这样的报纸是绝对不能给订户的。但送完报后，这几份多余的报纸往往就归我支配了。这使我们家及邻居家都受益，每天不用花钱就可看上当天的报纸。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我们送报员们也有自己的报纸！这份“送报员园地”的小报每星期出一次，不但登送报的新闻，登送报员的体会，还评选“优秀送报员”，采访介绍他们，树些榜样，写的都是是我们的甘苦，读来十分有趣。
送了三个多月的报，我上八年级时，有了别的活动，就把这份工作辞掉了。最近，看见我父母朋友家比我小9岁的儿子也步我的后尘当上了“送报的小行家”，才又怀念起我自己送报时的种种磨难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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